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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洪流中的袁溥之
作者：汤礼春
革命思想的启蒙
袁溥之1904年出生于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市)袁冲乡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袁邦濯知书达理，为人正直宽厚，是当地有名的绅士。父亲袁理堂16岁就考中了秀才，成为当地人人传颂的少年才子，他亲自创办了光化县第一所女子中学，出任校长，还曾任过县教育局长。然而使袁溥之成为一个追求真理、追求进步新女性的，除了家庭良好的教育文化氛围外，更主要的是受了他叔父袁书堂——一个革命家的影响。
袁书堂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来到武昌，考进湖北警察学堂。当时的武昌是革命风云汇聚之地，各种进步的思潮影响着袁书堂，使他逐步具有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袁书堂经常把一些宣传民主革命，以及反对缠足、抽大烟的报刊寄回家乡。袁溥之和她的妹妹袁震之在读了这些进步报刊后，思想逐渐开化，不仅自己没有缠足，而且对乡邻的姑娘们也讲缠足的坏处，劝她们不要缠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各地示威游行反对卖国的消息传到光化县，15岁的袁溥之和13岁的妹妹袁震之举着小旗子来到老河口街头游行，并把平素积攒下来的压岁钱全部捐献给“国货维持会”，以抵制日货。
五四运动使袁溥之的思想进一步开化，她决心像叔父袁书堂一样到大地方去求学。1920年，武昌女子师范学校招生广告寄到老河口女子小学。袁溥之看了非常兴奋，和表姐宋伯筠坚决要求到武昌去报考。入学考试发榜后，宋伯筠名列第一，袁溥之名列第五，校长王式玉高兴地说：“光化县第一次有考生来报考，居然还是两个女生，而且还考得不错，出乎意外，出乎意外！”
第二年，袁震之也考进了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姐妹俩在学校读书期间住在袁书堂家中。袁书堂此时正追随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从事革命活动。为了培养侄女的革命思想，除了平时给她们讲革命道理外，还为她们订了大量的进步报刊。袁书堂还向袁溥之、袁震之介绍正在武昌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刘子通和陈潭秋。
袁溥之十分尊崇刘子通和陈潭秋的学识和人品，除了听他们讲课外，还经常主动向他们请教。有一次，袁溥之和袁震之来到刘子通和陈潭秋住处，正好董必武先生也在那里，她们曾听叔父多次讲过董先生的学识和人品，今天一见，格外兴奋，便向董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董必武见这两个女学生好学上进，十分喜欢，不仅一一解答了她们的提问，还要她们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到他的寓所去找他谈。1921年8月的一天，袁溥之和袁震之一起来到董必武所住武昌涵三宫一所陈旧的房子里，她们见到董必武的屋内布置得十分简朴，仅一张硬板床，几把旧椅子和一张桌子。姐妹俩十分惊讶，因为她们听说董必武在武汉中学等几所学校任教，每月收入一、二百块大洋。后来听叔父讲，董必武把自己的收入大都用来办进步学校，办进步报刊《经济评论》、《武汉评论》等，自己生活十分俭朴，因此对董先生更加尊敬。
1921年，袁溥之认识了另一位革命先驱林育南。林育南当时正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为了让袁溥之等一批进步的女学生了解社会，他带她们到一些码头工人、纱厂工人、人力车夫家中访问。他还带她们去参加武汉人力车工会成立大会，听大律师施洋为工人非人的待遇愤愤不平而作的演讲。这年冬天，经林育南介绍，袁溥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在陈潭秋、刘子通的组织下，武汉成立了“妇女读书会”，吸收一些进步的女性参加。袁溥之和袁震之也参加了。