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也谈“八大”悬案
作者：周承恩
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到底是谁的主意?
胡文解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到底是谁的主意？他明确指出，把这说成是刘少奇的主张这个说法不对，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根本没有讲主要矛盾问题。这是可以肯定的。又说八大开始时并没有要搞政治决议案。这大概也是事实。但他认为：“一个大会开了几天，最后忽然向大会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主要矛盾，这不但对领导是突然袭击，对全体参加者也是突然袭击。”并说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教训，“本来不需要搞什么决议，是多余的。当时起草决议的同志，好像觉得要说点什么东西，说出个主要矛盾。也觉得大家恐怕都是这样想的，似乎不成问题。”这样说法似乎令人费解，好像无缘无故就提出要搞一个政治决议，而且在决议中似乎不经意地就说出了个主要矛盾。我觉得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大可能是这样，无论是提出搞政治决议，还是在决议中写主要矛盾问题，都不是多余的，更不是偶然的。据《中共八大史》记载，在9月15日八大正式开幕之前，已经开了半个月的预备会议。在此期间，毛主席提出要准备80多人的大会发言，还可以有一部分书面发言，并强调发言“要有丰富的批评”。他说，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是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根据上述精神，许多代表认真准备发言稿，在开幕前后，送交大会秘书处。有些发言稿还经过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审改。其中不少发言内容很精彩新颖，引起大家的重视。例如陈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言，董必武关于依法治国的发言，周扬关于贯彻“双百万针”的发言。这些发言中有很多重要内容是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没有谈到或者只简略提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搞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把这些重要意见吸收进去是很必要的。
决议中新增加的最重要的内容当然是关于主要矛盾的分析。众所周知，在此之前，党在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历来都是讲阶级矛盾或者民族矛盾（毛主席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也是阶级斗争）。而新起草的政治决议竟然提出我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这是一个极大的观点改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党史著作中讲八大的主要功绩时，大多把关于主要矛盾的新分析列在第一位，作为八大路线的理论基础。恐怕这个新的重要观点，不是哪个秀才能够或敢于随意提出来的。我认为这个新观点的提出可能与毛主席有关。因为就在大会期间，毛主席在接见参加大会的外国代表时，几次谈到阶级斗争消灭的问题。9月18日，在与英共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指出，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斗争没有了，社会进入了没有阶级斗争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时代。还说，我们的政权，专政职能只剩百分之十了。9月22日，在同意共代表团谈话时，更明确地说，当苏联的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者很少的时候，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经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人民已经要求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斯大林思想上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以往那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犯错误的根源。这里主要是讲苏联过去的情况，但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正处于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之时，人们自然会联系到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问题。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大会秘书处的秀才们应该会及时了解到上述谈话的精神，因而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个新的观点写进政治决议中，恐怕就不是偶然的了。
以上只是说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的观点的提出，可能与毛主席的上述谈话有关，那末，关于国内今后的主要矛盾的主意又是谁提出的呢？据《中共八大史》的记载，决议的第一稿是9月19日写出来的，主席团认为不行，于是由胡乔木从头改写，于23日写出第二稿，交主席团和各代表团讨论。在华北代表团讨论的记录中，有薄一波传达毛主席关于修改决议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于是在9月24日写出的决议第三稿中，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增加了关于主要矛盾的内容。这一稿的措辞是“在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此稿又经过两次讨论和修改，于26日形成定稿。关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改写为：“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实际之间的矛盾，就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这种落后状况之间的矛盾。”此稿经毛主席审阅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后批示“照此付印”。但在付印前，胡乔木又作了一些修改。最主要的就是在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两句话后加写一句“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话同第三稿中表述的意思差不多）对这一修改，胡乔木是否报告过毛主席不得而知。但将此稿交付大会表决时，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异议而是一致通过。
由上所述来看，政治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虽然由胡乔木执笔修辞造句，但基本观点大都是来自毛主席，胡文中说“大会期间，毛主席没有指示决议写什么”。“关于主要矛盾可能是胡乔木提出来的”恐怕不完全准确。
这里还要特别谈一下，在定稿付表决前增写后来受到毛主席批评的那句话，究竟是谁的主意。据胡绳回想是胡乔木。档案上也确实是胡乔木的笔迹。但我从一位曾参加过1981年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朋友那里听说，胡乔木在同一些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同志谈话时，曾说过增写这句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当然这只是一种间接传闻，不足为据。但胡在谈到此问题时，顺便提到一个情节，说是在毛主席开始反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时，陈伯达曾为维护这一提法，“和毛主席辩解”。还说，陈伯达“向来不佩服胡乔木”，这时却出来为胡乔木的主张辩解，“什么原因呢？八大提名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心情很好，很高兴。”这种解释似乎也难以使人信服。许多了解陈伯达的同志都说他为人既自负，又狭隘，对同事忌贤妒能，对领袖则揣测逢迎。如果毛主席批评的是胡乔木，陈伯达怎肯出来为胡乔木仗义执言，与毛主席争辩。如果毛主席批评的是陈自己的主张，他起来为自己辩解一下倒有可能。所以胡文中提供的这个情节，与其用来说明增写那段话的是胡乔木的主意，毋宁说，这个主意更可能是陈伯达提出来的。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同样不足为据。这个悬案，只有依靠其他当事人或知情人提供更多的档案文献和回忆材料，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
毛主席反对主要矛盾的提法究竟有没有道理?
