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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延安访问记
作者：李庆刚
解疑释惑，赴延安访求“真经”
在民族抗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等有关限制地主士绅剥削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并按照组织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积极地把开明士绅这支力量纳入到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来。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根据地政权建设要实行“三三制”，开明士绅与中等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属于中间派别，在政权人员分配上占三分之一。指示发出后，各抗日根据地随即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设立参议会等。晋西北根据地是各根据地中最早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地区，共产党和开明士绅有过较早的合作。但由于阎锡山在1939年底发动了反共军事磨擦活动，使中共与士绅的合作受到了影响。中间派别的两面性，使有的士绅依附于阎锡山，有的还在观望。中共重视士绅工作并在根据地推行“三三制”后，晋西北根据地抗日政府十分重视团结开明士绅这一群体。1940年9月19日，《新中华报》发表报道指出，开明士绅“主地方名德，乡望素孚，爱国保乡”，“对于地方一切利弊，自必彻底明了，深望直言赐教，匡我不逮，多示救国方案，共扶危局，抗战前途，实深利赖”。许多士绅对此很是赞赏，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但有的仍心存怀疑，认为“三三制”只是摆个样子而已。
就陕甘宁边区来说，延安作为党中央所在地和边区首府，无论在政权建设方面，还是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都先行一步，是全国抗日根据地学习的模范。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并发动边区各阶层人民群众充分讨论。纲领宣称：“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举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主办”，“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这一纲领的颁布，标志着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边区各阶层人民对施政纲领表示热烈欢迎。其中，延安的“三三制”民主建设是一个样板，开明的地主士绅积极参加政权工作，实践“三三制”。
对于其它根据地的士绅们来说，一方面，他们对宣传报道的陕甘宁民主建设十分欣赏；另一方面，由于其阶级地位和世界观的局限，他们有的不免顾虑重重，徘徊观望，对参加所在根据地的“三三制”民主建设缺乏信心与参照比较。为真正了解中共的底细和真诚与否，士绅们非常希望到延安实地参观考察，看看中共各项政策实施的具体情况与成效后，再决定自己的行动。1941年，先后有绥德士绅参观团、三边士绅参观团、陇东士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取经”。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紧随其后。与前者不同的是，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是跨根据地的参观团。同时，1941年到1942年间，日军全面加紧进攻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蚕食”、“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等，根据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度过难关，成为各根据地建设急需解决的首要任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紧靠陕甘宁边区，赴延安参观学习有地理上的优势。有文化知识、有财富的士绅们为保住自己的优越地位和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决定去延安参观访问，以参观所得供晋西北建设借鉴；同时真正了解中共的诚意，消除心中的疑窦。
豁然开朗，延安道路示前途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是由兴县著名士绅牛友兰先生发起的。牛友兰在抗战爆发后，曾积极支持根据地的抗日建设事业，成为晋西北有名的开明士绅。1942年4月，牛友兰出面倡议组织士绅赴延安参观访问。他的行动得到了晋西北各地士绅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从各地到兴县集合。
至4月30日，集合起来的士绅共计有：兴县士绅牛友兰、刘少白、孙良臣、白朴生、刘秉衡、白玉臣、贾文德、任辑五，临县士绅刘佑卿，临南士绅樊禬如，离石士绅刘菊初、陈顾三，静乐士绅武润生等13人（注：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的士绅人数最后增至16人)。5月27日，就在以上13人在延安参观时，又有从敌占区辗转来的士绅程进和张映萱,从晋西北行政公署出发赴延安，参加到参观团行列。还有一士绅刘墨林目前虽不知其行始，但他的名字最后出现在参观团一员所写的介绍延安经验的文章中。为了使开明士绅们真正认识到中共推行“三三制”及减租减息等各项政策的诚意，中共晋西北党政军领导对士绅们的延安之行十分重视并积极支持。5月1日至3日，军区司令部、行政公署、晋西北党委分别设宴为士绅参观团饯行。5月4日，开明士绅参观团正式动身出发，随行的还有《抗战日报》记者海云及刘少白的子甥三人。
