首页 -> 2004年第6期
故友二人行
作者：张 颖
1946年10月，国共和谈基本破裂，恩来同志准备率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回延安。恩来同志行前，对留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作了细致的安排：大部分同志回解放区，一部分有掩护条件没有公开过身份的同志留下做地下工作，还有一部分因工作需要，则去香港开展工作。老乔、龚澎和我决定去香港。
记得初到香港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只有各自投亲靠友分散居住。一个多月后在铜锣湾租了两层公寓楼，当时那一带很荒凉，交通也不方便，但能集中住在一起，工作上就方便多了。龚澎一到香港即筹备出刊物。乔冠华是她最有力的助手。乔曾经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他在文化界也有许多朋友，这对办刊物有很大帮助。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与读者见面了。这一刊物旗帜鲜明地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为解放区的进步摇旗呐喊，对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正义事业和中国革命的进程都起到很有力的宣传作用。
《中国文摘》出刊后，条件仍很困难。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从选稿、改稿、编排以至下厂校对都是这几个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由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有时我到楼上去看望龚澎，她很劳累却总是精神饱满，充满乐观情绪。龚澎夫妇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三）
新中国成立，龚澎被委任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筹组新闻司。那时外交部像龚澎这样既有多年涉外工作经验，又有组织才能的干部不多。新闻司十来个人，来自各个方面，有从解放区来的，有归国留学生，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没有外交工作经验，工作伊始困难重重。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作“新中国的外交”重要报告。龚澎组织大家学习，体会总理报告的原则精神，认清新中国外交路线的基本点是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强权政治的影响。这种坚定的原则立场时时处处都不能忽视。龚澎又特别强调外交干部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时时都不能忘记外交官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新闻司的干部，在对外活动中都是发言人，即使说无可奉告也是一种表态，必须慎重。龚澎在工作中言传身教，给刚刚步入外交岗位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外交部建立之初，乔冠华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代司长，正司长由夏衍担任，但夏衍在上海市工作，一直未到外交部赴任，为此老乔心里有些耿耿于怀。
建国之初，总理给新闻司的主要任务有两条：一是给中央领导提供信息，二是要作为国家对外宣传的喉舌。龚澎和大家想尽办法完成任务。当时新闻司出过两种材料，《外交部外参》和《情况简讯》。那时候还没有国外电讯稿，消息来源很困难。龚澎组织新闻司的同志24小时收听主要西方国家的广播，看为数极少的外国报刊，随即翻译，半夜付排，清晨出材料。虽然每天只印出几页或十几页，却要付出很大劳动，经常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在对外宣传中，新闻司要发挥作用并不容易，因为新华社掌握着主要新闻渠道，还有各大报纸都有对外宣传的人力和物力，所以新闻司必须抓到自己的特点。龚澎认为通过外国记者写的新闻报道比起转发新华社讯，在国外更有说服力。当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几国，还有北欧几国，所以驻京记者也不多。龚澎经常和年轻的同志一起与外国记者交谈，和他们交朋友。她说，与记者交谈要有针对性，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或进步的西方记者，立场观点与我们较接近，就可以谈得坦率些、深入些，充分提供给他们可以报道的材料。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也要区分不同情况，注意对方的接受程度，绝不强加于人。同时态度要诚恳，平等待人。龚澎常常对青年同志说：希望把工作做好不等于已经做好。愿意宣传还不够，必须善于宣传才能有效果。
作为记者，总希望能够最早得到最准确的消息。龚澎很了解他们的心情。她想方设法为驻京记者创造有利的工作条件。新闻司对重要消息以及我国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都采取比新华社发稿时间提前一点即向外国记者透露的方式，使他们的发稿时间与新华社基本同时，加上记者可以得到现场的感受，使驻京记者十分满意。
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龚澎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发言人之一，而更多重要的事情，则是在会议期间的各种会外活动中进行。龚澎一直活跃在各国新闻记者之中，她适时地向记者们透露重要而准确的消息。她的名字在会场内外广泛流传。
1954年，我随丈夫章文晋调北京工作，我们一家和龚澎一家始终住在同一宿舍大院。从无量大人胡同（现为红星胡同）起至以后，我们都是近邻。平常往来虽不多，但当心里装着无处诉说的话时，很自然就会去找对方倾诉。1957年，龚澎下放北京郊区房山县劳动，而我在那段时间正在接受批斗，虽然我们就住在楼上楼下，也很少有时间交谈。1958年我们都搬到报房胡同新楼，龚澎已从农村劳动回来，而我却一直到1959年还过不了关。我非常苦闷，许多问题解不开扣，有个星期日我到龚澎家想和她谈谈心里话。当时外交部的反右斗争已基本告一段落，党内反右倾和龚澎没有多大瓜葛。龚澎很平静地听我诉说挨斗的事。她劝解我说：我们对党内斗争都缺少经验，应该好好学习，你检讨了数十次过不了关，可能是群众不谅解，也可能是有人从中使绊。我很有同感。我也问起她和老乔的情况，她坦然地说，也不能说受到多大委屈吧。我能下放农村劳动一段时间，对我非常有益。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接触过老百姓。说到老乔，她脸色稍微阴沉些。说乔太自傲；说到抗美援朝结束后李克农率中国代表团在板门店谈判时，老乔作为主要副手，对克农同志不够尊重，认为自己更懂外交，关系搞得不好。
1965年我调到外交部不久，即随外交部四清工作队到江苏南通搞四清。1966年6月，我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风骤至。文晋早已被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为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立即要去赴任。当时我思想上很矛盾：文化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又是从文化部门开始的，而我在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了十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说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但应主动回到原单位作个检查，有个交代，不应该就这样走了。我向外交部领导提出要留下来，领导都劝我还是应该走。一天晚上我正与文晋商量此事，文晋让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飞机票都已经拿到了。这时龚澎来了。她也劝我走，而我还是那股倔劲儿。他们都没办法，龚澎只好劝文晋先去赴任，并提醒他要密切注意国内形势的发展。文晋走后不到十天，北京就乱起来。一夜之间我成了“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关进地下室。因为文晋不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无人照管，造反派允许我晚上十点以后回家给孩子做饭。那时外交部还比较平稳，在那幢宿舍楼中，我是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哪有人敢进我的家门？只有龚澎上我家来，我们带着迷惑的眼神互相看着。她劝慰我：你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但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就好，对党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在那样狂风恶浪的时候，能听到这样的话，多么暖人肺腑啊！
