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战斗在中印缅抗日战场上
作者：罗达仁
残破发黄的日记引起我回忆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一段不寻常，至今仍在牵动着我的心的往事。事情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八年中在校学生8000人，先后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上的有1129人，其中最集中的一次是在1943年至1944年之交，44届毕业生中的全体男生(病者除外)都被征调去做美军的译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于1944年3月16日被调到驻印美军所属医院，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9月份才被遣散，历时一年半。时间不算长，但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战斗任务、特殊的生活经历却给我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
1944年3月1日，我进了译员训练班。大门口有岗哨，准进不准出，除非有假条或有出入证。我先去报到，领了一套黄色带绿的军装、绑腿和皮带，提着行李到指定的宿舍。宿舍里已有一些人正在闲聊。一个人说：“我当初读中文系就是因为不喜欢英语，大一、大二英语都是拼了命才过关的，现在还要我去当美军翻译，美国人说话我听不懂，中国人说话我又译不出，多尴尬？”
另一人对他说：“愁那干什么？你学了八年英语，说话不行，少说话呀!现在不是要你来培训吗？集中学口语，这三个月一定能学好。学不好还有下期三个月。你不要愁，你不会翻译，他们不会放你出去的。倒是到军队去，日子不好过，若是到了印度、缅甸，恐怕就很难回老家了!”
这时，一个尖声尖气的人说：“你们真傻，有人想去，还去不成，去年好多人来考还未考上。不想去，就早该想办法！进都进来了，还说这些干啥？每个系都有人不来。据说，凡参军的，就不用做译员了。他们有的到军委会，有的到航委会，或者到底下一个什么机关，只要找到一个沾‘军’字的单位开张证明，就算参了军，两年后又由那里开一张服务证明，就可以到学校拿文凭了。”
“我没有舅舅姑爷在当官，能随便弄到那张证明吗？”
“家里没有人当官，拿钱去买嘛!……没有钱又没有权，你就只好乖乖地来这里了!”
我一听心里不禁发毛，原来是这样!说征调是死命令，有钱有势还是可钻空子。
第二天训练正式开始，东方刚刚发白，起床号就响起来了，大家赶快爬下床，盥洗、上厕所。回寝室还未收拾停当，集合号响了，我赶快穿好衣服，缠上裹腿，跑出宿舍，感觉天气有点凉，又转去披上大衣。考官带着队伍跑了两圈，便全体立在升旗台前。这时我发现译训班几个来自联大的教授已经在升旗台前站好了，好严肃认真的样子。我心想教授来当官，也许是为了生活，迫不得已吧。
有两个人带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走到台上。考官正要喊升旗，突然发现队伍里有一些人穿着大衣，便厉声叫：“穿大衣的人把大衣脱了!”
他喊了一声，一些人脱了，再喊一声，又一些人脱了。这时他愤怒已极，高声大喊：“不脱大衣的，就立即离开队伍!”
大概人人都脱了，只有我立在那里，纹丝不动。本来我一见要升国民党的旗就发火，特别是我看见那个国民党的军官耀武扬威的样子，更是怒不可遏，心想，我硬不脱，看你能把我怎么着？这时教官走到我面前，偏着头问我：“我叫你脱大衣，你听见没有？”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我用英语答话，他听不懂，张皇四顾。全队的人都望着他尴尬的狼狈相，有人发出耻笑他的声音，他的脸涨的绯红。他正下不了台，吴泽霖教授走过来，对我说：“你就脱了大衣吧!本来脱不脱大衣是件小事，大家都脱了，你何苦一个人不脱？”
我说：“我真不懂，你也是联大的教授，也来国民党那一套，我不服!”这时又走来一位教授，现已记不起他是谁了,他的话有点凌厉：“你不听话，你就回去吧!”
我一听这话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队伍，头也不回地走了。
事后，吴泽霖主任在教室里找到我，约我到办公室谈话。
他问：“你在教室里写什么？”
“我在给我父母写信，告诉他们，我不要文凭，我要回家了，我辜负了他们四年来对我的辛苦培养。”
他一听我的话，立刻脸上显出动容和难过的样子，他说：“你千万别这样，别写这信了!你写这信，会使他们伤心!你的英语说的很好，将来一定会有美好的前途。你不要文凭，将来找工作也不好找，对你本人，对你父母都很不利，对国家也是一种损失!”