士绅参观团一行从兴县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6日达葭县（即佳县），10日抵绥德，沿途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绥德逗留休整一周后再次动身，于21日深夜抵达目的地延安，下榻交际处。22日至24日，士绅参观团一行拜见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等，并遇到军戎在身来延安的晋西北军事领导人贺龙。贺龙要求他们：不仅要参观，重要的还要带回去做。在此期间，参观团拟定了参观日期及范围，举凡边区工厂、学校、医院、机关、团体等皆在参观之列，并约定了拜见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的日期。
5月25日，士绅参观团十几人在交际处工作人员引导下正式开始参观。当天参观了交通纺织厂、自然科学院、边区农场和毛纺厂等。26日，参观团到日本工农学校参观，受到日本反战士兵的热情接待。28日，他们走访了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
从6月1日起，士绅参观团乘车下乡参观。2日至6日，参观团参观了边区政府财政厅、教育厅、边区银行、军事学院、行政学院和延安市商会等处，拜访了边区教育厅柳蔔、贺连城正副厅长和财政厅南汉宸厅长。9日、10日，又访晤民政厅刘景范处长、《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等，参观了鲁迅图书馆、《解放日报》社等地。6月13日至17日，士绅参观团又乘车参观了延大、鲁艺、中央医院、保育院、医大、南区合作社等地。此后几天，士绅们在交际处稍作休息。
6月26日，中共中央派王若飞、北方局的杨尚昆及晋西北党委的林枫等人，在交际处邀请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进行座谈，征求他们对地方党政的意见，以深入了解晋西北的情况，改进该地工作。王若飞代表中央对参观团士绅们不辞跋涉来到延安参观甚为感佩，希望他们就参观所见及晋西北地方情形，畅所欲言地提出批评与建议。士绅们表示，此次来延安参观，对各地印象都很好，尤其是“三三制”的实施及整风学习的热烈，使大家深信在延安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对于晋西北各方面的情形，他们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已日渐走入正规，但经济上尚不能自给自足，愿与政府共同努力积极加以建设。
6月29日下午，士绅参观团成员拜见朱德总司令，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在青年食堂参加宴会。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宴会。7月1日，中共西北局、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在参议会大礼堂联合举行晚会，欢迎士绅参观团。在此期间，延安开展的伟大的整风运动使士绅们如沐春风，感受深刻。
7月8日，陕甘宁边区著名开明士绅、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来到交际处与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的成员们进行畅谈。士绅参观团来到延安后，曾就从政感想及“三三制”中有何困难等问题数次询问过李鼎铭先生。李先生在与士绅们的交谈中说：“从政半载，对于共产党已有明确的认识，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他说：“余今年虽六十，但已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李鼎铭用自己的切身体验，盛赞“三三制”，并以自己的提案“精兵简政”获中国共产党重视，来证明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开明士绅合作的诚意。他说：“当我提此案时，曾趑趄至再，并经友人数度劝阻。但我在边参会上目睹共产党对于民主合作完全出于至诚，乃毅然提出，结果非但未遭反对，切受该党人士的热烈赞助，而经大会接受。”在漫谈中，李鼎铭说：“在政府中我为副主席，同时我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例如边区负担问题，不能说不重，但在抗战时期也不能算重，看到边区干部今日粗衣滥食，更不能说重。”他又说：“从共产党此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以切切实实谋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更深信不疑。”李鼎铭先生的话给参观团的士绅们以深刻的教育，这对晋西北士绅们参政议政，摆正自己的位置，提供了一个范例。
7月9日下午，对参观团的士绅们来说，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毛泽东主席亲赴交际处会见了士绅参观团一行。毛泽东首先握着参观团团长牛友兰的手问：“你把孩子都送到延安了？”牛友兰说：“前后送来11个。”毛泽东说：“很好，欢迎你全家革命！”随后，毛泽东与开明士绅们进行了风趣而热烈的交谈，并就士绅们关心的问题，如：抗战何时胜利、胜利后的国内团结、“三三制”民主政权、减租减息等问题作了回答。抗战胜利后国内的团结问题，是士绅们关心并提出的主要问题之一。毛泽东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谈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告诉士绅们：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抗战胜利之后也是要团结建国的。