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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反“台独”斗争
作者：谭一青
批驳“台湾地位未定”论
1943年，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赢得列强对于台湾回归的承诺以后，最先感到欢欣鼓舞的便是身受日本侵略者凌辱几十年的台湾同胞。其时，在大陆参加抗日斗争的台湾同胞立即致电蒋介石：“顷见报载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随后，台湾岛上的同胞也从美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上得知台湾即将回归祖国的喜讯，无不喜不自胜，奔走相告，期待着回归祖国的那一天。
蒋介石也着手筹划台湾收复工作。1944年春，他命令行政院高级官员张厉生研究并拟具复台政治准备工作、组织与人事等切实办法呈核，批准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由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陈仪担任主任委员。台调会的任务是：调查台湾实际情况，编辑有关台湾的资料刊物，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训练台湾行政、警察、银行、教育等干部和专业人员，规划未来台湾行政体制和接收办法，等等。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由此拉开了台湾实际回归祖国的步伐。
8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联席会议上说：“台湾不能回到祖国怀抱，则国家的独立自由就无从谈起，而抗战的目的亦无由达成。”他要求其部属全力以赴迅速完成台湾回归工作。27日，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不久又让陈仪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9月4，中国政府颁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布署令，并得制定台湾省单行规章。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了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中国政府长官陈仪向原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下达第一号命令曰：本官奉命“接受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接收台湾、澎湖列岛之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安藤利吉表示：“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一切命令、规定或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代表之各机关部队之全体官兵，均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
随后，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这一天，台北40余万回归祖国的同胞，“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全市，途为之塞”。
1946年1月13日，中国政府正式通告：自1945年10月25日起，台湾同胞恢复中国的国籍，隶属于中国主权与法律行使的范围。同时，又将10月25日定为台湾光复节。自此，台湾已在国际公认和事实履行的基础上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
国民党收复台湾一年以后，由于其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和经济管理的一统形式，使得台湾省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衰退，粮食恐慌，物价高涨，引起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不满。1947年初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市民与国民党政府正面冲突的导火线。这是一场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独裁暴力统治的正义斗争。
在“二·二八”事件的动荡时期，台湾有些人跑到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也有些人趁机煽动“台湾独立”。于是，美国一些官员开始主张美国政府干预台湾事务。
1947年3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建议，以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立即以美国自身的名义或以联合国的名义”，对台湾局势加以“干预”，以防止“政府武装的大屠杀”。同时向中国政府保证，待有了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台湾。这是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策划“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等方案的一个先声。不过，台北领事馆在这份建议中也承认，台湾人民“强烈愿意有中国公民的地位”，他们反抗的只是“现政府”。
1947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的魏德迈特使调查团，在中国大陆考察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到达台湾。魏德迈在其调查报告中就台湾问题提出：“有迹象表明，台湾人会接受美国监护或联合国托管。”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秘密活动引起了中国舆论界的强烈愤慨，而蒋介石政府又在有求于美国的情况下，不便公开批评美国这种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秘密活动。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于美国在台湾的分裂活动是十分重视与反对的。1947年12月，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就此问题发表长篇讲话，以强烈的措辞批驳了分离台湾的言论。魏道明指出：谣传台湾人民希望脱离祖国而愿受外国的统治，这一说法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侮辱，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他回顾了台湾为日本侵略者强占以及归还中国的过程，指出战后可能有一些远东遗留问题须待对日和会解决，但台湾归属问题决不在此列，《开罗宣言》已明确指出台湾应归还中国。失物应归还失主是合乎逻辑的。魏道明在讲话的最后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在对日和会上讨论台湾问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六百万台湾人民和四万万五千万大陆的中国人民将不惜为之流血斗争。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战场上的一再溃败，美国政府决策层进一步认为有必要将台湾问题和中国大陆问题分开来处理，探讨直接插手台湾，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一个战略基地的可能性。