这实际是党办的一个妇女干部训练班。读书会设在李汉俊家里，讲课的老师多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讲《职工运动》，刘子通讲《国事》，李汉俊讲《共产党宣言》，袁之英(袁震之的堂兄)教数学。就在这一年，武汉一些著名的女界人士发起组织“女子参政协进会”，邀请袁溥之、袁震之参加。袁溥之请示董必武，应不应该参加？董必武说：“女子参政协进会是仿照资产阶级革命的那一套，但从目前的中国形势来看，她们也是追求进步的。我赞成你们参加，你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组织宣传民主，反对封建。”
袁溥之姐妹俩参加了“女子参政协进会”的成立会议。在起草宣言时，很多有大学文凭的女士不敢动手，而是推举思想活跃、文笔锋利的袁震之起草。袁震之觉得这是个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好机会，便欣然接受了，她当场挥毫一鼓作气地起草了宣言。这个宣言慷慨激昂、旗帜鲜明地道出了反对封建，提倡民主，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很有巾帼雄风之气势。宣言发表后，许多知名人士以为出自名家之手，当了解到出自一个年仅15岁的少女之手时，都大为惊叹。
由于宣传民主自由，控诉封建主义的假道学那一套，武昌女子师范学校的顽固派校长把以袁溥之为首的七名进步学生视为“害群之马”，校长和省教育厅沆瀣一气，宣布将袁溥之、袁震之等七人开除。这种行为引起全校师生的强烈义愤，在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下，展开了声势很大的示威游行，她们一路高呼口号、散发抗议传单，到省教育厅请愿。省教育厅拒绝学生提出的“收回成命”的要求，怒不可遏的学生砸碎了写有被开除学生名单的女师虎头牌。在党的组织下，武汉各校也举行了声援女师的示威游行，董必武领导的武汉中学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各校学生代表还到省教育厅质问当局，教育厅长躲起来不敢出面，但他在直系军阀肖耀南的支持下，顽固地站在女师校长一边，双方相持不下，后经武汉教育界名流陈时玉先生出面调停，达成妥协，“各打五十大板”，校长王式玉引咎辞职，七名被开除的学生离校。斗争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这是在党成立之后，武汉学界第一次在党领导下举行的学生运动。董必武十分关心重视这次运动，他对袁溥之等几位女生说：“这次学生运动是你们这些女孩子带的头，因此也算是妇女运动，无论是学生运动还是妇女运动，都要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
袁溥之等七位学生被开除后，党组织十分关心她们，把她们集中起来补习文化，鼓励她们继续考学。1923年，袁溥之、袁震之考进了安庆女子中学。当时的安庆比起武汉来沉闷得多，女子中学风气未开，十分守旧，教务主任管学生还是搞封建专制那一套。袁溥之姐妹向同学们宣传马列主义常识，讲述湖北学生运动的情况，筹备组织学生会、读书会，一批学生很快被袁溥之姐妹的新思想所吸引。袁氏姐妹的活动引起了学校的恐慌，又不敢公开处理她们，只有利用假期，通知袁氏姐妹的家里“叫袁溥之、袁震之不必来校读书”。学校当局变相开除袁氏姐妹的消息在学校传开后，一批受袁氏姐妹影响的进步学生向学校提出了抗议，要求把她俩收回学校读书，一位叫李慧中的同学甚至以在校园自杀的方式来抗议学校的行径。学校当局为防止更大的学潮，只好宣布提前放假。
袁氏姐妹被迫又回到武汉。此时的武昌女子师范学校有了变化，接替校长王式玉的是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的邓克禹，他任命进步人士罗浚为教务主任，罗浚思想开明，为人正直，他同意恢复袁氏姐妹的学籍，袁震之因考试成绩出色还跳了一级。罗浚又正式聘请董必武到学校兼课。
出席国民党“二大”
1924年，董必武在武汉秘密从事建立和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袁溥之和叔父袁书堂一直在他领导下帮助其开展工作。
