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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卡特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作者：陶文钊
美国国务卿万斯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强国”
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正常化迟迟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尼克松本来答应在他的第二任期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水门事件使他未能如愿。继任的福特总统又答应在他的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他未能得到第二任期。1977年1月，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执政时期，战后三十年美国内外政策的失误和由此造成的后遗症集中表现出来：越战失败、水门事件、物价膨胀、经济不景气、美国社会产生了对美国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信仰危机。在国际上，美国的“天定命运”被其他国家否定，美国政府需要树立起新的道义形象。在卡特政府的外交日程上，有一大堆紧迫而棘手的问题，诸如：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第二阶段会谈、中东形势、非洲事态、巴拿马运河区问题，等等，与这些问题相比，中美关系正常化显得并不特别紧迫。在总统的国家安全班子1977年1月第一次开会讨论最紧迫的问题时，甚至没有提到对华政策。
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些总统，本人就很了解国际事务，很有战略眼光，在外交上敢作敢为。有一些总统，本人入主白宫前主要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甚至本州问题，对国际事务所知不多。卡特属于后一类总统。作为乔治亚州的州长，他在政务中难得接触到中美关系。这样，他在外交方面，就非常仰仗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在国际事务方面，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在某些问题上，如在人权外交，中东问题方面，持相似的立场；在另一些问题上则有不同的主张。他们的主要分歧表现在对美苏缓和以及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看法上。万斯认为：“讲到经济发展与战略实力，中国还不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强国”，而美苏缓和关系到美国外交的全局，它“对于保持我们欧洲盟国的信心也是重要的”。当时美苏关系的突出问题是要推进在1976年停滞不前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是美国外交的“中心环节”。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鉴于“苏联对中国过于担心，美国与北京的任何战略合作都可能在美苏关系中引起严重反映”，因此正常化必须以不损害美苏缓和为前提。
布热津斯基主张：“要更多地注意中国”
布热津斯基认为，要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对苏关系是重要的，但不能过于强调，不能把苏联当作美国利益的焦点而牺牲其他的全球事务。他认为，中苏分裂是冷战时期最富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事件。既然共产主义世界已经成为多中心的，美国也要实行多中心的政策，“如果苏联多担心一点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们就可以少担心一点对苏政策”。用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话说，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相差太大。国防部长布朗与布热津斯基的看法相近。
卡特在1977年受万斯的影响较多。
密歇根大学教授、著名中国学家欧森柏被卡特政府延聘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欧森柏上任之初，就仔细阅读了前两届政府关于中美关系的档案，其中福特总统访华的材料是他从福特总统的家里取回来的。尼克松、基辛格和福特关于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承诺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欧森柏整理了一个备忘录，建议总统授权国务卿，一有机会就重申尼克松、福特的承诺，这就是：
1.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2.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3.在美国撤离台湾时不让日本取而代之；
4.美国支持任何和平解决台湾形势的办法，美国将不在台湾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中支持台湾；
5.美国将寻求正常化并力求实现。
布热津斯基对备忘录作了修改，呈递给总统。卡特圈“同意”。备忘录转到国务院，万斯怒不可遏。他告诫布热津斯基，以后在向总统递交有关外交政策备忘录时，事先要通过他。最后，万斯拒绝了备忘录的建议，认为向中国人作出保证为时尚早，国务院还没有做好准备。他要求撤消备忘录，结果备忘录的所有文本均被销毁。欧森柏好赖为卡特总统图书馆抢救了一个文本。
1977年年中，布热津斯基再次向总统提交备忘录，阐明中美关系的国际背景、美国应采取的政策，并建议立即试探国防部长布朗访华的可能性。卡特在备忘录上写了许多批语，然后退还给布热津斯基。他对布热津斯基的建议表示赞许。但他也写道：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要谨慎，我们“不要像尼克松、基辛格那样去舔他们的屁股，而要小心避免与国内支持我们的力量对立起来。”但到7月下旬，卡特总统在对华政策方面又有了比较积极的主张。7月30日，他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专门召集一次会议，由万斯、布热津斯基、布朗、霍尔布鲁克、欧森柏等参加，会议讨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涵义和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为万斯即将访华做准备。万斯的意见是，对华关系正常化要等到与苏联的谈判走上轨道后再去进行。这时，副总统蒙戴尔提醒说，历史上民主党曾被指责为“丢失了中国”，如果现在让中国重新回到苏联轨道，那么，民主党又将面临一代人的重新责难。最后，卡特的总结几乎出乎每个与会者的意料，他对万斯说，在北京“把一切都摊开来吧”，“把我们的立场全部讲清楚。”他表示愿意实现正常化，并准备面对国内那些指责他“放弃台湾”的责难。但他在台湾问题上也需要一些政治上的掩饰，需要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某种承诺，美国在与台湾脱离防御条约关系之后也将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让万斯准备一份公报草案，如果中方接受即可发表。8月初，卡特总统批准了万斯拟就的公报。显然，卡特把中美关系正常化想象得太简单了。
