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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梦秋自述（１９３７年于延安）
作者：张士义
韦尔斯：我在延安见到徐梦秋时，他是后方的政治部主任。另外，他还是官方认定的苏区历史学家。虽然徐梦秋是个瘦高个，还带着一副高度近视镜，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学者，但他本人却一直倾心于搞军事。他对我说：他曾想上黄埔军校，当一名军事指挥官。但自从他在长征快结束时双腿截肢后，他想搞军事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与我所见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徐梦秋也喜欢“倒叙”。可以说，他总是把结果放在开头来说。但是，在他讲到长征时却不见了这种表达习惯。他讲得很直率。我认为，他这种讲法很有意思。
徐梦秋：我的家庭属于旧式封建家庭。祖父是地主，但没有文化。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受过教育。我生于１９０１年，安徽寿县人。家有弟兄四人，我排行老三。我还有两个姊妹。
从中国传统道德的观点看，我父亲是个好人。他善待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说他坏话的。由于他生性慷慨，分家产时，他分毫不取，全都给了他的弟弟们。他把祖父留下来的３００亩地平分给了他的三个弟弟，并且说自己受过很好的教育，靠做教书先生足以谋生。教过一段时间的书后，他开始经商。不过，因为他太诚实和好心肠，他在生意场上没能成功。到我１０岁大的时候，我们家就变穷了。相对来说，我的叔叔和姑姑家这时则比较富裕。
他们都嫌我们这个家穷，瞧不起我们。
求学经历
我小时候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但我的长兄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１９１１年夏天，我进入一家由我兄长任教的学校，但三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就停课了。后来在１９１２年，我们村建了一所小学，我得以继续上学。１９１３年，这所学校也停办了，我又一次辍学。１９１４年，我又到一家私人开办、我的一位叔叔在那里任教的学校就读。这所学校共有３０名学生，都是沾亲带故家的孩子，我弟弟也来这里上学。我们每天要走两里路，中午在学校就餐。我们弟兄俩的学费是每年２０元。在这里没有宽容和施舍可言———我们的富亲戚们坚持要我们交学费。我们学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古典经文。父母送我上学的目的是让我将来从商。然而，由于我进步很快，父亲改变了主意，他希望我将来也去当教书先生。
但是，上了三年学后，我发现自己的想法也在逐步改变。我的长兄在外工作，常给家里寄些报纸，由此我们获悉外面发生的事情。叔叔对我不错，但我认为他是个伪君子，假装对我好，因为一旦我不能按时交学费，他就会立马让我退学。这位叔叔富得很，但他从不对我们这个家伸出援手。三叔和四叔家都富有，但二叔死得早，他们家也变穷了，所以，我们家和二叔家关系处得好，而和另外两个叔叔家关系处得不好。因此，我老早就意识到，朋友是以财产多少来划分的。我觉得自己是穷人中的一分子，对穷人充满了同情心。所以，我断定当教书先生用处不大，因为只有富人雇得起我，而我却不能帮助穷人。
１９１９年，我的两个哥哥和三叔家的儿子合伙开办了一所学校，要我去那里教书。我在那里勤勤恳恳地干了一年，但我感到并不满意，于是决定辞职。在那里，我除了吃住之外得不到任何报酬。另外三位教师都有坏习惯，还常常缺课，所以大多数课程不得不由我来上。那三位风流倜傥，喜酗酒、玩麻将，而我喜欢安静、守规矩、做事认真。
我所以想离开，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想学习新知识。当时，外面已经有官办的学校，穷学生可以免交学费。另一个原因是，在１９２０年的时候，家里逼我和一位没有文化的旧式女子成婚，而我不想要那样的人做妻子。１９２０年春，我跟弟弟借了２０元钱去北京投靠大哥。然而，我发现自己还是上不了学，因为上学虽然免交学费，但是生活仍然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而我却无法赚钱养活自己。在大哥那里住了三个月后，我又被打发回家。我这时呆在家里已不比从前，感到十分痛苦，因为在北京开了眼，发现大城市里的生活条件比内地好多了。
这时，我听说本省有个地方开办了一所养蚕技术培训学校。我去了那里，虽然自然科学教得不够好，但我学习还是很用功。我还当上了学生领袖，因为我的举止很像是一位指挥官，尽管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喜欢这里的校长和教员，所以我就与他们作对，还发动了一场造反活动。有几名教员被赶走了，但校方控制着学生的食宿，这次造反以失败告终。此后，校方对学生管得更严了。学生内部也不够团结，结果使校方有机可乘。造反失败后，校方秋后算账，开除了十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导致这次造反的原因是：学校圈定１４０名学生当学徒———有的穷，有的富———以便获取政府资助免交学费，但其中绝大多数都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否则他们是不会得到这种特殊照顾的。学校的负责人和教员都是由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他们才疏学浅，行为不端。我们学生希望赶走他们，换成进步的和受过专门培训的教员。
