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0期
密林深处与长征路上
作者：王诚汗
走上巍巍大别山
1931年秋，我所在的河口工人纠察大队在改编为红军河口独立营后，相继又扩编为红军河口独立团，时间是在这年的12月初。这时我曾准备在年前回家看望妈妈，但由于战事紧迫，军情紧张，白色恐怖笼罩，担心我回家会给家庭带来麻烦，最终没有成行。红军河口独立团正式成立后没有几天，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全部离开河口镇，转移到以北的大别山区。河口独立团编入主力部队时，我被分配到红25军75师224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河口镇。
我这刚满14岁的红军娃，怀着对新社会的无限憧憬，走出了王家大湾，走上了巍巍大别山。
在严酷战争环境和军事斗争的锻炼下，我很快适应了部队生活，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打了一些胜仗、大仗、恶仗，成长为一名勇敢顽强的红军战士。我参加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正规战斗，是1932年上半年的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作战。在长达数月的战斗中，我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和取得一场战争胜利的艰难。
那时，红军处在建立初期，在指挥战争和战略战术上还存在一些急躁、冒险的问题。加之党内、军内的“肃反”扩大化，使红军队伍自身遭到不必要的损失。“肃反”搞得红军中人人自危，一些很有才华的优秀指挥员被错杀。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虽然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进攻战役的胜利，但接下来却被张国焘（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主席兼军委主席）的“左”倾冒险主义所断送。他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国民党军已经是“偏师”，甚至提出“打下黄（安）麻（城），分头牛回家”，“打下武汉过中秋”等不切实际的口号。这年6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未能扭转被动局面。张国焘由轻敌到恐敌，10月，被迫仓促将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撤离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向外线转移，留下红25军一部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我所在的75师224团，奉命留在根据地内。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川陕边区后，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转入非常困难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30多个团10余万“围剿”大军疯狂扑来，原鄂豫皖边根据地的革命势力和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残酷报复，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少量的红军部队对强大的敌人几乎无还手之力。一时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别山血流成河，尸堆如山。直到这年（1932）年底，留下的一部分主力红军，汇合地方部队和收容起来的大批伤兵员，才又组织起一支部队，这就是重新组建的红25军，坚持战斗在大别山区。重建后的红25军，与1933年初新建的红28军，在鄂豫皖省委领导下并肩作战，粉碎敌人的划区“清剿”，扭转了危险局面，发展壮大了自己，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有力支柱。
豇豆真是太好吃了
从主力红军西去到红25军重新组建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可以说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最为艰难的岁月。这段时间，也恰好是我参加红军后以至我此后70余年戎马生涯中最为艰辛的一段时间。7月，也就是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那个月，我患了伤寒病，发高烧，昏迷不醒，根本无法随军行动，不得不住进红军设在大别山区的后方医院第二分院。
大别山地区的特点，就是山多、沟多、水多、雨多、树多、草多。豫鄂交界的七里坪以北，山上的树木特别茂密。当时红军的所谓野战医院，只不过是在深山野林之中搭起的一片草棚。在战争环境中，医院与正规部队同样面临着敌人的围追堵截，同样没有安全保障。医院收容了一些失去自我保护能力的伤病员，却没有自己的掩护部队，敌人来了只有跑。
为躲避敌人搜剿，每天天刚蒙蒙亮，医院就把伤员抬到山上分散隐蔽起来，待天黑后再一个一个地抬下山来。如果原有的草棚被敌人烧掉，就只好再选择地方，临时砍些树枝、葛藤、茅草，重新搭起草棚子过夜。敌人几乎天天搜山，到处放火，伤员必须随时转移。转移在密林中的伤病员在白天是不敢生火做饭、烧开水的，担心会被敌人发现。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在遮住火光的情况下烧水做饭，但这一天中惟一的一次热汤热水，也很有可能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或一次敌情取消。由于盐、粮和医药奇缺，加上频繁转移的颠簸，不少伤病员因病饿和得不到治疗而牺牲。
我当时病得非常重，战友们多以为我活不下来了。昏迷了半个多月，我的头发掉光了。营养严重不良，尽管医院的同志们想了许多办法，但无法解决吃饭问题。有时晚上在地方武装的掩护下，冒险到白区弄点粮食回来救急。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靠吃野菜度日，主要是野芹菜。有时能抓到一条蛇，那我们就算开洋荤了，但是我不敢吃蛇肉，只是喝点汤。
我又一次在生命垂危清醒过来，医院的领导问我最喜欢吃点什么，他们将尽力去做。我努力回忆着所吃过的最可口的饭菜，立即想起了妈妈做的豇豆菜。我说我最想吃点豇豆。大家立即分头下山，四处去找豇豆。那时国民党军封山很严，许多地方都成了“无人区”，到哪里去找豇豆呀？我后悔不该向医院提出这个要求。令人高兴的是，居然有位同志历尽艰难，找回来一把豇豆。我躺在病床上望着这位满脸疲惫的战友，万分感激。战友们把这点豇豆放在一个铁桶中煮，清水中加了一撮宝贵的盐，那股清香味道呀，真是美妙极了！我似乎又回到了妈妈的身边。战友们依偎在我的身旁，喂我吃下了这几根豇豆。这真是战友情深啊！
