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文革”史研究与金春明学术人生
作者：张志明
金春明1948年在东北解放区的东北大学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随后到东北局党校高级部学习，毕业后改为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期间，又到中共中央党校师训部党史专业班学习，除在辽宁省委做过一段短时的政策研究工作之外，一直从事党史研究，重点是研究抗战时期党史。如果不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金春明也许会继续研究抗战史。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并不意味着金春明后来就必然走上“文革”史研究的道路。事实上，金春明与“文革”史研究结缘，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偶然性，说的准确点儿，研究“文革”史并不是金春明当时的自我选择，当时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自我选择，而是奉命而为。而一旦后来进入到“文革”研究的学术殿堂之后，按金春明自己的话说，他再也欲罢不能了。奉谁之命呢?直接给金春明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下达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任务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胡耀邦在1977年秋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要求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成立一个专门小组研究中共十一大提出的“三次路线斗争”问题。所谓“三次路线斗争”，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报告中提出的，背景是沿用了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的说法，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经过了十次路线斗争，其中，第九次是反对刘少奇的斗争，第十次是反对林彪的斗争。华国锋新增加了一次，即第十一次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三次路线斗争”说的是最后这三次。实际上，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是合法依据，真正目的在于全面研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胡耀邦当时对专门小组强调，要重点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并要求专门小组把史实梳理清楚，着力弄清“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并总结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他特别重申专门小组不要泡在文件堆里，就文件解释文件，以文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要以实践作为检验正确与否的标准。这些话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是惊世骇俗的，为真正的“文革”史学术研究创造了超前的良好氛围。
这次会议以后，党史教研室根据胡耀邦的要求，及时抽调骨干研究力量组成了一个“三次路线斗争”研究组，金春明被任命为组长。这个专门小组后来的研究进程相当曲折，成员变化也比较大，多的时候超过十人，少的时候只有四个人。这个小组的研究成果，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对于促进真理标准大讨论、宣传贯彻党的《历史决议》、全面澄清“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80年代初，“文革”史研究因为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迫切需要，受到热烈欢迎。特别是在1984年至1985年的全党整风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被规定为重要的学习内容之一，因此，这个小组不仅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专门开设了“文化大革命”史的讲座，而且应邀到全国各地众多部门和地区讲课。当时组里的四位研究骨干——金春明、谭宗级、于南、许迈扬，全国四处奔走，应接不暇。从广大中共党员干部和群众渴望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深切目光中，金春明越来越感觉到一种超越于纯粹学术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除了白天繁重的授课任务以外，晚上他以空前的激情和创作欲望，写了大量关于“文革”研究的文章，80年代发表的150多篇文章中，有半数以上是写“文化大革命”史题材的。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不再成为关注的热点，并且被有意地加以淡化，学界识时务者也逐渐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新的热点难点问题上去。在清秋的寂寥落寞里，金春明以难得的坚韧不改初衷地坚守着自己越来越狭小的阵地。然而，也正是在与自己孤独的学术对话中，金春明以更超远的视野更深邃的思考冷静关注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层问题；也正是经过了这段孤独沉静的思想沉淀之后，他的很多卓立的学术成就日益受到国内外史家的重视。除了80年代发表的《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论析》、《“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等著述外，集10多年,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在历经坎坷后于1995年得以出版，一版1．2万册一销而空。专著《“四人帮”沉浮记》以及《“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著述也相继出版。而其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课题《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和《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后也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反响。除发表专著之外，90年代以来金春明发表的有关“文革”研究的有影响的论文有：《绝不可淡忘“文革”》、《“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两个文革”说与文革的定性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等。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持续时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极其特殊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美国人R．特里尔称：毛泽东具有使人惊讶的能力，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或许是毛晚年对自己的制度所作的毁灭性打击。应该说毛泽东是深刻了解政权对于人民的重要性的，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多次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这一马列主义原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中，他强调政权“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还强调：“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但是，这位一生如此深谙政权重要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10年之后，不惜以73岁高龄，毅然发动群众通过全面夺权无情摧毁了自己历半生坎坷亲手缔造并一直倍加珍视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但“革命”的结果，非但没有能扫除积弊、创造一个他始终关注的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国家主体地位的“新世界”，反而把“文革”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业已存在的严重弊端推向了极点……。一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带领他的人民天才地、创造性地、成功地解决了几乎所有中国革命的复杂、艰难、严峻、危机问题的历史巨人和伟大领袖，在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崭新模式的无畏探索中，却以令人回肠荡气的悲壮结局，结束了自己顶天立地、惊天动地的人生，也给后人留下了众多发人深省的历史性课题。