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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海瑞罢官》的四种异见
作者：苏双碧
康生说：吴晗是假检讨，真反攻
1965年12月27日，吴晗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康生主持编写的《大事记》在这一天作了这样的记述：“《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人们知道，吴晗自我批评的发表，有邓拓在“向阳生”文章中的召唤，有彭真的决策，也有吴晗出于压力，想争取主动的考虑在内。应该说，吴晗的态度是真诚的，并不是什么假检讨，真反攻。吴晗的文章分四个部分：我为什么研究海瑞；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效果和立场。
吴晗在第一部分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他是奉命研究，是经胡乔木转达毛泽东的意见，要宣传海瑞敢说真话的精神才研究的。吴晗不敢披露这个前提，也没有人愿意出来替吴晗披露这件事。舍此之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吴晗不可能为自己洗刷干净。他的文章一开头就开列了这样一个研究海瑞的时间表：
一、《海瑞骂皇帝》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二、《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三、《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1959年11月14日。
四、《海瑞》发表于1960年《新建设》第10、11期合刊。
五、《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本的前言写明，1960年11月13日的第七稿发表于1961年初的《北京文艺》。2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8月间加上一个序，出单行本。
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1960年以前写的。
吴晗开列这个时间表，目的是想说明他研究海瑞和1961年以后的“退田”、“平冤狱”无关，因为他不能未卜先知，1959年写文章去影射1961年以后发生的“退田风”和“翻案风”。这一点姚文元确实很难回驳。但是，吴晗却也未能瞻前顾后。他堵住了“退田”是“退人民公社田”的说法，却未能摆脱和庐山会议的干系。毛泽东批评姚文元文章没有打中要害，当是说只抓住吴晗的“退田”、“平冤狱”不是要害，“罢官”才是“要害”。这样一来，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说明他研究海瑞都是在庐山会议前后，对庐山会议就有影射之嫌了。
吴晗研究海瑞有没有影射?就吴晗本身来说，根据他的性格、他的忠心和盲从，他不可能有意识地去影射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但吴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写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明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贪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这段话掷地有声，其中又用了所谓“左派”、“右派”等现代的政治术语，很容易使那些戴着有色眼镜居心不良的人认为其中有影射现实的内容。
其实，说吴晗研究海瑞没有目的，“糊涂”，是说不过去的。他明确的主观目的，确实是要为现实服务，是为提倡干部敢讲真话而写的。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之后，一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受到伤害，不愿意讲真话，领导爱听什么，就讲什么。这种风气，长此以往将要亡党亡国。读了吴晗的文章，应该起到一股清醒剂的作用，借以改正吏治中庸庸碌碌的作风、吹牛拍马的作风。这是有关《海瑞罢官》和海瑞文章的真正价值，如果这些文章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发表这么多有关海瑞的文章还有什么意义呢？
吴晗在自我批评中，在史实上对姚文元的批驳有理有据。例如，姚文元说：“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并以“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即“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他以这条材料来否定徐阶退田。吴晗却指出，入四万亩于官确有其事，但“这是发生在隆庆五年七月，海瑞早在隆庆四年三月就离开应天府巡抚任”。这件事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是蔡国熙办的，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两码事。关于海瑞修吴淞江，姚文元提出质疑，吴晗也作了有说服力的回答。
自我批评的第四部分，显然是违心之言。首先吴晗承认《海瑞罢官》产生了不好的效果。他写道：1961年，“这一年，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社会上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要求‘退田’等等，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海瑞罢官》发表、演出、出版，在社会实践中，会给读者和观众产生什么效果呢？……他们看了以后，自然而然会把剧本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至于立场问题，吴晗认为，他“在检查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这些话，在自己的头上扣了个大帽子，但并无实质内容。他又说：“我的关于海瑞的若干叙述、描写、刻划，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叙述、描写、刻划，就自然而然地和古代的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可以看出，吴晗的这些检查有许多内容是被逼出来的。即使这样，他的检查也仍然把握着分寸。