很快，“文革”那股火就烧到了外交部，反资反路线，接着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字报也上了街。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被揪斗，姬、乔被押到王府井卖小报。龚澎也被揪，行动不那么自由了。相反，先乱起来的单位，造反派内部打起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关押起来，对我这样的走资派倒放松了。我每日只要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认罪书，就相对自由了，还可以出外看大字报“受教育”。我跑到王府井，看到姬、乔被押到大街上卖小报，老乔一副沮丧狼狈的样子，但还没有挨打。等到天黑，我溜进龚澎的家，告诉她我看到的情况，让她放心。有一天回到家属院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焦心地等到半夜，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独自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诉我，造反派逼她交出笔记本，她拒绝，有人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最终他们还是把笔记本都抄走了。
外交部越来越乱了，到王力在外交部作了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后更甚：夺外交部长的权，揪陈火线指挥部包围外交部，给总理施加压力，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时我常到龚澎家传递部内外的消息。我们关着门议论“文革”中窜上来的“红人”，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老乔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的交情不错。龚澎在政治上很敏锐，她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总理和陈老总的。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过，可以无话不谈。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贴出大字报，要求恢复陈毅外长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龚澎、乔冠华都在幕后支持，但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们又一次受到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从来都表现出光明磊落，坚定不移的说理精神。她在保护大家。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龚澎精神上不断受到刺激，脑溢血病倒了，病情严重。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在住医院期间，第二次发病后就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建议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老乔怕有风险，十分犹豫。恩来同志召集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争取能有转机。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还是没能扭转病情。
1970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即去医院探望。当时龚澎已完全靠各种机械在维持生命。我隔天都到医院探望，总是看到老乔坐在床旁，有时泪流满面，有时默默哀伤。有一次我又到病房，看见恩来同志正站在病床旁边，默默看着龚澎，在他脸上显出伤感和无奈。出门时，他看见我，轻轻摇摇头走了。
1971年龚澎离开人世，老乔悲痛欲绝，终日借酒消愁，两三天一瓶，很快茅台酒的瓶子就堆满了阳台。符浩、陈楚、普生和我，几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劝慰他振作起来。经过一年多，老乔才慢慢平复过来。
（四）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没有参加计划和接待工作。不久我和文晋到医院看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总理直接领导，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乔，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上呈稿基本完成，经恩来同志审定，交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不同意。但老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总理，他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讲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龚澎去世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朋友们也为此高兴。他的恋人就是章含之，我们与她还有过一点交情。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先生解放前夕即住在东四八条朱启钤老先生家。全国胜利后，章士钊全家搬到北京，章含之和父母同住那里。朱启钤先生是文晋的外祖父，我们有时去探望，自然就认识了章含之。那时她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我们很少交谈。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后，她调到外交部工作，彼此才慢慢熟悉了，但来往也不多。1972年后有一段时间，章含之突然与我家关系密切起来。一次她来到我家，谈了一会儿她忽然问：听说你在部里业余学校上英文课？我告诉她我的英文口语很差，到外交部工作很不适应，所以每周几次去听课补习。她立即说，不要去上那种课了，我来给你当老师，保证学得快。我以为听岔了，回答她：我怎么当得起你这位老师的学生呢？她倒是挺认真的。那段时间她来过我家好几次，还给我带来《英语900句》的书和录音带，有些还亲自录下音，给我做教学用。当时很难得到这些书，我心里很感谢她热情指教。但也纳闷，以往我们交往并不多，她为何对我那样热情？其实，章来我家时真正教书很少，倒是常常闲谈。她到外交部不久情况不熟，常常问到一些情况，特别有兴趣问乔冠华。大概因为我对她当时的心思不去仔细琢磨，以后她就不大来我家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