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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一）
作者：赵 明
谢富治，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谢富治曾担任过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59年，谢富治由云南省委书记调任公安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谢富治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成员，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兼第一、第三办公室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1972年谢富治病亡。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的谢富治已经死亡，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庭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纪委作出决定：开除谢富治的党藉；撤消谢富治死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加诸给他的溢美隐恶的悼词；将谢富治的骨灰由八宝山清出。
谢富治“转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地县的主要领导及一些厂矿和部队的负责人。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下召开的。虽经过一年的调整，形势开始好转，但困难还是很大。在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问还很多的情况下召开此会，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并作了重要讲话。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他说一方面是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谢富治在发言中，也摆出了各地在经济困境中发生的各种严重的治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是，林彪于1月29日却在会上发言时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的话与会议气氛不协调，但受到毛泽东的欣赏。
“七千人大会”后，我随谢富治出差到山东考察农村治安问题。在软卧车箱，我们随便闲聊，谢富治忽然将话题扯到“七千人大会”上。他很懊悔地说：“我没有考虑，就抢先发了言、谈了许多各地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出现的种种严重的治安问题，还举出不少因口粮缺少发生的妻杀夫等违背人的常情的实例。可是林彪在发言中却大谈三年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用‘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的缘故。”在他的话里，带出懊悔的情绪：“没有看清风头”。“转”错了方向，怎么就“转”到刘少奇一边去了。他还提到在农机部任局长的老婆刘湘屏，责怪她常在党组会上乱发言，随便提批评意见，说她“真不知道利害!”
1954年初，有人写匿名信警告江青。根据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副部长进行侦察工作。有关部门查阅了30年代上海出版的一些报刊杂志，接触到江青的一些历史问题。1959年罗瑞卿部长调离公安部时，向接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作了详细交代，要他办好这个案件。谢富治亲自参加了政治局讨论这个案件的会议，亲自听到毛主席对此案“放手调查”的指示，在谢富治的主持下，公安部于1960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案件侦破后，公安部将所有调查材料整理封存在公安部档案室。1965年秋，江青跑到公安部五号楼谢富治家里，大哭大闹，说公安部有人在整她的黑材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为了掩盖自己曾经叛变的历史，诬陷公安机关整了她的黑材料。江青先是指使红卫兵造反派上街贴大字报，说谢富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后又联合康生、陈伯达等人拉拢主持司法工作，手握专政大权的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康生等人经常在人民大会堂主楼小会议室开会，听取红卫兵造反头目的汇报，并向他们提供材料，作出指示，指导红卫兵造反派在下个阶段的斗争对象、方向。有一天，江青请谢富治来参加汇报会，在会上，江青指着谢富治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头目说，你们不要再给谢部长贴大字报了，谢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经过这样一打一拉，谢富治认准了方向，迅速“转”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
谢富治为了巴结江青，昧着良心说假话，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等同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了“反革命黑调查”，将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副局长赵仲田、原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副局长王等15人，以及原山东省委副秘书长文菲、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等7人，原浙江省副省长王芳、公安厅厅长吕剑光，原江苏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和原华东区公安部负责人许建国，共30人相继逮捕入狱。
《公安六条》出台
“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群众对林彪、江青等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残酷迫害老干部的行为极为不满，以各种形式予以揭露。林彪、江青等人十分恼火。1966年底，张春桥、谢富治、关锋等人经过精心策划，出台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决定》(简称公安六条)。1966年12月7日，谢富治在给张春桥的信中写道：
椿(春)桥同志：
送来你要的材料二份请收阅。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特别是伯达、江青同志是那样的关心和重视公安机关文化革命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主动地提出要给公安机关提出几条。送给你的一个资料，一个八条，只能供你参考，因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提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来。
敬礼
谢富治 十二月七日
1966年12月16日，谢富治在给关锋、张春桥、王力、戚本禹的信中又写道：
关锋同志并椿(春)桥、王力、本禹同志：
民主与专政问题，议了六条，可能很不像样子，只能供你们写时的参考用。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现送上二份请收。