所以，“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不仅在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也是一个特殊时期，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也找不到先例。也许正是“文化大革命”这种近似于空前绝后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不可思议性，才引起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研究的视野投射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来，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把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运动视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一次大实验，这场实验足以使以前一切常规式的革命尝试相形见绌。难怪历经“文革”磨难的胡耀邦，在“文革”结束伊始，就冒着风险对“文革”专门研究小组提出那样的问题和任务。难怪金春明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进修班授课时的一句话会让大家经久流传：一般人(包括一般的领袖人物)所犯的错误，多是重复性的错误；但毛泽东所犯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则是别人无法犯的创造性的错误。
与长期以来对“文革”漫画般的嘲弄、“祥林嫂”式的哀怨、歇斯底里的反批判以及程式化的幼稚描述不同，金春明从一开始就站在了“文革”研究比较超越的理性高度。尽管当时不可能不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带着为政治现实服务的研究功能，但正如李君如教授所言，金春明的“文革”史研究是为全党所公认的。
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会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国内外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首要课题。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野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所以对此一直众说纷纭。正像美国当代中国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著名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所言，“极少历史事件像毛泽东的后十年所发生的事件那样令后人众说纷纭”。这话是1986年说的，但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金春明首先归纳了国内外“文革”起因的十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有：1．阶级斗争必然说。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种斗争的发展就必然要引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金春明特别强调了对这种“左”的理论不可掉以轻心。他披露说，1977年5月，当时的法中友协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就曾公开发表辞职书，随后发表了标题为《大跃退》的文章，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论。他认为，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是表明在中国“修正主义占了上风”。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都是受到毛泽东信任的“左派革命家”。其中，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复辟的阶级基础的分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名副其实的跃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意味着否定了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换言之，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他断言，“要抹煞十年文化革命的教导绝非易事”。2．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这是港台和西方一些出版物中比较流行的观点。3．封建余毒说。4．毛泽东帝王思想说。5．奸臣祸国说。6．乌托邦碰壁说。7．群众反官僚主义说。8．东西方文化冲突说。9．人性兽化说。10．“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
金春明在分析了这些观点之后，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爆发有着决定性作用的主导性原因：中国共产党内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认识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进一步把这种恶性发展的过程具体化为三个恶性循环，即：“左”倾理论与“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与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并指出，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交互发展的。正是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并走向极端，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应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可以为较多的人所接受的“文革”起因诠释。它力图摒弃那种简单化的单一因素论，着力从“左”的理论与实践、领导制度与领袖个体、国际局势与国内形势等诸多因素的互动中去把握“文革”起因这一复杂现象，尤其是突出了毛泽东这样一位独特的领袖人物——他的思想认识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下所发生的变化、他发动“文革”的决心和意志在不健全的政治体制下所产生的关键性作用等。因此，这样的分析就使得其结论令人信服。它不仅对上述十种起源说中的一些片面性给予了澄清，而且对有些貌似深刻但却似是而非的说法作出了有说服力的回应。比如，有人认为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的不完善是“文革”发生的主要原因，乍听起来这话很深刻，深刻到了制度层面，但冷静分析起来还是难以服人。金春明分析说，制度是长期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个人专断，外国也有，像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就十分专断，但苏联并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有很强的“反潮流”精神，他主观认为只要真理在我手里，什么制度、条令都可以不要，可以不要党委，不要工作组。所以，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此时不可能起到关键作用。这种分析凸现了金春明典型的学术人格——决不人云亦云!当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骛地把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都归结为制度原因的时候，他却用冷静和清醒的学术理性投射到“文革”起因的探索中，并以自己独特的视野加以比较分析，着力得出更切合实际的论断来。当然，在后来反思“文革”深刻教训的时候，着力从制度的层面加以总结，以便在改革中加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比较薄弱的制度建设，避免类似“文革”的悲剧重演，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着力从制度层面总结“文革”的教训以便亡羊补牢，与在学术研究中澄清“文革”发生的真正动因是不是制度，毕竟是有区别的。