正当万斯要离开华盛顿前往北京时，极右的参议员戈德华特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其中称，当着八亿中国人在“没有基本人权”的状况下生活时，美国与台湾断交将“使美国蒙受耻辱”，卡特总统果真断绝与台湾的防御条约关系，他将要冒“遭到弹劾的”风险。行政当局对华政策本来不高的热情又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万斯本来满足于中美关系的现状，不急于实现正常化，这时他的理由似乎更充分了。万斯又在美国向中国提出的条件中加了一条：美国应当要求，在正常化后派一些政府官员在驻台湾的非官方机构中代表美国。
万斯北京之行：所谓台湾问题“灵活性”方案
8月22日，万斯国务卿抵达北京。23日，万斯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会谈。万斯说，只要双方能寻求一个基础，不致危害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总统就准备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据此，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台防御条约即将“终止”，届时，美国将从台湾撤走其全部军事力量和设施,但美国政府人员必须根据非官方的安排留在台湾，他们不具有外交人员的性质，也没有国旗和政府印鉴等大使馆的特征或权利。他还说，美国政府将在适当时候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心并有兴趣使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发表反对美国声明的声明，不要强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黄华则重申了中国关于建交的三项条件，表示不能接受万斯的方案。
与黄华会谈结束后，万斯与美方人员在钓鱼台国宾馆院子里散步。他们在一座小桥边停下。万斯说，看来中方不接受我们关于双方都要表现出灵活性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在第二天与邓小平的会谈中不再出示他事先拟好的公报草稿。其实，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早就料到，万斯不会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提出他草拟的公报稿，因为万斯的先遣组人员给他带来了霍尔布鲁克的便条，其中说，“万斯将向中方提出的建议包括了在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岛的官方存在要继续下去的内容。”看过这一便条，伍德科克心里全明白了：总统还没有下定决心。
邓小平严正指出：万斯访华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退步
次日，邓小平会见万斯。万斯重复了昨天的表示，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也要在台湾保留领事馆或联络处。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这是从《上海公报》和美国领导人以前所阐述的立场后退。他念了一段他与基辛格会谈的记录，基辛格表示，美国对中国欠了债，美国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还提到，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曾表示，大选之后他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按照日本方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万斯所说的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湾，是没有标志和大门上没有国旗的大使馆。这只会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假象。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邓小平阐明中国的立场说，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中国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中国担忧。
中国方面如此清楚地表明了原则立场，但是有的美国记者却对这次访问作了不实的报道。《波士顿先驱美国人报》登载的一篇文章说，白宫相信，中国领导人在万斯访华时在正常化的条件方面表现出了比较有灵活性的立场，这次访问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了“进展”，卡特总统赞扬万斯朝这个方向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万斯与中国领导人所讨论的条件将使台湾人“在自由中生活”，暗示美台关系不是正常化的障碍。这篇文章究竟源自消息的错误还是出于记者有意无意的不实报道尚难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政府错读了中方的意图。卡特总统在8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万斯发回来的报告“非常令人鼓舞”。27日，他还不辞劳苦，异乎寻常地到安德鲁空军基地去欢迎访问归来的万斯，称颂他的访问是“十分成功的”。
中国方面对于这种不实之词作出了反应。9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明确否认关于万斯访华使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报道，直截了当地指出，美方所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立场有松动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万斯访华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退步，万斯从他前任的立场后退了。10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议员访华团时再次指出了这一点，并警告说，美国在玩弄中国、台湾两张牌，这是中国不能容忍的。