他原则地回避了姚文元诬陷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半个月之后，即1966年1月12日，吴晗发表了《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写于1964年，是应邓拓的建议拿出来发表的。在道德的有关问题上，吴晗从来就没有想通过。所以，这篇文章说得有点言不由衷。他说，自己“对阶级道德的看法是混乱的，认识不清的。有的地方说对了，有的地方又错误了，有的开头讲对了，末后却又错误了”。但不管怎样，不管那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中心论点，“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即认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道德可以经过批判，吸收其中一部分有益的东西，成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这本来是一个正确的论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化观。但吴晗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论点，不但不符合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实际情况，而且也根本违反了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这种违心的检查，把对的硬要说成是错的，当然不可能自圆其说。
吴晗的检查，态度十分认真，诚心要解决问题。但是既然内定是把他当作打倒彭真、陆定一、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突破口，他的任何检查就都无济于事，不检讨比检讨要好些，省得给人以口实。果然，吴晗的检讨文章发表后，招来了更多的批判，本来许多批评者还只是在“退田”、“平冤狱”上作文章。12月21日，毛泽东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之后，吴晗的检讨就成了有意回避政治问题，成了假检讨真反攻。当然也有一些主持正义的学者，公开站出来替吴晗辩解，说“吴晗同志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北京那些奉命批判吴晗的文章，调门都越来越高，从诬陷吴晗要退人民公社的田，要为地富反坏右喊冤叫屈，到提出要害是“罢官”，要害是“骂皇帝”。这样的上纲，吴晗当然不能接受，在遭到猛轰猛击之后，他有点清醒，也有点明白了。他曾经对秘书郭星华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吴晗终于悟出了一点道理，他之所以受到围攻、批判，并不是因为他为彭德怀喊冤叫屈，而是有人出于政治需要，拿他开刀祭旗。至于他的问题或过错，那都是“莫须有”的。当然不是什么检讨所能得到谅解的，更不是检讨了就能过关的。自此以后，我们没有见到吴晗再写过什么检讨，因为他已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的一切检讨都是多余的。
邓拓说：《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继承论”
邓拓既然认为《海瑞罢官》的讨论是学术问题，他除组成一个写作小组，写一些文章从学术上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外，还必须写几篇有份量的文章，即作者和文章内容都有份量的学术批判文章。在北京市委方面，内定由邓拓评吴晗的“道德继承论”，由李琪评“吴晗的历史观”。邓拓之所以选择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进行批评，其原因是：一、吴晗在邓拓主编的《前线》杂志发表了《说道德》、《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引起社会上的许多非议，《前线》编辑部有必要澄清这些问题；二、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认为，“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邓拓不同意吴晗的意见，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有它明确的特定内容，都是维护奴隶主和封建贵族的利益”，“必须加以彻底地批判，而决不能加以继承”。尽管从基本立论而言，邓拓的观点有点绝对化，但这确确实实是个学术问题。
当然，邓拓选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这样一个题目，也有其特殊用意：其一，道德能不能继承确实是个学术问题，或者是个认识问题，不好上升为政治问题；其二，邓拓确实认为剥削阶级的道德不能继承，尽管他的观点未必正确，但他从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这个角度来批评吴晗，确实认为吴晗是错了，他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是真心的，并不违心作假；其三，上面1964年曾经考虑过是否公开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在通常情况下，他批评吴晗的“道德继承论”，不应遭到上面的过多非议。邓拓认为《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继承论”，理由是“吴晗同志企图通过他所加工塑造的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尽力宣扬封建节义、礼义廉耻等一整套的封建的道德，要今天的人们去学习、去提倡”。并通过剧中人物极力宣扬“一整套封建道德观念”。认为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是吴晗许多文章的中心思想，当然也是他创作《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邓拓对吴晗的批评不论是写作动机还是对问题的提出都很严肃认真。
