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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在中央社会部
作者：王 珺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决定》，开始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统一了认识，整顿了作风，团结了全党。该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领导全党整风，毛泽东任主任，刘少奇、康生任副主任，康实际掌握了整风的领导大权，由于他的“左倾”思想，在审干运动中走向了反面，发动了“抢救运动”，伤害了许多好同志。
康生发动“抢救运动”，也不是偶然的。整风后期，出现了“左”的苗头。康生认为在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背后一定会有暗藏的敌人进行破坏活动。总学委便提出整风不仅要解决半条心——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还要解决两条心——敌我问题，强调反特斗争。其次1941、42年破获了证据确凿无误的戴笠军统陕西特侦站前后派遣40多名特务潜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大案件，这是件好事，但康生却借此散布“特务如麻”思想。另外1943年曾得到准确的情报，胡宗南阴谋要用闪击战进攻延安，康生说敌人进攻之前，一定要整肃内部，扫清敌探、间谍。康生是有政治野心的，而且胸怀狭窄，嫉贤妒能，为人阴狠，好打击报复，思想方法特别主观片面，爱捕风捉影，疑神疑鬼，中央社会部的老同志有人说他是“职业病”、“迫害狂”。1934年苏共以“镇反肃托”名义，搞肃反扩大化，大肆消灭异己，镇压反对派，误杀许多好人。康生当时在莫斯科和王明也如法炮制，组成肃反办公室，在中共留苏人员中，用严刑逼供的办法陷害了不少有不同意见或他们认为可疑的好同志。康生没有从中接受教训，反而认为从“祖师爷”那里学到了“真传”，作为政治斗争的法宝，回国后，一有机会就要施展他的这套陷害无辜的“看家本领”，而且要加以发挥。上边这些主客观因素和他发动“抢救运动”都是有关系的。
康生内战时期曾担任特科的领导，这时他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又是总学委的副主任，被视为反特的权威，他对敌情的估计，也影响中央的看法。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夸大了敌情，认为日寇和国民党大规模实施特务政策，我们内部已经混进大量特务、内奸。除了思想教育外，决定开展群众斗争，清除暗藏的敌人。
头一段搞了“坦白运动”，要求大家填小广播表，写反省笔记，讨论思想自传，主要目的之一，是暴露“敌人”，引蛇出洞。这时一般机关单位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反特斗争，把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列为审查机关，各单位的重点对象，可送到审查机关，把中央社会部、总政锄奸部、边区保安处作为专门机关，问题最严重的送专门机关关押审讯。西北公学本来是中央社会部培养情报保卫干部的学校，校长李克农兼，副校长李逸民，后又派吴德来加强领导，校址在枣园的后沟，离中央社会部约五里路，原有学员200多人，对外非常保密，这时突然又增加了近200人，气氛非常紧张。接着便天天开大会、小会审查追逼，有人开始被迫假坦白，承认自己是“特务”，并牵连其他同志。株连最广的是“红旗党”的问题。原来西北公学二班一个学员张克勤，是个单纯、热情的青年。康生收到从鲁迅艺术学院转来的一个学员的假坦白材料，说自己是特务，联系人张克勤也是特务。康生把材料转给学校领导吴德和李逸民，要他们亲自审讯。张在甘肃加入地下共产党，经林伯渠的关系到延安学习，介绍信手续齐全。张的父亲原来是地下党员，在张来延安后他父亲自首叛变，开个照相馆，康生说这个照相馆肯定是特务据点。经彻夜审讯，张克勤受逼不过，承认是国民党CC特务，接受任务派来延安，大家追问他的特务组织关系和组织系统，张克勤为避免无法自圆其说，便顺水推舟称：“甘肃省地下党是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康生看了他的交代材料，喜出望外。亲自带张克勤先后在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组织成千上万人的干部大会让他作典型报告，推广“先进”经验。康生讲话，说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是个新发现，应该高度重视，对大后方的党，要重新认识。结果形成连锁反映，起了很坏的作用。许多机关学校，争相仿效，培养典型，像滚雪球一样，先后把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省的地下党都打成了“红旗党”，许多在地下党工作过的好同志被打成特务。当时许多同志想不通，怎么大后方地下党都会变成反革命组织呢？后来我看到杨尚昆的回忆录，才明白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康生的矛头是指向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想把周恩来打成“红旗党”的头子，由于毛主席的制止才未能如愿。
1943年6、7月间，国民党掀起大规模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调集他的几乎全部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妄图用偷袭的办法“闪击”延安。为迎接战争，整肃内部，7月11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对反革命分子加紧清查和突破。7月15日康生召集中直机关加紧进行反特斗争大会，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布两个月来，延安已经查出450名特务，说现在是紧急时期，是军事动员时期，反特斗争是当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要求一切“失足”的人赶快坦白交代，坚决不改悔的就要镇压。这个报告之后，各机关、学校普遍展开“抢救运动”。运动来得极猛，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到处开“抢救大会”、“控诉大会”、“规劝大会”，大会逼、小会斗，车轮战，大搞“逼、供、信”，把许多好同志都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整个延安陷入恐怖、惶惑之中。被审查的同志，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承受巨大的压力，也有被逼神经失常，或跳崖、上吊自杀的。