我看他真心实意，我也向他说了真话：“其实，我也没有存心要顶撞那个教官，他以势压人激怒了我。开始我一看早晨要升旗，就不满意。事事要军事教官来管，这又不是军校，何必弄得这样紧张？你们办译训班把我们的英语口语训练好就行了，何苦要把国民党军营里那一套强加在我们身上？你也知道，联大同学对现在的政府、社会都有很多看法。其实，你们还不理解联大同学们的思想状态。学校号召保家卫国，投笔从戎，是没有说的，但各人有不同的思想活动，外文系的同学多数都想去当译员，可以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甚至有些还想借此机会到美国去。有个别人早就先后去当译员了。其他系的人不想来的很多，有些就钻空子不来了，不少人是不得已而来；进来了，并不是心甘情愿。希望你们了解这些情况，改变一下你们的措施。”
吴泽霖听完我的话，叹了一口气：“我接受这个任务时，以为对象都是联大同学，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完成任务。没有料到，有这么多困难。委屈了同学们，委屈了你，我十分难过。”他语气凄怆，我看见他眼镜后面含有泪水，不禁同情起他来。
我同他谈了半个多钟头才出来，心里怏怏不乐。
在野战医院
我们终于要上前线了，拉我们的车一直往前跑，后来隐隐听到隆隆的炮声。我不禁亢奋起来，可没走多远车子嘎然停下，叫我们下车，我们被领到一个似帐篷又不是帐篷的地方，里面早已摆好几张行军床，我们把行李往空床上一扔，正想躺下休息一会，一个美国人就进来了。他问我们的姓名并作了记录，随着叫：“跟我来!”
我们跟着他踏上一条刚从丛林中开辟出来的凹凸不平的泥路，炮弹声伴随着开山机、平土机在附近的吼叫声。空气异常闷热，似乎被关在无形的箱子里。四周都是丛林。没走多远便听见人的呼喊声、痛苦的呻吟声，我不禁紧张起来，声音是从用竹篾围起来的茅屋里发出来的。茅屋有三、四座，我被引进第二座茅屋，眼前的情景把我吓着了，屋里挤满了约二三十张病床，上面躺着惨不忍睹的各种伤员，断手、断腿、有的脚腿流血、有的头部流血、有的血染红了绷带、有的腿上或手臂上打了石膏。
美国人把我引到一个重伤员的床前，那儿有两三个美国人，有男有女，按着一个又叫又蹦、头部流血的伤员。引路人向一美国女人说了句什么，我未听清楚，那个女人望着我直喊：“你是译员？告诉他不要嚎叫了!医生现在正在为另一伤员动手术，动完就为他动!我的话他听不懂!这个猪!”我惊愕地望着眼前这个穿白衣、戴白帽、满脸怒气、眼眶似有火在燃烧的胖女人，我一听她骂中国人是猪，不禁火冒三丈，但没有发作，我跨前两步伏在那正在喊痛的伤员的耳边说：“兄弟，你安静点，忍耐一点，医官跟着就来看你的病。你是中国人，中国人最有骨气，你是一条好汉，决不能叫苦!”果然他的叫喊声慢慢停下来。这伤员的喊声刚停，一个美国“男护士”又走来拍我的肩膀叫我到六号床去，那人的呻吟声最大，叫我去看他想干什么？我过去了解到：他的头部受伤动了手术，麻药过去，头痛得难过，他希望给他打一针镇痛针。我到护士办公室，看见那个胖护士坐在桌前写什么。我向她说，六号床病人头痛得厉害，希望给他打一针镇痛针，她似乎未听见，不理我。我又小心翼翼地客气地请求她。她猛地站起来从药箱里取出两粒白丸：“叫他吞下!”我拿着药倒好水喂了六号病人的药。
这时又有两三个病人在喊倒大便、小便，“男护士”听不懂，我翻译说他们要倒大小便。“男护士”很不高兴，他跑到病房门口吆喝几声。我不知道他吆喝些什么，但见两个低着头畏怯地打着赤脚的印度人走进来。在那“男护士”的指划下，取出病人身下的便盆送到外面去了。这时又有一病员喊要大便。喊了几声，那个“男护士”也不理。我问大便盆在哪里，他才用手指了指屋角。我过去取来便盆放在病人的身下。病人便后没有印度人出现，我只好取出便盆，问明厕所，自己去倒掉。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被病人称呼为“男护士”的并不是护士，他是wardboy(护士兵)。一个病房有一名医官，一般是上尉或中尉；有两名护士，都是女的，护士学校毕业，一般军衔是中尉或少尉；还有一名wardboy，一般都是兵，一等兵或二等兵，他们的职责是打扫病房，伺候病人服药、大小便以及在护士的指挥下去做其它杂事。在野战医院，重伤病人特别多，都急需手术处理。所以雇用当地印度人做杂工，帮护士兵的忙。但是有了印度民工后，护士兵就乐得清闲，本该自己做的杂务都叫印度人做，自己发号施令。