邓拓的文章别具匠心，富有针对性。他写了这样一段开场白：“最近许多报纸正在开展关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这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我看过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之后，重新翻阅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吴晗同志1960年11月13日七稿、1961年8月8日改写的剧本，同时参看了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个时间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所刊登的有关海瑞的其他文章和几种剧本，加以比较，反复探索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和创作《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这个开场白很重要，至少说明了这么几个问题：一、作者看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才写这篇文章。说明作者明白无误地表达他不同意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诬陷，不同意说吴晗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二、作者对吴晗《海瑞罢官》及其成书过程作过调查和研究，找不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痕迹，只按照他自己的认识找到了“道德继承论”这个“思想基础”，并认为吴晗的这个“思想基础”是经过“长期酝酿和思索，早已形成了的。”三、作者在调查《海瑞罢官》写作的背景时，特地参阅了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并把当时有关海瑞的文章和几种剧本“加以比较”。这里的潜台词是：你上海不也有人写过许多有关海瑞的文章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吗？不也有过几种海瑞戏在上海上演过吗？这些有关的海瑞戏和海瑞文章难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邓拓既然认为《海瑞罢官》讨论的性质应属于学术问题，那么，他写《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是按照学术讨论的思路来写的。在第一部分，他提出“在讨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问题的同时，似乎有必要就‘道德继承论’的问题进一步加以讨论，以便真正实事求是地从思想上彻底弄清是非，辨明吴晗同志思想的实质”。第二部分，邓拓对吴晗的《说道德》、《再说道德》、《三说道德》进行了认真的批评。他认为，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是“完全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的。他说，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两个主要的互相对立的阶级，一方面是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另一方面是完全丧失了或者只有很少生产资料的居于被统治地位的被剥削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有根本不同的道德观念”。不过，邓拓在论述中，也曾谈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只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被统治阶级，一般地说，往往会受到统治阶级道德观念的影响，甚至受它的支配”。但邓拓强调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第三部分，邓拓提出建设共产主义新道德。他说：“可以断定，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只能在革命斗争和集体劳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无产阶级不可能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而必须彻底批判它们。”
在文章的最后，邓拓写了这样两段话，其中一段写道：“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道德问题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人人都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相信，只有认真展开讨论，才能使真理愈辩愈明。”这里说了他的一个愿望和一个信念，希望能就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展开讨论，使这场讨论沿着学术争鸣的健康轨道运行，这是他的一个善良的愿望。一个信念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彭真的信念，也是邓拓的信念，应该说这也是一切正常人们的信念。但邓拓和彭真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可能，即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也就是在权力可以扭曲真理并支配真理的年代，在真理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论是吴晗、邓拓、彭真，还是刘少奇，都失去了这种平等，而被支配真理的人弄得头破血流。
邓拓最后讲的一段话，就是对吴晗的召唤，他说：“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意见，只是关于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和他的‘道德继承论’的一部分而且是初步的看法。有不妥的地方，请读者提出批评。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和大家见面，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如果这样做了，那末，不管多么复杂的问题都是可以弄清楚的。”邓拓在这里提出，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要实事求是进行分析研究，这两个前提是学术争鸣中所必须坚持的，但这也是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而在权力凌驾于学术争论之上，或者用权力来支配观点是非时，这两个前提是不会起作用的，这对于吴晗，对于邓拓都一样。