他以陕甘宁边区情形为例指出，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是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后的政治形式；战后要更加贯彻此种精神，团结各阶级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对于参政问题，毛泽东说：“共产党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绝没有排挤别人的权利。”这次谈话，从下午4点直至晚上9点，历时达五小时之久。它极大地振奋了士绅们的精神，也消除了环绕在他们心头的疑团。毛泽东的领袖风范，给士绅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7月13日，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完成了预定的参观访问任务，在延安的晋西北军政领导人贺龙、林枫在交际处设宴为士绅们送行。在宴会上，贺龙、林枫分别致辞，对士绅们提出了要求。贺龙说：“晋西北部队生活确属艰苦，打仗之外，还要背炭、挖煤、打柴、种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自己解决七分之六的费用，七分之一由地方供给。一年来赖自力更生建立了炸弹厂、毛织厂、被服厂、化学厂等，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他希望士绅们对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能够群策群力，本大公无私精神，一切为了战胜敌寇而奋斗。林枫要求士绅们在了解了共产党之后，能够：1、全面地看问题。共产党是照顾全局，照顾各阶层群众利益的，地方人士更应爱护军队，了解军队的艰苦。2、要现实地想问题。不要幻想晋西北马上会搞好，搞好晋西北建设要一步一步地去做，特别希望士绅们把在延安看到的宝贵的东西，带给晋西北所有的士绅和每一个群众、战士及工作者。
在延安参观期间，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热爱读书的士绅们，对延安出版的新书报产生了极大的阅读兴趣，纷纷到书店购买，表示要带回晋西北。鉴于这种情况，新华书店赠送诸士绅《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每人各一本。王若飞还各赠士绅们苏联版《联共（布）党史》一本。
14日，打点好行装的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一行乘车北返晋西北。为送别参观团，《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送别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的社论，要求士绅参观团转达边区人民对晋西北人民的问候，要求晋西北人民坚持抗日，艰苦奋斗，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社论要求参观团的士绅们：“请告诉我河东父老：敌寇在它溃灭之前，它对我们的进攻会更加残暴更加毒辣，我们的困难也一定会因此而愈益增加，我们一定要有咬紧牙关熬过困难的准备，我们更须有军民协力冲破困难的办法。敌寇在‘扫荡’中厚颜无耻地企图赖帐，说什么‘因为你们抗日我们才烧杀’，我们却一定要把我们身受的一切痛苦灾难，一笔一笔地写在日寇名下，决不容它有半点的含糊抵赖。我们一定要更不惜牺牲一切的来坚持抗战，更广泛地开展民兵运动，更密切地和抗日部队结成一个战斗的总体，以保存我有生力量和抗战物资。我们一定要把今天所计较的是全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不是个人利害得失，为民族抗战尽最大的义务，乃是最高的荣耀的认识，更普遍深入到所有的抗日人民之间去。”
社论要求参观团的士绅们：“更请肯定地告诉我河东父老：我内部社会各阶层间的紧密团结，乃是抗敌制胜的武器，也是团结建国的必由途径，而‘三三制’则是保证这一团结的最好政治形式。请把在陕甘宁边区所见的一切，更广泛地告诉人们在这里是怎样进行了地主的减租减息，是怎样保证了农民的交租交息，并怎样的因此有了社会经济的向上发展。也请告诉人们：六十岁高龄的李副主席，怎样从自己的切身经验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党，怎样令人感动地说他‘要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要告诉人们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需要在河东更加认真的执行起来，‘三三制’的议会和各级政权机关也需要更迅速更完满地建设起来。”
社论还要求参观团的士绅们：“请更明确地告诉我河东父老：中国在抗战中需要团结，能够团结，而且已经用团结支持了五年的抗战，即在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也还是应该团结的。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一个问题是这样明确地回答了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一定要坚决这样执行的，而最大的保障则因为这乃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意愿，在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决意之下，我们既发展了全民族的抗战，又在抗战之中促进了全国的团结，为什么我们又不能以全国人民的意愿和决心，来更进一步地促进全国的团结，以全国的团结来建设新的国家呢？”