我去后似乎也参加了印度人的行列。当天下午我正在病房里忙得晕头转向，忽然外面有人在喊：“救护车来了，每个病房都派人来抬伤员。”我闻声便随两个印度人跑出去，跑到停在公路旁边的救护车前，将垂死的伤员抬下来，见他们血肉模糊，有的肠子流在外面，真是惨不忍睹。我们来去跑了两趟。抬进我们病房的两个重伤员需立即处理，还没忙完，又叫抬三个已经手术处理几天后的伤员到外面救护车上去，以便转运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等到大体安顿停当，黑夜早已来临。
当天晚上，我累得浑身像散了架。未洗澡，连衣服也没脱，躺上床就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被那位护士兵拉起来：“快，快起来!事情来了!”我晕头晕脑地被拉到病房里，见满屋电灯通明，有些伤员在呻吟，有些在说梦话，靠近办公室一端，刚抬进一个伤员，躺在担架上，两三个人围着他，胖护士见到我如见到救星，她说：“快问他，姓名、年龄、哪个部队、哪个师、团、营？什么时候受的伤？受伤时他是站着、坐着、仰卧着？是子弹还是炮弹？从前面、后面还是上面？受伤时是什么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最疼？现在感觉怎么样？”她像机关枪似的向我发出这么多问题，我用手势制止她不用再问。我俯下身附在那气息奄奄的伤员耳边，问到了他的姓名、年龄及部队名称。他是站在战壕里受的伤，一块炮弹飞来打在他的头上，他头一昏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其它问题他一个也回答不出。我把问到的情况都告诉给那位胖护士，她很快记在病历上。她似乎高兴又似乎不高兴，她说：“那就算了!抬进去!”随即有两个人把伤员抬入手术室，其他的人也跟着进去了。我发现没我的事就回帐篷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匆匆吃过早饭便到病房里去。病房里还算安静，大声呼喊的声音没有了，小声的呻吟还是有，多数人在护士兵的帮助下用早餐。两个印度兵在做清洁，给伤员倒大小便，护士兵在屋里喷撒消毒水，我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大家一起忙。有一个伤员叫我去他那里。他伸出一条大腿给我看，他的大腿已包好绷带，但绷带上染满了血，他说：“翻译官，你看!这绷带上不仅有血，还有脓，伤口已化脓。”我定睛一看，果然血带着脓水从绷带正面淌出来，顺着膝盖往下流；肯定里面严重发炎了。
他说：“伤口很痛，痛得我睡不着，请你给我想想办法!我谢谢你了!”正说着，那位胖护士来了，进她办公室去了。我到办公室去请她为那伤员看看；她不理，我连着请了几次，她才去了。当她看了伤员的伤口后哼了一声，冷冷地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把血和脓抹掉就是了!”这句话我没译给伤员听。伤员哀求：“我痛得睡不着觉，求你想想办法吧!”这话我译了，不料她大发其火，“这点毛病也来找我，这样多病人我们忙得过来吗？”
我说：“发炎化脓你们不管，能算负责吗？”她一听起了火，把怒气冲向伤员：“前天才给你上了药包扎的，有点痛就叫苦，你们中国佬，猪猡!”
