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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平和他的庐山学校
作者：景玉川
李一平的名字不为人所熟悉，但在中国现代史中，有些名人与重要事件，却与李一平有关。
1936年，蒋介石以“聚众讲学，图谋不轨”的罪名亲自下令解散了庐山一所半耕半读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就是李一平。
李一平睭崎磊落，讲求风骨气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被一些人视为“怪人”，摄影家林植夫却为之摄影并题字称他为“中国之吉田松阴”(吉田松阴是19世纪日本著名爱国志士)。在庐山，人们将李一平与严重、青松和尚三人称作“庐山三杰”。
李一平很多地方确实与众不同：他姐弟二人，家里有一份不薄的家产，父亲死后，论理他当继承全部财产，他却全给已出嫁的姐姐，自己不要一分；他交游广泛，与林森、陈铭枢、龙云、严重、陈诚、陈三立祖孙、李四光都有深交。年轻时他崇拜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词曲大师吴梅和诗文大家陈散原，与之不离左右，可他却“近陈不研诗，亲吴不习谱，时时随欧阳，亦不攻梵语”(陈小从诗)。
李一平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却不愿将所历往事写出来，也很少与人谈及。80年代初，他家乡来函希望将他的经历写出来，他回信道：
“……家乡父老子弟，不忘衰朽，盛情极感。惟传闻事实，大多失真，撰稿万万不可发表。
我生活在一个波涛汹涌、地覆天翻的历史时代，平生际遇经历，曲折复杂，即同辈友好且不易理解，你们这一辈人，更难说得确切清楚。我自己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也暂不能理出头绪，响应号召，写成回忆，你们根据辗转传闻，就更难着笔了。二十年前，庐山党委会根据民间传说，要将我写入庐山革命史，派人来商，为我所止。最近星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又来函要我将当时教学情况写入县志，我也请他们缓着笔……一切为个人树碑立传的事，今后都不应再提。”
“文革”期间，已入暮年的李一平在茶余饭后才偶尔跟子女们谈起自己亲历的人与事。笔者采访李一平长子李春年和当年庐山学校的学生，并参阅散见于报章的材料，整理成文。
李一平，又名李玉衡，以字行，1904年1月28日生于云南大姚县李旗屯。一平姑父清末曾赴日本留学，后因身体不好提前回国。当时云南主政者为督军唐继尧，李的姑父很有才学，又与唐继尧是至交，所以回云南后唐任命他为腾越道尹。道尹这个官相当于今天的地区专员，腾越因为与缅甸接壤，情况特殊，所以腾越道尹权力似乎比地区专员还大，拥有别的地区道尹所没有的行政、外交与军事指挥权。姑父很喜欢李一平，总是将他带在身边，给他找最好的老师。从15岁起，李一平在昆明省立一中、上海南洋中学、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川、滇、黔补习班、江苏省立一中求学，1924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文科。读书生涯给了他深厚的国学根底，从偏僻的云南来到上海、南京，又开拓了他的视野。国家与民族的苦难使他少怀报国之志，而苏联二月革命的胜利给予这位青年人以极大的影响，他仿佛看到了民族振兴的曙光，倍感兴奋地写出了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并被《新青年》转载。1925年，李一平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洪流中，参与领导了南京市的“五卅运动”。
1921年，欧阳竟无在南京开办支那内学院，培养佛学人才。1924年欧阳大师讲“唯识论”，不少知名人士前往听课，连梁启超也不例外。李一平平素对梁启超钦佩至极，听说梁去听课，自然也欣然前往……在支那内学院听课期间，他结识了吕秋逸、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黄炎培、陈铭枢、李四光等一批社会名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胸怀报国之志的知识分子如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改进社”。他们以儒家救世、富国强民的使命感，不计报酬，以苦为乐，从事启迪民智的平民教育工作。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数年后李一平在庐山创办了一所没有正式校名的学校。这所学校影响很大，世居庐山一带70岁左右的老人，都知道李一平和他的这所学校。