1949年1月，美国在策划逼迫蒋介石下台的同时，开始正式考虑“台湾地位未定”的问题。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讨论“防止台湾失陷”的方针的报告中，就台湾的归属问题提出：“台湾为日本帝国之一部分，其最后归属有待和平条约而定。”而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举动，只是“促进并认可了中国人对该岛屿的事实上的占领”。这就表明美国政府在它的对华政策中正式“接纳”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并准备据此干预中国主权，开展分裂台湾的活动。
1949年4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德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台湾之最后处置，须俟缔结对日和约后再定。”“中国之占领台湾，正与苏联之占领千岛群岛相同，此两地之处置，将视对日和约而定。”这位发言人的谈话标志美国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一论调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队直接介入台湾提供了“借口”，也拉开了美国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的序幕。
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坚强决心。在美英两国的策动下，1955年1月28日，由新西兰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个议案，要求由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新西兰这个提案把中国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内政问题说成是“国际冲突”，要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这样就将本属中国内政的问题国际化了，事实上是在制造“两个中国”。结果，新西兰提案遭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的同声谴责。
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新西兰提案的态度。他认为：新西兰的提案只对共产党有利。沿海岛屿停火和中立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台湾中立化，再接下去就是中共进入联合国，形成两个中国，然后直至台湾被共产党接管。他向美国指出，如果台湾赞同这个议案，那么对国民党军队、生活在台湾的老百姓、海外华人和大陆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影响”。因此，他致电指示台湾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对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应予以极大的保留，它将引起巨大的疑惑、忧虑和误解，并将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标的人。”
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当1月28日新西兰代表向安理会提出议案时，台湾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便对新西兰提案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此时，苏联代表针对新西兰提案，也提出了关于制止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
1月31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把两项提案都列入议程，首先讨论新西兰提案，然后讨论苏联提案，并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新西兰提案。2月3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新西兰提案，只有在讨论苏联提案并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的情况下才同意派代表出席安理会。
1955年2月5日，周恩来再次请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向联合国秘书长转达中国政府对新西兰提案的抗议。周恩来针对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战争威胁政策，严正指出：“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国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为为合法，那是梦想。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如果美国要进行战争挑衅，那么，就请它试试吧，它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可以预言，如果美国硬要把战争打到中国头上，我们是一定要抵抗到底的，我们决不屈服。”
就在中国人民同声谴责“两个中国”论调的时候，美国一些政客仍在津津乐道于这种分裂中国领土的谬论。1955年1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问题的最终政治解决办法是让两个中国都进入联合国。”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沃特·乔治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现在还不到谈论制造两个中国的时候……但最终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
面对美国舆论越来越多的这种足以危害台湾当局法统地位的议论，蒋介石实在忍无可忍了。2月8日，蒋介石在台湾国父纪念日发表长篇演讲，质疑新西兰提案，痛斥“两个中国”谬论。他说：“停火案所牵涉的另一谬论，是少数国外人士对于台湾地位的曲解。这些人强词夺理说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妄想在停火后另行寻求所谓解决的办法。这种说法，不仅是违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煞事实的谬论。他们的用心，显然是别有阴谋所在。也许有些国家想抄袭日内瓦会议那样在联合国之外，做秘密买卖交易，以断送越南领土，奖励侵略者的老文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完全抹煞了联合国的存在，因为这不仅出卖了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出卖了这些国家自身所共同发起与共同组织的联合国了。回忆民国三十二年我和美国故罗斯福总统及今日英国丘吉尔首相在开罗会商对日作战和战后有关问题的解决，会后我们曾发表共同宣言，其中规定：凡日本自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各省、台湾澎湖，均应归还中华民国。这一个宣言，后来并为波茨坦协定所接受，又为日本在投降时所接受，当然具有法律根据和完全的效力。所以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投降时接收了台湾澎湖，建为中华民国的台湾省；从那时起，台湾澎湖已恢复其为中国领土的地位，即已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等到旧金山对日和约和中日和约签订，日本依照该二约放弃对台澎的主权，因此台澎归还我国的手续，早已完成了。那些曲解台湾地位的国际人士，当然都知道这些法律和历史的根据，他们不过故意曲解，别有用心罢了。还有些人为了要曲解台湾的地位，正在谋求各种说法，企图否定开罗宣言的效力。我要警告世界各国：如果开罗宣言的效力可以否定，那末波茨坦协定的效力是不是也可以否定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间所订的各种条约与协定的效力，是不是也要予以否定呢？