我第二次听见她骂中国人是猪，我突然失去了控制力，大声说：“你骂中国人是猪，你们美国人是什么？中国人都是英雄，中国人最有骨气，他为什么受伤？他在前线奋勇抗战，他在保护你们美国人呀!你们蔑视我们中国人，你们还歧视印度人、黑人，你们白种人就高人一等吗？你们美国宣布的独立宣言不是宣称人是生而平等的吗？你们歧视有色人种，骂中国人是猪，你们的林肯、华盛顿、罗斯福会说这种话吗？”
我越说越气，声浪越来越高，没有留意到床上的伤员都昂起了头，他们虽听不懂我和胖护士之间的对话，但他们能感到我在为他们伸张正义，他们的眼睛都喷射出怒火。这时有几个美国人也在围观，我正说得起劲时，忽然听见一个沉静而有力的声音：“你的话是正确的!小伙子，你就是那个才到职的中国译员吗？你的意见提得好，中尉说得不对，做得也不对，伤员伤口发炎应该重新消炎包扎!等查完房，中尉你就先做这件事!”我侧过身，发现我身边站着一个高个子、大胡子的美国人，戴着上尉军衔，我知道他就是这个病房的医官，也就是领导。经他这一说，我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我说：“我能结识你，我很高兴，上尉。”他说，“我们有时间谈，小伙子。”说完，他就带领一群人去查房了。
他挨床仔细地问，我赶到他侧边当翻译。查房还没完，外面又在喊：“各病房来人抬新伤员!”护士兵和我、两个印度人赶快跑出去抬进三个呻吟叫喊的新伤员，大家又忙碌起来。这混乱情况同我昨天上班时的情况一样，于是又重复昨天的晕头转向的忙乱生活。……
同美国人打架
在医院里，伤病员同我的关系十分融洽，他们的病痛我及时向医官和护士反映，他们生活上需要什么我也尽量帮助解决，使他们能安心养病。一位姓曾的伤员向我讲述他当兵的经过，他是被保长抓来的，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妻子、儿子，他一走，家里的生活完全没了着落。他说，他最恨保长，抗战胜利后回国，他第一个想杀的就是他们那个保长。这伤员在部队里当班长，人长得高高的，有点清瘦，是四川荣县人。
“你们连长会放你走吗？”我有意把话支开，以免他总是想着家伤心。
“他会的。”他坚定地说，“我们连长是个好人，我的经历他都知道，他很同情我。我们连长、排长对我们士兵都很好，特别是连长待我们像兄弟一样，每次打仗，他总带头冲锋，退却时他掩护我们撤退。平时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从不讲特殊。打起仗来没一个人不听他的指挥和号令。在中缅战场上，日本鬼子最怕中国士兵，说我们勇敢、善战、不怕死，说英国兵最经不起打，一打就跑。美国兵则只打后援或采取迂回。正面打仗或打硬仗总让我们中国人去打。日本鬼子诡计多端，会打仗，又吃得苦。在丛林中打仗，我们既要跟毒蛇猛兽作斗争，又要打击狡猾透顶的鬼子。开始我们没有经验，吃了很大的亏。一走进丛林，昏天黑地，认不出方向。只隔几尺远，听得见说话声，见不到人。在丛林里打仗，看谁眼快耳灵。你发现他，你就打；他发现你，你就钻草丛。那里的草有一人多高，钻进去就不容易被发现。在丛林里打仗，彼此像在捉迷藏，你找我，我找你，你躲我，我躲你。有时树上草里都有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不知敌人有多少。特别在晚上，周围漆黑，阴森可怕，鸟叫、猿鸣，你若弄出一点响声，枪声便从四面八方飞向你。后来我们才弄明白，那些鸟叫猿鸣大多是敌人出发的口技，是他们的信号，互通信息。以后我们也用他们的方法对付他们，把他们的信号改变一点，变为我们的信号，这样我们就将被动变为主动了。”
一个下午，医院联络官麦森叫我带领三、四十名中国士兵到美国区去。我们走到一个大屋前，上面赫然写着BloodBank(血库)两个大字，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到达时，一个美国上尉早已等在那里。麦森给我们作了介绍，说了几句便走了。中尉交给我一个名单，叫我抽一个勾一个。他说：“今天每人只抽300cc，叫他们别怕，几分钟就过去了。”我向他们一宣布，他们立即大声闹起来，“我们不抽血，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血不输给美国人!”
我把士兵的意见向中尉说了，他解释说：“中国人抽的血放入中国的血库，美国人抽的血放入美国的血库，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血库，以前已抽过好几次中国人的血了，请翻译官向他们解释清楚!”