李一平在庐山办学，应从陈铭枢说起。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陈铭枢先后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司令、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一路青云，大红大紫，一度成了中国炙手可热的人物。很多人讨好、巴结他，这种讨好也会波及到陈家孩子的身上。客人们送来的玩具满屋都是，陈的孩子常常举起锤子将玩具乱砸，坏了又有人送来新的……此时的李一平，却是另一种心情：满腔的救国之情，数年的劳苦奔波，换来的却是军阀混战，官场腐败、政局动荡，现实越来越黑暗，他已感到无力回天，因此决意脱离国民党军政界。他对陈铭枢说：
“真如(陈字真如)，我要走了，不能再在这里。你做官继续做，只是我要抽身了。朋友一场，我还要做一件事情，把你的孩子教育好，他们在这里非毁了不可，我把他们带走吧。”
陈铭枢知道他的性格，没有劝阻他。
就这样，1930年秋天，李一平以养病为名脱离了军政界，带着陈和陈妹妹一群孩子离开南京上了庐山。
李一平所住的房子，在庐山西谷芦林，宅名“交芦精舍”，这栋房子也颇有来历，它与几位名人有缘：
1926年夏，林森、蒋光鼐(陈铭枢任军长时，蒋在该军任师长)、黄居素(画家、曾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到庐山避署。有一天，他们三人同游芦林，到一家酒店喝茶，见店前有一廉价出售酒店的招贴广告。房主是一位外国老太太，因惧怕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事波及此地，急于离开庐山回国，愿以一万元低价出售这所房子。林、蒋、黄经过商量，为了将来到庐山有个住处，不妨以朋友入股的方式集资买下这家酒店。他们商定共分20股，每股500元，由要好的朋友分别认股出资。
房子是由志趣相投的朋友们集资买下的，故取佛经“犹如束芦，辗转生烧”之意，给此房取名为“交芦精舍”，并由画家黄宾虹题写匾额，附近一座桥因此也名“交芦桥”。
房子买下后，林森偶来小住，陈铭枢、李一平1928年也来住过很短的时期，其余霎时间无人居住，全由看房人照看。蒋光鼐后来又在“交芦精舍”上面修了一幢小别墅，自己却一直未曾来住，倒是林森常住这里。1931年“淞沪抗战”后，为纪念蒋光鼐抗战之功，林森在房前石壁上刻写了“军神穴居”四个大字。
“交芦精舍”长久无人居住，李一平一行上山正好派上用场，在这里，他一边养病，一边教陈家的孩子。深秋的庐山，游人寥落，分外空寂，他们住地附近房子里，只有一些看房子的工友。时间一长，他们便成了朋友，这些看房人和他们的子女有李一平1930年摄于南京(右侧“中国之吉田松阴”为摄影家林植夫所书)时也会来向李一平问字求教，渐渐使李萌生了办学的念头。
第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李一平更是“兴亡之感，若决江河。念国之不国，由于人之不人；浩然之气，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遂拔剑而起，决然兴学。
办学的消息一传出，远近闻风而来的青少年前后有一二百人，大多是贫苦人家的孩子，也有富家子弟，还有军政要人的子女。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一些军事教官的子女也来此读书。该校学生入学不问学历，也不规定学费，只要求每人每月交3斗米半斤油作自己的口粮(后来很多人都未交)。入学年龄一般在8－12岁之间，学习课程有语文、数学、理化、英语等。学生半天劳动，半天读书，李一平计划学制为10年，10年期满达到大学预科程度。
李给学校延请的教师都属一时名流，如史远明、蔡希欧、熊素屯、阎任之、赵踵武、周山、解某……这些老师都是义务教学，不拿工资，有的人还常常资助贫困学生。为了支持李的事业，有的老师辞去原来的工作，来到庐山。如史远明原在九江中学，阎任之则在南京金陵中学，后举家迁往庐山，大部分老师则是在寒暑假和其它假期来此参与教学。
教师中，史远明教英语、阎任之教国文，蔡希欧教化学，马幼初教地理，数学家熊素屯教数学，解某教体育，赵踵武则负责学生的军事训练，青松和尚教学生种菜……教师中除前边说过的李四光外，还有一位在此执教六年的严重(立三)。严重为北伐名将，陈诚、黄维、宋希濂都是他的部下，严立三治军严谨，为人清廉正直，因不满蒋介石的所为，辞官入庐山隐居10年。
除以上教师外，只要有著名学人、专家来庐山，李一平都尽量想办法请他们来为学生讲课。李一平自己也参与教学，批改学生作业。