1925年，钱介磐和陈潭秋也在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组工作日夜奔走，正逢袁溥之从武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她立即加入到了此项工作中，并经钱介磐介绍，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底，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筹备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何香凝提出“二大”代表中要有女代表。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派袁溥之出席，并要她准备有关湖北妇女运动的材料。
1925年12月，湖北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七位代表前往广州，他们是：董必武、刘伯垂、钱介磐、向忠发、蔡以忱、谭芝仙、袁溥之。到广州后，谭平山把袁溥之送到邓颖超家中居住，此时邓颖超刚同周恩来结婚，而周恩来却率部东征陈炯明。袁溥之在邓颖超家里住了十来天，董必武要她搬到国民党元老詹大悲家中住，说：“詹大悲是国民党元老，倾向进步，我们要做他的工作。”
大会开幕前，有一段准备时间，各省代表利用这段时间向领导机关汇报工作和到广州各群众团体参观、学习。袁溥之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向部长何香凝汇报了湖北妇女运动，并把她起草的报告呈送给她。何香凝看后很高兴，说湖北的妇女工作做得好，妇女会员中工农成分的多。
袁溥之还和邓颖超一起到她工作的中共广东区委参观，在那里见到区委书记陈延年。陈延年穿着一身普通的工人服装，样子很质朴，他也向袁溥之询问了湖北妇女运动的情况。
袁溥之还访问了省罢工委员会，慰问罢工工人。在那里见到了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她还拜访了总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向她请教苏联妇女运动的经验，由张太雷的夫人王一知作翻译。
袁溥之还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蔡畅作报告。蔡畅刚从欧洲回来，讲的是世界革命形势，袁溥之听了，眼界开阔了不少。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1日在广东国民党省党部开幕。在这次大会上，左派势力占压倒优势，大会代表和大会选出来的中央委员多数是左派进步人士。袁溥之在这次大会上还见到了李大钊、林祖涵、吴玉章、夏曦、恽代英、毛泽东、宋庆龄等多位革命的著名人士。
迎接北伐
国民党“二大”后，袁溥之和董必武一起回到湖北，从事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工作。
1926年4月，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召开代表大会。此次代表大会为避开军阀政府爪牙的监视，租了一艘民船，在长江上召开。大会代表30多人，由陈潭秋主持。在这次代表会上，陈潭秋当选为湖北省委书记，袁溥之当选为省委妇委书记。作为省妇委书记的袁溥之立即主办了《湖北妇女》刊物，促进湖北的妇女运动。
1926年9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下。袁溥之在城内积极做争取与瓦解敌军的工作。她利用老乡的关系，向担任守城的一个尹班长宣传国民革命的道理，将他争取过来。当时城内粮食极端缺乏，他经常从敌军中搞一些粮食送给袁溥之，袁溥之又将粮食分送给各位省委领导人。
武昌攻克后，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蔡畅、彭泽湘等党的领导人都到了武汉，党中央要求在武汉迅速扩大党的力量。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袁溥之来到武汉第一纱厂，发展了近80名党员。