黄镇宣布：中国政府欢迎布热津斯基访华
万斯访华之后，美国政府忙于与巴拿马的商订条约及其他事务，又把中美关系搁在了一边。伍德科克于9月下旬回国随万斯出席联合国外长会议，他和国务卿一起在纽约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万斯说，邓小平9月的表态使美国了解了中国的立场，美国政府将作出回应，但尚未准备就绪，待伍德科克返回北京时将向中国政府提出。
数日后，万斯召集属下商议新的对华政策。伍德科克在会上说，要与中国人谈判一项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保证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把台湾看作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怎么能要求中国不收复自己的领土呢？但是为了保证台湾人的安全，总统也有权做一些保卫台湾免遭“入侵”的事情，包括向台湾出售武器。总统可以保留这个权力，而不必在谈判桌上讨论。霍尔布鲁克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把它称作“伍德科克方式”。万斯没有表态。会议结束时，万斯告诉伍德科克，他将在下星期一，10月3日收到关于对华政策的新指示。
伍德科克在华盛顿一等再等，几次催问国务院，回答都是：尚未准备就绪。10月14日，伍德科克又见到国务卿，万斯还是说，给他发新指示没有问题。伍德科克继续等待，直到11月，新指示仍然没有准备好。最后，霍尔布鲁克觉得还不如让伍德科克回北京任所去等待新指示。但伍德科克不是职业外交官，他不受国务院的气，也敢于对国务院说不，他倔强地表示，没有新指示他就不回北京，如果国务院给不出新指示，他就直接去找总统。国务院之所以一再拖延，是因为对到底是指示伍德科克开始与中国就建交进行新的谈判还是仅仅拖延时间拿不定主意。由于伍德科克的坚持，他总算得到了国务卿的一纸文件。指示说，伍德科克可以告诉中国领导人，卡特政府已经了解了福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美国不再寻求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在台湾保留官方存在，伍德科克将作为美国政府的主要谈判代表，但开始谈判尚须稍待时日。伍德科克对这个指示是不满意的，但也只好如此。1977年下半年，中国政府仍在采取种种措施促进中美关系，至少使两国关系不要失去势头。中国恢复了向美国购买小麦。中国政府接受美国能源部的邀请，派出一个政府代表团访美，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代表团，打破了先前坚持的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不派官方团体的规矩。中国政府还以中国外交学会的名义分别邀请参议员杰克逊、肯尼迪、克蓝斯顿访华，他们分别受到异常友好的接待。在中国领导人与他们的谈话中突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题。前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也应邀前来访问。布什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行中包括了前中情局高级官员李洁明和布什的好友贝克。他们在北京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和其他礼遇，并访问了西藏，成为二十几年来第一批访问西藏的西方人。10月，李先念副总理在接见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时说，美国或其他国家在对华关系正常化后仍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干涉中国内政，如果美国发表声明，说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那我们也要发表声明，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外国无权干涉。
布热津斯基对卡特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停滞不前甚为不满。他要欧森柏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传话，希望中国政府邀请他访华。11月3日，黄镇在离任前去白宫出席副总统蒙戴尔为他举行的送行午宴。在宴会上，当着万斯的面，黄镇宣布，中国政府非常欢迎布热津斯基访华，他现在就向布热津斯基发出邀请。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在场的国务院官员不胜诧异。万斯脸如死灰，霍尔布鲁克目瞪口呆。因为这有可能意味着，对华政策以后就不再归国务院管了。国务院官员背后骂布热津斯基是“卑鄙小人”，是“掉价的基辛格”，背着国务院搞小动作。在归途中，霍尔布鲁克在汽车上就打电话问欧森柏，这是不是他搞的鬼？万斯在给布热津斯基的电话中激动地说，这将使美国的谈判努力受到损害。欧森柏担心的是，布热津斯基是否得到了总统足够的支持。此后数月，布热津斯基利用每天早晨向总统简报国家安全问题的机会，逐渐以他的想法来影响总统，最后终于使卡特在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下定了决心。
卡特说：如果布热津斯基发现正常化的机会，就应该抓住
进入1978年，美苏关系由于一系列原因而恶特总统显然不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泰然处之。也是化。在布热津斯基的影响下，他对苏联逐渐表现出强硬的态度。1978年3月17日，卡特总统在一次讲演中抨击苏联“继续增强其军事实力并使之现代化，超过了防御所需要的水平”，并放其力量和代理人的力量方面“不加节制”，表现了“干涉地区冲突的不祥倾向”，如现今在非洲所做的那样。为此，美国必须保持相应的实力，使苏联“永远不能运用其核力量来对我们或我们的朋友实行威胁、胁迫或讹诈”。两个多月后，卡特总统在另一篇关于对苏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缓和对苏联来说似乎意味着为谋求政治利益和增长各方面的影响继续进行侵略。苏在2联显然把军事实力和军事援助视为扩张其在国外影响的最佳途径。”他严厉警告说，“要么对抗，要么合作，苏联任便选择。美国对这两种可能都有足够的准备。”这是卡特入主白宫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最带火药味的讲话。自然，这些演讲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起草，而非国务院人员执笔的。美苏缓和的挫折使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势头大大增强。
