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胡适当大使
作者：朱 正
1938年7月，胡适收到请他出使美国的电报。犹豫了几天之后，他同意接受这项任命，复电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又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任命于9月17日正式发表，这天他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胡适10月6日到达华盛顿，28日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当时国内的战局，就在递交国书前的一个星期之内，21日广州陷落，25日武汉陷落。胡适真正是临危受命。
新任大使的努力很快就获得了成果，12月，为中国争取到了第一笔贷款(桐油贷款)，为了这一成功，蒋介石还来电表彰。
为了促使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胡适做了许多工作。他的忙碌，他的心情，在他给妻子的家信中有一点反映。
1938年11月24日的信：
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
我每天总是很忙的，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头发两边花白了，现在当中也白了不少。
1939的11月14日给妻子祝寿的信：
你今年五十，我也四十九了。可惜我不能在家里给你祝寿。我今天是客中的客中，在一个旅馆里写信给你，我心里当然有无限的感慨。
我们徽州人有句俗话，说，“一世夫妻三年半”。我们结婚二十二年，中间虽有远别离的期间，总算是团聚的时候多，别离的时候少。
这一次别离，已有两年零四个月，要算是最长久的分离了。我心里常想念你，常常觉得老年夫妻不应该如此长久分离。但我现在实在没有法子，一时脱不得身。《琵琶行》说，“商人重利轻别离”。我此次出门，既不为利，更不为名，只为国家有危急，我被征调出来，不能不忍起心肠，抛家别友，来做两三年的孤家寡人。
1941年4月10日的信：
我日日夜夜只想早点回到大学教授的生活。你应该能明白我决不是爱干这种事的。我难道不想家庭团聚？我不叫你来，只是不要你来受罪。
“受罪”两个字，好像说的太过。但是这话并不是胡说。
你知道我做了二十年大学教授，第一，我不拜客；第二，我不回拜一个客；第三，我从来不请客。
现在不能不拜客，也不能不回拜客，也不能不请客。上礼拜六，我下午六点出门，到了六处应酬，直到半夜一点半才回家。回家看见儿子写的一张条子，说，他先去睡了，明早七点半要赶火车，要爸爸留点钱给他放在房门口。
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鬼脸，我总要叫大家感觉我不是“受罪”，我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就如同今天晚上，我这里大请客，穿的是大礼服，吃的是规矩菜，说的是应酬官话。到了客散，已是快十二点了。我送完了客，看见天上月亮正圆，想起今天是三月十四(阴历)。我拉了一位刘先生出去散步，走了二十分钟的山路，才回来写这信。回到家里，一身骨头都疲倦了。我一个人在这里，“受罪”还不顶苦。你若在这里，还是跟着我“受罪”呢？还是关在房里不出来应酬呢？这一次请客，同事们忙了整整五天(帖子是三月中出去的)，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你若来了，你还是管呢？还是不管呢？
从这些片断摘引的家书中，也可以看出胡适这一任大使做得有多么苦了。所以他在这封信的结尾说：“我不能不希望早早回到我的穷书生的生活。到那时，我就可以和你一块回到那‘三不主义’的自由生活了。”
正当胡适在给妻子的信中叫苦连天之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的大使职务突然中止了。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国内的电报，立即复电：“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9月8日，行政院正式公布：准胡适辞去驻美大使职务，遗缺以魏道明继任。他即交卸了工作，9月18日，离开华盛顿，迁居纽约。
据了解此事内幕的沈錡说：“胡适的去职，不是辞职，而是被免职的。“沈錡在《胡适任驻美大使前后》(见《传记文学》2002年2月台北出版)一文说：
免职的命令到达华盛顿时，胡适正在外地出差，所以代理馆务的参事刘锴，先以电话向他报告，胡即要刘立刻到美国国务院，先通知该院的政治关系顾问洪贝克。那时我国外长宋子文也在美国，所以洪就问刘，宋外长与此事有无关系？刘说没有，可能事先也并未问过宋外长，这完全是重庆高阶层的决定。事实上，宋外长对胡大使的成就，甚为满意。两人工作，配合无间。刘锴又对胡适的努力，大加赞赏，他认为胡适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人才，他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及使中国人了解美国的工作上，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他经常有详尽精辟的报告，向国内说明世界大局的趋势、美国民主政治的运作以及美国政策的衍变，也解释了美国面临的困难，希望国内对于美援的期望，不要太高。
洪问刘，美国能不能挽留胡适，刘说恐怕不可能，因为重庆的来电，已说明将由魏道明继任大使，人选已定，就无法改变。
在刘锴走后，洪贝克替国务卿写了一个备忘录，他说胡适的去职，完全是蒋公一个“政治性”的决定，种因于蒋公对美国的失望与不耐。他说蒋公十五年来，独力肩负了中国政军的责任，尤其最近五年，他坚持对日抗战，不肯妥协，他就认为已替英美牵制了数百万日军，可让英美从容准备他们对日作战的部署。但他认为英美并未重视中国的牺牲，在1941年年底以前，蒋公只是要求军民合力抗日，自求多福，不过希望有一天，友邦会了解日本侵略的危险，而前来协助中国。珍珠港事变以后，这个时机到了，但英美各国对中国的协助，却大多口惠而实不至，甚至于已经答应了给中国的经费援助，也随时会被转用给其他的国家或地区，美国也从未改变它重欧轻亚的政策。他认为蒋公觉得美国政府并未与中国政府充分合作，蒋公乃以撤换为美国所喜的中国代表，来表示这种不满的情绪。洪认为中国的需求并不很大，所以他建议，美国应迅速切实执行援助中国的政策。
沈錡在文章的结尾作了这样一个假设：“若不是珍珠港事变改变了中美关系，由友邦成为盟国，使蒋公觉得美国站在我们这一边，已无问题，则胡适可能还会继续几年担任这个职务的。”
1942年9月10日，刚刚交卸了工作的胡适，写信给王世杰、傅斯年、钱端升、翁文灏等几位老朋友，对这一任工作作了个简单的总结：
五年中，负病工作，忍辱，任劳，都只是因为当日既已动一念头，决心要做到一点成绩，总要使这一万三千万人(引者注：当时美国人口数)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但可与同患难，还可与同安乐。四年成绩，如斯而已。
当四年前我接受使命时，老妻冬秀曾写信来痛责我。我对她说：我们徽州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今日所以能抬头见世人者，正是因为我们背上还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我们做工，只是对这个国家，这青山，出一点汗而已。
今日之事，或为山妻所笑。但山妻之笑，抵不得孟真的一哭。我要诸兄知此心理，知我决不懊悔动此一念头。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46年6月，胡适启程回国，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就职的欢迎会上致辞，说：“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于国家的贡献，实甚微末。虽然做了几年的驻美大使，但是没有替国家借过一文钱，买过一枝枪，甚感惭愧。”邓广铭评论说，他觉得“在这种谦逊的措辞背后，未尝不寓有自负清高之感。”
沈錡的《我做总统侍从秘书》(载同期《传记文学》)一文，在1954年1月15日记有这样一件事：
蒋公下午接见蒲立德，谈世界大势。蒲说欧美惧战气氛浓厚，对我殊属不利。并说我驻美大使馆不做事，如果叶公超(引者注：时任台湾外长)回国，就无人在办外交。他建议撤换顾大使(引者注：顾维钧)。谈完后我随他回到博爱宾馆喝酒，他又提到此事，问我谁能适任驻美大使，我想不出什么人，他乃建议胡适。
蒲立德这美国人同蒋介石的关系甚深。这时已经是胡适交卸大使职务十多年之后了，他说这个话，可见当年胡适使美，在美国政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