1926年11月，武汉各界人士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北伐军大会，省委在筹备这次大会时，已接替陈潭秋省委书记职务的张国焘提议袁溥之要以妇女代表的身分发表欢迎演说，同时要谈一下北伐军的纪律问题。袁溥之很是赞成，她早对部分北伐军的纪律不严有意见，主要是唐生智的部队，他们刚刚穿上国民革命军的军装，作风还是旧的。唐生智部下冲进居民家拿东西，甚至有几个冲进袁溥之的住处，把她准备的青天白日旗拿去包东西。在那次数万人参加的大会上，袁溥之先是歌颂了北伐军救国救民的丰功伟绩，然后又谈到人民军队爱人民、革命军队守纪律及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台下群众听了热烈鼓掌。
1926年12月，武汉各界又在阅马场举行了“欢迎国民政府迁汉”庆祝大会。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表演讲。由于宋庆龄嗓门不大，邓演达就请袁溥之站在宋庆龄的身边当“扬声器”，宋庆龄讲一句，袁溥之就传一句。袁溥之年轻、嗓门大，受到了宋庆龄的赞赏。
留学莫斯科
1926年冬，莫斯科中山大学派人到武汉招生，名额20人。袁溥之听了很高兴，向省委提出要到苏联学习，省委同意了。被录取的20人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占多数，也有少数国民党员。
1927年元月，袁溥之一行踏上赴苏留学的旅途，途经上海，袁溥之见到罗亦家和汪泽楷。他们要袁溥之作为这一批赴苏留学的带队人，并把湖北、湖南两省近50名学员的档案交给了她。
一月中旬，袁溥之一行离开海参崴乘火车去莫斯科，正值隆冬季节，袁溥之一行乘上没有取暖设备的火车，开始穿越万里冰封的西伯利亚原野。坐了13天的火车，二月初才到达莫斯科。
中山大学的学制为期两年，培养目标是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活动的干部。学生当中，文化程度相差悬殊。有当过大学老师的，如董亦湘、张闻天、沈泽民等；有早就是党的领导人的，如后来入校的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何叔衡、林伯渠等“特别班”的学生；还有冯玉祥那样的“名誉学生”；也有刚刚参加革命的中学生等。在政治上更复杂，有公开的国民党右派彭克定，有众人皆知的托派梁干乔，当然，大多数还是进步的青年学生。
袁溥之在莫斯科，和孟庆树住一间房，王明经常跑到她们住处纠缠孟庆树，孟庆树起初不喜欢王明，认为他个子矮小，外表配不上她。但王明总是纠缠，有时甚至跪在她的面前。有一次孟庆树生气打了他一巴掌，他仍是嘻皮笑脸。
1928年8月，袁溥之在莫斯科同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朱代杰结了婚。董必武和钱介磐刚好从日本到莫斯科，特地赶来参加了婚礼，并送了束鲜花致贺。同年12月，袁溥之从中山大学毕业，朱代杰还在列宁学院学习，袁溥之此时已经怀孕，如果她要求留在莫斯科是有理由的，朱代杰也要她提出这个要求。但袁溥之急于回国参加革命，到医院作了人工流产，手术十来天后就启程回国了，临行前，因为保密，也没有向丈夫告别。
朱代杰在五卅运动中是上海学生会干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朱代杰在莫斯科也卷入了反对王明一伙的斗争。1930年，王明的同伙再算老帐，以“托派”嫌疑的罪名开除了朱代杰的党籍并将他遣送回国。朱代杰回河北永年教书，从此意志消沉，不愿再参加革命。袁溥之便与他分手了。董必武后来知道袁溥之与朱代杰分手，写了一首长诗送给她，其中有这样四句：“子与朱绝交，不欲再挂齿，公私甚分明，情义应如此。”
面对死刑
1929年元月，袁溥之回到上海，不久，就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党中央组织部派袁溥之到安徽省委工作，并向她介绍了安徽省委的一般情况，交待了接头的办法。
同年2月，袁溥之来到安徽省委驻地芜湖，住进一间小旅馆。接上组织关系后，省委书记尹宽和机要员马玉香到旅馆见了她，告诉她，她被分在安徽省委组织部工作。
尹宽走后，袁溥之给在莫斯科的好友沈联春写信，信写好尚未来得及发，当晚11点，住在附近另一家旅店的安徽省团省委负责人唐玉昆到旅馆看她。唐走后不久，闯进来几个特务，将袁逮捕，并搜去那封尚未发出的信。审讯时，袁溥之自称王玉英，但被一个曾在汉阳警察局当过侦缉队长的人指认，说她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袁溥之只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刚从莫斯科毕业回国，还未做任何工作。芜湖公安局姓徐的局长又亲自来审问袁溥之，说只要她指出芜湖的一个共产党员就释放她，并保证给她找工作。袁溥之不为所诱，坚持说还没走出旅馆，根本不知道芜湖共产党在什么地方。敌人没法，只有把她押往安庆。