中国政府向布热津斯基发出访华邀请后，由于卡特总统当时在对华关系方面还没有拿定主意，他一时对是否应当让布热津斯基访华不置可否。万斯竭力反对布热津斯基访华。他担心这会促进中美合作以对抗苏联，即便布热津斯基作为反苏强硬派的名声就会造成中美加强战略关系的印象，从而对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产生负面影响，损害两个超级大国的缓和。万斯还担心，从此以后美国对华政策就会转归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而国务院会大权旁落。他认为美国政府只有两个外交政策的发言人：总统和国务卿。他也怕布热津斯基在进行正常化时不同国会充分商量。万斯赞成副总统蒙戴尔访华，因为蒙戴尔不主管对华政策，不会对他形成挑战。
从2月初起，布热津斯基开始正式向总统提出他访华的事。卡特仍然迟迟不作答复，而万斯则毫不掩饰地表示“强烈反对”。万斯当面对布热津斯基说，像你这样接近总统的人不该去中国，这会产生太多的两国关系即将正常化的暗示。为了让总统批准访华，布热津斯基在政府中寻找同盟者，并得到了蒙戴尔和布朗的支持。蒙戴尔希望卡特政府取得又一个外交上的成功，布朗则是从战略观点出发支持对华关系正常化。蒙戴尔和布朗都帮着为布热津斯基说话，弄得卡特都有些烦了。卡特在3月12日说，他在考虑此事，他没有忘记此事，他倾向于遣使访华，但既然万斯有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也要慎重考虑。直到3月中旬，卡特才作出决定，“还是布热津斯基去中国最好”。由此可见，是否派布热津斯基访华在当时就是一个对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不是一个能轻易作出的决定。4月26日，白宫宣布，布热津斯基定于5月20日访华。台湾“大使”沈剑虹立即要求会见国务院官员和欧森柏，希望美国考虑改变日期，因为这一天正是台湾新“总统”蒋经国就职典礼的日子。国务院官员对这种巧合表示遗憾，欧森柏则只是冷冷地说了句：“无法改变”,连句“抱歉”都不说。沈剑虹又要求约见布热津斯基，也遭到拒绝。
伍德科克也在积极推进中美关系。他对万斯国务卿的访华和卡特政府在对华关系正常化方面的踌躇不定深感不满。他对驻华联络处的官员说，他要回国去向总统“下战表”。1978年1月31日，伍德科克回到华盛顿，并随即应邀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美汽车工会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一直是以台湾代表全中国，这“显然是荒唐可笑的”。美国这样做就是在30年后还在参与中国的内战。自从6年前尼克松“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其他别的国家都已经走过了这个大门，包括美国的所有盟国。美国应该“有勇气采取明显的步骤”，“正常的美中关系对这个世界的和平是绝对必须的，我对此深信不疑”。伍德科克不是职业外交官，他说得那么明确、坦率，而没有用外交辞令。传媒对伍德科克的演讲反应极为热烈，当晚各大电视台都对此作了报道，翌日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伍德科克的讲话。国务院对这个讲话十分反感是自不待言的。第二天他就被召去国务院。万斯满脸阴沉。他说，不是他对讲话本身有什么意见，但这个时机实在不对。然后国务院公开订正说，伍德科克的讲话事先没有请示国务院，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政府的立场。伍德科克要见总统，国务院甚至不给他安排。自然这也难不倒他。2月7日，伍德科克去见总统。他原以为会受到总统的责备。不料，总统对他的讲话表示赞许。卡特说，“我已阅读了报上刊登的你有关中国的谈话的全部内容，我赞同你的意见。”伍德科克大受鼓舞。他与卡特讨论了正常化的可能途径，并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长时间的商量。
卡特总统批准布热津斯基访华后，美国政府立即着手进行准备。万斯、布朗、蒙戴尔、甚至卡特本人都参与了准备工作。5月12日，卡特在与布热津斯基的谈话中说，他打算迅速实现正常化，如果布热津斯基发现正常化的机会，就应该抓住。于是在欧森柏的帮助下，布热津斯基草拟了总统对他访华的指示，并呈请卡特批准。卡特亲自作了修改。指示的主要内容有两点：
第一，美中关系的战略意义。指示说，我们把对华关系看作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中心环节。美中两国具有一些共同的利益，有着平行的长远的战略关注。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都反对任何大国的全球或地区霸权。这就是你的访问不是策略性的理由所在。这是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的战略利益的表现，这种利益既是基本的，又是长远的。指示要求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领导人说明，美国对于苏联的军备扩张，对于苏联利用代理人进行的扩张将予以坚决的回击。
第二，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指示要求布热津斯基毫不含糊地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决心已下”，准备通过积极的谈判来排除正常化的种种障碍。1978年，美国准备进一步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进一步扩大通过商业途径向中国转让技术的机会，加强两国的接触，邀请中国贸易和军事代表团访美。更重要的是，指示授权布热津斯基告诉中国方面，美国接受中方提出的三项条件：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并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以前声明过的五点。在实现正常化时，美国将单方面发表声明，要求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希望中方不要发表声明公开批驳；正常化后，美国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用于防御目的的军事装备。
万斯不能阻止布热津斯基访华，又另出一个主意。他建议卡特在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时，邀请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美国并到白宫做客。这回轮到布热津斯基出来反对了。他说，不但中国人会对这种做法很有看法，而且国内也会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内部发生重大分裂的进一步表示。卡特总统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将葛罗米柯的访问推迟到布热津斯基访华结束之后。
卡特看出：布热津斯基被中国人慑服了
布热津斯基一行十人于5月20日到北京。黄华外长与之举行了会谈，邓小平副总理与之进行了实质性谈话，华国锋总理会见了布热津斯基。在与黄华外长的会谈中，他一开始就说：我一开始就想向你表示我们推进正常化进程的决心。我可以代表卡特总统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下定决心。
