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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编修
作者：姚 鸿 陈 原
编修概况
记者：据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经获批准，不日出版。6年来，您自始至终一直主持、并直接参加这项工作。现在请您谈谈关于这本书的编修情况。
石仲泉(以下简称石)：我原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从1995年初调至党史研究室，先是要我负责党史中卷（现改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研究和编写，后来又让我负责《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以下简称原上卷）的修改。你们也知道，原上卷是在乔木同志、胡绳同志的直接指导和领导下，经过10年砥砺写成的一部有很大影响、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它在1991年出版后不久，就荣获了国家图书奖。
记者：既然您刚才提到原上卷是权威性著作，为什么还要修订？
石：这就是与时俱进嘛！马列主义都要发展，再权威的著作也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在我看来，原上卷尽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但它撰写成型较早，在总体上反映的是80年代中期掌握的史料状况和研究水平。这些年来，一方面，在邓小平著作和江泽民讲话中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问题有不少新的评论；另一方面，国内外公布了大量新的档案资料，党史界对很多党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都需要有一个与时俱进的修订本加以反映。我来党史研究室后就听到了这种要求。经当时的室委会讨论，修订原上卷的工作纳入我室1996－2000年的工作规划；后来又纳入2001－2005年的工作规划。它是这两个五年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
记者：修订工作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石：是从1996年9月开始启动。先是用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做正式修订的准备工作。主要的准备工作是：搜集、整理乔木同志、胡绳同志对撰写原上卷的多次指示；搜集、整理原上卷出版以来党史界研究的新成果；邀请参加过原上卷撰写的同志和室外专家，座谈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如何进行修订工作；并着手进行党史热点、难点问题和薄弱环节的研究。这些工作都是第一研究部的同志做的。从1997年冬开始，先后召开了7次征求意见的专家座谈会。这一年11月，按照原上卷所写的各个时期的内容，邀请在京的10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100多人（次），在香山、怀柔开了5次座谈会。12月，在广东东莞召开了部分地方党史研究室及地方院校专家座谈会，参加的有11个省（市）的17位专家教授。第二年1月，又邀请室内10位参加原上卷撰写的同志座谈，继续征求意见。另外，邀请了那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7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史教员进行座谈。还发函请各地党史研究部门写出书面意见，反聩回来的意见有12万字。据一部同志初步统计，这一年多时间，室内外150多位专家提出的修订意见共1000多条，包括内容的补充、章节的安排、提法的修改、行文的表述、引文的校核、史实的订正、注释的规范等等。这可以说是正式修订的前期准备阶段。
记者：修订的准备工作这么充分，进入正式修订之后的情况又怎样呢？
石：为了确保高质量地完成修订任务，室委会从一开始就决定，采取室内外专家相结合的方法“开门”修订，在以室内研究人员为主的同时，邀请室外有关党史专家直接参加工作。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参加过原上卷撰写的同志大多退下来了，单靠室内的力量不够，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室内的年轻研究人员有更多接触室外资深专家的机会，与他们一起工作，共同研讨问题，这样可以进步的更快。因此，1998年5月，室领导向受聘参加修订工作的室外专家、还有室内别的部门和已经退休了的专家共16位，颁发聘书；正式成立负责修订工作的领导成员和各编的修订组。随后，各编的修订组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反复地写稿、召开专家会议讨论改稿和审稿等工作。到2001年6月中旬，改出第6稿。这是修订改稿的不断深入阶段。
记者：听说在去年江总书记发表“七一讲话”之后，你们又作了较大修改？
石：是的。学习“七一讲话”之后，就有一个如何用“三个代表”思想来指导修订工作，使修订稿与“七一讲话”的论述相衔接的问题。参加工作的同志有这个要求，室领导也有明确的指示。特别是孙英同志对修订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审读改稿，不断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因此，一年来，我们又修改了6稿。这才正式报送室委会审定。这样，经过6年的努力，先后修改12稿。其间，共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较大规模的讨论会、审稿会20余次，到会的室外专家学者达350余人次。事非经过不知难。目前总算已大体完成修订工作。
记者：为什么说“大体”呢？
石：因为在经获批准作为室里迎接十六大的献礼项目出版后，修订工作并没有完结。阅读稿子，个别地方还是有要斟酌的。在出版社排出清样后，根据室委会的指示，为了精益求精，我们又集中起来校读清样，再次核对史实、润色文字、修改排印差错、消灭“硬伤”。这又进行了半个多月。可能小的改动还会有。只要书没有问世，就很难说全部结束了这项工作。
记者：这些年来，你们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修订呢？
石：首先对结构进行了调整。原上卷只设有章、节两级标题，各节的篇幅较长，一些重要问题未能突出表述，因而不那么醒目，读起来也不那么酣畅。修订时，比较多的学者都希望增设一级标题。这样，新本在章、节标题下，新设了第三级目标题。另外，也增加了一章和若干节，对有的章节标题作了较大修改；在史实的考订、文字的斟酌、注释的规范等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将修订过程中增删相抵的字数不算，全书净增字数，由原来的56万就增加到近74万了。
记者：是不是书名也改了？
石：是的。我们从修订工作一开始，就收到各方面的不少意见，希望将“上卷”改称“第一卷”，这样后面续写的其他几卷就好称呼了。室委会赞同这个意见，并得到上级批准，现在就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也由于既改了书名，内容又有不小变化，因此，比较确切地说，对原上卷的修订，实际上是“编修”。改书名不是要否定原上卷，只是出于上面这个考虑。事实上，没有原上卷的权威基础，完全另起炉灶，现在根本出不来。不用说6年，恐怕至少10年。因为原上卷集中了那么多资深专家就写了10年。因此，完全可以说，新本尽管换了书名，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凝聚了两代党史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我们对参加原上卷编写工作的老同志提供的良好基础，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编修的指导思想