安徽特种法庭把袁溥之的案子移交给省高等法院，在清华大学担任法学院院长的吴之椿出面营救她，吴同安徽省高等法院院长曾友豪是美国哈佛大学同学，又同国民党上层的一些留美派人士有联系，经过他的奔走，安徽省高等法院只判了袁溥之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就在这时，从苏联集中营释放回国的彭克定，得知袁溥之只判了一年半徒刑，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控告，说这个所谓的王玉英，就是武汉时期派去莫斯科的共产党员袁溥之，必须从严惩办。
由于彭克定的控告，袁溥之由省高等法院转到军事法庭重审。军事法庭庭长刘馥是湖北人，知道袁溥之的底细，在审问中威胁她说：“若再不供出共产党组织就要枪决！”袁溥之仍一言不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军事法庭果然宣判袁溥之死刑。吴之椿得知袁溥之被判死刑后，以法律界权威的身分赶往南京活动，同安徽省高等法院院长曾友豪分别对军事法庭的判决提出异议。他们的出面营救虽然未能改变对袁溥之的死刑判决，但是阻止了军事法庭对她死刑的执行。正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东北的沦陷使许多知名人士发出了尊重人权、释放政治犯的呼吁。吴之椿再次奔走于南京、安徽，国民党为了做出尊重舆论的样子，1932年9月，被迫把袁溥之的死刑改判为七年徒刑，在安庆“模范监狱”监禁。
1933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召开“国难会议”。与会知名人士发出政治民主、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的呼吁，国民党被迫给政治犯减刑三分之一。当年8月，袁溥之出狱了。
回到党的怀抱
袁溥之出狱时，正值王明在党内大搞清算，袁溥之一时未能跟组织取得关系。1934年5月，袁溥之来到北平，住在妹妹袁震之那里，袁震之正患结核病，吴晗仍热烈地爱着她。袁溥之除照料袁震之，替吴晗抄《李朝实录》外，还看书学习。1937年，吴晗应云南大学之聘到昆明去授课。1939年，袁震之能够起床行走了，袁溥之决定护送袁震之到昆明和吴晗相聚。
袁溥之到昆明后，见到了吴晗的好友梁方仲。梁方仲曾在重庆见到过周恩来，并把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办事处的地址告诉给她。袁溥之太盼望能与党取得联系，便顾不上参加妹妹与吴晗的婚礼，立即动身前往重庆。
1939年8月上旬，袁溥之到达重庆，下车后直奔化龙桥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走进董必武的办公室，董必武一眼就认出了她，高兴得握着她的手说：“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袁溥之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她同董必武在莫斯科分手11年后的头一次见面。董必武要留袁溥之在重庆工作，袁溥之却说：“我不愿意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了，我要到延安，到共产党自己的天下去。”董必武说：“好！有去延安的军车，你就去。”
1939年10月，董必武正式批准恢复了袁溥之的组织关系，并亲笔给党中央西安办事处写了介绍信，要他们把袁溥之转送到延安。
1940年4月，袁溥之经过千里跋涉终于来到延安，住进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中央组织部通知她，在对她脱党时期的问题作出结论之前，暂停党籍。
袁溥之在延安参加了五一阅兵和群众游行。主席台上有王明、孟庆树等人，而没有毛泽东以及蔡畅等同志。那时，王明还是“钦差大臣”，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很注意拉拢青年人，到处作报告，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他主要讲马列主义问题和“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等等，他口若悬河，哗众取宠，说起来头头是道，不少知识青年都很喜欢听，鲁艺学生跑到很远的女子大学去旁听，回来时天快亮了，甚至还有人当场高呼“王明万岁”。