也许是几根豇豆促进了我的生机，使我有了活下来的希望。虽然仍然走不动路，但不像前段时间那样三天两头就报病危了。躺在病床上，我曾经想到，等革命成功后，我回到家乡要种下一大片的豇豆，我整天吃豇豆，一定要吃个够，豇豆真是太好吃了！
此后，我的病也竟然神奇地渐渐好起来。这里面显然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母亲情结所在，是妈妈的亲情给了我求生的顽强力量。
体力的恢复是非常慢的，我依然不能站立起来。白天，同志们把我们这些重伤病员抬上山分散隐藏起来，躲避敌人的搜查；到了晚上，再把我们抬下来，吃饭，治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夜晚是快乐的，白天则是漫长而难熬的。蚊虫叮咬中，躺在潮湿的树丛里，四肢软弱地动弹不得，脑袋也懒得左右摆动、一点力气也没有，要是敌人来了，我只有等死。有时一只小鸟落在我身上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又飞走，它显然不知脚下是一个活人。那时，我真是羡慕小鸟的自由，我就这样少气无力地躺在担架床上，身边是同志们预留下的装在一个小陶盆中的泉水，渴了、饿了，就靠这盆水充饥，如果不小心弄洒了，那这一天可就更难熬了。
满山的风声中，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我的妈妈。我生病的消息，千万不能让她知道，免得牵挂，我一定要养好病，回家看望妈妈。有几次，我病痛得实在难熬，曾经产生绝望的心情，这时慈爱的妈妈微笑的面容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又使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和信心。我在山风中多遍默语着“养好病，回家看望妈妈”，挺过了一次次难关，妈妈成了我养病期间的重要精神支柱。
养病期间，有几次我差一点被搜山的敌人搜出来。大别山的森林特别密，搜山的敌人是成群结队的，他们也非常害怕，常常互相吆喝着为自己壮胆，“看见你了，快出来吧！”有时紧张地开枪射击，把树林中的鸟儿惊飞一片。与我同时住院的重伤病员，有几位被敌人搜出后打死在山上。敌人的脚步声，躺在密林深处的我有时听得很真切，透过树叶缝隙，有时甚至能看清敌人官兵的面目，也就相隔二十多步远吧。最危险的一次是有一天上午，大概有两个连的敌人像梳头一样密集搜山，有一个敌人竟然高呼着“看见你了，快出来吧！”，径直向我藏身的地方走来，他平端着枪，直到刺刀快戳到我头顶上的那丛树木时，站在一块石头上突然停了下来……一股臊味传来，原来他是找个合适的地方撒尿来了。有些尿水直接浇到我蜷缩的身上，溅脏了我身边的那陶盆泉水，害得我这一整天没有喝上水。这个家伙如果是蹲下来大便，那我可就全暴露了。
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情中，我侥幸得以生存下来。
英勇善战的红25军
我病愈后，被分配到红军罗山县独立团任班长。这年底（1932年12月），罗山县独立团编入红25军，我被分配到红224团3营当通信班长，这个月我刚好15岁。在我那个班10多人中，我的年龄算是大的，我这个班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孩子头”。其实，整个的干部战士，年龄都非常轻。若论平均年龄之小，在全国红军中红25军是独一无二的。
关于重建后的红25军这支队伍，共产国际有一份资料曾这样高度评价：他们多是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是“随同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指战员的子弟”，“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同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是从十三岁到十八岁”。他们就是“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在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军长徐海东等军首长的正确领导下，到1933年4月，红25军发展到13000多人。我因作战勇敢，这年9月被提升为3营8连副排长。后又参加了七里坪、河南九里关等战斗。12月，我升任排长。
当时我较年轻，职历也很浅，只是上级指到哪里，我打到哪里。对上级的军事指挥艺术还谈不上有完整的认识，但从多次的战斗中，我深刻体会到红25军打胜仗有一个显著的战术特点，就是：敌追我退，退中打伏；回撤成弧，打其前腹；分段切割，吃其一部。我以为这种打法，在其他地区的红军中并不多见。红25军此种战法的具体操作，多数情况下都是先引诱敌人上钩，惹得敌人气恼地跟在后面直追。就在这不经意中，红军大踏步地后撤，速度之快，使敌人常误以为是红军小股部队，几乎完全失去了回头阻击的能力，正“狼狈逃窜”。但是，红军撤退到50里之外后，一夜之间又悄悄返回。妙在不沿原路，而是兵分两路，绕道从来路的两翼翼侧翻卷，划出一个弧形，秘密返回20里，埋伏在敌人的追路上。尽管敌人的侦察人员十分尽职，视线也达到了50里之外，侦察前锋也的确没有发现红军有沿原路设伏的迹象，所以当他们的大队人马在距离他们的攻击目标还有20里时，常是忙于赶路，毫无临战准备。这时，红军突然如同从天而降，其用兵也并非一般部队常用的全线出击，整个设伏部队压向一处，红25军却是分为数路，拦腰将敌人行军中的一字长蛇阵从前腹部到尾部截为数段，而弃敌之精锐所在的先头部队所不理。如此战法，往往都能得手，最后将敌各个击破。我以为此种战法的妙处在于那两个“翻卷的弧形”及“翻卷”后的预击位置的选择。此种战法在过去的作战总结中，并没有引起重视，现在谈一点自己的体会，与大家共同商榷研究。
英勇善战的红25军在大别山区的红旗不倒，如同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尖刀，使南京、武汉的敌人坐卧不安。1933年底，敌人又纠集53个团对鄂豫皖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疯狂叫嚣要“砍尽大别山的树，挖尽共产党的根”。
这时，鄂豫皖根据地刚遭受敌第四次“围剿”和“清乡”的严重摧残，亟待恢复元气；红军经过连续作战，疲乏不堪，也迫切需要休整。但由于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人受王明路线的影响，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执行“夺取中心城镇”、“为保卫苏区每一寸土地而战”的方针，强令红军“趁热打铁”，大举反攻，进行中心区保卫战，“夺回七里坪、新集、红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