西北公学有390人，其中208人被打成特务。当时各班被逼出来的“特务”，五花八门：国特、日特、双料特务。还有“不自觉的特务”：“我主观上是为革命工作，你们说我是为特务做了工作，那我就是不自觉的特务”；有“分析特务”：“我参加学联，是革命组织，你们分析是特务组织，我便是分析特务”；有“服从组织的特务“：“革命者什么时候都得服从组织，组织一定说我是特务，我服从”，闹了许多笑话。也有的同志不管怎么逼都不承认是特务，便被称为不愿悔改的“顽固特务”。西北公学有三个有名的“顽固”：一个是女生班的路藜，批斗一个星期，就是不吭气；一个是女生班的杜惠，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爱人，在小组会上硬顶硬抗，一个参加会的领导人气得发了火，当场把她拉到中央社会部的监狱关了起来；还有一个是一班的男生、建国后担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于苇，小组会开了一夜，把他斗得昏过去了，也一直不肯承认。一个共产党员，在大风大浪中，能坚持真理，不讲假话，是很可贵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他各单位的情况都大同小异。抢救运动，全延安清出的“特务”达1500多人。运动还波及各抗日根据地。任弼时了解了运动的情况，及时向毛主席建议应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周恩来也表示不能这样搞，“我在四川这么多年，哪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进行甄别”。据彭真回忆录说，他和李克农曾联名报告毛主席，要求很快停止这种错误的做法。毛主席也早有察觉，当机立断，很快由中央作出决定，提出审查干部要贯彻正确做法的“九条方针”：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反对错误的做法“三字经”：逼、供、信。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进行甄别工作。一场灾难性的风暴，逐渐平息下来，开始了甄别工作。
经过严肃认真的甄别工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审干彻底纠正了康生在抢救运动中造成的恶果，维护了党的团结，把广大受冤屈、被迫害的干部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在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肃反扩大化，这次因为毛主席确定了正确的甄别工作的方针，是纠正得最快、最彻底、最全面的一次。不久，日本宣布投降，这些曾受审查的同志。轻装上阵，分期分批开赴东北及各解放区，为革命做出了许多贡献。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对抢救运动意见很多。毛主席事前已经多次在干部大会上向被冤枉的同志赔礼道歉，这次在七大预备会的发言中又一次承担了责任，他指出：“抢救运动搞错了不少同志，冤枉了好人。不要‘一人向隅，满座不欢’。我代表中央向各位受委屈的同志道歉，是则是，痛改前非，非则非，取掉帽子，陪个不是，团结起来，继续抗战。我向你们行个礼，你们总得还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的手就放不下来了。”许多同志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康生却不动声色地坐在主席台上抽烟。李富春在旁问他：“你怎么不讲几句呀？”本来是好意，他却态度冷漠，讲了两句气话，把李富春顶了回去。对抢救运动的错误，康生一直不作任何检讨。
康生原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社会部部长，在延安声望比较高。抢救运动之后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七次代表大会对他提了不少意见，中央委员虽然没有落选，但票数比预计减少许多。康生感到受刺激很大，会后曾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关门不出，在家里睡了两天两夜。
日本投降后，康生在部里作报告时谈到毛主席曾对他说：“武装斗争和农民问题太重要了，你恰恰有两个缺点：一是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一是缺乏农村工作的经验。”要他去抓抓土改。他根据中央指示，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发各地区试行。不久就带陈伯达、曹轶欧等人到陇东、晋西北去搞土改，后来又去了山东，从此离开中央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把邹大鹏夫妇置于死地
康生离开中央社会部并非自愿，而且很不甘心。后来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主管。“文革”期间，康生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利用职权，极力插手部里的事务，不止一次地公开在谈话中怨恨中央调查部的事“长期不让我与闻”，“多年来，我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露骨地表示对周恩来、李克农的不满，流露出想重夺这个部领导大权的强烈欲望。康生通过支持他的人提出三句口号：“党的调查事业是毛主席亲自命名的，周总理掌管的，康老打下基础的”，在部里喊了十几年，把他和毛主席、周总理相提并论，为他制造舆论。李克农虽然已经辞世，但在情报、公安战线享有崇高的威望。原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邹大鹏，1926年入党，曾任长春市长、中央社会部秘书长、军委情报部部长兼情报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在开辟东北党的工作和情报工作上有重大贡献，为人正派，长期做李克农的主要助手，深受干部和群众爱戴。文革初期，部长孔原靠边站后，中央指定邹任部业务领导组负责人。康生等认为必须首先排除这个障碍。“文革”开始，康便就沙韬问题向毛主席控告李克农勾结刘少奇、杨尚昆、罗瑞卿要害他。