政府下令逮捕学生领袖，理由是他们动手打了警察局长。县长和警察局长也受到惩戒，因为他们未能阻止造反行动的发生。我们十名被开除的学生逃到芜湖。芜湖是一个商业化的港口城市，在那里，我们到一个基督教堂去学习英语和数学，每月交２元钱的学费。传教士想让我们入教，但我们什么教都不想入。
在这一年的年底，家里寄信来叫我回家过年。我回去了，但在家里又无事可做。到了１９２１年的夏天，我本想去一所师范学校，但我的教育背景达不到入学条件，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懂得太少，并且又没有毕业证书。因此，我被迫去正阳关的一所商业学校就读，不是去学习经商，而是学习英文和数学。在这所学校，我又成了学生领袖。我们不喜欢无能又虚伪的校长，举行了一次罢课，想把他赶走。但是，有些学生倒向了校长一边，结果又是我们失败。我和另外三名学生被学校开除。我们所以仇视这个校长，是因为他把政府给学校的钱统统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只有学生能够检查和制止这种腐败行为，而且我们觉得有责任去揭发它。
我回家呆了一段时间。１９２２年又出去闯了。这次，我联合几位老同学，一起去了芜湖一所免费的农校。在这里，我感到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因为在全校四百多名学生中，多数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我组织了一个由２０人组成的小团队，借以影响其他学生。我们不参加学生会，但可以领导学生的一切活动。我们和腐败的学校官僚开展斗争，并且对抗与他们合作的高年级学生。学校的管理极差，当时的大多数学校都管理得不好。
“新村”试验
我们这２０名学生组织了一个读书协会，目的是一起研究社会问题，并制定一项改造乡村生活的计划。我们想在新村运动中一试身手。就我们当时的想法来说，是属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就像傅立叶和欧文所主张的那样。我们买了各种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大多数我都记不得了，不过有一本叫《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研究》，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中的观点并不正确，但我们当时都对这本书很感兴趣，读得津津有味。
我们筹集了２００元钱，于１９２２年冬天在安徽买了一座小荒山，由一个人去那里生活。当时我不住学校里的宿舍，而是和另一位同学到校外租房子住，以免别人干扰。我们开始阅读新的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如《向导》、《新青年》等。到１９２３年的时候，我就因为阅读这些杂志而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我开始想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读书协会的一些会员表示反对，因为他们仍然打算按照乌托邦式的“新村”幻想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我们这些会员都是清一色的男生。直到这个时候，我对革命还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五四运动不论是对我还是我的兄弟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不过，我这时对它的感受比以前深刻了，并且开始选择一些进步书籍来读。最终，我们于１９２３年春天又在学校里造了一次反。我们这个团队与另一个小团伙发生了肉搏战。有１０人被开除，当然也包括我，因为是我带的头。
暑假里，我听说有一批进步人士要创办上海大学，这些人士包括：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还有瞿秋白、蔡和森及一位社会学家叫施存统。除校长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我和另外七位同学迫不及待地赶往上海，到那以后就租了两间房子，同吃同住。不久，我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又加入了党组织。在上海大学成立了党支部，我参加支部的工作。这是１９２３年的事。
当时，国民党正在上海重建自己的组织。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到了上海，比如：廖仲恺、胡汉民和戴季陶。我们学生都加入了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改组后变得进步了，并且能够公开活动。这年冬天，黄埔军校从上海选拔优秀学生，但我错过了这次机会。原因是家里来信说父亲病危，我必须回家。我的七位老同学去了黄埔军校，其中六人是共产党员。
