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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琵琶”：耀帮发展“西北农业的新思路”
作者：伍精华
站在耀邦同志题写的石碑前，听着甘肃同志的介绍，我思绪万千。我对随行的同志说，耀邦同志当年视察甘肃并提出“种草种树”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段历史我记忆犹新。当时陪同耀邦同志视察的，就有我们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那时我就在国家民委任常务副主任，静仁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民委主任。静仁同志回京后在国家民委党组会上传达了耀邦同志一路上的指示，党组进行了认真学习，9月份又召开国家民委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进行传达和学习，我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对贯彻落实耀邦同志的指示进行了部署。耀邦同志的思想是富有远见的，听说前两年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到这里视察，也肯定了耀邦同志当年的思想，看看这片郁郁葱葱的林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2003年是耀邦同志提出这些思想20周年，甘肃方面可否搞一些纪念活动呢？后来我见到省里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也说了这个意思。
晚上参观考察回来，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忆当年耀邦远见卓识，看今日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深有感触，半夜凑了几句诗，次日早餐时不避浅陋，读给了同行的同志：
秋夜兰州未入眠，回眸一十九年前。
种草种树新思路，反弹琵琶哲为先。
草树畜牧促良田，治穷致富铸新篇。
林木葱茏引思源，丰碑永树徐家山。
话往回说。1983年7月中旬至8月初，日理万机的胡耀邦总书记到甘肃、青海两省视察，回途中还转到延安，出席在那里召开的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20天的行程，用耀邦同志的话说，“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一本‘草木记’”。沿途所到，耀邦同志紧抓“种草种树”这个题目，一路调查研究，一路交流思考，一路宣传动员。他针对西北、北方干旱地区，提出“种草种树第一”的思想，明确指出种草种树“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是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改造山川，治穷致富，逐步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的基础”，“是改变西北干旱地区自然面貌的必由之路”，他把自己这个新思路，形象地称为“反弹琵琶”。
耀邦同志提出这些思想的时候，“文革”结束不久，人们的观念还是“以粮为纲”，要多开垦、多种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总书记用这么长的时间，反反复复地强调种草种树、治理山河才能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耀邦同志这次考察途中的论述，是他长期学习、实践和思考的结果，是成熟的系统的思想。他一路谈古论今，深入浅出，从历史、现实、自然、社会、科学、全局、战略等多种视角，分析和阐述为什么要种草种树和如何种草种树。他的种草种树的思想，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具有开创性、科学性、实践性、群众性、全局性和战略性。
种草种树要放在优先的战略的发展地位
我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总是伴随着不停地开荒、砍树、毁草。就是要多开辟田地，多种庄稼，以粮为纲。一切事务、活动都要服从这个“吃饭第一”的天下大事。吃饭就是吃粮食，粮食是主食，其他是副食。解放后这种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但是这样狠抓粮食，始终也解决不了困扰中国千百年的粮食短缺问题。耀邦同志在调查研究之后，没有沿袭“多开荒、多打粮”的思路，而是指出在西北、北方干旱地区首先抓好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种草种树、草木育田、以牧促农等观点。他在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上说：“多年来我们有个老框框，就是怕没有粮食。越怕没有粮食，就越要单打一地抓粮食；但越是单打一地抓粮食，结果就越没有粮食。在这个问题上，看来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或者索性说，来一个思想大转变。我在甘肃说过，我说你们《丝路花雨》不是有一个‘反弹琵琶’吗？人们弹琵琶，一般放在怀里，《丝路花雨》却拿在背后弹，所以叫‘反弹琵琶’。由此得到启发，我当场作了两句打油诗：‘甘肃农业要开花，来他个反弹琵琶。’就是说，像甘肃，还有青海这类地方，索性把粮食自给这个问题暂时放下，不要老觉得粮食问题压力很大，老是只想着甩掉吃调入粮这顶帽子。甘肃、青海每年调进这些粮食，我说那不要紧，按你们调粮的那个指标，国家一斤不少给，保证你们这些地方主要抓种草种树，发展牧业。当然你们不要误会我这个话，以为可以放松粮食生产。我的意思是要抓种草种树，发展牧业，由此增加肥料，增产粮食。这四个环节都要抓，而就你们这些地方的现状来说，首先要抓的一个环节，是种草种树。草、林搞上去，畜牧业就上去了，肥料就上去了，粮食也就一定能够搞上去。中央讲过‘决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多种经营上去了，粮食生产也就搞上去了，这才是辩证法嘛。所以一定要来个思想大解放，狠狠地抓紧种草种树。最后的目的，是经过种草种树，发展牧业，达到粮食大增产。这就叫‘反弹琵琶’。”