布热津斯基介绍了美国对广泛的国际问题的看法，突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主题。他说，我们时代的一个中心特征是苏联崛起为全球大国。讲到中美关系，他认为《上海公报》是两国关系的起点，他重申以前两届政府声明的五点基本原则，他说：卡特总统认为，中国在维持世界均势中发挥中心作用，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国，同邻国和平相处的中国，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将是和平力量，将对解决世界的问题起建设性的作用。
布热津斯基表示美国准备修改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程序，以便于向中国转让技术。他还向黄华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诸如美中两国进行内阁级的互访，互相派遣贸易和军事代表团，中国在中东和平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通过秘密渠道与以色列接触，中美两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南亚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努力制止越南扩张主义，等等。
5月21日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的会见是小范围的，中方参加者是黄华和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美方参加的只有伍德科克和欧森柏。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因为不能参加这次会见而大为不满，但布热津斯基有总统给他的指令：与邓的会谈应是小范围的、秘密的，霍尔布鲁克也无可奈何。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说：在这个小范围保密的情况下私下里说，总统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拖延……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的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问题。在我们两国关系中，我们将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个原则。
布热津斯基接着说，美国还有一些国内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复杂、困难，而且带有感情色彩，因此美国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期望。他再次重申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三条，同时重申前任政府声明的五点，并表示，在建交之后，在台湾不会有美国的领事馆。他还说，在建交时，美国需要发表单方面的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希望不会遭到中国方面的明显批驳。邓小平说，各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中方可以说，如何和在什么时候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布热津斯基一再表示，“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并建议双方从6月开始进行高度机密的谈判。邓小平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在邓小平设宴招待布热津斯基时，布热津斯基说，待邓小平访问美国时，他希望能在华盛顿他的家中回请邓小平，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5月22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了布热津斯基一行。这是事先没有计划的临时安排，表明中国方面对此次访问的重视。在会见中，布热津斯基转交了卡特总统的两件礼物：美国宇航员带上月球去过的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从月球上取回来的一块石头。卡特在一张便条上亲笔写道：“华主席，送给你和中国人民一块月亮上的石头，象征我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共同追求。吉米·卡特。”
5月23日，布热津斯基圆满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接着对日本进行访问。在东京，他除了简报他的北京之行外，还把中国的一个信息传达给日本政府：中国希望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谈判已进行了四年，迟迟不能签字的原因是，日本担心条约中反对任何国家在本地区建立霸权的条款会得罪苏联。布热津斯基关于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通报给日本首相福田纠夫壮了胆。三个月后，中日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
布热津斯基回国向卡特汇报他的访华情况时，卡特看出，“他被中国人慑服了”，以致调侃他说：“他被诱惑了”。
布热津斯基访华前，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曾造访霍尔布鲁克和欧森柏，提醒他们，当初基辛格每次访华，回来之后必定接见他，向他通报情况，他希望这次布热津斯基访问归来也能这样做。霍尔布鲁克和欧森柏都答应了。但布热津斯基访问回来后却没有约见沈剑虹。
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两秒钟就能完成”
万斯虽不喜欢布热津斯基访华，但国务院毕竟不想让布热津斯基完全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权。而且既然对华关系正常化是总统的主张，国务院也要进行配合。此前，万斯已经向总统呈递备忘录，建议在12月中旬公开宣布中美建交，并建议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华盛顿以庆祝两国建交。这样，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签订将与美中关系正常化同时发生，而国会对正常化的运作可稍早于批准美苏条约。接下来，就又要准备大选了。布热津斯基对万斯的备忘录表示同意。6月20日，总统主持只有布热津斯基、万斯、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丹参加的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会议实际上提出，美国在接受中国的三项条件时也要向中国提出三项条件：第一，美台防御条约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还将有效一年，然后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订立于1954年12月，无限期有效，但订约一方可在一年前通知对方终止条约。而如果要废除条约，在美国必须经过参议院批准，这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第二，美国在正常化时将发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单方面声明，中国方面不予驳斥；第三，在美台防御条约终止后，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
