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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
作者：余焕椿
《海瑞罢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
1965年底到1966年初，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却不知党中央的声音在哪里？一向按中央指示精神办事的总编辑们，到了这个时候，就好比雾海行船，成了盲人瞎马。
这是个充满变数和捉摸不定的年代。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上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他在8月6日和8月9日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存在的。”他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还同意了康生所谓小说《刘志丹》是李建彤利用小说反党的说法。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
这次会议不但把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让人说话，发扬民主，重申1957年说过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完全改变过来，打破了意识形态方面难得的平静，并且把1957年以来的“左”的发展为一套完整的理论。对此，《人民日报》的领导者们一时很难跟着转这个弯。
当时，《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正新开一个《长短录》杂文专栏，请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等国内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撰稿，目的是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这个编辑方针的深刻性和正确性，是无可置疑的，只不过没有体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精神而招致大祸，被江青一伙诬为“报社内部反党分子和社会上反党分子结合的产物”，编者和作者统统陷入罗网。
在毛泽东发表讲话不久，江青抓住机会，找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急于要拿文艺界开刀。但当她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却无人响应。
江青当然不会善罢甘休。1964年,北京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演出期间,她找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希凡,要他写文章批《海瑞罢官》。江青不事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而是绕过吴冷西，直接找她心目中的写作对象。这一举动，说明他们一开始就不打算按共产党规则办事，而要另搞一套。
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一批《文学艺术资料》，其中包括《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已发到全国县一级单位。即使这样，也没能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江青已经看出，在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跑到上海，借上海攻北京。
江青在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张春桥合作,找到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终于如愿以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文章异乎寻常地向北京市副市长、史学界权威吴晗挑战,并且把学术问题扯到了政治上：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
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这段文字咄咄逼人,充满火药味,中国问题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了吗？大家忧心忡忡。如何对待这篇文章,使《人民日报》处于两难境地。转载嘛,又不愿做违心事,登不赞成其观点的文章；不转载嘛,文章气势汹汹,来头不小,又怕承担不起责任。只好请示总编辑吴冷西,吴冷西说他要请示中央。
过后,吴冷西通知编辑部,中央决定不转载,并说,“姚文”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目的是要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的意思;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太勉强;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发表过的《论海瑞》,那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要慎重。
吴冷西当时不仅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还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掌握着舆论大权,而且被认为是最接近中央的“通天”人物,他说的话历来是很具分量的。这一次却不同了,他所传达的“中央决定”,虽然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支持,但并不能稳住大家的情绪,消除大家的疑虑。
最令人不解的是,“姚文”在上海秘密搞了一年,九易其稿,此事当时对党中央,包括周恩来都是保密的。吴冷西更不知底细,所以《人民日报》一直陷于被动。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正逗留在上海和杭州,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姚文”,可以瞒着周恩来,但不能瞒着毛泽东;不经毛泽东同意,怎敢借《海瑞罢官》向北京市委发起进攻？
到了11月底,事情突然起了变化。29日夜,吴冷西电告编辑部,说中央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并排定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 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因事关北京市,让《北京日报》早一日转载,把主动权让给北京市委,并提出转载“姚文”后,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开展学术讨论。
11月29日,吴冷西主持起草转载“姚文”的编者按语,指出如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评价问题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解决,需要系统地进行辩论,要以理服人,并强调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这个按语把评《海瑞罢官》放在学术的范围内,并强调这是中央精神。
可是，《解放军报》并没有按中央规定的日期转载,而是抢在29日提前一天将“姚文”刊出,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这个调子与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的按语大相径庭。军报的按语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认为在讨论没有开展以前,将它定性为“大毒草”,不利于争鸣。12月3日,在中央一级各报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海剧”的讨论时,仍然强调要对问题不对人,既不是要把吴晗搞臭,也不要把学术讨论集中在吴晗一个人身上。
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借批判胡适,不指名地批判了吴晗、翦伯赞的历史观。
在《海瑞罢官》问题上,两军对垒局面已经形成。《人民日报》仍继续按学术问题开展讨论。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写的《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论》。12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海瑞罢官问题的各种意见的简介》,摘录了各地报刊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有赞成“姚文”的,也有赞成吴晗的,目的在于贯彻“双百”方针,推进讨论。
12月25日,吴冷西得知《北京日报》27日要发表吴晗的检讨,要编辑部于同日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指定去中宣部，要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并规定，28日《北京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刊登的方求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吴晗的检讨。《人民日报》发表方求文章时写了个后记:“在本文发表时,才看到吴晗同志的文章,文中的问题,我们尚未研究,留待以后讨论。”《人民日报》一方面在进行学术讨论,另一方面又在把这场讨论往政治斗争的道路上引作准备。这个后记完全是出于“防人之心不可无”,为自己下一步争取主动留下一点余地,但为时晚矣。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进入1966年,《人民日报》更加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
《人民日报》元旦献词：《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66年》,仍按中央既定方针,号召全国“努力争取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可是，谁能想到，全国上下正要为实现这个强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大祸已经临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将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
1965年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突然对罗瑞卿进行批判,指控他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军事冲击政治”、“反党篡军”，给他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并由林彪宣布撤销罗瑞卿党政军一切职务。
在罗瑞卿受到毫无道理的攻击的同时,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了批《海瑞罢官》问题上,要以批《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运动。1966年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新闻界负责人参加的一次小型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会上,彭真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郭沫若可以不点名,范文澜要保护,其他人就保护不了了。吴晗、翦伯赞要点名,吴晗要批判,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毛主席说,这一次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要好好作一场斗争”。康生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学术界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没有清算过,也不是一次清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
他们的话,哪些是毛泽东的,哪些是他们自己的,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谈话时,确实谈了批《海瑞罢官》问题,在对戚本禹和姚文元的文章充分肯定的同时,指出了他们文章之不足。其中最重要之点是说戚本禹文章没有点名,姚文元文章点了名,但没有打中要害。
一条是军事战线上批罗瑞卿,一条是文化战线上批《海瑞罢官》,两条战线同时夹攻,“阶级斗争”形势显得异常紧张,《人民日报》1966年元旦献词发出的号召,实际已成一纸空文。
此时,彭真也已感到自己处境不妙,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把批判《海瑞罢官》和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保持在他认为合适的范围内。1966年2月3日,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1964年设立,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陆定一,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着手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住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拟在请示毛泽东后发到全国。
2月6日,吴冷西召集人民日报编委会主要成员开会,向大家传达《二月提纲》内容。吴冷西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准备了一个系统意见,对学术讨论已有明确方针：一放,二先破后立,三反对左派学阀用政治帽子以势压人,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他还说,“提纲已经中央通过,一两天内要去武汉向毛主席报告”。
2月8日,吴冷西随彭真、陆定一、康生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就地起草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二月提纲》的批示。吴冷西很快回到北京,向《人民日报》分管学术批评的副总编辑和有关人员介绍武汉汇报的情况。吴冷西说,“毛主席同意了,毛主席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说,吴晗过去是反蒋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好,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点不满意。毛主席说,可以不罢吴晗的官。他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是靠做一个政治结论就能解决问题的”。吴冷西还说,“批判《海瑞罢官》,不是政治问题”。大家听后,犹如吃了定心丸，深深地松了口气。几个月来，对北京的中央和南方的毛泽东是否存在不一致的疑团,开始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