耀邦同志高瞻远瞩，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创新精神，提出了种草种树的伟大意义，赋予了种草种树以全局的宏观的战略地位。他在甘肃讲到：“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到延安时他又指出：“要实现中国北方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在我看来，第一位的工作是种草、种树。”他把种草种树的好处归结为：“第一可以富起来；第二是以草以林促畜牧业，以草以林促粮食；第三可以促轻工业，促食品工业，促乳品加工、皮革加工、水果加工、干果加工、木材加工等等；第四还有助于促老天爷，改变他‘瞎指挥’、分配不均，改变气候。”“所以说，种草种树，确实是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一环，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种草种树，治理山河，改变面貌，是长期的战略问题，不是权宜之计。所以耀邦同志号召大家不但要有决心，而且决心要持久，十年不行，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一代一代接着做，要“搞出点名堂来，这样来促进农业面貌的改变，促进国家自然面貌的改变，促进国家经济面貌的改变。一改带几改，一个改革带动几个改革，一个改变带动几个改变”。这个工作，既有重要性、长期性，更充满艰巨性，所以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愚公移山的精神。他在延安时说：“1945年毛主席在延安讲了愚公移山，我们现在也讲愚公，我们不讲挖山，而是治山：绿化祖国，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要硬下这个决心，要想到这件事干得怎么样，不是小问题，而是对不对得起党，对不对得起人民，对不对得起已故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对不对得起后代子孙的大问题。”
耀邦同志的论述，反映了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当时“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我国还没有兴起的客观事实，耀邦同志的这些思想更显得远见卓识，弥足珍贵。
要因地制宜，科学种草种树
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的干旱、沙化、荒漠化成因，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耀邦同志提出要科学研究干旱的分布、类型和成因。他在延安的讲话中，运用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资料，提出并分析了“中国干旱地区究竟有多大？干旱地区要分几种？干旱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减轻干旱、保证农业增产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等问题。他说，人治病首先要弄清病源，地球要治病，例如要治理干旱，就要弄清楚干旱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就许多地方来说，自然变化是基本原因，而人为破坏肯定也是重要原因。我们看到地球上有很多地方，都是曾经有草有树，后来被破坏了。他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他说：“讲干旱地区形成的原因，重要一条是几千年、几百年的人为破坏。不讲这一条，就不可能弄清楚由来，不可能弄清楚来龙去脉，害什么病和怎么治理也就弄不清楚。”
看到了问题，弄清了原因，就要找出办法，解决问题。耀邦同志形象地说，现在我们的大地母亲很瘦弱、贫瘠，我们就要给她“粮食”吃，这个“粮食”就是草和树，因此就要大力种草种树。大地母亲强壮了，它才会给我们奶吃，即给我们粮食和肉食。耀邦同志引用了《老子》中的一句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求不要再搞那种掠夺式经营，要来个思想大转变、大解放，狠抓种草种树，这样才能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针对西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种草种树面临许多困难这个现实，耀邦同志指出决不能盲干、傻干，要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他说：“一个地方种什么草，种什么树，以及怎么种法，都需要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之下，过细研究，具体落实。”针对西北地区的水、土、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耀邦同志强调要科学合理地搞好植被配置，指出：“只种乔木不行，因为只种乔木，保不了水土，还得灌木和草陪衬”，“许多地方，种树不行，可以先种草，先种灌木，这就叫种草起步，草、灌先行，以草养畜，促林促农。”
长期以来，人们只要有点钱，总想都投到水利建设当中，存在重水利建设轻绿化保护的情况。这不是说不搞水利建设，实际上我们的水利建设投入还很不够。耀邦同志指出，水利建设要搞，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种草种树，搞好绿化建设。他要求大家“多想草木，多做草木之梦”。他说，古汉语中，灌木叫“莽”，种草种树可以说就是要当“草莽英雄”。如果你们不做“草木之梦”，只梦那个龙王爷，不想当“草莽英雄”，只想当“东海龙王”，一心只想搞水利，那就“想到两下里去了”。