12月12日，邓拓化名向阳生的文章在《前线》和《北京日报》上发表，邓拓很希望这篇文章能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他的论点能得到一些呼应，这可以开拓一种学术讨论的风气，也可以减轻吴晗的一点压力。他让《前线》编辑部的同志去找吴晗，让他把在1964年写成的《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拿出来发表。全文按原稿只改了一句话，即“金世伟的文章发表后”改为“向阳生的文章发表后”。凭心而论，此时吴晗忧心已不在“道德继承论”上，而在《海瑞罢官》上。所以，他对邓拓的批评和善意召唤也只好把旧稿重新拿出来发表，而没有在这上面下功夫。但邓拓的用意无可非议，如果不抱偏见，向阳生的文章作为一篇学术文章是可以引起讨论的。但当时一股不可阻挡的势力，已经把吴晗、邓拓推到绝对的被告席上了。邓拓的文章被禁止转载。12月12日，即向阳生的文章发表当天，康生主持编写的《大事记》这样记述了这篇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亲自修改，经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这个《大事记》从政治上否定了邓拓的文章，又把邓拓和彭真、市委书记处拉到同一政治态度上，可谓一箭三雕。其既定方针就是要以批吴晗为突破口把矛头指向“三家村”和彭真，在这种情况下，邓拓再作多大的努力，写出再有份量的文章也无济于事。
向阳生文章发表24天后，彭真和邓拓部署的另一篇文章《评吴晗的历史观》，由李琪化名李东石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向阳生的文章差不多同时，但发表在吴晗的自我批评之后，所以从批评吴晗的自我批评开始。文章对吴晗的批评很严厉，措词也很激烈，但仍然称“吴晗同志”，仍旧谈学术，文章的基调和邓拓文章的基调一致。文章的三个题目分别是：吴晗同志的历史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夸大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对文化历史遗产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李琪批评吴晗用“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来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当时当地大多数人”，只能是指“当时当地的士大夫”，所以吴晗的这种历史观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说吴晗评价历史人物的“框框”和“方法”是“帝王中心论”，因而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的，并以此引伸，认为吴晗的历史观、世界观，“不仅当时(指1950——引者)没有改变，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改变”。正因为如此，吴晗“不仅站不稳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而且也不可能站稳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李琪的本意也是尽力把吴晗的问题拉到学术上来，把吴晗当成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来批判。所以，李琪的文章发表后，照样受到挞伐，指责李琪的文章是“按照邓拓的调子跳舞的”，是为了“包庇吴晗、保护‘三家村’黑店”，是“假批判真包庇”。他们指责李琪和邓拓的文章是异曲同工，说是“邓拓道德定出调子，吴晗按照邓拓的调子假装‘糊涂’，李琪跑出来要他们‘从这里吸取经验教训’”。不管上纲者怎样强词夺理，措词拙劣，但把吴晗的“检讨”和李琪的文章都说成和邓拓定的调子(当然不只是邓拓个人定的调子)一样，却基本是事实。
方求说：《海瑞罢官》代表着一种“反社会主义思潮”
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评《海瑞罢官》奉命发表之后，肆意让战火四方漫延，并把主要目标对准北京市委，他们气势汹汹，好像真的只是在抓吴晗的《海瑞罢官》，而潜在的意图和目的在一段时间里却没有袒露出来。既然这样，作为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中央宣传部，当然有责任领导起这场讨论。上海并不是等闲之地，张春桥、姚文元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背后有江青、有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何况早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前一个多月，即1965年9、10月间，毛泽东就提出要批吴晗。这一点作为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应该清楚。大约是因为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没有立即就这个问题向中央宣传部下达指示，说明意图。因此，陆定一对此有点无动于衷，他处于消极观望的状态中。这也是有其原因的，当时中央有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是组长，陆定一、周扬都是成员。原先有关学术批判的范围，批谁保谁有个说法，吴晗属于不点名之列，点其他知名人士的名也应报五人小组批准。姚文元批吴晗违背了这个规定。所以，陆定一坚持按原来规定办。直到11月19日，姚文元文章发表第九天，有人问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是否可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这位副部长明确答复：“过去中央规定对吴晗不批判，现在中央报刊是否刊载，要请示中央。”显然，中宣部对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感到意外，对是否转载，一直持慎重态度。
倒是周扬对此反映比较主动。据龚育之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回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序幕。此文发表后，周扬还在修改他在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他立即作了部署，要中宣部科学处组织写批评吴晗的文章。当时是林涧青和我帮助他张罗这件事。”“在周扬的客厅里议定写三篇文章：一篇批评《海瑞罢官》，一篇批评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批评吴晗的道德继承观。第一篇由我主要执笔，从中国科学院借调林甘泉、邢贲思，从中国人民大学借调戴逸，到中宣部来一起写作。第二篇，约请《红旗》杂志的戚本禹写。第三篇，约请《红旗》杂志的关锋写。”
