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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世界眼光
作者：宫 力
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注重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的观察与分析，逐步在国际战略方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一系列对外方针和政策，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早在新民学会期间，毛泽东就把“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在他的影响下，新民学会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正式确定学会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此基础上，他极力主张“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影响下，毛泽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存在着“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的斗争。“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在这种局面下，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除了站在革命阵营一边之外，没有其它的道路可以选择，走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提出的上述论点，为他后来提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毛泽东从总体上把握国际局势的逻辑起点。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不同利益和矛盾的分析，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不同派别的“新旧军阀”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争夺与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这个结论不仅对开辟一条独创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也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它涉及到了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1935年12月，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调整了对外战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空前紧张的程度。”因此，我们对待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使他们“暂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那些同情帮助中国抗日，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应“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提出调整对外战略固然有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的影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有其自身所依据的思想基础，这主要见诸于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在华矛盾的独特分析。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第一次明确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不仅是“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还“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而“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就必然加剧日本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有可能建立一个包括英美在内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不仅如此，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还有可能使中国那些亲英美的政治集团，在英美政策的影响下走向抗日，“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因此，中共可以利用英美来争取和影响国民党中亲英美的派别实行抗日的政策，并抑制其反共、内战的政策。
毛泽东的上述分析，不仅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争取英美加入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依据，而且为在抗日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立了理论依据。
1936年7月，毛泽东通过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第一次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共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37年5月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测是有远见的。虽然英美曾在中国抗战初期一度实行“不干涉”中日战争的消极政策，而且在1941年还一度企图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日本妥协。对此，毛泽东曾指示要予以揭穿和反对。但日本的胃口是英美满足不了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终于使中、美、英在抗日的基础上走到了一起。1944年7月，美国政府派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受到中共方面的极大重视，中共中央称这是我们“外交的工作开始”。
提出中间地带的战略观点
客观地判断国际形势是科学地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等。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分析战后世界主要矛盾入手，经过缜密的思考和探索，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这一重要文稿，力排众议，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结论，而且还大胆预测出，对峙的双方主要代表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战争的爆发。毛泽东认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在此之后，毛泽东又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观点。他针对当时美国散布的反苏战争的流言，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针对这样一种国际战略态势，毛泽东认为要抓住主要矛盾，“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而且“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
毛泽东的上述论点，不仅表明了他对战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经过斗争，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于可以避免的重要观点。这对于即将在炮火硝烟中诞生的新中国正确地确定自己的外交方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且，依据“中间地带”的观点来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对付当时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于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以反对主要之敌的目的。这就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
创建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建国前夕，全面地提出和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从根本上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外交划清界线，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针”，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真正站起来。为此，他于1949年春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决策。
“另起炉灶”的涵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束缚”，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外国在华外交机关和人员的合法地位，而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根据这一原则，中共中央于1949年4月26日致电已经占领南京的邓小平、刘伯承等同志：对于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的名义将这一公告送达各国政府。表明了中国政府不承认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具有继承性，也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机构和驻外人员的合法地位的严肃立场；同时向世界各国宣布了新中国愿意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良好愿望。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基本涵义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话时曾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这是毛泽东依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所作出的另一个重大外交决策。帝国主义在中国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势力和影响，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和自行消失。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给予正确的处理，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必然受到影响。因此，毛泽东指出：“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这是新中国对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的总的立场，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坚强决心。
除此之外，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了“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是毛泽东根据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巩固和建设新生的中国，而作出的又一项重大决策。“一边倒”是从当时全球格局出发的一种战略思考。毛泽东认为，新中国宣布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能“使我们在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并且“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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