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胡适及其《南游杂忆》
作者：史义银
南游动机：“博名”还是“申义”？
香港大学授予胡适名誉学位是基于他和香港大学的一段渊源。1927年5月，胡适和香港大学创始人爱里鹗爵士(Sir Charles Eliot)在日本奈良曾有过一面之缘，双方相谈甚欢。后来，爱里鹗爵士向北京大学推荐了宗教研究方面的专家钢和泰教授(Baron, Stae－Holstein)，胡适与钢和泰之间论学往来频繁，感到收益颇丰，曾说“香港大学对中国学术上的贡献，大概要算这件事为最大”，但自爱里鹗爵士之后，港大和北大之间这种学术上的交流和联系就很少了。香港大学的医学院和工学院办得最为出色，文学院却相对较弱，港大当局也意识到这种情况对学校的发展不利。1934年上半年，副校长韩耐儿(Sir William Hornell)和文学院院长佛斯脱(Dr. L. Forster)等专程到北大访问考察，并向胡适等人请教有关中文系科教学改革的问题，胡适遂推荐了陈受颐和容肇祖两位粤籍教授。出于对胡适学术上的仰慕，以及感谢胡适对港大的帮助，港大当局决定授予胡适名誉学位，胡适坚辞未果，遂定于次年1月在港大举行颁授学位仪式。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胡适南游只是为了领取香港大学的名誉学位，甚至把它与胡适此后相继获得的35个名誉博士相提并论，这多少有点冤枉了胡适。1934年12月20日，胡适给他的好友傅斯年写了一封信，谈到“香港之行，势不容己”，并说：“香港大学去年要给我名誉学位，我托故辞了；今年没有法子再辞了，只好去走一趟。我的意思是‘开辟殖民地’，你定要笑我不脱‘通天教主’味儿了!”胡适所谓的“开辟殖民地”实际上是他此行的最主要目的，因为当时在南方尤其是广东等地，陈济棠把持的军政当局鼓吹尊孔读经，掀起了一股复古逆流，这和新文化运动发起多年后的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胡适此时的南游，名义上是“博名”，即领取港大的名誉学位，但就其真实动机而言，却是“申义”，即重申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之“大义”，反击广东军阀和腐儒的保守、顽固和僵化。
关于胡适南游的动机，我们不仅可从他事先的声明中加以了解，而且还可以从他南游后的言行中进行分析。1935年4月14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一文，文章最后指出：“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胡适试图“开辟殖民地”后的一个无可奈何的总结，同时也是他反对广东乃至全国复古逆流的严正声明。
香港：两句闲话，两种后果
1935年元旦上午九点半，胡适搭坐哈里生总统号，从上海出发前往香港。在船上，胡适碰到也南下的画家周廷旭一个熟人，两人同吃同谈，不理会其他人。胡适上午下午都能睡上两个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舒服极了”。然而，闲不住的胡适在这三天里实际上做了不少事。第一天给夫人江冬秀写了一封“元旦开笔”信，给蒋梦麟等一班朋友发了贺年电。2日，他抽空写了洋洋数千字的《一九三四年的回忆》长文，对自己一年来的身体状况尤其是学问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总结。
1月4日早晨六点，哈里生总统号抵达香港。这是胡适第一次看见香港，他由衷地赞美香港的“风景确是很好”，并在信中告诉江冬秀：“香港是一个海岛，风景好极了，非常使我诧异。”
胡适抵港后受到香港各界的热烈欢迎，各种茶会宴会以及会上的演讲颇多，胡适感叹“天天用嘴吃喝，天天用嘴说话，嘴太忙，所以用眼睛耳朵的机会太少了”。尽管如此，由于胡适来港之前已委托港大文学院院长佛斯脱代为安排日程，佛斯脱把每天上午都留给胡适自由支配，所有的宴会和讲演都从下午一点开始，因而胡适在香港的五天颇感从容，游玩了不少地方。胡适对校方的安排非常欣赏，认为这是“西洋人能体谅人”的体现。
