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8期


白米斜街三号与闻一多遗属

作者:闻黎明




  读到《北京青年报》3月26日风俗地理版刊登的关于张之洞的私宅,当时就想到这可能就是祖母住过的地方,只是不敢肯定。5月7日,该报又刊登了王合佳的《张之洞府邸住过冯友兰》,文中说“抗战结束后,闻一多先生的夫人高孝真也曾在这里居住”。这段话,证明我的推测没有错。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家搬到南锣鼓巷的帽儿胡同9号(即《北京青年报》3月26日文中提到的“可园”)。帽儿胡同西口,就是鼓楼前的后门桥,桥的西南侧是白米斜街。祖母在世时,不止一次地说到白米斜街的院落,可见她对这里印象极深。
  1946年7月15日,祖父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祖父殉难时,祖母因过分紧张和悲痛心脏病发作,大伯闻立鹤以身体掩护祖父,连中五弹负了重伤,两人都住进了医院。10月上旬他们基本康复,祖母带着一家在中共地下党、民盟和先祖父的一些学生的帮助下,经上海回到北平,暂安置于国会街北大分院。
  其时,清华校方竟因祖父殉难将原先已经分配给我们家的战前我家旧居——新南院72号分配给了别人。这样,祖母一家一时无房可住,幸好中共地下党徐冰同志(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部长)来探视祖母,得知此情况后帮我们住到了西单附近前京畿道一处小四合院内,这才解决了一家七口无房可住的问题。
  那所小四合院原系一位共产党人士家族的私产,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时曾为军调处中共工作人员住宿使用。和谈破裂后中共的同志撤走,房东自己住用了大部分,其余的空在那里。祖母带孩子们住在这里,条件虽然不太理想,但在无处安家的情况下,能有这么个去处遮风挡雨,吃饭睡觉,也可谓有了几间难得的雅舍了!
  然而,没想到这条胡同的中部驻扎着国民党宪兵队某部,大门口一天24小时站着全副武装的卫兵,那些家伙整天如临大敌目不转睛地盯注过往行人。祖母自从经历了昆明事件,一见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就情不自禁地紧张、害怕,迁住前京畿道之后,出门上街恰好必须经过宪兵队的大门,而每次经过这个鬼门关,她的神经都特别紧张,心跳加速手发颤,回家后都像又受过一次刑一样,好半天恢复不过来,再加上警察不时前来查户口,闹得她也常常心神不安。为此住了不久身心就受不了了,不得不另寻安身之处。冯友兰夫人知道后,热情地邀请祖母搬到白米斜街3号她们家去住,祖母觉得这里房子比较宽敞、安静,又有冯太太做伴,便欣然答应了,但一定要付租金,说白住于心不安,冯太太表示这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无论如何不能要,争来争去最后只好以象征性收费而告妥协。
  冯友兰是祖父在清华时的老同事、老朋友。1932年暑后,祖父回到清华大学中文系,那时的文学院院长就是冯先生。从那时起,直到祖父殉难,十几年中一直在一起共事。抗战初期,清华南迁昆明,第二年祖父接替朱自清先生担任了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和冯先生的来往也就更多了。
  1945年初,闻、冯两家都搬到了昆明西仓坡的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住在同一排房子,几乎天天见面。两家的孩子也都在联大附中读书,冯先生的女儿冯锺璞(即宗璞)和我大伯同在一个班,冯先生的小儿子冯锺越与我的父亲闻立雕同班,两家大人孩子过从都相当密。其间,祖父与冯先生虽然不时在某些政治观点上有分歧,但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祖父长于篆刻,冯先生题诗写字需要落款钤印,祖父慨然为之镌刻了大小三方印章。1945年寒假,联大学生中的“悠悠体育会”组织去石林等地游览,祖父带着我大伯、我父亲和冯锺璞一同参加了这次旅行。1946年春,美国加州大学邀请祖父前去讲授中国文学,冯先生那时也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他曾特约祖父一路同行。
  祖父遭暗杀时,冯先生一家刚离开昆明,他是在重庆等候飞机北返的7月17日得到祖父被刺消息的。18日,冯先生和途经重庆的王遵明、王宪钧、江泽涵、吴素萱、邵循恪、李鲸石、周炳琳、周作仁、金岳霖、苟清泉、姚从吾、姚圻、徐仁、陈康、高华年、马大猷、许维?、张清常、张怀祖、郭沂曾、阴法鲁、冯式权、冯至、汤用彤、费青、傅乐淑、黄子卿、汤佩松、叶企荪、叶楷、刘俊潮、刘钧、蔡枢衡等34位联大教授,联名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提出严重抗议。函中称:“同人等复员过渝,留滞陪都,方怅行路之艰难,而昆明噩耗频传,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父子又被狙击。闻先生治中国文学成绩卓著,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祈主管当局务缉凶归案,严究主使,政府在道德上法律上之责任决不能有所规避,对于其所属人员亦自不能有所曲护,并祈从速处理,以平公愤,无任企祷。”
