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8期
听之而已 信则未必
作者：陈铁健
12月11日夜，张学良突然走进我的屋里，告诉我说，蒋介石到达临潼，不听我多次苦谏，你说怎么办?我想了一下，反问他说，你说怎么办？张学良果断地连声说，苦迭挞，苦迭挞!(政变)叶剑英当即把这一重要信息报告党中央。党中央要叶剑英速返瓦窑堡汇报情况。
离西安前，叶剑英去见张学良，说：我们很困难，穷得要命呢!张学良当即批示，赠送叶剑英10万银元!叶剑英带着10万银元，坐着大卡车，在12月12日这天，翻山越岭直奔瓦窑堡。
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会议上汇报了西安的最新情况。在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致主张和平解决，独有张国焘一人主张“打倒南京政府”。按照中央决定的和平解决方针，叶剑英立即赶回西安。
说者绘声绘色，听者动情动容。不明真相者，很难辨别真伪。实则，真相并非如此。在下不揣冒昧，就目前研究成果，试作辨析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先看叶剑英此期的行踪。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派刘鼎驻西安担任联络工作。5月下旬，双方商定西北大联陈铁健合计划。6月下旬，张学良申请加入中共。7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拟准张氏入党。8月9日，中共中央致函张学良称其为“同志”。8月15日，共产国际来电指出，“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中共中央准备接受张入党“是错误的”。但中共中央对张重视与信任态度不变。应张学良要求，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协调步骤，共同筹建西北国防政府，逼蒋抗日。8月下旬，潘汉年携中共中央致张学良信到西安见张。张对中共借款一事，当即慨允先借5万元暂存刘鼎处，余款通过上海银行拨付。此当为中共向张借款之始。10月4日，叶剑英到达西安。4日、6日，张两次与叶、潘会晤，详谈当前军事、政治问题。当叶告张，红军经济困窘，冬衣无着，莫斯科虽可援助，但不能应急(莫斯科拟从美国分两次汇款115万美元，经上海宋庆龄转交，但需等到年底和明年2月始到)。因此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借款30万元。张当即应允，但在西安只能办到5万元，余款可考虑到上海办理。棉衣可供一万套，经西安送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至11月中旬，中共先后向张学良借款共达70万元(由此可知，中共向张学良借款早在11月以前已经办理，而非《听》文所写在12月12日)。在军事部署和战略行动上，双方互助，日趋默契。10月22日至29日，蒋介石到西安，虽经张学良反复力劝其和共抗日，蒋仍断然表示要彻底解决中共红军。张当面告叶等：他劝蒋联俄容共一致抗日已完全失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实施的宁夏战役亦迅速失败，军事形势万分险恶，正准备以一至二年为期，再来一次长征。11月5日，叶剑英离西安，于中旬返抵陕北保安(而非《听》文所说的瓦窑堡)，并带去张学良亲笔信给毛泽东等。信中最为张关切的大事，是能否得到苏联援助的军事装备。张学良深知，若想在西北另立局面，光靠自身和中共红军的现有实力，是难以与蒋介石及日本抗衡的。因此，他急切希望中共红军尽快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从新疆边境接取共产国际批准支援的军事装备，东北军方面将提供方便条件。此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正在指挥西路军21，800人，由河西走廊向新疆进击。
整整11月里，张学良还没有确定最后行动的时间表。11月30日，刘鼎致中共中央电内说：张学良表示东北军奉蒋介石军令向红军推进不能长期停顿，请红军尽速设法。又表示，一两个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够牵延一两月则西北之联军司成。然而，12月1日毛泽东等人给彭德怀等人电报中，却将“西北之联军”忽略，而将“一两个月内定有变动”一句理解为因绥远抗战爆发，西北乃至全国形势可能在一两个月内有较大变动。因此，中共中央认为：稳定大局的方法，根本上还要靠红军“再打一仗”。那种认为中共中央事先已经通过叶剑英了解到张学良有政变企图，甚至知道张要“捉蒋”，进而明确电告张“要慎重”的说法，是无法令人相信的。(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依据《叶剑英传》稿，说叶听张要捉蒋，当面告张“一定要慎重”，并即电中共中央请示，中央复电令叶转告张：“对此事要慎重”云云。见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张学良传》第191—192页)查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致张学良电文中，完全没有“慎重”与否的文字。12月1日的电报中，也只是提到为商量新步骤，拟令叶剑英再赴西安，约一周后成行，并无急迫的表示。12月5日，叶剑英自保安电告张学良，他将于8日陪同王稼祥去西安转往新疆赴苏联治病，预计13日到达西安。12月7日下午，张学良急电邀叶火速到西安“有要事待商”。“要事”所指，今天一看便知，但当时中共中央并未意识到其中奥妙，以致叶出发日期又拖延一天。12月10日，毛泽东电告张学良：叶剑英9日离开保安，最早也要在15日才能到达西安，仍无丝毫紧迫感。
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捉。从12日凌晨5点到中午13点，保安中共中央连得张学良、刘鼎、王以哲三次电报告知事变成功，蒋已被捉。但是中共中央仍不敢确信。当晚21点，毛泽东、周恩来以“万万火急”发出“文亥电”，请张学良证实“是否已将蒋扣留”?并千叮万嘱，请张把蒋扣押在自己卫队营里，“紧急时诛之为上”。诛之者何意，不言自明。
此时，叶剑英既不在保安，也未在西安，更不在《听》文所云“直奔瓦窑堡”路上，而是在去西安途中。12日夜12点，·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中说，“叶、王已去西安”。因此，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绝无叶剑英参加，更无《听》文所写叶在会上“汇报西安的最新情况”。据会议记录，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是：朱(德)、国(焘)、泽(东)、(恩)来、博(古)、洛(甫)、(林)彪、(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林)伯渠、欧阳钦，共12位。由此确证，叶剑英没有与会。