1967年1月，毛主席特别找他谈话说：“康生啊，你不是说李克农他们要害你吗?他打入徐恩曾那里是有大功劳的，顾顺章叛变时，如果不是他送来情报，上海党中央许多同志，包括周恩来在内都不存在了。这些历史，青年同志不知道，你要负责告诉他们。”康生没有告倒李克农，这次谈话还不得不向中央调查部有关同志传达，但康生仍然抓住一切机会对李克农进行诽谤，以图消除其影响。同时向邹大鹏开刀，康生说邹是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高老庄”（指曾任司法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崇民，被诬陷为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的领导人）的重要成员，一面开大会批斗，同时于1967年4月28日，康深夜给邹大鹏打电话追问他的历史问题和反革命叛党集团的关系，达一个多钟头。邹在这场浩劫中，担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对党的情报事业受到破坏，许多好干部遭到批斗很反感，对康生诬陷他有反革命叛党问题感到奇耻大辱，加之他积劳成疾，病势沉重，在很大压力之下，夫妻双双自杀身亡，实际是以死表示其愤慨和抗议。康生如愿以偿。邹被迫害致死一年零四个月之后，康生等人对他仍不肯放过，专门布置一个战役，揭中央调查部“阶级斗争的盖子”，诬陷他是“大特务、大叛徒”。在中央为邹平反后，还给他写一个结论，由康生批准，保留五条政治尾巴，都是污蔑不实之词。
1968年2月康生和部里追随他的人一起炮制了个“康老2.4指示”，除了污蔑李克农、全面否定周恩来领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外，还点名长期在李克农、邹大鹏领导下的同志马次青、单殿元、徐淡庐、刘进中、何长谦等是坏人，说崔继瑗有严重错误，使他们遭受批斗，还借清理阶级队伍为名，迫害许多干部，有的被迫害致死。实际上都是为康生“改朝换代”重掌部的领导大权扫清道路。一个时期康生完全取代了周总理对中央调查部的领导，部里业务、运动向他汇报，重大问题向他请示，领导人由他任命，俨然成了中央调查部的太上皇，调查部在“文革”中成了重灾区，康生流毒甚广，长时间没有肃清。
陈云谈康生
十年动乱，康生勾结林彪、江青和“四人帮”，迫害了许多老干部和革命群众，给党和国家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文革”后，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中央组织部曾统计被康生直接点名诬陷为反革命的干部名单达839人之多。在中央社会部连担任过他的秘书或秘书长的如毛诚、凌云、匡亚明、沙韬也都被他打成“特务”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真是匪夷所思。
1981年11月8日，陈云在中央调查部为潘汉年平反的座谈会上谈到特科工作时说：特科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战斗堡垒，是很有战斗力的白区地下组织。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的工作先后由陈云、康生、潘汉年负责。特科的工作很有传奇性，在获取情报、打击叛徒、保卫党组织的安全、筹措经费等方面做了许多大事，起了很大的作用。关于康生，他说：“起初，我是特科主任，康生搞行动，后来搞情报。‘一二八’后他接任主任，康生走后是潘汉年负责。康生还是做过若干工作的人。但延安抢救运动是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四人帮’一起整了一大批领导干部。”陈云的看法是正确的。
据1988年5月出版的《党史研究》刊载，1943年12月季米特洛夫曾致函毛泽东主席，谈到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说：“我对康生的作用也有怀疑。今年8月，我们从重庆得到一份十分可靠的情报说国民党决定向延安派一些奸细离间王明和您及其他活动家之间的关系。……我确信康生是以自己的行动在为这些奸细效劳。”康生和王明原来都是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康过去曾紧跟王明，并对王大肆吹捧。回国后又反戈一击，成了反王明的英雄，第三国际方面和季米特洛夫对他怀有恶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来信怀疑他是奸细，或有意为奸细效劳，并未提出确切、有力的根据，尚须进一步证实。
多行不义必自毙，虽然康生曾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宝座，终于难逃革命人民的正义审判。审判“四人帮”特别法庭最后判定康生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可谓盖棺论定，罪有应得，这个判决是实事求是的，一点也不冤枉他。1980年10月16日，中央批准中纪委对康生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其党籍，向全党公布其反革命罪行，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他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党的特务工作是1927年5月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武汉时期创建的，叫“特务工作处”。7月随中央迁往上海，改为“中央特科”。这个部门的卓越领导人先后有陈云、聂荣臻、李克农、潘汉年、陈赓、陈刚、李士英、王世英、孔原、汪金祥、陈龙、邹大鹏、刘少文等人，机构屡经改建，工作很长时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为这一事业牺牲、奋斗，在保卫党中央、配合革命战争方面屡建奇功，对革命做出极为重大的贡献，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工作有很高的评价。这个战线也出现过个别败类如顾顺章、康生之流，但正如杜甫诗所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党的情报保卫事业必将如黄河之水，汹涌澎湃，继续开拓其光荣和辉煌的无限前程。
(责任编辑：瑶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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