由龚育之主要执笔，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发表后，康生在1965年12月9日的《大事记》中指责说：“《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后来江青、张春桥说这篇文章是“假批判真包庇”。
其实，周扬组织这篇文章对吴晗是真批判，是支持姚文元的文章，并不是什么假批判。周扬从一位党的工作者的使命感出发，或许他看到姚文元文章的份量，觉得吴晗应当批判。因此，从观点上看，他上纲也上得很高，但没有直接说吴晗政治上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此，上引龚育之回忆录写道：“由中宣部直接组织写作，经周扬指点并审定的这一篇，可以说是周扬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前指导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组织这篇文章，总的来说，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并不是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这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引发中宣部组织写这篇文章，当有摆脱困境的意图。陆定一在1965年9月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大反斯大林”，就引起康生的不满。康生在《大事记》9月23日特地记上这么一条，“陆定一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至于“反斯大林”和《海瑞罢官》有什么关系，康生并没有说。评《海瑞罢官》发表后，陆定一的消极抵制态度，也引起毛泽东及康生等的不满，以至后来中宣部被毛泽东指责为“阎王殿”。而康生在《大事记》中则对中宣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指责：11月11日至11月28日，“北京各报在18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11月28日，“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会，有北京市委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同志参加”。《光明日报》之所以迟了三天转载，是因为“姚溱同志转达彭真同志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1966年1月2日，“陆定一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和彭真是一致的”。1月13日至17日，“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从康生等人对中宣部的指责可以看出，北京抵制上海张、姚批《海瑞罢官》的基本力量是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或者可以说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一样早就被列入解散和挞伐的对象。
周扬的态度是要紧跟姚文元的调子，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上纲上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但是，执笔者是四位书生，特别是主要执笔人龚育之比较讲实事求是，在一些重要观点上四人都有过斟酌。因此在文章中多少留有余地。例如，上纲也上到政治上的“反社会主义”，但又把他作为社会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来提出，这样写多少有点缓冲。上引龚育之回忆录中写道：“周扬作为文艺界的领袖人物，他的政治见解确实比一般人站得高些。在谈到《海瑞罢官》有否影射时，周扬说：‘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后来约略听到了毛泽东主席讲到‘罢官’的问题，周扬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要我们补上一两句。”至于从政治上上纲上到“吴晗反社会主义”，执笔者也感到和吴晗的历史不好挂钩，但文章又必须这样写。于是，他们引了列宁的一段名言，即“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是走进另一个房间”。作者是想说明吴晗自己本来以为他走进去的是“社会主义的房间”，却走进了“反社会主义”的房间。这样既给吴晗上了“反社会主义”的纲，又给吴晗留有主观上是想走进“社会主义”房间的回旋余地，即客观上是“反社会主义”，主观上未必是“反社会主义”。
方求的文章的另一个意图是想讲明清官的本质，批判吴晗把“清官”海瑞说成是农民的“救星”，从根本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从“清官”维护封建法律的本质来揭露“清官”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工具，同时也承认清官对贪官污吏、恶霸豪强的不法行为有所约束。凭心而论，这篇文章对“清官”本质的揭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客观的，对本来属于历史光明面的“清官”，批评过了头。但即使这样，康生他们还是认为“有关‘清官’问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应该说，这篇文章在当时北京各报发表的讨论文章中，上纲是比较高的，就写作水平而言，也是比较有份量的。特别是文章的第二部分的第二个小标题“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反社会主义”，吴晗最不愿意听到。因为从吴晗的一贯表现，反社会主义和他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简直是耻辱。不过，文章又不得不这样写，因为这样比那些对吴晗性质问题的无限上纲还多少隐含一些为吴晗开脱，至少承认吴晗在主观上并不反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走错了“房间”。当然，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支持，或对姚文元的退让。因为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吴晗在政治上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下一个问题必然就要追究吴晗为什么敢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后台是准？这一点，彭真、陆定一、邓拓、周扬等都会意识到。所以，他们摆出要认真讨论《海瑞罢官》的架势，力图扭转《海瑞罢官》讨论的方向，这种努力包括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间、按语，以及后来写成的《二月提纲》，都是在和党内一种错误的势力作合法斗争。但是，当时党内生活的不正常，以及中国几千年封建集权的影响，使真理及任何健康的力量都很难超越。