谢富治十二月十六日
《公安六条》草稿中的第三、四两条规定，凡是秘密投寄匿名信，张贴、散发传单、标语或公开张贴大字报、标语，散发传单，攻击诬蔑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攻击诬蔑中央文革小组的，是“反动行为”；对于有这种行为的人，以及多次进行这种活动、情节严重的人，要“依法惩处”。
谢富治不断指示专案组工作人员和公安干警：对林彪等人不能有一个字、一句话的“损伤”。如有违犯，就会被视为“放毒”、“恶毒攻击”，扣上“坏人”、“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加以惩处。有的还要追“同伙”，查“后台”，株连无辜。精神病人在发病中的胡言呓语，也被定上“恶毒攻击”的罪名，戴上“政治疯子”的帽子。仅据辽宁省统计，因此被关押的“政治疯子”有300多人，处死28人。
1967年11月2日，谢富治向公安部部分干部的讲话中说：中央文革小组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很好的领导者，我们要加以保护，谁要反对，我们要和他作坚决斗争。他还说：办专案、整档案，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如果公安部出了这样的人，要坚决把他开除出公安机关，重的要坐班房。搞材料不能搞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就是帮助敌人。事后，这个讲话在公安部群众组织编的一个小报《公安红旗》上全文刊载，发往各地公安机关执行。
1966年12月12日，昆明发现一张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有人说，林彪是毛主席的助手，其实不然，他正扮演着安禄山的角色，他与江青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十分暧昧的关系。”
谢富治接到报告，立即于12月17日批示：是一个死反革分子，应加紧破案，逮捕法办。
1967年4月，一封反对江青、陈伯达的匿名信中写道：“一个建议，谨防吕后专政”；“一个揭发，陈伯达是口蜜腹剑的人”；“一个要求，结束目前全国群众内战的混乱局面，恢复党组织，解放干部”。
谢富治随即批示：这封极反动极恶毒的信，要破案。
1968年1月24日，谢富治在一份所谓攻击康生的材料上批示：“这完全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要坚决全部收回材料，销毁。要坚决追查，印发者是什么人，材料完全是造谣、污蔑，我不看，请你们不要扩散。送卫戍区。”
“砸烂公检法”
1966年8月24日，谢富治在三省一市座谈会上给公安机关泼脏水，说：过去公安机关，罗瑞卿统治了八、九年，徐子荣也统治了一个时期，他们搞反党宗派集团，……彭真管政法多年，他和冯基平、徐子荣、狄飞都是死党，他们搞地下活动，告黑状，想把某些人整倒。
1966年12月18日，江青把矛盾指向整个公检法。她在接见红卫兵造反派代表时说：西城区公安分局问题严重，已经调五、六百名干部去改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公安部、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监察竟然监察到我们头上了，整理我们的材料，这都是些官僚机构，他们这几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对抗，我建议公安部门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他的全部由军队接管。
江青讲话后，公安部的某些干部看到传单，对江青这种讲法接受不了，就去找谢富治。谢冷冰冰地说：江青是讲了话的，红卫兵要进来。1966年12月31日，谢富治指使“政法公社”(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接管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厉斥责。周总理讲：这是你(指谢富治)说的，我不能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
谢富治根本不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公开对抗周总理关于公安政法机关的权不能夺的指示，支持“造反派”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搞层层夺权。1967年1月25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十位代表时说：你们夺权了，接管了最高法院的一切权利，我祝贺你们。你们从资产阶级老爷们手里把权夺过来，做得完全对……。夺权，对彻底改造法院是一个根本措施。
1967年2月，公安部除了谢富治、李震、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一部分科长都被夺了权。谢富治让陈光逵(原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起草一个给中央的简报，只讲情况，党组不表态，不许流露任何倾向性。大约3月间，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山西代表的谈话中指出：“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还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公安部一些部门传达了这段话。谢富治把李震和陈光逵找去，批评不应该传达这类“小道消息”。陈光逵说，这是中央文革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发来的正式记录。谢富治说那也不能传。谢富治亲自召集处以上干部开会，硬说“夺权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攻击“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提出要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
谢富治紧紧跟随林彪的旨意，1967年7月28日，谢富治在中央政法口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说：公检法要实现革命大联合，把刘、邓、彭、罗那一套砸个稀巴烂，粉碎越彻底越好。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并授意将材料印发全国。
谢富治在讲话中诬蔑政法系统17年来相当多的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是按照修正主义办的，还有斯大林时代某种错误做法，以及国民党的很多东西。他说：“毛主席思想在我们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他特别提出“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不把原来的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
1967年11月，谢富治授意上报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汇报提纲》，诬蔑北京市公安局是“藏污纳垢的黑窝”，“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特务控制”。说该局有近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三反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叛徒、特务、资本家和敌伪军政警宪人员，正副处长、分局长百分之八十七是“坏人”，十名正副局长全是“三反分子”。毛泽东主席看到此件后严肃指出：“十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一千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半专政吧，多少做点好事吧!”