胡适笔下的香港可以让我们领略到香港之美，在他这几天的日记、家信以及后来的《南游杂忆》中有很多记载。《南游杂忆》中记他刚到香港时写道：“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轻雾中的满山灯光，真像一天繁星。”1月5日下午，佛斯脱先生夫妇邀请胡适游览香港风景，先后游历了浅水湾、深水湾、香港仔和赤柱等地，因为1月是香港天气最好的时节，“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浓艳的鲜花”，胡适这个久居北方的人不禁感到有了“赶上春了”的快乐。傍晚，他们在圣士的友学校喝茶，“看海上的斜阳，风景特别清丽”。这天晚上，胡适应邀赴佛斯脱家晚餐，坐电车上山时天已经黑了，“山顶上有轻雾，远望下去，看那全市的灯火，气象比纽约和旧金山的夜色还更壮丽”。胡适这才相信一个朋友曾说过的话，香港的夜景只有里约热内卢和悉尼可以相媲美。6日，胡适赴港大校长韩耐儿家宴，韩耐儿家和港大都在半山，胡适说：“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远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高，但由于几面靠海，胡适认为“山和海水的接近，是这里风景的特色”。
8日，胡适在扶轮社午餐会上作《二十年来中国的进步》演说，提到香港美丽的风景，说香港应该产生诗人和画家，用他们的艺术来赞颂香港之美。有些人听后感到较为诧异，胡适就说这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香港，只把它看成是一个吃饭做买卖的商场，因而不能欣赏香港美丽的山水。20天后，当胡适从广西结束南游返经香港时，有人告诉他，香港商会已决定编印一本小册子，来描写和宣传香港的风景，并准备印行两万册。胡适赞美香港美景的一句闲话，使香港人决定印两万册书宣传香港之美，这也可以说是胡适当初始料未及的。
至于胡适在香港的另一句闲话，则让他几乎成为所有广东人的公敌。1月6日下午，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向200多名华文教师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即《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主要目的是“劝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财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时希望他们接受中国大陆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后倒退”；同时，胡适希望香港教育家努力“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然而，由于记录人员的讹误，脱漏了其中的“一个”两个字，以致“后来引起了广州人士不少的醋意”。在演讲的后半段，胡适对广东当局反对白话文，提倡中小学读经的政策进行了委婉的批评，“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记录人员在此又出现了误记，胡适后来曾澄清说自己绝不会用“风起云涌”和“尚且”之类的词，这些误记在误导广州军政当局与教育机关的情绪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次演讲在《大光报》等媒体上刊载后，广东反响之强烈也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当事人胡适这时还蒙在鼓里，仍一厢情愿地做着上省城“卖膏药”的美梦。
广州：膏药没卖成，一日三惊
1月8日晚九点半，胡适在香港登上“泰山”轮船径赴广州。在船上胡适看到一个女人在散舱里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好像一位富有经验的演说大家，胡适请教别人后才知道，原来那个女人是卖膏药的，正在口若悬河地夸耀膏药的神效，向周围的人们进行推销，胡适这才明白为什么罗文干会经常取笑他的爱演说是“卖膏药”。此情此景，让胡适不禁暗笑：“明天早起，我也上省卖膏药去!”