附带说一下，我们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望文生义地写道，方求是四位秀才的笔名，四边为方，求是指探索。“方求”是指四位秀才在探索，就这个笔名看，方求的“思潮”当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龚育之在上引文章中说，当时也有人认为方求是周扬，因为“求”与“周”，同一个韵，“方”与“扬”，同一个韵。可见望文生义往往出错。龚育之的文章揭示了真象，他说：“其实，取这个笔名，还是从毛主席诗词中找的，原来想用‘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方遒’，有人说，‘遒’字不好认，用个跟它同音的‘求’字吧。就这样定了下来。”
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戚本禹《为革命研究历史》一文。这篇文章用一种极“左”的思潮和极“左”的语言写成，目的是想让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点燃的火，烧得更旺。文章矛头是指向两位杰出史学家。看来，要把一大批专家、学者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光有吴晗做靶子还不够，还必须把翦伯赞也拉出来。翦伯赞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是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有关史学方法论的许多文章，都对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方法起了领导作用。如果翦伯赞的历史观点也被宣布成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么，中国史学界除了个别御用文人外，全都得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煽动性很强的文章，不幸却被毛泽东看上了。毛泽东12月21日在杭州和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的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个谈话，本来是提倡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要求选几种版本的书，每本都有中国人作序。其中也谈到《海瑞罢官》。事后，田家英认为这个谈话很重要，有必要搞个纪要。田家英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这是他的职责，本无可非议。但田家英认为谈话重要，主要是指有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纪要由田家英、胡绳、关锋三人整理。田家英认为，有关《海瑞罢官》一段话不过是主席附带谈到，和谈话主题无关，不必写入纪要里。胡绳表示同意。结果在纪要里没有出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及其相关的话。关锋是纪要的执笔者，当时没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纪要写完后，他向胡、田提出疑议。胡、田仍坚持可以不写上，关锋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后来胡绳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说，家英和我确实是缺乏政治敏感。我们没有想到，关于《海瑞罢官》的几句话虽然是附带提到的，然而份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被我们删去的这句话。而主席原来讲的主题以后反而没有人提了。家英参加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同志是深表同情的，他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同志，也不同意把吴晗同志的剧本《海瑞罢官》和彭德怀同志牵连到一起，这恐怕是他的真实想法。”回到北京后，由于关锋的坚持，被删去的话还是补进了纪要。事后，关锋又把这件事向康生告密，这就成了田家英的一条大罪状。
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本来是康生的。他在1966年5月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他在1964年就同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同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也说过“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所以，毛泽东和康生都主张批《海瑞罢官》，“要联系庐山会议”。正因此如此，康生得到关锋的报告之后，就对田家英兴师问罪，说他篡改毛泽东的重要讲话。
其实，毛泽东这次讲话，涉及问题很多，《海瑞罢官》问题不过是附带谈到，但后来恰恰是这个附带谈到的内容，使这次讲话成为重要谈话。当然，这个附带谈话，对当时《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江青、戚本禹等左派人物起了重要的鼓舞作用。
为了贯彻毛泽东这次谈话。戚本禹在1966年1月又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一文，关锋写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把对吴晗的批判提高到由“罢官”一个“要害”，到加上“骂皇帝”一个“要害”，使批吴性质又进一步推向重大的政治批判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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