记者：您说在去年江总书记发表“七一讲话”之后，你们就在考虑如何用“三个代表”思想来指导编修工作。那么，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石：江总书记在2000年春天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时就明确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在去年的“七一讲话”中，总书记又将我们党的“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归结为“三个代表”思想。显然，这是对我们党的历史基本经验的最新总结。这就要求我们用“三个代表”思想来解读党的历史；根据“三个代表”思想这个新的理念，来反思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站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时代高度来研究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将“三个代表”思想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的标准。既然如此，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毫无疑问地应当以“三个代表”思想作为总的指导思想。
当然，如何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党史研究，是一个新课题，我们在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过程中，也是努力在摸索着希望比较好地解决这个课题。
记者：听说你们有几条指导原则？
石：是的。除了总书记去年的“七一讲话”，还有今年的“五·三一讲话”之外，锦涛同志、庆红同志在去年接见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暨全国党史部门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表彰会和全国党史系统纪念建党80周年学术讨论会代表时的讲话，也贯穿了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党史研究的精神。还有，中央领导同志对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和《中国共产党简史》也有具体的指示。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一系列意见，我们概括为五条基本指导原则。这就是：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充分体现两个《历史决议》和“七一讲话”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二）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严把政治关。认真领会和贯彻中央对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和《中国共产党简史》提出的若干要求。坚持原上卷出版时中央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复指示。
（三）扩展党史内涵，突出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充分反映党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历史，并注意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充分反映党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历史，把党史写成体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充分反映党的组织发展壮大，以及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
（四）根据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和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的需要，在准确地叙述历史的同时，注重对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作理论思考，科学地总结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党自身的发展规律，特别注意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五）在保留原上卷优点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利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发表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新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原上卷进行增补、调整和修改。
这五条，大体融汇了前述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需要遵循的原则，是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党史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也是用“三个代表”思想来指导编修工作的首要体现。
编修的谋篇布局
记者：上面讲的可以说是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编修工作的第一条原则。那么第二条呢？
石：第二条就是将“三个代表”思想体现在我们编修的谋篇布局之中。在编修工作开始后不久，党召开了十五大。为了照应十五大，1998年的修改稿在结构布局上就对原上卷的安排作了调整。在去年“七一讲话”之后，又根据“七一讲话”的精神作了新的布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党创立的历史必然性，将原书以辛亥革命的开头，向前延伸至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增加了“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一节，对19世纪后半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和各阶级、阶层的反抗斗争作了概要叙述。在讲党产生的背景时，着重阐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强调近代中国历史证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这个开篇，使新本对党的历史的背景的叙述同“七一讲话”完全一致起来了。