在家里作短暂停留后，我打算报考保定军校，于是去张家口找大哥———当时他在那里的盐务局做官———希望由他介绍到军校去。我的希望又落空了，军校因内部发生分裂停止招生。当时军阀内部分裂为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吴佩孚和曹锟为首的“直系”，另一派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
我不得不再回老家。我劝说弟弟和许多朋友帮助我建一所学校，并为此借了５０元钱。但是，筹钱不易，地方当局也不支持办学。他们掌管着用于教育的公共资金，如果要开办一所新的学校，他们就不能再从政府那里得到对原有学校的资助。我曾办了一所免费学校，让学生只负担买书的费用，但因无法筹集必要的资金，仅坚持了一年时间。这一年，我在当地组织了共青团，有１０人参加。我还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有８０人参加。
１９２５年，我又离家去了上海。在上海呆了两个月后，又受党组织委派去了安徽省首府安庆，在那里组建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这时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在安庆，我组织了共青团，有２０名学生参加，其中不少人后来牺牲了。一名姓吴的学生和另一名姓杨的学生在１９２８年被国民党杀害。
同年７月，我从安庆去了上海，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工作了一个月。８月，又去了广州，打算进黄埔军校学习。
在政治部工作：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
事与愿违。抵达广州以后，党组织没有让我进黄埔军校，而是让我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做政治工作。我为此感到失望。第一军是惟一由蒋介石直接指挥的部队。第一师的师长是何应钦。我担任了第一师政治部的主任，主管宣传。当时，我们学生都把蒋介石看成是进步的，因为他还没有暴露自己的本色。我参加了东征陈炯明的战斗。１９２５年底，我又被调到十四师。后来（１９２６年）发生了“三·二”事件。蒋介石逮捕了在广州能够抓到的所有共产党员，我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估计至少有三四百人。我也被抓起来，但几天后就被释放了。这是国共分裂的开端。蒋介石发动事变的借口是，“有些军人企图发动由共产党人策划的兵变”。这完全是谎言。蒋介石此举的真正目的是给共产党人一个下马威，并借以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国共两党是在一个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我们加入国民党也是为了促使他朝着更加进步的方向前进。但是，在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总是有摩擦。１９２５年，国民党右派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用来专门对付共产党人。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有一个湖南人叫胡宗南，现在是蒋介石手下的一个法西斯头目。另一个叫冯惕（音译），黄埔生，现任驻德国使馆武官。还有一个成为法西斯分子的叫曾扩情，现在北京何应钦麾下担任要职，并且兼陕西省党部主任（在西安事变中被抓了起来）。不过，他是爱国的，后来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表示同情。
“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分子不停地与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进行争论，并且编造种种谎言恶意中伤他们。其目的是要诋毁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正是这些人促使蒋介石制造了“三·二”事件。蒋介石现在已经成为这帮人的首领，与他为伍的还有戴季陶等人。起初，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亲自掌管着学会，目的是缓和左右两派之间的争论。后来，廖仲恺被右派分子暗杀，右翼势力抬头并为所欲为。
我继续留在驻广东梅县的第十四师工作，成为那里惟一的共产党员。但是，我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很好地开展工作了，因为有人知道我的共产党员身份。我想请假去广州。还有另外两位共产党员在第一军工作，其中一位是在第三师。我们三人找何应钦谈话，但他不准我们去广州。当时，他的部队正向福建开进。不过，最后何应钦同意了我和在第三师的那位的请求，于是我们俩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停留不久，就和另外１０名共产党员一起去了上海，然后又从上海去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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