为了扩大学生视野，李一平还向四方征集图书，给学生订阅书报杂志。
学校起初设在“交芦精舍”，随着人越来越多，便分为两部分：女生和年纪小的在“交芦精舍”和附近原英巡捕旧房后改名“菜圃”的地方，年纪大一点的男生则在数里外的山顶上，由于这里有一片开阔的平地，人称仰天坪，坪上有同善社的几栋空房，刚好可以作为学生的宿舍。
1934年学校名声日隆，慕名前来求学者增多。同年秋，阎任之带领一部分成年同学到山南五乳寺开辟新的教学点。五乳寺属冰斗地貌，山间也有一片广阔的平野，明末“四大名僧”之一的憨山曾在此驻锡传道。
这所分成三处的学校没有校名，有人称之为“交芦精舍党学校”，山南一带的乡下人则称之为“存古学堂”，大概缘于《四书》为该校必读之书而这些学生的行为又遵循古风吧。
吴宗慈1933年编修的《庐山志》，颇为方志学家称道，书中也记载了李一平和他的学校：
“芦林区域，有李一平君创办学校一所。其教育宗旨，采劳苦主义，注重国学，学生逐年加增，有南京、广东来就学学生，诚今日教育界一服清凉散也。”
师生们开荒种地，砍柴烧炭，自制桌椅板凳，女同学则做饭，学习纺织，为师长和小同学洗衣服……。在学习文化上，老师讲授后，强调学生自学、互学，大同学教小同学，高班教低班，并常常开展讨论。没有书，就几个人共读一本。除作文外，学生每天必需写日记，日记先在同学间互相传阅，再由李一平和其他老师批阅。现乡居庐山山南、82岁的欧阳良能还记得当年他最喜欢看《大公报》，一次阅报后他写了一则日记，李一平给他十六字的批语：“看报切实，识认国家；看书切实，体会有得。”
李一平表明他办学的基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爱国情操和学生自治、自立的能力。所以这所无名学校最大的特点是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下设若干部，负责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工作。学生违犯纪律，也由“学生自治会”决定和执行处罚。学校没有星期天，也没有春假、署假和寒假，因为李一平认为“教育即生活，生活无一天停止。”
李一平强调学生的爱国与自强自立，该校学生一律不穿不用洋货，李一平自己经常是一件毛蓝布长袍(是女生用自己纺织的布制成的)。他也跟学生讲政治，主张以德为先“为政以德，譬比北辰，而众星拱之”。他认为要达到理想世界，每个青年必须先从“修身”做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常用孟子那句话来教诫学生：
20世纪30年代，李一平与友人摄于庐山黄龙寺(前排(坐着的)左一为陈三立，左二为欧阳竟无；后排左五为徐悲鸿，右二为李一平。)“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给学生讲文天祥《正气歌》的情景，60多年过去了，那些尚在世的学生仍念念不忘。
师生们的生活是清苦的，饭是糙米饭，自制馒头、面条。菜是自己种的白菜、萝卜、冬瓜、辣椒之类，为了增加营养，学生有时也自磨豆子，煮豆浆、打豆腐。吃饭规定15分钟，15分钟未吃完也得放下筷子，李一平、阎任之等教师饮食也和学生一样。宿舍里被褥一律日卷夜铺，学生天明即起早读。早餐后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或上午劳动，下午上课。劳动则为种菜、砍柴、修路、上街卖菜……对于学生们的饮食，陈三立之孙、陈封怀的弟弟陈封雄几十年后上京看望李一平，回忆道：我曾在你们那儿吃过一餐饭，终生难忘，那就是四个字：无法下咽……
艰苦的生活可以磨练意志，造就人才。曾在这所学校读书，建国后曾任江西省人大常委、省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李柱同志回忆道：
“我青少年时期，在庐山‘交芦精舍’和山南五乳寺分校读过三年多书，这三年多使我在做人上受到严格的锻炼，我在此学到了不少历史知识，从而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我毅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就是得力于李先生的教诲，他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
为了给学生争取必要的学习条件与生活保障，李一平还充分利用他与军政界要人的关系，取得他们物质上的帮助。国民党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康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星子特别训练班主任，云南人张与仁任副主任时，在五乳寺读书的学生们，每次20－30人一组，下山到星子城“鸿昌”、“益大”两家店铺里记账点购笔墨、纸张、本子、油盐酱及面粉等学习生活必需品，然后由这两家店铺到训练班去兑付。李柱说，他们多次从星子特训班将一袋袋面粉驮上五乳寺……