二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党的先进性，在讲党的创立时，引述翔实的文献资料，着重阐明：党成立的阶级基础，是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载体和代表先进社会力量的工人阶级；党成立的思想条件，是代表先进思想理论马列主义的迅速传播；党成立之初的文件已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政党，是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表述，就比较完整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况。据此，将原上卷的有的不准确的说法作了修正，比较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
三是为了突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新增《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一章。原书将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是放在第十一章第七节叙述的。这样的安排，显然不能充分反映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在编修过程中，比较早地就对此作了调整，并将有关红军长征的内容放在这一章集中叙述。去年“七一讲话”之后，我们又对整个修改稿的篇章结构作了审视，大家认为新增这一章的安排，完全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可以说，新增的这一章，十分鲜明地展现了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作用和红军长征的伟大革命精神。四是将原上卷的最后一节“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从第五编中单列出来，作为全书结束语。这也是比较早作的调整。根据“七一讲话”精神，我们又对结束语作了进一步修改。一方面，从总结28年民主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角度，增补了论述党的先进性的内容；另一方面，对毛泽东总结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即“三大法宝”，作了展开论述。从而，比较充分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这是从大的方面说的。再从第三级目标题的设置来看，我们首先是从方便广大读者来考虑问题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会带来许多新的矛盾和实际困难。室委会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还是下了决心。这样，对于参加工作的同志来说，加大了编修的许多工作量。经过反复修改、调整，最后达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应当说，这也是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具体体现。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编修工作，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它也体现在这样一些具体的工作之中。
对三次路线错误的定位表述
记者：上述几个方面的调整很重要。章节有变化，又新设第三级标题。这样，新书将会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用“三个代表”思想来指导编修，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有新的说法吗？
石：这就涉及第三条了。具体地说，就是将“三个代表”思想贯彻在对若干政治性极强的重大党史问题的修改之中，以充分体现我们党的实事求是原则。
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关于三次路线错误的定位及其表述上。
如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记者：在《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我们注意到有这个提法。但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改，在宣传介绍文章中没有作这方面的解释。您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石：完全可以。凡是有重大修改的，没有不能谈的。一定要通过各种途径，将修改情况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都是我们经过反复斟酌、讨论过的；有的也征求过专家们的意见，是有充分理由的。对陈独秀错误提法的修改，就是如此。我们对陈独秀的错误作这样的定位表述，比较多的同志都能理解并接受这样的修改。作这样的修改，主要有三条理由：
第一条，要肯定陈独秀在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人们知道，他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领袖。他在那时的威望盖过了其他任何人。直到党的五大仍然选他为总书记，就说明了这一点。新本“党史一卷”比较充分地肯定了陈独秀在这6年的功绩，介绍了他在发起新文化运动和创建上海共产党组织方面的贡献。在讲建党时，明确地将他和李大钊称为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并将他们的照片放在了书的前面，将他们的名字上了目标题；对陈独秀在党成立后的早期活动作了增补。在大革命时期这一编中，对他在推动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以及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也都作了叙述。我们认为，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推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基本方面。但过去对他的这些功绩讲得很不够。现在历史已过去70多年了，对这些应予实事求是的肯定。而且，这应当成为全面评价他的功过的一个重要方面。
记者：我们完全赞同您的观点。毛主席早就说过，到了适当时候，写党史要讲他的功绩。现在到了这个时候。新本不讲，就太不合适宜了。那么第二条呢？
石：第二条是从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面来分析的。根据近几年大量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材料来看，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于党的创立、对于党领导的早期革命斗争，特别是大革命运动，既有指导正确的一面，也有指导不正确的一面。这指导不正确的一面，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犯的错误有密切关系。比如，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
记者：能否说，陈独秀犯错误完全是共产国际的影响所致呢？