  也是7月18日这天,冯先生还致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昨日始悉一多消息,不胜悲愕。此间同人已联名致教育部一电,原稿由锡予寄呈一阅。校中对于一多家属抚恤不知已有决定否?弟意可先决定下学年续发薪津,其余以后再说。”8月,冯先生再次写信给梅贻琦,认为“一多之死,就清华言,亦为莫大之损失”,同时指出“见报载校中有抚恤委员会之组织,不知有何决定?在平时,闻家驷(按:闻家驷即我的二爷爷)屡次来打听弟言,以弟度之,可继发薪津数年,至少一年是不成问题的。家驷又表示望清华仍为一多家眷留一房子,俾其子女不致离开清华团体。弟意以一多在学术上之贡献及其死之情形,此点似应亦为抚恤条款之一,望酌定。如以为可行,并乞告一多太太,俾其放心北上。”
  冯先生的几封信里,都建议清华大学应解决闻一多家属的生活问题,其中也包括祖母的住所。言词间,不难看出冯先生对祖母的关怀。因此,尽管冯先生那时已经赴美,冯太 ?将祖母接到了白米斜街的私宅。
  冯友兰先生的白米斜街私宅,当时的门牌是3号,并且是张之洞的府邸,这些我都是从《北京青年报》上才了解到的。但是,这所院子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却很少有人知道。
  冯先生的住宅,是个一进两重的四合院。冯家自己住后院,我们一家住前院。大门在白米斜街,后院有个小后门,一开门就是什刹海。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分做南系和北系两个系统。北系为抗战时期坚持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党,由彭真、刘仁领导;南系则为抗战胜利后从国统区复员回平津的地下党组织,直接受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领导。1947年冬我的六伯黎智(闻立志,抗战期间在重庆南方局做青年工作,“文革”后任武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来到北平,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南系学生运动,六伯母魏克也随之来平,根据党的指示,从事上层人士家眷的统战工作。
  大概是考虑到冯友兰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有助于掩护自己的行动,我六伯他们到北平后,就看中了白米斜街3号祖母的家。他们白天外出开展工作,晚上回来睡觉。祖母早就知道六伯是共产党,但心照不宣,他们每天出去做什么,也从不过问,心里明白反正他们干的都是共产党的事。冯太太只知道闻家来了个侄儿和侄儿媳妇,殊不知他们这个大宅子无意中掩护了一个中共地下党头子!这年刚过了年三十的一天上午,几位老朋友手提礼品从清华来向祖母拜年,我六伯和这些人不熟,又不便于与更多的人交往,进到里屋躺在床上休息。就在这个时候,一群国民党警察、保甲人员突然前来查户口,幸亏那几位客人出面应付,说我们是来给师母拜年的,并且手指桌上的礼品盒子说,你们看这不是我们带来的贺礼。你一句,我一句把那些家伙打发走了。事后祖母想到如果那些家伙掀开门帘进里屋去查,真还不太好对付哩!六伯他们也感到有些后怕,觉得这白米斜街3号冯宅也不是太平之地,就转移到中老胡同北京大学教职员宿舍我二爷爷闻家驷家去了。
  六伯父他们走了,利用这白米斜街3号暗中为革命做贡献的事并没有中止。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蒋管区大批青年追求进步,纷纷前往解放区,于是,祖母的家就成了南方青年经北平去晋察冀解放区的中转站。当时,从华东一带去解放区的人,都要在北平接头,掌握这个关系的有吴晗。吴晗常常介绍一些青年住在祖母家,一直住到护送人来接走。白米斜街3号门口常有这样的情况,门铃响了,打开一看,或是一个,或是两个,有时是男的,有时是女的,素昧平生,根本不认识,几句话一说家里人便知道又是去那边的,立即迎进来,祖母总是像又遇见一个亲人一样热诚相待,不几天,来人满心欢喜乐呵呵地向祖母告别,衷心感谢,祖母为他们将到那光明的地方去而高兴,向他们表示祝贺。这些人走了,过两天又是一批。后来说起这件事,祖母说她也记不请一共送走了多少批。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霞飞同志告诉我他就是在祖母家住过十多天后,才转往解放区的。她说奶奶对待她像亲人,热茶热饭,问寒问暖。
  1948年春天,祖母带着全家也告别白米斜街3号投奔到解放区去了。如今冯家二老早已仙逝,他们一直也不知道他们的这所白米斜街3号,曾为全国解放做出过贡献!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