布热津斯基访华回国后，伍德科克立即准备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及新主任柴泽民经常会见。中美之间的第三个接触渠道是中国驻美联络处与国务院的正常外交往来。
这时，越南又成为干扰中美关系的因素。这年年中，越南主动表示对改善美越关系感兴趣。9月，越南还主动放弃了对美国的战争赔偿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万斯和霍尔布鲁克决定把美越关系提上日程。布热津斯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越南是苏联在亚洲的代理人，美中两国的建交谈判正处在十分敏感的阶段，中越关系又在不断恶化，此时提出越南问题显然不合时宜，中国政府必定认为这是“亲苏反华”的举动。卡特本人却还拿不定主意。9月初他告诉布热津斯基：“对与越南的外交关系我们要斟酌利弊，也许可着眼于同时承认中国和越南。”10月，两国开始就正常化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诸如两国冻结的财产、互设使馆等。但由华侨危机和边界冲突引起的中越关系恶化在继续发展，越南针对柬埔寨的入侵准备也在加速进行，9月，苏联向越南转让了大批军事装备，在柬东部柬越边界出现了一支反政府武装，力量迅速壮大。10月初，当黄华在联大期间会见万斯时，他坦率表示，当着苏联正要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时，美国与越南关系正常化要三思而行。10月11日在白宫与布热津斯基和伍德科克商讨中美关系的一次会上，卡特决定推迟美越关系正常化。11月4日，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实际结成军事联盟，越南即将进行的对柬埔寨的侵略得到苏联的公开支持。美越建交也就无从谈起了。
9月中旬，卡特在戴维营调处埃以会谈成功。这是卡特政府的一大外交成就。深受鼓舞的卡特总统决意在其他方面也加快步伐。这时，正值中国驻美联络处新任主任柴泽民赴华盛顿上任不久。9月17日，卡特乘接见他的机会说，中国领导人应该了解一件事，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而不对台湾的安全作出承诺，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军事设施是至关重要的。但中方显然不能同意美方的这一要求。在上面提到的黄华——万斯会见中，黄华坦率地告诉万斯，中国政府对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还要同台湾保持安全关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中国不能同意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美国政府坚持这一条件，那就会危及正常化谈判，中方可能撤出谈判。中美建交谈判由于售台武器问题而一度陷入僵局。
10月11日，卡特召见回国述职的伍德科克，布热津斯基在场。卡特问，能否实现预定的1979年1月1日建交的目标。伍德科克认为这是可能的，他进而认为，美国公众舆论将支持与中国建交，国会也将认同。他建议不要再在谈判中讨论对台军售问题，而直接向中方提出公报稿。布热津斯基、欧森柏也都赞成这样做。布热津斯基提出把建交日期定为1979年1月15日，卡特坚持1月1日建交。他希望在圣诞节前能向美国人民宣布三项重大成就：戴维营埃以会谈的成功、美中关系正常化、与苏联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成功。
中国方面这时也急需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越两国就华侨问题的谈判破裂，越南排华愈演愈烈；越南还不断在中越边界挑起纠纷，制造事端，中国愈来愈感到来自南方的威胁，感到苏联对中国南北夹攻的威胁。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如箭在弦。中国正在考虑对越南进行有限的惩罚性打击。在国内，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为随后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外交大局，而首先就要稳定中美关系。在海峡两岸关系方面，中国政府正在酝酿对台湾发出新的信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对海峡两岸关系无疑将是一个推动。于是邓小平亲自出面推动正常化进程。10月下旬，邓小平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他在10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大势所趋，实现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决心，如果美国愿意仿效日本模式，那么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还能保持同台湾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11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时说，他期待着恢复与美国的关系，当时机成熟时，这只要“两秒钟”就够了，然后他就可以去访问美国。欧森柏听到这一消息时正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他立即奔向最近的电话，用临时编的暗号把消息告诉了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随即向总统作了汇报。11月底，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又说：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华国锋主席忙，不能访美的时候，我可以访美。完成了这件事，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他又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政治决断。美国也有院外集团，像日本的台湾帮一样。但是，在发表《上海公报》时，院外集团也没有办法了。我说过，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加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要像中日两国领导人那样，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形势，处理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就容易达成协议。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量了。