我望着中尉歪曲的脸，耳边充满中国士兵的抗议声，我感到处理这事有些棘手。但中尉说得也有些道理，我决心说服他们。我转身向他们高声喊：“大家安静，让我把话说清楚。”等吵声停息下来，我向他们转告了中尉的话，我还说：“我们中国人的血不输给美国人，这是正理。但是如果我们的伤员失血过多，急需输血，没有中国人的血怎么办？美国人的血也该输给我们中国伤员吗？我在这医院亲眼见到过伤员输血，那些血都是从中国血库里提出的。”我这么一说，许多人的脸上显出理解的样子，但还有几个人在喊：“不要听美国人的话，他在骗我们，洋鬼子从来都是欺负中国人的。我们从中国跑到这里来帮外国人打仗，中国伤员需要输血，输点外国人的血也是在理的。”
我一听，有点生气了，我说：“这几个兄弟说得不对。我们到这里是打日本鬼子，是为我们自己打仗，我们是同美国、英国联合起来打日本呀!你们想想，日本占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美国、英国是来帮助我们赶走日本的，你们知道吗？你们坐的飞机是美国的，你们在兰姆伽培训也是美国主办的，你们的装备来自美国，就连这家医院也是从美国征调来的。这家医院不仅治疗美国人，也治疗中国人，难道美国人、英国人还不算是我们的朋友吗？你们不远千里来这里打日本，他们还是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打日本。我们中国人从来重义气，是非清楚，你们也该知道如何做了。”
他们都没话可说了。“大家都跟我来!”我大声喊着走进屋子，伸出我的手放在抽血台上，说：“我先抽，愿意抽血的跟我来，不愿抽血的可以回去。”我这么一说，一个个都跟着我来了，没有一个不愿抽血就回去的。
当天晚饭后，我和一些人正准备出去走走，迎面开来一部吉普车，联络官麦森从车上下来，拦住我们说，“快上车，美国人和中国伤员(有些伤员的伤基本好了，经常饭后出外活动)打起来了，快去劝阻。”
我们乘车赶到现场，看见几个中国人和美国人扭打在一起，我们跑上前，大吼几声：“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准打架!”我们用中文，也用英文高声喊。他们相继停了下来。
我们分别找两方的人了解情况，我问中国伤员，“你们为什么打起来的？”
他们气喘吁吁，七嘴八舌地说话，我未听出头绪，伤员中正好有一位是我病房的，我叫他一人慢慢说清打架的原委。他说：“那几个美国人实在不象话，欺负我们中国人。我们在铁路边闲耍，他们走到我们跟前，嘻皮笑脸的，用手在我们头上比比划划，我们质问他们，他们也不理，他们还骂我们是‘癞皮狗’，骂完就想溜，我们一下子冲了上去，抓住他们的腿就把他们撂倒在地。不要看他们人高马大，实际上不中用。我的兄弟们也一起冲上去，我们就这样打起来的。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还以为我们中国人好欺负。”
我了解到情况后，便走到美国人那一方。美国人说，“我们在铁路边看见中国伤员，他们主动向我们打招呼，我们走过去友好地同他们一起玩，我们用手比了比看他们有多高，想看看比我们矮多少，谁知他们脸一沉，像要动武。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得罪了他们，便不再同他们玩了，我们转身走开。谁知刚走两步，他们就走上前来抓住我们的腿，把我们撂倒在地，骑在背上就打，真厉害，简直是一群野兽!”
“你们转身走时，骂了他们吗？”我说。
“没有骂过!”他们异口同声说。
“你们总说了一句什么，想想看。”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说了一句‘Let‘sgo‘(我们走吧)。”他们中一人说。
我愣了一下，突然明白了，我说：“他们误会了，你们两边都误会了。Let‘sgo的英语读音就是中国话的癞皮狗(mangydog)。他们误认为你们骂他们是癞皮狗，他们怎么能不动气？这纯是语言不通所引起的误会，我们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在这里我先请你们原谅，现在中美联合抗日，都是朋友，不是吗？”美国人脸上的怒气平息了。一个美国人还笑着说：“还有这等事!”
我又到中国伤员那里，把原委跟他们说了。他们也笑了。有人说，“他们早说清楚就不会挨打了。”另一个说，“他们说的话你懂吗？”大家又笑开了。
孙立人将军不愿意打内战
一天，联络官麦森急急忙忙地来到病房，跟办公室打了一个招呼，要我跟他走：“孙立人将军受伤了，快走。”
我们走进一间特殊的病房，看见两三个医生正围着一个躺在床上的伤员，我急忙过去，病人正侧身露出左边的臀部，我看见很大一团红肿。一个医生问他如何受伤，还未等我译成英语，伤员就自己用流利的美式英语答话了。
他有四十多岁，方正的脸，浓眉大眼，下颏丰满微翘，显得很精神，不像伤员。我说：你是孙立人将军吗？我是译员。我看，你的英语比我说得好，我是多余的，我这就走!”