至于《听》文断言“独有张国焘一人，主张‘打倒南京政府”’，亦非全部事实。因此有必要说清会议讨论情况，以正视听。
13日会议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主持。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对国民党交涉事务的毛泽东首先向会议作报告。他肯定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应当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他说：这次事变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因此，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会议过程中，所有与会者都对此无异意。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特别是如何对待南京政府，意见则大相迳庭。
如何处置蒋介石?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说“把蒋除掉，无论在那方面，都有好处”(毛的报告引自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对此，多数与会者没有异议。
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即要不要在西安建立与南京对立的政府?与会者意见明显不同。毛泽东主张在西安建立一个名义上不是中央政府而实质上是政府的机构，可称之为“抗日援绥委员会”。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在西安建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群众团体，名称可叫“抗日救国会”，实际上应发挥领导作用。周恩来认为，西安倘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国焘“左”的更为露骨，他认为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听完上述发言后，冷静地提出应变对策。他的发言中没有任何“审蒋”、“除蒋”的字眼，而是明确表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他主张要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他认为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很好，应“尽量争取南京正统”。中共此时的策略应“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张闻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六篇》，《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张闻天的发言，既不同意“审蒋”、“除蒋”，也不赞成把南京政府与蒋介石分开。他的结论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张闻天发言之前，博古发言曾赞同“审蒋”。他听完张发言后作补充发言，修正自己意见，强调应把西安事变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在政权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正是按照张闻天的思路逐步形成的。
13日会议未能全部接受张闻天的正确主张，因而“审蒋”、“除蒋”基调没有改变。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位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依然有“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主张。16日《红色中华报》，继13日该报“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之后，又发表长篇文章，历数蒋氏“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罪状，意在鼓动人们对蒋憎恶，以利“审蒋”、“除蒋”。这种由于对形势的过分乐观估计和国共长期对立斗争所形成的感情因素，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数日，干扰了中共中央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
1937年3月4日，刘少奇在《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指出：“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8页)。这种“动摇”以及它所造成的“纷乱”，一直影响到西安事变解决的全过程，乃至张学良的命运。这些，已非本文所能论及。我想说的是，有些回忆录听之则可，’信则未必，其可靠性是大打折扣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回忆录的整理者不注意已有的文献档案和研究成果。即以西安事变而言，近年问世的《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震惊世界的一幕》(李义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都是最新的优秀的研究成果，如果整理者事先翻一翻这些著作，绝对不会出现以上常识性的笑话。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流行于世的“二元思维定势”使然。非好即坏，非善即恶，非美即丑，不是百分百正确，就是百分百错误。
质而言之，世界万物，人最复杂。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难以做到持平之论的。
崇尚真实，拒绝虚假，应当成为学术文化人尤其是叙史者的起码的追求，在下愿与学术文化界同仁共勉。(责任编辑：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