这一社论，传达出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战和战后和平建国的政治意愿，其词殷殷，其情切切。作为对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答谢，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也发表了《留别延安各界书》。指出这次来延安的目的，不是过去士大夫的“闲游”，也不是“避世”，而是对于抗日策源地的延安有着非常的热望而来的。来的时候，带来的是由于日寇烧杀抢掠造成的种种悲惨，回去的时候，带走的是由于延安蓬勃发展而引起的种种兴奋。士绅们表示：要把延安的先进经验及延安精神，带回晋西北，建设好晋西北。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一行基本上按原路返回，途经绥德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士绅们在此又作了逗留，畅谈对边区的观感，传播延安的经验与精神，振奋了民心。经过近20天的停停走走，8月4日、5日，参观团一行分两批返回了出发地兴县，顺利地完成了参观任务。这次参观，士绅们在延安共留驻55天，先后参观了38个单位，其参观时间之长，参观单位之多，比前几次士绅参观团有过之而无不及。为迎接士绅参观团的圆满归来，晋西北机关报《抗战日报》发表了《欢迎士绅参观团归来》的社论，希望士绅参观团成员根据去延安的收获，对晋西北的工作加以批评并向政府多作建议，以便求得工作的改进；希望参观团成员回到本地后，详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团结在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周围，为抗战最后胜利作贡献。
身体力行，谏言献策作贡献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的延安之行，使士绅们真正长了见识，学到了东西。其作用正如参观团副团长刘少白在绥德逗留时所说，第一，充实了自己的空虚，过去不了解或者了解不深刻的东西，都得到详细的认识，尤其对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赤诚合作，更使自己深受感动；第二，解除了怀疑，过去对共产党的许多误解，完全一扫而光。这次在延安见到了许多首长，都非常和蔼谦虚，特别毛主席的博识儒雅谦和，朱总司令的诚恳踏实，林主席的温良恭俭让，李副主席的真诚，他们详尽的谈话，给了自己很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对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之诚，已绝不置疑，并深信八路军是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的；第三，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德国和日本必败。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回到兴县后，8月9日，晋西北党、政、军、民及文化界对其进行了热烈的慰问，特设宴洗尘，并开座谈会，请诸士绅谈此行的观感及对晋西北的希望。15日，晋西北各界再次召开欢迎士绅参观团的大会。诸士绅在讲话中对中共实施“三三制”深为感奋，表示愿与政府共同建设根据地。牛友兰先生以士绅参观团团长的资格向晋西北党政军首长致谢，他谦虚地说，他们不敢当受欢迎，他们愿意把延安见到、听到的向民众解说，并积极参加工作，和政府一道努力抗战建国。刘少白在讲话中说：“我没有带回东西来，延安好的东西太多，带不动，而且不知如何带，……今天只以一个‘诚’字，贡献给大家”。随后，他以共产党推行“三三制”和党外人士推诚相见等具体事实，作了生动的说明。刘佑卿说：“从我亲眼所见的事实中，我对边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性别的民主政治，真是感动极了，尤其听了李副主席说：‘他年虽六十，但愿与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话，更是万分感动；毛主席所说：共产党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程进以简明的语言说，他对延安的印象有三，第一是好、新，进步；第二是求团结心切；第三是求进步精神的贯彻。
在认识到共产党的真诚与进步之后，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的士绅们积极宣传中共的各项政策与主张。牛友兰带头在晋西北中共机关报《抗战日报》上撰文，盛赞中共的各项建设成就。其他士绅如刘佑卿、孙良臣、刘菊初等也先后撰文，谈及在延安的观感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
1942年10月，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在神府县召开，进行“三三制”政权的选举工作。大会选举后，曾参加士绅参观团的士绅樊禬如说：“我们的参议会很隆重，富有民主精神，大会的选举，非常郑重，没有任何包办的地方，选举的结果，共产党员没有超过三分之一。”参加士绅参观团的士绅们在这次选举中，大都榜上有名：刘少白任参议会副会长，陈顾三、刘佑卿、孙良臣、刘菊初、樊禬如等分别任参议会常驻委员或行政委员。
此后，士绅参观团的士绅们在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如为制止地主士绅向农民夺地，刘少白发表谈话指出，士绅参议员应为执行法令的表率。1943年2月，在兴（县）临（县）保（德）各地的劝募公债活动中，牛友兰身先士卒，积极推动认购活动。同年5月，在根据地各界的拥军大潮中，孙良臣说服家人带头减租减息，把自家多余的土地献出来，并带头缴公粮、缴好粮。他说：“八路军和抗日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不能叫八路军的战士饿肚子，我们理应多缴公粮，以此支援抗日战争。”除此之外，他还动员自己的家属带头做军鞋，缝军衣，给当地驻军担水、做饭。他说：“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现在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为抗日救亡作贡献。”为此，他在《抗战日报》上发表了《我们怎样拥军》的文章，从交公粮要交好粮、做鞋要耐穿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促进了拥军工作的开展。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