胡文解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毛主席反对主要矛盾的提法有没有道理？胡绳同志指的主要是八大后不久，毛主席在开始时只反对“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据他回忆，毛主席的看法是：“所谓先进与落后，和外国比可以，自己比自己无所谓先进和落后，他的意思实际上是只有适合不适合。”“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说社会制度先进，生产力落后，这不行。”胡绳同志认为，“现在看，毛主席这时候反对这样一个说法，恐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实，如果在抽象的条件下，从理论上、逻辑上说，毛主席的这种看法和批评确实是很有道理的。问题是从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来看，是否生产关系的变革搞得太快了，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出现了超前的（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我认为当时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还在1986年，我曾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前身《党史通讯》当年第8期上，发表过一篇为纪念中共“八大”三十周年而作的文章——《有关党的八大的几个问题》。文中就已提出过这样的看法：“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生产关系有些方面前进得太快了（这些生产关系方面的冒进，不应该笼统地称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我国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是不适应的。我认为八大决议中的上述提法，实质上正是反映了这种客观存在的矛盾，只是用词不当而已”，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依据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来看，建国后，应该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而不应该很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异常明确地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然而建国后，只经过短短的七年，就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越过了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这难道不是一种超阶段的空想吗？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所谓“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不是必然的吗？毛主席的批评是在认为当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适合这个大前提下进行的，而实际上两者是基本不适合的。如果承认当时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那末，毛主席反对关于主要矛盾的上述提法，就是违反实际情况，从根本上说，是不应该肯定的。我完全拥护胡文中的这段话：“现在的确也应该这样说，生产关系先进（应该说是超前——引者），生产力落后，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解决这种矛盾怎么办呢？不是简单地说，生产力落后就拼命地把生产力赶上去，凑上去。有时候甚至要生产关系往后退一点。”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如果有”，而是早已有了。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调整和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不是已经两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吗？
如何看待当时和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胡文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前两句话，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第四个问题则是讨论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是否妥当的问题。胡绳同志的意见是：除了“工业国”，“农业国”的概念不确切之外，上述三种提法的问题都是“把社会的发展最后简单地归结到人的要求上去”，“把人的要求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说好像不大妥当”。“等于说现在社会障碍已经没有了，人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努力就能够干成，变成了这样一个东西，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胡绳同志说他只是提出问题，还说不出一个结论。因此他认为关于主要矛盾的问题在学术界值得很好地研究一下。对此，我深有同感。如果孤立地、单独地把人的需求和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在理论上、实践上确有胡绳同志所说的那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只是上述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不是任何时候都反映为这种情况。只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处于基本不适合的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束缚甚至破坏时，上述情况才会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适合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另一种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两种情况同样都会束缚以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前一种情况用不着说，后一种情况在国际共运史上也屡见不鲜。在我国，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前，也存在着后一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个对社会主义如何认识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暂不论述)。在这段时间中确实普遍地突出地存在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需求的矛盾，正是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超越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矛盾的集中表现。所以我认为在分析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时，不能单独提“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必须加上“这种矛盾的实质，也就是超前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这样才不会产生胡绳同志所指出的那些问题。还需要说明一下，这里的讨论是依据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而提出的一些看法，并不是说八大当时的决议就能够和应该这样写。那时恐怕很少有这样的认识，即使有人有这种想法，也绝对不可能把“超前的社会制度”这种提法写进决议中去，这是不言自明的。
至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如何提法的问题，胡绳同志没有说出一个结论，我更加讲不出什么道道。只是想到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讲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的社会基本矛盾。他认为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互矛盾的。同样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如果说这一看法在当时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话，那末，经过20多年的改革基本实现了体制转换之后，可以说上述看法是基本上符合当前实际的。当然这里说的是社会基本矛盾。它在不同时期或不同领域中可能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的主要矛盾。例如已有许多同志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当前的一个突出矛盾。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强烈反对的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现象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之所以未能真正解决，而且还在日益发展，其源盖出于此。所谓从源头上解决，就是要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与广大群众尖锐对立的官僚特权阶层，从而在根本上动摇我国社会的稳定。前苏联的垮台和南美一些国家长期政局动荡可为殷鉴。还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他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多次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惜后来他用“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替了反官僚主义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终于酿成十年浩劫。
补充一个情节
关于党的“八大悬案”，我还想补充一个情节。胡文中解答的主要是毛主席反对八大一次会议决议中“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而在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不顾许多同志维护八大路线的正确意见，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观点就被全盘否定了。接着他又强调不断革命的思想，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在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上述关于当前主要矛盾和今后主要任务的观点。在反右派斗争以后的政治形势下，与会代表已经没有人敢于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但会后各地在学习讨论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时，仍有不少党员和干部对上述观点提出了疑问。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510期(1958年6月20日印)，在第一篇位置上刊载的《各地对少奇同志报告学习和讨论的情况》一文中，就反映了一些疑问。该文共分十节，其中第八节的内容主要是说：八大一次会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这次会议又提出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之间的。两次会议提法不一样，究竟那一个对？还指出：既然今后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为什么又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什么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不一致？毛主席看到这期《内部参考》后，在封面上批示：“陈伯达同志：请约定一、康生、乔木、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几位同志，将此期第一篇所列问题，主要是八、九、十节问题，当场看一遍，当场逐个问题进行分析，有四五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和我谈一次为盼!这些问题值得注意，不要置之不理。”毛主席对此问题如此重视，想来陈伯达等人一定会遵照办理的。但是，他们当时对这些问题是如何议论的？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有什么表示？至今还没有任何当事人讲过这件事。大约十年前，我应文献研究室之约，在写一篇有关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文章时，曾接触到上述毛主席的批示(当时这一批示尚未发表)，为搞清上述问题，我曾直接致信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胡绳同志，请他回忆一下有关此事的情况。胡绳同志的回答是，对此事“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不知这是真实情况，还是另有隐情，当时不好说？我发表的上述文章中，曾提到毛主席上述批示无下文之事。这一批示也早已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刊出，但有关当事人或知情者至今无一人谈及此事。这也可算是“八大悬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吧!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