12月2日，伍德科克把美方草拟的建交公报交给黄华。4日，他又告诉黄华，美国将在发表建交公报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美台防御条约。后来，由于黄华身体欠佳，由韩念龙代部长进行谈判。在12月上旬的一次谈判中，韩念龙提出了中方的公报稿。中方也把1月1日定作建交的日期。韩念龙还表示，在美方发表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时，中方将不公开批驳。他还告知伍德科克，邓小平将于12月13日会见他。
得知这一消息，美方决定加快谈判的步伐。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一起研究了中方的公报草稿，提出了美方的修改意见，卡特还要布热津斯基通过柴泽民明白无误地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布热津斯基于11日会见柴泽民，强调要作出决断，要抓住难得的机会。他说，“现在我想像朋友一样对你说”，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谈判的所有重要问题都已解决，很快就能达成协定，勃列日涅夫很可能在1月访问华盛顿。如果中美两国能迅速实现正常化，美国就可以立即向华国锋或邓小平发出邀请，他希望邓小平能在勃列日涅夫之前访问美国。布热津斯基早些时候已经告诉柴泽民，如果中美两国不能迅速建交，那就得等到1979年很迟的时候，因为国会中的议程安排得很满。柴泽民立即把这次谈话内容向国内作了汇报。
邓小平：中国方面精彩制作的总导演
1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伍德科克和他新到的副手芮效俭。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会见伍德科克。伍德科克向邓小平呈上美方修改后的公报稿，并告知邓，为了避免国会中的争议，美国准备根据美台防御条约第十条，提前一年通知对方终止条约。邓小平问：这就是说，在一年里条约仍然有效。那么美国是否同意，在这一年里在对台军售方面不向台湾作出“新的承诺”？已经达成交易的武器仍可继续交付，但不能再有新的交易。他要求，对台军售就此终止。接着他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伍德科克静静地听着，他不敢把卡特总统9月对柴泽民大使说的那番话和盘托出。而只是答应把邓小平的要求向华盛顿汇报。邓小平还欣然接受了卡特总统的访美邀请。
华盛顿与北京有13个小时的时差，伍德科克正好利用这个时差来向华盛顿汇报情况。读过伍德科克的报告后，布热津斯基立即约见柴泽民，建议12月15日（星期五）晚9时（华盛顿时间，北京时间16日上午10时）为双方发表建交公报的日期，邓小平访美定在1979年1月下旬。美国政府因为在伊朗事件上走漏风声而大吃苦头，这回卡特决定不能再有任何事先的泄露。这是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作出的决定，国务院事先都没有耳闻。关于售台武器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中美领导人之间存在误解。美国答应的是在1979年内美国不与台湾作新的军售交易，但1979年以后，美国仍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中国领导人要求的是美国从此终止对台军售。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美国可以不做公开声明。但在记者招待会上肯定会有人提出此事。布热津斯基拟出的回答是：在正常化谈判中，“美国清楚表明，它将继续与台湾的贸易，包括在防御条约终止后出售有限的经过选择的防御性武器，但以不损害该地区的和平的前景为原则。中国方面不赞成美国在此事上的立场，但这不影响双方同意关系正常化。”
12月14日，伍德科克两次见邓小平，一次为向他通报，卡特总统希望在12月15日宣布中美建交的消息；一次为斟酌公报内容。邓小平有些困惑不解，美国还没有对他不就对台军售向台湾作出“新的承诺”作出回答，就要急急忙忙确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为什么要这样匆忙？伍德科克解释说，总统担心走漏风声，他希望他是第一个把两国建交的消息告诉美国人民的人。伍德科克还说，可能总统会向全国发表电视广播讲话宣布这一消息。邓小平接受了美方的建议。
其时，万斯正在中东访问。卡特总统打电话到耶路撒冷，告诉他，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展顺利，再过48小时他就要宣布两国建交的消息了。万斯颇感震惊。在他去中东之前曾经说好，如果中美建交谈判顺利，就在1979年1月1日发布消息，也就是说，在他与葛罗米柯在日内瓦的会谈一星期之后，他将要与苏联外长敲定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最后细节。他希望能像原来商定的那样推迟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消息，否则苏联方面一定会感到意外和沮丧。但卡特没有改变主意。
12月14日（华盛顿时间），柴泽民去白宫见布热津斯基，讨论正常化后两国的互访安排。柴泽民说，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尤其是美国同意终止对台军售之后。布热津斯基反驳说，不是这么回事。是在1979年这一年中美国不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此后，美国将恢复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柴泽民不胜诧异，这与他原来所理解的显然不同。布热津斯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在这个最敏感的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并没有取得一致，甚至还存在着误解。会见柴泽民后，布热津斯基立即致电伍德科克询问，中方是否了解，在1979年之后，美国将恢复对台湾出售武器。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报告说，他们阅读了所有的谈判记录，关于这一点曾“含蓄”提到。但白宫仍不放心。卡特总统指示布热津斯基，除非中方了解，他可以向国会保证，在正常化后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援助仍将继续，否则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的。自然，这些武器是有限的、防御性的，但美国总统要保留这个权利。