石：话又要说回来，在分析陈独秀犯错误的原因时，一方面要充分看到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承认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犯的右倾错误，特别是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首先是他本人对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的不正确认识直接发展的结果。比如，所谓“二次革命论”，尽管共产国际有这种观点，甚至在老祖宗那里也能找到某种影子，但是，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即使是老祖宗的观点也不能照抄照搬。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也要努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决不能满足于热热闹闹参与革命，而不敢去争夺领导权。“二次革命论”的观点，是导致他妥协退让的理论根据。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央决策的失误，在党内要负主要责任。
记者：也不能不看到，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理论观点、政策指示，是中国共产党很难抗拒的。
石：确系这种情况。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年幼的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同时又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对酿成党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不有很大影响。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在我们的新本中指出来了。我们没有像有的书那样，把大革命的失败全部归罪于陈独秀一个人。
记者：研究陈独秀的学者们都非常强调这一点，并认为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失败应负完全责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石：持这种观点的过去也有，但比较多的同志产生这种看法，形成这种意见，主要是在他们研究了我们室第一研究部主持翻译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那6大本之后，对过去的一些不公正说法义愤填膺，强烈地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应当完全由共产国际负责。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也不是没有合理之处。但是，外因总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嘛，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既然是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是积极推动这个革命胜利发展的主要政党，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人家不可能撇开我们党这个系统去直接领导中国人民来进行革命的。所以接受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指示，不单纯是组织服从问题。有这种情况，但不是全部。有的是有内因作根据的。因此，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我看来难以说得通。
记者：这是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求同存异，不必强求一律。
石：我赞成。但要说明一点，这里讲的“不必强求一律”是双向的。我们既不要求人家一定赞同我们本子中的观点，也不希望人家强求任何本子都要按照某一种观点来写，否则就是如何如何。江总书记谈《简史》出版意见时讲得好：在具体分析写作和出版一本党史的时候，还要全面考虑时机、对象、篇幅和效果。我们党史研究室写的本子，不同于个人专著，也不同于其他单位甚至以部门名义写的著作，我们要考虑方方面面。既然世界是丰富多采的，对学术问题的一些认识都不应当强求一律，彼此间可以求大同存小异。
记者：您将这个问题摆开了，道理也讲清楚了，这比较好。求大同存小异，这是创造良好学术氛围的一个基本条件。大家都应当为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而努力。还有，第三条是什么呢？
石：第三条是从当初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在总结大革命受挫或失败的教训和对陈独秀的批评看。在大革命还没有失败时，共产国际对陈独秀没有完全接受和贯彻他们的一些指示，感到恼火，曾批评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十一月政治局会议和1928年党的六大会议上，对他的批评也都说的是“机会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没有讲“右倾投降主义”。讲“右倾投降主义”是从抗战时期开始的。为了教育全党在新的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接受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将陈独秀的问题说得比较重。这是当时的一种政治考虑吧。以后，就因袭了这个说法。而陈独秀本人从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直至在抗战时期去世，他既坐过北洋军阀的班房，也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牢，在实践中不存在向阶级敌人“投降”的问题，在理论上只主张妥协退让而没有宣扬向蒋介石缴械投降。即使是后来组织“托陈取消派”，也不好带“投降主义”这顶政治帽子。从政治路线上来看问题是需要的，但是对政治路线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在特殊的政治需要不存在之后，早就不应当再戴那种不合适的政治帽子了。
记者：写党史，虽然不能不考虑政治因素，但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还是尊重历史实际。
石：是的。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实际看，当时党处于年幼时期，没有经验，对如何进行中国革命也处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常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对革命和建设都是在探索，后来犯的错误是探索过程中犯的。这样说，符不符合实际呢？从宏观来看，确系如此。对毛泽东这么看，对陈独秀难道就不应当这么看？显然，也应当这么看，只能是一个标准，不能搞双重标准。陈独秀作为总书记，也不是天生的圣人，要求他全知全能，否则就不能宽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里没有这个道理。陈独秀任党的一把手以后，其所见所识也应当视为在对中国革命进行探索。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探索就会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胜利，也有挫折。我们不能苛求于他。何况他在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记者：这些讲的在理，读者能接受。