1934年，黄炎培、林语堂、杜重远等先后来庐山，参观了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对这所学校大加赞赏。黄炎培撰文《一个无名的山村学校》(载《中华教育界》1934年22卷4期)，杜重远的文章题名《一个被人目为奇怪的乡学》(载1934年9月《新生周刊》)。黄、杜、林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35年，江西省教育厅还委派特种教育处主任张桐膺赴庐山考察这所学校。
黄炎培这样描述他见到的情景：
“……幼年生读书，年长者监读兼自读。凡室内整洁布置，皆学生为之，有轮值表。全校炊事，由女生年长者为之，有轮值表，炊室很整洁。学生方从溪头挽水入厨。师长及幼年生洗衣，由女生为之，亦有轮值表。女生习织布纺纱，所有原料，都是国货，有一妇似任指导者。我在这时候仿佛入了一个治理严整之家族，全家从事有条理的操作。新学生入学，亦完全由自治会负责指导。”
“全校晨起洒扫，上午读书，下午劳作，惟炊事不在此例。卧室席地设卧具，为保各室清洁：入室皆须脱履，夜读用盏植物油灯，以价廉且较合卫生故”。
在仰天坪，黄炎培看到的是：
“入读书室，长方形如餐桌者若干个，学生环而读。此桌制作简朴，出学生自造。看学生所写日记，属于讨论修养方面者甚多，亦有讨论时事的，盖报纸亦为读物之一种……”
杜重远则这样评论李一平和他的学校：
“记者最近蒙友人介绍，参观了一个奇怪的乡学。在记者本人对于这个乡学的办法钦佩得五体投地，可是一般人则不以为然，都同这位办乡学的某君为怪人。其实某君真可算是一个埋头工作的志士。”
这所学校在庐山山上山下影响很大，1934年，山南农村纷纷派人向学校请求帮助村里办学，当时星子县县长章斗航也亲自上山请求李一平。李便派年长的学生在山东南麓的栖贤寺、詹家岩、万杉垄、蔡家湾等村，为乡里人办学。学生俩人一组，白天教儿童，晚上教成人，教他们认字和学习文化知识。在帮人识字的空隙间，“存古学堂”的学生们也不忘自学。他们在农村教学不收乡人一分钱，自带盐米，自己砍柴做饭。村里人为使这些学生有菜吃，故意将菜叶零散丢在路上，以便让这些“少先生”捡去炒来吃……下乡办学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扫除了文盲，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詹家岩一位青年农民写的一段日记使李一平至老不忘：“今日早起，大风止了，天气晴和，心中欢乐，终日作工，努力不息，自作自食，岂不快哉？”
1936年，由于师生们辛勤劳作，粮食、菜蔬基本上达到了自给，他们生产的包菜、马铃薯在市场上尤受欢迎。正当学校向前发展时，蒋介石却不容忍这所学校在“夏都”庐山存在，这年秋天，他以“聚众讲学，图谋不轨”的罪名下令解散这所学校。
散学那天，仰天坪、王乳寺、芦林三处学生聚集在“交芦精舍”，含泪聆听李一平对他们讲的“最后一课”。欧阳良能现在还记得李先生满腔悲愤、声泪俱下的情景。
远在北平卧病的陈三立老人，闻讯给李一平致函：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时日曷丧!
与汝皆亡!勿为此戚戚也。世运如斯，勿自苦也!”
学校虽然被强令解散了，但李一平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人品气节影响了学生。抗战全面爆发后，学生中有不少人拿起武器，同侵略者斗争。先是李尊贤在南京城门殉国，接着庐山沦陷，张石忱、张石渠兄弟在家乡组织游击队，战斗中双双捐躯，后有黄志才战死芷江……有八位同学秘密奔赴延安，其中唯一健在的是李柱同志。李一平深爱庐山和自己在庐山的学生，1989年他最后一次来庐山，亲自为张石忱兄弟立碑。
作为教育的一种有益探索与尝试，李一平创办的庐山无名学校永远值得称道。庐山山南老一辈的村民，常常津津有味地谈起李一平和他的学生办学的种种逸事，当时上过启蒙班的老人还记得李先生给他们编的启蒙课本中第一课的课文：“小猫叫，叫叫叫，小狗跳，跳跳跳……”
1938年，日寇进攻武汉，李一平离开庐山，回到家乡云南大姚，为抗战奔走，他动员、组织民工和学生参加滇缅铁路与公路的修筑。还创办了大姚中学，使这所中学成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滇西第一所高质量的完全中学，不仅在楚雄地区，而且在全省教育界都颇有影响。
1991年12月1日，一生淡泊名利、忧国忧民的李一平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