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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辩误的辩误

作者:纪希晨




  张学良将军病逝后,我在2002年5月总122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一篇题为《我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叶剑英是西安事变中的当事人之一。我当时访问叶帅,是想请他谈一谈,他在事变中的经历。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陈铁键同志在2002年8月《百年潮》杂志发表《听之而已、信则未必》一文,辩误我写的叶帅谈话。他在文中断言:
  一、叶帅未了解张学良有政变企图。
  二、叶剑英11月5日离西安回延安。
  三、叶剑英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情况(我写的是中央会议)。
  陈铁健的文章发表后,《北京日报》于2002年8月26日《争鸣》版,以《我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辩误》为题,加以转载。
  陈铁键同志文章发表后,我在电话中向陈铁健请教。按陈铁健在文章中所言,叶剑英于1936年11月5日离西安回保安。11月5日至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间,相隔37天。从西安到保安二三百里,即是步行,翻山越岭也只要四五天。汇报途中何须37天?何况叶剑英离西安坐的是汽车。
  陈说他不是研究叶剑英历史的人,要我问《叶剑英传》的编辑范硕。
  陈铁健说,他不是研究叶剑英历史的人。可是他断言的却是叶剑英的事。陈铁健在《听之而已、信则未必》一文写到:“说者绘声绘色,听者动情动容”。“不明真相者,很难辨别真伪”。那么,在此文中陈铁健辩误的又是什么真伪呢?
  感谢陈铁健在文章中提醒我“回忆录的整理者不注意已有的文献档案和研究成果”。按照这个提示,我查阅了有关史书,证明叶帅同我谈话的内容是正确的。
  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到西安,12月11日,张学良与蒋介石第八次谈判决裂。张学良随即告叶剑英,准备政变。我原稿写的是回延安,《炎黄春秋》编辑误改为瓦窑堡。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撤离瓦窑堡。
  2003年3月1日,《叶剑英传》编写组组长范硕来信谈,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与叶剑英谈“苦迭打”一事,确实存在。来信说,1982年3月16日,9月2日,叶帅就我们提出的问题,又反复作答,再次忆述。这些谈话同1982年11月24日与记者的谈话内容完全相同。
  对于张学良同叶剑英密谈“准备政变的时间”,我原稿写的是12月11日,经编写组组长范硕核查,范硕说,他曾问过叶帅,叶说“记不清了”,只记得是某日晚半夜。由此可见,我写的“12月11日”是不准确的,需要更正。叶剑英同张学良密谈的时间,范硕来信谈,“是在蒋介石来西安(1936年12月4日)前不应是12月11日”。
  据范硕来信说,关于红军借10万银元,确有此事,叶帅谈过,《叶剑英传》引述了。
  请看下列书籍的记述:
  一、《叶剑英传》230页。1981年1月13日叶剑英谈话记录。临行前,张学良慷慨允诺,借给红军10万银元,要他带走,叶剑英说:“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当他到达保安城外,远远迎来的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早已守候那里,笑眯眯地迎上前来。叶剑英见到他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许多光洋的!”叶剑英的这次谈话,同我1982年11月21日上午与叶剑英的谈话情节,完全一致。
  陈铁健在文章中说“至11月中旬,中共先后向张学良借款共达70万元”,完全否认12月张学良再次借给叶剑英10万元光洋,不知有何根据?
  二、对张学良同叶剑英准备政变的谈话,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7月2日新出版的《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一书,亦有同样的记载。该书241页称:
  “一天深夜,张学良到叶剑英住处,对叶说:蒋介石要我执行他的命令,同你们打仗,形势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叶反问说:张将军的意见呢?张说:我想了很久,这许多天都没有睡好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迭挞,抓他起来。”
  叶冷静地考虑后,说:“这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要慎重。蒋介石不(联共)抗日,有些人还认识不清;他又有力量,如果抓他起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又说:“事关重大,你仔细考虑,我也向(中共)中央报告。”当即电中央请示。中共中央得叶剑英电,即复电,令叶转告张学良,对此事要慎重。
  陈铁键在文中说:“那种认为中共中央事先已经通过叶剑英了解到张学良有政变企图,甚至知道张学良要捉蒋,进而明确告张‘要慎重’的说法,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对这个问题,《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写道:
  “半夜,张学良让孙铭九请叶剑英到(张的金家巷)公馆来,紧急会晤。张、叶密谈后,叶剑英急电请示毛主席。中共中央复电,要叶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面商。
  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国红军副总谋长的叶剑英回到延安(应为保安)后,毛主席立即召开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叶剑英汇报西安情况……。”
  我在“听”文中写,叶剑英在中央会议上汇报了西安的最新情况,指的是这次中央领导同志的会议,绝非是陈铁健所说的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从未写过叶剑英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从上述史料,特别是叶剑英同笔者以及《叶剑英传》撰稿人的几次谈话,都说明张学良兵变前已把政变企图告诉叶剑英。陈铁健说,张学良未通过叶剑英向中共中央通报政变企图的说法,有什么文献电报根据吗?
  在西安事变中,应张学良的要求,经党中央批准,叶剑英出任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组成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在西安期间,张学良与叶剑英建立了“忠难之交”。据《叶剑英传》243页记述,张学良在美国见到吕正操时,表示很怀念老朋友“叶参座”。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