耀邦同志十分重视种子问题，强调要因地制宜，“你那里适合种什么，先种什么，后种什么，都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具体安排”。西北树种紧缺，为解决树种不足，耀邦同志指出可以号召全国支援。他和陪同视察的团中央负责同志说，请团中央发动全国青少年，采集草木种子，支援西北，为绿化祖国做贡献。这既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又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团中央后来开展了这项活动，影响很大，取得了成效。就这件事，后来有人批评耀邦乱指挥，说南方树种怎么能拿到北方来种呢？其实耀邦同志当时对活动讲得很清楚，他说：“大城市如京、津、沪可以不搞，它那里草木很少。还有南方各省，采集的树种不一定适合北方，可以自采自用。”实践也证明，南方的许多树种，也适合北方种植，兰州徐家山那片采种于全国的郁郁葱葱的纪念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耀邦同志尊重科学，还体现在他的工作作风上。在考察途中，他虚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没有把自己的意见作为“金口玉言”，凌驾于别人意见之上，而是强调要多互相交流和探讨，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对待有关的科学研究和分析，他说，我讲的也是一家之言，可能同有些科学家不同，那也不要紧，百家争鸣嘛，你们讲错了，我不打你们的棍子，我讲错了，你们也不打我的棍子，这应当成为一种风气。
种草种树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有利于群众
种草种树是全局的战略的问题，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发动群众，进行广泛大动员。耀邦同志讲：所谓广泛，就是要党内党外都知道，男女大小都知道。还要深入，就是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还要持久，就是坚持不懈，不能这次开罢会就万事大吉。明年要讲，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要讲，二十一世纪还要讲。大动员，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讲得通通俗俗，生动活泼，并且提出恰当而又鲜明有力的口号。现在我们有些东西，“洋话”太多，老百姓听不懂。例如什么“植被”等等，他听了会想，棉被都没有，要什么“植被”？所以要请你们注意，务必讲得通俗才好。历史上有个李自成，叫闯王，他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你看，六个字，大家就跟他造反了。我们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也提过一个著名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也是六个字，使亿万人跟着我们走。所以口号一定要通俗易懂，并且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如果不紧密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只说什么“改造山河”啊，提得蛮高，但是曲高和寡，动员力量就不大。
耀邦同志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脑子里一定要有两个富：国家富，人民富。一定要把是否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兴旺发达和人民富裕幸福，作为检验自己一切工作对或不对的标准。离开这一条，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种草种树这件大事，主要靠发动群众，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关键是要用政策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把种草种树同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使种草种树有利于群众的治穷致富，做到“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子女继承”。必须让群众看到好处，得到实惠，才能真正地、持续地把群众动员起来，参与进来，才能让种草种树这个伟大的事业长久持续下去，遍地开花，才能逐步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也才能从根本上使人民群众脱贫致富。
这次考察，耀邦同志发扬了他一贯的求真务实的作风。他说，我这次下来，政治形势没有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讲，学习《邓小平文选》没有讲，就讲了个种草种树，我觉得这是个战略问题，对甘肃、青海来说是个天大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抓住了，我们干部的思想方法也就搞对头了，实事求是也来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的精神也来了。耀邦同志不从理论到理论，不讲套话空话，抓住主要矛盾和当地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通过抓实务来讲政治、谈形势。
温故而知新，重温耀邦同志关于种草种树的一系列论述，深感其意义深远，极富理论上的创新意义和实践上的开拓价值。耀邦同志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多年来对我的思想、工作也深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