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8期
与郑惠同志交往二三事
作者：王素莉
1991年4月的一天，按导师萧超然教授的指点，我骑车从北大出发，追溯1919年5月4日学生的游行路线，并寻访当年李大钊被捕的院落、陈独秀居住的平房、北大红楼等历史遗迹。将近一天的奔走，已是人困马乏。到五四书店买书并休息，我被书架上《李大钊文集》和《陈独秀文章选编》吸引住了。可是囊中羞涩，只得与服务员交涉留一套，下次再买。服务员没有理睬。
旁边的一位长者看我那么执着，忍不住说：“同志，你就给她留一套吧！”服务员仍没有应允。他无奈地转过脸好奇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为什么对李大钊、陈独秀感兴趣？”我告诉他，是北京大学萧超然先生带的五四运动史和大革命史研究生。老先生立刻来了情绪：“萧老师呀，我们认识。前些日子，他还托人送过来一篇研究生的文章，是写李大钊与民粹主义的。”“真巧，那就是我写的！”我忍不住答道。说话间，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我们出了五四书店，站在马路边上闲聊起来。他说：“你的论文选题非常好，西方许多学者都在论说民粹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影响，国内对这个问题的应对研究不多。胡绳同志很重视民粹主义问题研究，他自己也在思考。”我告诉他，除了这篇文章外，我的毕业论文也涉及到民粹主义，不过已经超出李大钊个人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而扩展到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与超越。他鼓励我说：“看来你很注重理论思考，不过要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还要下功夫读书，特别要研究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问题。”
我们还谈到了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他们终生能够保持的友谊，也谈了陈独秀与李大钊对爱国心的论争等等。他若有所思地说：“人们大都重视研究作为革命家的李大钊、陈独秀，而他们的文化底蕴深邃，好像研究不多。这可能就是一些人论说‘救亡压倒启蒙’的由头之一吧。七十多年过去了，‘五四’启蒙的一面，也应该平心静气地研究研究了。”谈到“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自然又说起李泽厚近年的研究，我很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也表示，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写得不错，而《近代思想史论》和《现代思想史论》就略显粗糙，有些观点缺乏论证。
起风了，天昏黄得怕人，沙尘暴就要来了。我们走到红旗杂志社家属区门口，他劝我到他家里坐坐，等风沙小了再走。我怕打搅他，就推说还有别的事儿，以后有机会再拜访。说起来有点荒唐，谈了许久的话，握手告别时，我竟连老先生的尊姓大名、工作单位都没问。而他却很认真地叮嘱我：“这么大风沙，你小心骑车。其实五四游行路线，人民大学的彭明有书记载，你可以参考一下，自己摸黑转这么半天，多浪费精力呀！”
后来，我从萧超然那里知道，这位长者叫郑惠，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编。不久，我的《五四时期李大钊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与超越》论文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
1992年4月，我正式分配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由于很复杂的原因，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平淡，再也没有那么无拘无束的交谈。我曾把有关研究民粹主义的文章送给他，一直没有回音。郑惠同志后来办《百年潮》杂志，也几次约我写关于“右派六教授”的文章，我则因种种原因拖至今日仍未动笔。
1999年5月，胡绳同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文章发表，引起很大反响。我想写文章参加讨论，并与一位老领导谈及想法，他也表示胡绳同志的观点可以商量，他本人就当面提出过疑义。鉴于剑拔弩张的不同意见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朋友劝我不要卷入原本可以在学术范围解决而实际扩展到了政治层面的争端。
2002年5月，湖南有一本杂志改版，郑惠同志约我写一篇“两弹一星”方面的文章，由此我们之间的交往又多了起来。7月的一天，他找张化，张不在，他就到隔壁我的办公室来闲谈。我们的主要话题是21世纪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彼此深感尚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发生严重变异，他表示了极度的隐忧。我们还探讨了已经为官的知识分子，其个人私欲的多寡对政治人格乃至社会的消极影响，以及知识分子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所应该保持的必要张力。他说：“‘张力’这个词用得好，有点哲学意味，给出了人可以保持良心自由的余地。我也不赞成对知识分子从政的绝对批评，关键是要有作为社会良知的底线，不能一味媚俗。”
这次谈话，我们又涉及到民粹主义话题。我表示，由于民粹主义已经远远超出民族国家的范畴，成为后发国家以种种面貌出现的世界性思潮，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反全球化运动与民粹主义思潮相呼应，而国内外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流行，所以我没有放弃对这种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当然这里涉及到与胡绳同志的不同观点。郑惠同志听到这儿，淡淡一笑说：“胡绳同志也跟你一样，首先是个学者，他发表的不过是自己多年思考的成果。同样，你也有权发表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与他争鸣。在写李大钊那篇文章时，你锐气十足，敢于挑战外国学者，为什么跟自己家里人（指胡绳同志生前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有不同意见，就那么顾虑重重？没必要嘛！该写就写。”
听了这番话，我沉默良久。在既往的思维和行为惯性中，正常的学术研究、人际交往等等都带上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以观点划圈子，以圈子划界线。种种由学术观点相异到关系疏远的经历，使自己感受了常人难以想见的痛苦，仿佛学术观点相异就是对往昔友情的背弃，那些曾经给予你各种帮助和理解的老师、朋友，似乎成为陌路人。这种无奈留给人品格高贵的空间那样狭小，我自己的为人也因此多了许多暮气和圆滑，本来可以堂堂正正地表达个人的学术观点，却莫名其妙地踟躅。看来天天高喊启蒙的人，面临着自身启蒙的难题。
我感慨地告诉他，其实我特别欣赏《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蔡元培先生后来发展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对我影响也很大。共产主义在内涵上当然不能兼收并蓄，但在外延上一定是海纳百川的事业，她鄙弃任何形式的宗派主义。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孤家寡人，它应该能够而且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作为个人来说，以宽容之心推己及人，让自己身边多些刚直不阿的君子，是一件多么赏心悦目的事啊！
这次握手告别时，我发现他瘦得厉害，所以连连劝说：“您多保重啊！等我的民粹主义研究成文后，一定请您多指教。”他诙谐地说，即便你给我看，我也没有权力给你发表，只有好好学习了。并表示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天南地北闲聊了，下次要专门抽时间扯扯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全球化问题。
没过多久，郑惠同志因患肝癌住进了医院。其间，我随二部同志前去探望。2003年元旦，我第一次给他寄了贺年卡，表达了敬意和祝福。春节前，他托人把新著《程门立雪忆胡绳》送给我。春节过后，传来郑惠同志去世的噩耗。我感到愕然和悲痛，思绪又定格在那年五四书店的偶然相遇，往事历历在目。
郑惠同志不是完人，但他在我心里存留的印记却只有美好、光明。我们还有许多没来得及沟通的观点，甚至彼此对某些人和事的判断还有一些原则的差异，但我们是可以直言相见的同志。世界原本就是矛盾着的世界，同一也是在差别基础上的同一。我已经为约定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谈话准备了材料，也渴望再次有不同观点的碰撞。然而永远没有“再次”了。
(责任编辑：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