袁溥之在等待中央给她作出审查结论之前，要求到鲁迅艺术学院临时工作。中组部给她开了介绍信去找宋侃夫，他在鲁艺负责政治工作，同意分配她到图书馆工作。在鲁艺，袁溥之见到了洗星海的爱人钱韵玲，她是袁溥之入党介绍人钱介磐的女儿，洗星海此时到苏联去了，只有她单独带着一岁的女儿妮娜。
1940年11月，王震从绥德回到延安，他是绥德警备区司令员，他的部队在黄河边上与敌军对峙，担负着保卫党中央的任务。王震要中央派一些教员到绥德师范学校去加强教育工作。周扬当时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他派袁溥之去。袁溥之随着朱总司令、王震一起出发。一路上朱德、王震对她很关怀。到达第一站甘瓮驿时，朱总司令对当地兵站的负责人亲切地说：这里是交通要道，不但部队过往马匹多，而且群众的牲口也要草料，你们多预备一些草料，方便群众，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过延长县时，朱德问县委负责人：“发展女党员没有？”对方回答：“有，但她们不交党费。”朱德说：“党员要交党费，这是组织观念，农村女党员没有钱交，你们要替她们想办法，可以发点棉花给她们纺线，既有油盐钱，也可以交党费。”袁溥之听了很受教育，在那戎马倥偬的岁月，朱总司令还想到这些具体事情！朱总司令生活简朴，军装整洁，每天都把绑腿打得好好的。他不接受任何特殊招待。有一次，他严肃地对招待人员说：“你们是不是认为凡是首长就要吃肉？我们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抗日事业服务。”到了石嘴驿，朱总司令见白菜汤里有一点豆腐，他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年轻的警卫员回答，是在清涧买了带来的。他很高兴，称赞警卫员说：“你真聪明，有头脑，这很好，既照顾了老年人，又节省了开支。”
朱总司令平易近人的态度，使袁溥之觉得什么都可以同他谈。她说：“我过去虽然上过师范学校，但多年没有教过书了，怕教不好！”朱总司令说：“这怕什么，教育就是宣传，你经过大革命，可以对学生讲革命，讲抗日，讲抗战必胜，让我们的后代爱党、爱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很好的教育！”
袁溥之本来是被派到绥德师范学校去的，但绥德警备区特委书记张秀山却要她到新开办的干部子弟学校，他说那些孩子大都是土地革命时烈士的子女，或者是前线干部的子女，是革命的后代，到那里去更重要。1940年11月，袁溥之到了绥德城外的干部子弟学校。这所学校有五个班，二百多学生，袁溥之工作很积极。1941年三八妇女节，她当选为“妇女模范”。她把此事写信告诉在重庆工作的董必武，他高兴地赋诗加以鼓励。
1941年底，中央对袁溥之在脱党期间的历史审查结束，通知她回延安。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罗省华找她谈话，告诉她中央经过调查研究，核对了事实，对她的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又把有陈云签字的结论给她看，并正式通知：恢复其1925年的党籍。
和陈郁结婚
1942年的春天，袁溥之再次恋爱，对象是老革命家，解放后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陈郁。
陈郁是李富春和蔡畅介绍袁溥之认识的，蔡畅对袁溥之说：“陈郁同志是个工人出身的老干部，很正直，你们互相了解一下，看行不行。你性情温和，他性格直率；你喜欢看小说，他喜欢下国际象棋，看你们能不能结合在一起。”此后，袁溥之和陈郁经常在一起交谈，俩人越来越彼此了解。袁溥之对陈郁说：“我刚切除了子宫，不能生孩子。你要好好考虑一下。”陈说：“不要紧，同志们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陈郁还很直率地告诉袁：他在省港大罢工时，曾和女工杨杏娥结婚，有一个女儿，他到延安后，曾写报告给中央组织部，要求把杨杏娥接来。中央组织部发电报给南方局，南方局回电不同意送杨杏娥到延安，中央要陈郁另结婚。