9日早晨六点多，船抵广州。因大雾，直到七点始靠码头，一帮朋友和新闻记者早就在此迎候。就在胡适与众人寒喧之时，有人给他送来一封神秘的信，上面写道：“兄此次来粤，诸须谨慎。”胡适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派人送信的却是他非常熟悉并且信任的老友吴康，他在将信将疑中来到下榻的新亚酒店。看了报纸，才知道自己在香港的演讲引起了广东人士的攻击。不久，吴康又派人送来一封信：“适晤邹海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胡适虽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和严重性，但又不愿第一次到广州就这样仓猝离开。在拜访了旧交也是省政府主席的林云陔后，胡适和当时西南实权人物陈济棠围绕读经问题，唇枪舌剑，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陈济棠首先挑起话题，大谈他的两大政纲，即生产建设和做人。陈济棠认为“生产建设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外国工程师”，但“做人”却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到中国古文化中去寻找，并说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原因和理论。陈济棠滔滔不绝地讲了四十五分钟后，胡适婉转地说，自己和陈济棠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双方都强调“本”，但陈济棠强调的是“二本”，而自己主张的是“一本”，即生产建设和做人都需要科学知识。
陈济棠听后大怒，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胡适心平气和地说道：“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胡适又以女人裹足为例，这种惨酷风俗在中国居然流行了一千多年，而且历代大圣大贤对此也从来没有抗议过，反问说：“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陈济棠无言以对，只好大骂中国现时的教育“都是亡国的教育”，中国人所学的科学都是皮毛，都没有“本”，所以学不到人家的科学精神，不能创造。胡适随即以数学家姜蒋佐、地质学家翁文灏和李四光等为例，说明这些科学家非但有重要的科学贡献，而且也有很高明的道德。
接着，胡适将话题转向了读经问题，说自己并不反对研究古经典，但不赞成不懂古经典的人借经典进行复古，并说他准备将在中山大学的第二个演讲改成“怎样读经？”
讲这番话时，胡适看到陈济棠并未听得进去，反而露出一种很难看的狞笑。他终于明白了是谁不愿意让他在广州“卖膏药”，同时也理解了吴康着急派人送两封信给自己的原因。
从陈济棠处返回新亚酒店后不久，胡适又收到吴康十一时写来的第三封信：“鄙意留省以勿演讲为妙。党部方面空气不佳，发生纠纷，反为不妙，邹先生云，昨为党部高级人员包围，渠无法解释。故中大演讲只好布告作罢。渠云，个人极推重先生，故前布告学生停课出席先生讲演。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并劝先生离省，冀免发生纠纷。”胡适见事已至此，决定将原定四天的时间缩短为两天，并索性取消在广州的全部演讲。
下午，胡适参加了岭南大学教职员茶会，闻讯而至的学生纷纷请他签字。晚上，胡适才从第二天的新闻校样中发现了当天邹鲁在中山大学张贴的布告，其中提到胡适的两大罪名：“在中国国家立场言之，胡适为认人作父”；“在广东人民地位言之，胡适竟以吾粤为生番蛮族，实失学者态度”。胡适明明是因反对陈济棠的读经政策而遭围攻的，邹鲁的布告却转移了人们的视线，胡适对邹鲁的这种“聪明过人”大为鄙视。不过，胡适转念一想，自己既不需要演讲，干脆用这两天的时间把广州好好游玩一下。
胡适先后浏览了黄花岗、中山纪念堂等处。在参观广雅书院也就是当时广州第一中学时，胡适被一中成百上千的师生所包围，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一睹胡适的风采。离校上车后，胡适忍不住对同行的朋友说道：“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广州演讲，大家也许来看热闹，也许来看看胡适之是什么样子；我说的话，他们也许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见了，话听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演讲的影响不过如此。可是我的不演讲，影响反大的多了。因为广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为什么胡适之在广州不演讲。我的最大辩才至多只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不讲演却可以使他们想想无数的问题。陈伯南先生真是替胡适之宣传他的‘不言之教’了！”
胡适在广州游玩了两天半后，乘飞机离开了广州。然而，在他走后的第二天，广州各报刊登了中山大学国文系三教授古直、钟应梅、李沧萍的两个“真电”。其中之一要求广东当局缉拿胡适，内云：“今胡适南履故土，反发盗憎之论，在道德为无耻，在法律为乱贼矣，……今闻尚未出境，请即电令截回，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否则老口北返，将笑广东为无人也。”在另电中，三人要求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采取相应措施，扣押胡适。但名列其中的李沧萍教授却否认自己事前与闻，事后也发表谈话否认名列“真电”，古直、钟应梅二人迫不得已，只好在后来的中大日报上刊登启事来加以“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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