布热津斯基即刻致电伍德科克，要他紧急求见邓小平，向他说明，在正常化后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这时，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12月15日下午4时，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人民大会堂。当他们说明来意后，邓小平怒不可遏，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我们坚决反对，这是不可能的，不能允许的。邓小平说完后，伍德科克说，正常化是至关重要的，正常化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在过渡时期，不但中美关系会发生变化，而且海峡两岸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最后，邓小平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争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反的作用。邓小平决定，先与美国建交，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建交之后接着谈。他说，他保留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伍德科克无权表示同意，但表示他将立即向华盛顿如实汇报。
当布热津斯基15日一早（华盛顿时间）到办公室时，伍德科克的电报已经在他的桌上了。他立即接受了这种新的安排，并去向卡特报告。8时45分，布热津斯基会见柴泽民，向他说明了最新的事态。他又保证，美国不会主动公布对台军售的消息。“如果被问到”，美国政府会说，美台防御条约终止后，美国仍将向台湾有选择地出售防御性武器，但以不损害该地区的和平的前景为原则。“如果被问到”，美国政府将表示，中国政府反对这种军售，但双方同意关系实现正常化。布热津斯基要柴泽民立即向邓小平汇报。
15日晚，伍德科克和芮效俭几乎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整个联络处，还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这是对联络处自己的工作人员都严格保密的。他们还在等待华盛顿的一个电文，华盛顿将把美国政府即将作出的声明通知他们。凌晨两点多，华盛顿的电文到了。伍德科克和芮效俭立即将它送往中国外交部。第二天上班以后，伍德科克和芮效俭召集联络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向他们宣布了即将发生的事情，然后，工作人员就都呆在会议室里，等待那一重要时刻的到来，从短波收音机中收听卡特总统的广播讲话。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5日晚9时），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说，两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并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公报还说，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美国政府的声明说：
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本政府将寻求调整我们的法律和规章，以便在正常化以后的新情况下得以（与台湾）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政府的关系。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声明还表示，应美国政府的邀请，邓小平副总理将于1979年1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当记者问到“是否允许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用于防务目的的军事设备”时，华国锋说：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在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在谈判中，中国多次地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方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就是说，我们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还是达成了公报。
华国锋总理在人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邓小平在后台坐阵。在中国方面邓小平是这一精彩制作的总导演，这样说是恰如其分的。
卡特总统在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说，“中国作为一个由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富有才能的人民组成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今后的年代中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将对美中两国人民——而且我相信对世界各国人民——都会有长远的重大好处”。但他同时也说：“我们将继续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怀有关切。我特别注意确保美国和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将不损害台湾人民的福利。”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阿什利率领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代表团时谈到：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允许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商务、投资等关系。但“中华民国”的旗子要降下来才行。我们不能允许有什么“两个中国”。在谈到反对中美建交的美国参议员戈德华时，邓小平诚恳地说，如果他来，我们会高兴地会见他，并从从容容地进行讨论，不会吵架。5日，邓小平在会见27位美国来访的记者时再次全面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的政策。他说：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经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这个良好的愿望。至于时间表，中国是有耐心的。(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