1967年12月17日，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彻底砸烂专政机关的口号是错误的。1968年2月21日江青接见天津市革委会成员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却狂呼：打倒反动的公检法!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谢富治也抗拒中央的批评，进一步部署“彻底砸烂”、“彻底改造”北京市公安局，并要“创造经验”，推向全国。
1968年5月28日，谢富治指使由部队调来的新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震、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及曾威等人，以“公安部领导小组”的名义，上报了第二号“呈阅件”，捏造出一个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反革命集团”，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等同志“里通苏修、通敌叛国”。报告中说：公安部有副部长7人、正副局长43人、正副处长63人、科长和一般干部92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他有严重问题的人。并说：这伙反革命黑帮，在反革命分子罗瑞卿指使下，借“以毒攻毒”为名，把一批叛徒、特务、战犯、反革命分子发展为“特务”，让他们去侦察同类，使这伙牛鬼蛇神大搞反革命活动。以取信于敌为借口，把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核心机密，通过所谓“逆用特务”拱手送给敌人。在“放长线钓大鱼”的幌子下，放走了大批间谍特务，包庇纵容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分子，使之逍遥法外。
在这些凭空捏造的罪名下，谢富治又相继制造了所谓“窃听器”案、“资敌通敌”案、“包庇刘少奇”案、“反革命黑调查”案、“盗窃中央档案馆档案”案、“检扣无产阶级司令部信件”案等许多冤案假案，先后将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等22位部级领导干部逮捕。又以“特务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将赵明、张志民、李之达等19名局处级干部逮捕。在清队中还把178名同志扣上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漏网右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罪名，编入“黑帮队”，使其备受摧残和迫害。最后又“一锅端”，将公安部1300多名干部职工，下放到黑龙江农场。
在谢富治“砸烂公检法”的口号煽动下，全国各地(除西藏外)公安人员受打击迫害的人数达34481人，其中被拘捕、判刑的有1329人，戴反坏分子帽子的有3652人，劳动教养、开除的有781人，有1257人被逼死、打死，3624人被打伤、致残。仅据北京市六个区、县的统计，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的委员和积极分子被批斗、抄家、遣送原籍或关押审查的，就有56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有38人。
1968年12月，谢富治签发了撤销最高检察院，“精简”公安部、最高法院的报告。报告中写道：……最高检察院完全是抄苏修的，群众早就说该取消。最高法院准备留二、三十人(一半为军队干部，一半从原来干部中评选)负责审核重大案件。公安部除留下原来的四十几个科以下干部，再加上军队干部共留百人左右。其余五个机关精简下来的二千四百多个干部，于明年二月春耕前，即可分别下放到佳木斯、湖北沙市、沙洋，一面抓革命，一面搞生产。农场的所有制和领导关系都隶属于当地革命委员会。(待续)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