石：我们基于以上这几点，认为全面地看待陈独秀的功与过，对一些问题作历史的分析，讲他的错误是“右倾投降主义”不适当，恢复用“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实际。这样处理，更有利于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这次编修，将原上卷中“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表述，改为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2001年经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已用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但没有在适当场合详细陈明理由。你来采访，是个机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修改。我们也不能随便决定，要打报告的。上面肯定了这个修改。
记者：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你们是怎么改的呢？
石：土地革命战争，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异常艰辛和曲折的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确曾发生过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怎样看待这种错误倾向呢？江总书记去年谈《简史》的出版意见讲了一番很好的话。他说：我们党走过了80年的奋斗历程，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也必须承认，由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由于我们是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条件下推进事业发展的，因而我们党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失误甚至严重失误，党的领导同志也会因为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因素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写党史的时候，如何看待和把握我们党的失误和党内有些领导同志们犯的错误。这“三个由于”虽然是对建国后的情况说的，但我们认为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是适用的。有什么理由说不适用呢？经反复研究，提不出来。基于这种认识，这次编修新本，在指出“左”倾错误及其危害的同时，也把这个时期党的领导人犯的错误看作是探索过程中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和不可避免性。为此，根据三次“左”倾错误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危害程度，我们作了比较大的改动。这就是：首先在标题上作了弱化的处理，将三次“左”倾错误都不写上章标题，只上节标题；再就是在节标题上也作区别。即对第一次，只称“‘左’倾盲动错误”，不出现瞿秋白同志的名字；对第二次，称“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不出“主义”二字；对第三次，继续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文中的叙述也相应地掌握分寸。
记者：在《简史》中，没有发现这样的变化。
石：这是首次作的重大修改。在写《简史》时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学了“七一讲话”之后，就萌发了这个想法。去年11月，到瑞金参加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时，也到长汀瞻仰了瞿秋白同志的墓地，参观了他被囚禁的住所，开始在考虑：如果这次编修新本不改，继续将像他这样的早期革命家犯的错误讲的很重，以后举行纪念活动，怎么对读者作出合理解释。今年夏天集中统稿、定稿时，根据“七一讲话”所讲的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才提出这个问题，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作了上面那样新的表述。向室委会汇报，大家没有异议。上报上去，也通过了。这是第二个大的修改。
记者：这样大的修改，既体现了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也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要求，会在党史界引起反响的。你们讲路线错误的第三个大的改动，是怎么表述的？
石：这就是将过去说的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王明右倾错误”。怎么看待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自80年代研究周恩来以来就提出了。党史专家们普遍认为，过去讲的重了。这不仅仅是对王明个人，还涉及对长江局工作的历史评价。在编修过程中，专家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稿中就作了修改。编写《简史》时，已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王明右倾错误”，但是没有对错误内容的表述作修改。这次，又进了一步，对王明右倾错误的内容也作了新的表述。即主要是在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乃至不服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样说，比过去讲的宽容多了。毫无疑问，首先，王明是有严重错误的，这些错误在他所领导的地区有不小影响。但是由于他的地位所限，其错误未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其影响是局部的，只是在个别地方的危害大些。那时批判他，说是“右倾投降主义”，也有当时的政治考虑。现在作历史评价，全面地看，还是以讲“右倾错误”更符合历史实际。
记者：这三个修改，都是带有原则性的重大修改。新本一定有看头。
石：作这样重大的修改，这在前些年是不敢想象的。这完全可以说，是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党史研究，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具体成果。这是我们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党史新本编修的第三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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