袁震之知道姐姐手术后身体虚弱，就通过董必武给她带来一盒葡萄糖针剂，这在当时是名贵补品了。陈郁收到后没有同袁溥之商量，就送给一位来自东北抗日联军的生命垂危的同志。事后，陈郁对袁溥之说明，她不仅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对他这种关心他人的品格十分佩服。
1943年10月10日，袁溥之和陈郁结婚了，婚礼在中央党校举行，由邓发主持。说是婚礼，其实很简单，请来几位同志，吃一顿由邓发亲手做的饭菜。参加婚礼的有：吴德峰、蔡畅、戚元德、陈慧清、赵世兰等。董必武知道后，又高兴地为他们赋诗祝贺。
迎接解放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陈郁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同年9月，党中央派陈郁到东北工作，临行前，陈郁到陈云那里请示工作，谈完，俩人握手道别时，陈云突然叫陈郁等一等，转身进屋拿来两个棉花球给陈郁说：“你坐的是军用飞机，噪声大，要用棉花塞住耳朵，以防震坏耳膜。”又对袁溥之说：“这个时候东北已经很冷了，要带条毯子。”袁溥之赶回去拿来一条毛毯。陈郁被派往东北接收敌伪厂矿企业和开展工人运动。后来袁溥之也被编入去东北的职工大队。陈云指示总务长给袁溥之一匹骡子和一个新的灰布马搭子，教她把一切衣物妥当地放进马搭子里面。这给袁溥之长途行军带来很大方便。
1946年4月，职工大队胜利到达辽西省委驻地郑家屯，袁溥之和担任省委副书记的丈夫陈郁会面了。几天后，袁溥之和陈郁一起出发到长春，没几天，又随部队主动撤出长春。路上，陈郁传达了东北局陈云同志的指示：要坚决贯彻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到农村开展工作。到达哈尔滨，陈郁见到陈云和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接受了新任务，任合江省第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三五九旅政委，到北满地区开辟农村根据地。这是个土匪横行的地区，北满地区有名的大土匪谢文东、李华堂、孙芳友等人都以这一带为老巢。他们人数逾万，武器精良，国民党委任他们为“先遣军”司令、军长等职，他们烧杀抢掠，我农会干部和工作人员，妄图使共产党站不住脚，策应国民党抢占东北。
袁溥之此时任勃利县组织部长，主要任务是迅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起初，群众不敢接触他们，不敢交公粮，怕土匪报复。军需民食成了大问题。陈郁和袁溥之就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党的政策，演出小型戏剧，进行阶级教育，同时，加紧清剿土匪。群众逐渐觉悟过来。在地方党委紧密配合下，在人们群众大力支持下，三五九旅和民兵队伍经过半年的战斗，先后活捉了大土匪头子谢文东、李华堂、孙芳友等人，陈郁主持公审大会处决了他们，为北满地区人民除了大害，从而基本肃清了连绵数十年之久的北满匪患。
1948年6月，袁溥之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选举陈云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选举李立三为主席，朱学范为副主席，陈郁为执行委员兼生产部长。
1949年6月，党中央调陈郁到北京，筹组中央燃料工业部。9月，燃料工业部成立，陈郁任部长，袁溥之任人事司副司长。这时石景山发电厂发生了爆炸事件，造成北京停电的严重事故，为了保证开国大典安全供电，陈郁派袁溥之和齐明去石景山发电厂工作，接着又调全国有名的老英雄刘英源到发电厂当厂长。陈郁说，你们要用党性保证这一重大政治任务的完成。如果毛主席在天安门发表讲话的时候突然断了电，那我就不当这个部长了。
袁溥之他们一方面发动工人群众，进行民主改革，一方面派出技术人员对设备进行检修，还进行阶级教育和操作规程训练。
十月一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电波迅速传遍全球。陈郁、袁溥之和大家一样不禁热泪滚滚，欣喜若狂。数十年英勇奋斗，千百万先烈前赴后继，今天终于胜利了！(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