在理出“文革”发生的主导动因之后，金春明第一次对“文革”作出了比较理性的界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由党的最高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对象的，采取‘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加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特殊政治运动”。依此界定为大前提，金春明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进程和诸多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作出了客观理性的分析和诠释。如：对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冤案的来龙去脉的考察和澄清；对1966年中共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评析；对上海“一月革命”前前后后历史真相的亲自调查考证与分析；对“二月抗争”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辨析；对刘少奇问题的理性考证；对中共“九大”的评述；对“九大”后进行的整党运动的评判；对“四五运动”的反思；对粉碎“四人帮”事件的历史定位；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等，研究范畴几乎涵盖了“文革”的整个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使《决议》中的科学结论更加深入人心，即“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革命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场大动乱。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金春明在考察和分析刘少奇问题时，用他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回应了长期以来的所谓“权力斗争”误区。金春明分析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不是个人恩怨，也不是权力之争，而是重大政治原则的分歧。他在分析中，没有回避那些敏感的说明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矛盾的若干重大史实，如二人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和认识问题舶重大分歧与矛盾，如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主持工作期间采取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政策的不满，如刘少奇明确反对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和对象的规定等，尤其是详细地提到了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矛盾被公开化的史实。这次会议是邓小平主持的，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会议，劝毛泽东不要参加，但毛泽东坚持要参加，并在会议上讲了话。当毛泽东讲到四清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话再次明确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对四清的定性，他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毛泽东当时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毛泽东又讲话，拿了两本书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义务。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就这样，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和矛盾被激化并被公开化了。会后有几个老同志找刘少奇谈，批评他不该插话，对毛主席不尊重。后来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作了检讨，但毛泽东不满意，认为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进而认为刘少奇是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并把刘少奇看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要打倒。对这些现象如果仅仅从表象上去看，就会得出个人恩怨和权力斗争的结论，但如果从更纵深的历史视野去考察，用历史与逻辑结合的方法去分析，就会得出更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金春明就是这样做的。金春明分析说，历史上两人关系一直很好，1943年把刘少奇从新四军调回中央任书记处书记是毛泽东提议的。七大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八大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是经过政治局集体讨论，并经毛泽东个人同意的，不是刘少奇的责任。刘少奇主持工作期间，对毛泽东一直也是很尊重的，所有重大事情都及时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过去两个人在工作中也多次出现过分歧，但都在党内通过正常的民主生活解决了，也没有影响二人的关系。这次的分歧之所以造成二人的决裂，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总结苏共“修正主义复辟”的教训中，认为刘少奇所做的一切是准备复辟修正主义的，矛盾的性质变了，这种党内斗争不可能再通过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解决，而必须要打倒和批判。应该说，这种判断是以理服人的。金春明并没有就此结束，他进一步把刘少奇怎样由政治错误性质变为反革命性质的过程作了详细的考证，从而把毛泽东在处理刘少奇问题上的错误与江青康生对刘少奇残酷迫害以便达到个人阴谋的罪行区别了开来，比如，金春明指出，毛泽东一开始是不相信专案组的那些污蔑刘少奇的材料的，也是不赞成开除刘少奇的党籍的，并在看到那些举证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后，批示要求把所有的材料都拿给他看。结果，送上去的全是通过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明刘少奇有问题的假材料，而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都没有上报毛泽东，比如，聂荣臻证明“刘少奇1927年上庐山养病，中央是知道的，刘少奇不是内奸”的材料就没有上送。这种尽可能依据所有可能得到的史实去作出判断的方法，就使那种简单化情绪化地随意作出“权力斗争”结论的方法显得过于武断和浅薄了。
看到淡化“文革”研究的现象，尤其是一些“文革”后的出生者，包括很多年轻的大学生，对那场过去刚刚20多年的大风暴知之甚少，金春明心情格外沉重。造成“文革”史研究门庭冷落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无论如何，这种冷落造成的结果，却令人深思。一方面，使大批严肃的“文革”史研究成果无法发表和出版，而另一方面，一些庸俗的缺乏基本事实依据的以“暴露真相、揭发隐秘”为能事的所谓“纪实文学”图书却在漫天飞，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使人们对“文革”的本相反而更加糊涂起来。这种现象对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非常危险的。西方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权威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是好是坏仍不清楚，更不清楚它是不是会作为将来类似事件发生的先例或者会变成这类事件的免疫。从80年代中国社会所获得的巨大进步而言，是得益于期间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的。因为，“文革”的巨大损失警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的事件。但他们强调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后来的年轻人在回顾“文化大革命”时会觉得它比现在更崇高和更令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有可能作为中国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范例，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等、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这种考虑不能不认为是有相当道理的。随着改革的深化和诸多深层问题的触动，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层出不穷，如果没有对“文革”研究的严肃学术成就，年轻的一代就会从非理性的角度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而“文革”的吸引力就会再次凸现出来。这无疑为我们民族的未来发展埋下了隐患。多年来，金春明一直呼吁要充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文革”这段独特历史的独特教育功能，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据理陈述了“文革”史研究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他撰文指出，“文革”史除了一般历史科学的共同性功能和意义外，还有其他专史和断代史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和意义。主要有：1．“文革”史是了解当代中国国情的最好教科书；2．“文革”史是解剖“左”的错误的完备典型；3．“文革”史的研究可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最贴近的反面教员和最丰富的实际参考资料；4．“文革”史为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和社会心理提供最生动形象又最充分的可靠资料；5．“文革”史研究可以加深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遵守客观规律和防止因违背客观规律而遭受惩罚的自觉性。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