他忙说，“不，不，你留在这里，你对我有帮助。”说话间，担架来了，把他抬走了。
我在孙立人将军病房呆了几天，有医生、护士，我便跑腿，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护理工作，清静时我们就闲谈。当他知道我是西南联大应届毕业生时，他说：“我们还是校友哩，我在清华读了八年。早些时候，当我知道政府要征调联大应届毕业生做译员时，曾先后两次向联大工学院要人，还有教授也来了。”他说了一些人的名字，问：“你认得他们吗？”
我说：“那些人我都不认识，我只认得机械系的陈伯松，他是四川仁寿人。联大一年级在叙永时，因为都是四川老乡，常在一起，我同他的感情很好。其实，我先读的是联大航空工程系，读了一年才转到哲学心理系。”
孙将军问我为什么要转系，学工不好吗？我说:“我当时看见学工没有什么出路，往届工学院毕业的同学，多数人还不是教书。全国的大工厂没有几个。同学们还没有毕业，就愁着出去找不到工作。原想建设救国，想得太天真。就以航空系来说，中国连一个飞机制造厂都没有，听说只有一个飞机修配厂，能容几个人？联大听说只有一架破飞机摆在那里，供学生分解。特别是皖南事变后，眼看着蒋介石要打内战，打破了我科研救国的思想，转学文科，注重研究如何救亡的道理。”
他说：“你的看法也有一定道理，我清华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土木工程，还不是想回国建设祖国，后来孙中山先生不幸早逝，国内一片混乱。而东邻日本，自维新以来国力日强，地少人多，又多火山爆发，早有野心侵略我中华。侵占朝鲜之后，步步进逼，在此时刻，奢谈建设救国，岂不愚蠢？所以我决定转读西点军校。1928年我军校毕业后，便走上武装救国的道路。”随后他谈到现在中美合作，美国新式武器装备了中国军队，又有史迪威这样的英明的天才军事家做总指挥，打败日寇指日可待。
“你回国后，将来干什么？”孙将军问我。
我说，我想教书和写作。他说“这很好，教育可以培养品格高尚的优秀的建设人才，科研是建国之本。写作，很好嘛，写作可以改造一个人的灵魂，用作品影响读者，使人们走爱国主义的道路。你选择的道路很正确。”
“打败日本后，我也想搞教育。”他忽然说，“但愿那时不再内乱。中国人打中国人，敌人得意，人民遭殃。也该人人反省，不再蹈此覆辙。只要全国统一，必然百废待兴，需要的就是建设人才。我就想办学校培养人才。我总觉得办学校是我的本分。”提起教育，他的眼睛似乎都发亮了。
有一次他问到我们译员的工作问题，我简略地谈了我们两面受气，出力不讨好，后来，管理组改组了，情况有改变，但是美国人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似乎很难消除。他说要根本消除很难，这有种族偏见，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十分严重，还有文化历史传统、社会风气等等原因。不过，在他们的宪法上规定了要消除种族歧视，美国人不敢明目张胆犯这种错误。他们是法治国家，犯了，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不过要对付美国人也有办法，就是不要怕，不卑不亢，不逢迎，不屈服。我们中国人是最有骨气的，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看出你的才干和为人，他们就会佩服你，尊重你。我在美国同他们打了五年交道，现在又同他们打交道，深知他们的性格，他们坦率，真诚，天真，乐观，只要你对他真诚，他也会对你真诚，我们同美国人可以交朋友。
我不断点头称是，孙将军的话给我印象很深。
孙将军体质好，手术做得也好，护理工作又跟得上，一个多星期，他就可以下床一跛一拐地走动了。医生查看他的伤口时，他向医生说，“你看我都能走动了，伤口也不痛了，你快给我拆线吧!”
医生笑了笑，“将军别着急，伤口还有点红肿，能拆线我们自然会拆，请将军安心休息吧!”
“前方吃紧，我这里能安心吗？我求求你，医生!”医生摇摇头，出去了。
孙将军住院的最后两三天，病房很忙，那边又没来电话叫我，我便没有过去。
一天，在病房里忙着，突然听见外面人声嘈杂，有人喊孙将军来了。我丢下工作，立刻往外跑，果然看见孙将军精神抖擞，从美国区那边过来了，手持一根马鞭，合着步伐，前后摇晃着向后大门方向前进(我至今都不明白在那个时代，还手持一根马鞭干什么，也许我眼睛未看准吧)，后面簇拥着几个美国军官和中国军官，两边站着好奇观望的人群，他的眼睛在人群中搜索，发现了我，我举手向他打招呼，他微笑着用手向我行了一个告别的军礼，那是他留在我脑海里最后一个印象。从此，我再也没有看见他。(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