蒋介石还说：“此外还有人倡其所谓‘两个中国’的奇论，尤其荒谬绝伦。假如有一天苏俄对那些高唱‘两个中国’论的人们所属的国家发动侵略，占领了它们一部分领土，并在那里制造一个傀儡政权，试问他们也准备承认既成事实，把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分为两个‘东西什么国’或‘南北什么国’么？照我们中国的哲学，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以为这不仅是人与人间相处的常情，也是国与国间相处的道理。”
2月14日，蒋介石再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后来，蒋介石又进一步说：“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
由于新西兰提案一方面遭到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抗议，另一方面，苏联代表于1955年2月15日在安理会斥责该提案并要求讨论苏联提案，遭到美英两国的拒绝，双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安理会决定无限期搁置讨论。美国政府暗中操作的新西兰提案实际破产。
大陆与台湾共同抗议新西兰提案，反映了中国人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共同的民族情感和思想默契。这使一些美国有识之士也深有感触。1955年6月，美国驻台大使兰金在文章中说：“两个中国的倡议者都不免忽视了这两个中国政权现在和未来的态度。它们双方都已拒绝这种意见，谁都没有以任何方式，甚至也没有以默认的方式，流露出任何愿意接受的意见。”因此，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答应让他们的国家永远分裂。”
反对“划峡而治”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击败民主党竞选人当选美国第34任总统。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立即启用“冷战”政策的创始人之一杜勒斯为国务卿。杜勒斯上任后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暂时过渡而非永久性之现象”，声称在其任内，将“尽其所能加速其消灭”。而对于台湾，杜勒斯心中的设想是，通过制造“两个中国”来达到既不冒与中共作战的风险，又能有效控制台湾的目的。1953年4月6日，杜勒斯向他特邀的20名记者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寻找一个可以保证台湾独立的办法”，“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个可能性是由联合国托管这个战略岛屿，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部队攻占一江山岛。这时，人民解放军的火炮射程可以覆盖大陈岛，大陈岛蒋军面临覆灭命运。2月7日，美国出动第七舰队100多艘舰艇和5000余架飞机到达大陈岛附近海域。11日，国民党四十六师1.8万余人和大陈岛居民1.4万余人全部从大陈岛撤走。至2月底，浙江沿海岛屿全部收复。
蒋介石于2月7日发表《为大陈撤退告海内外军民同胞书》，说明大陈撤退的军事意义和保卫金门、马祖等岛屿的决心。他说：“我大陈军民，团结一体，共同生死，坚守该岛已五年有余。惟该岛孤悬于台湾基地二百五十海里之外，以今日军事形势而言，其对我反攻基地之台湾防卫上，实已失去其战略之价值，故我政府经与美国协商后，决定将大陈之驻军重行部署，转移兵力，以增强我台、澎及其外卫岛屿之防务。”
14日，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台湾与美国的“合作无间”以及确保金门、马祖等岛屿的重要性。当有记者问及：“如金门、马祖遭受攻击，美国是否将与中国协防？”蒋介石回答：“金门马祖之确保，对于台湾澎湖之确保具有决定性，此应为有资格的军事家一致的认识。”
然而，对于金门、马祖的协防问题，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样，美国与台湾有一致的看法。在美国决策者的眼中，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沿海岛屿从来没有割让给日本。美国人一直在制造台澎的“国际地位未定”论，却无法否认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因此，要在台湾蒋介石控制的领土上制造“台湾共和国”，就必然牵涉到沿海岛屿的归属问题。杜勒斯意识到，协防沿海岛屿的问题，是“同共产党人发生磨擦以及同我们盟友产生不和的一个根源”。因此，杜勒斯的政策是将沿海岛屿尽量划出美国与台湾的协防范围以外，并伺机说服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的防卫，从而达到美国“划峡而治”的目标。
国民党撤出大陈岛以后，保卫金门、马祖的问题立即摆到了美国人的面前。1955年3月，艾森豪威尔在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信中写道：如果蒋介石自愿撤离金门、马祖，他将很高兴，但他不愿为迫使蒋介石撤军而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他担心国民党“可能在绝望之中放弃整个斗争”。在两难的抉择中，艾森豪威尔甚至诅咒道：“这些该死的小小沿海岛屿，有时我真恨不得让它们沉下去。”
4月下旬，美国国务院派遣饶伯森和雷德福前往台湾说服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
对于蒋介石来说，金门、马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巩固台湾，然后反攻大陆是蒋介石集团偏安台湾的精神支柱，也是岛内一切施政与稳定的重要基础。在蒋介石的棋盘上，金门、马祖的地位远比美国人考虑的重要得多。从军事上看，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进可以作为反攻大陆的踏板，退可以作为防守台湾、澎湖的屏障；从法律上看，占有沿海岛屿，标志着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着部分中国大陆的领土，并非只能管理台湾一省的地方当局；在策略上，这些岛屿的存在不仅可以鼓舞国民党军的反共士气，而且也是把美国拖入国共新战争，并通过美国的支援而反攻大陆的理想基地。因此，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美国与蒋介石的战略利益冲突十分突出，不可能调和，故而其争论也就难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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