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8期
１９４９年春国民党政府的府院之争
作者：秦立海
李宗仁上台谋和平，孙科拆台内阁迁广州
李宗仁和孙科作为国民党内的高层政要，虽属不同派系，但多年来双方"私人关系颇好"，并没有多少个人恩怨和利益冲突，这在国民党内也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种状况在1948年4月份的副总统选举中发生了根本改变，二人关系由此开始交恶。当时，孙科作为蒋介石的"钦定"人选出面参加副总统竞选，本已基本胜券在握，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李宗仁违背蒋介石意志，也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并几经波折最终战胜孙科而当选。这作为正常的政治竞争，本来没有什么，但在此过程中有一件事曾令孙科处境相当尴尬，疑是李宗仁授意所为，从而怀恨在心，无法原谅。
据李宗仁回忆："在副总统竞选活动中，我的支持者，特别是黄绍做得过分，竟至揭露孙博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阴(隐)私，黄氏用假名发表了几篇文章，重提旧日的桃色事件--《敝眷兰妮》。兰妮是一个颇有姿色的交际花，曾有个时期是孙博士的情妇。后来，她还叫两个女儿称孙氏为父亲。抗战时期，兰妮一直留在上海，并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不明来历的财产。日本投降后，所有伪官员的财产都由政府没收，其中也包括兰妮小姐的。于是，当她以前的情人回到南京当了立法院院长时，她便拼命向他求救，试图取回没收的财产。孙氏便给上海负责官员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兰妮称作‘敝眷‘。......所以，孙氏此信便成了轰动一时的笑谈了。"在副总统竞选时，黄绍"改了一下前次的题目，发表了另一篇儿女风情记事的文章。这使得孙博士尴尬万分，并认为我手段恶劣。选举失败，他或许可以忘掉了，而黄氏重提兰妮之事，则恐怕是不能忘怀的。"李宗仁由此认为，作为报复，"在蒋氏幕后指挥下，孙科派和CC系就联合一致，共同来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这种看法当然不无道理，但也并非纯属公报私仇，更多的应是国民党不同派系之间复杂矛盾和斗争的一种体现。
众所周知，李宗仁是以打着寻求"和平"的旗号逼迫蒋介石下野而上台的，因此他出任代总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制造和平气氛，准备同中共进行会谈。这当然是蒋介石所不愿看到和不能接受的，但其又不便以"在野"身份进行公开反对和抵制，于是便在幕后指使孙科同李宗仁作对。而此时孙科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在出任行政院长后，由于局势的复杂多变，一直未能提出施政报告，引发颇多指责。为改善自己的处境，早在蒋介石下野前三天，即1949年1月18日，孙科内阁在得到蒋介石默许后即已内部决定南迁广州，并给各国驻华使馆打了招呼，建议他们随同前往。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正着手从事和谈活动，当然不赞成政府南迁，并认为"非常明显，此举旨在抵制我的和平努力"，因为"类似任何轻率举动都定然会予共产党人以足够的借口来拒绝进行和平谈判。其次，政府方面的任何举动都会影响民众的心理和士气。"不过，孙科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还是于1949年1月26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正式就政府南迁事宜提出报告，经阁员一致同意，决定各机关于2月5日开始在广州办公。
此时，李宗仁"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的做法，更激起了蒋介石和孙科的不满，从而进一步坚定和加速了政府南迁的决心和步伐。据程思远回忆，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同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事前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也未经孙科过目。结果李电发出以后，溪口即有长途电话同孙科接触。孙科唯蒋之命是从，一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内阁要员悄悄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与此同时，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也在溪口"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移往广州举行，俾与孙科的行政院密切联系。蒋作此部署，无非是要孤立李宗仁，使其不能代表南京政府以与中共进行和谈"。此外，立法院也出现分裂，立法委员们各奔东西。据报道，当时留在南京的立法委员仅数十人，在上海的有130多人，到台湾的有120名，到广州的有62名，已根本无法在任何一地凑足法定人数开会行使权力。
尽管国民党的分裂已在所难免，但李宗仁还是为制止分裂尽了最后的努力。由于孙科内阁南迁广州并无总统的明令，李宗仁不但感到有失面子而且对其和平努力构成了破坏，于是在1949年1月31日飞赴上海，试图阻止孙科内阁南迁，并于2月1日下午"召集行政院长孙科、副院长吴铁城暨其他内阁成员举行会谈，勉以团结大义，劝他们回到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但孙科说，一周以前，共军前锋已到浦镇，南京正在共方远程大炮射程之内，为使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行政院已决议二月四日迁往广州"。这样，尽管据报道，"李代总统一日晚已下令行政院迁回南京"，但孙科仍于4日从上海飞抵广州，主持行政院工作。"行政院迁去广州以后，立使李宗仁处于困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存在，实则成了问题。说它在南京，但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但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关，而没有政府首脑；说它在溪口，但溪口只有一个宣布‘引退‘的总统，而党政机构均在广州。这样，国民党政府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孙科南迁惹众怒，李宗仁多方协调逼其返
孙科内阁南迁广州后，不但等于在政治上拆了李宗仁的台脚，而且对其和平努力也提出了挑战。当时，孙科在广州曾一再发表讲话，声称："新内阁之主要任务乃在谋取光荣之和平，使国内问题能求得一公平合理之解决方法。惟本人曾特别强调新的内阁绝非投降内阁......政府迁穗办公之目的，亦为避免遭受炮火威胁，而作城下之盟。""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共党不能以战胜者姿态迫令吾人投降，完全接受其条件。"抗战胜利后曾以主和著称的孙科一反常态发表上述讲话，这在当时对李宗仁的和谈方针无疑是一个严重的牵制。
此外，孙科还曾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要求立法院随之迁往广州，以进一步孤立和打击李宗仁的和平努力，但遭到立法院长童冠贤和多数立法委员的反对和拒绝。对此，童冠贤等人曾"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内阁迁往广州，并由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复会。立委凡愿赴穗开会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一百元，到广州后，月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立委仍多数愿去南京，支持李宗仁争取和平的政治立场"。这表明孙科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把政府机构迁往广州，造成府院分裂，在当时的国民党政界也不得人心，普遍认为这是阻碍和平，应尽早结束这种分裂局面，以便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当然，在此前提下，也有人为孙科在这场府院之争中鸣不平，指责李宗仁的不当之处。当时，陈诚就曾对程思远讲："蒋先生‘引退‘后，李德邻先生是团结的重心所寄，而宪法又是我们团结的共同基础。我们宪法所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行政院长尽管由总统提请任命，但前者应向立法院负其责任，所以国家元首有什么决策，应提请行政院协商。可是，李代总统在十日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同意以共方提出的八条件为和谈基础。这是一种重大的决策，事前未提中常会讨论，犹有可原，但未经征询行政院院长同意，更没有由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这样一来，一个所谓‘责任内阁‘怎么能够负起责任来呢？孙哲生为此表示不满，把行政院迁往广州，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陈诚也认为，"目前政治情势空前严重，必须全党一致，上下一致，团结奋斗，方能支撑危局。"
府院分裂对李宗仁总统地位的巩固与和谈方针的贯彻是个重大打击。对当时的处境，李曾有所说明，"主要是溪口操纵，广州背弃，府院分裂，一筹莫展"。为尽快结束这种局面，恢复"团结"，共渡难关，李宗仁不得不采取主动，一方面派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及黄绍先后于2月8、9日到广州，弥缝矛盾，邀孙科早日回京，并和粤系将领商谈粤桂合作；另一方面则通过阎锡山向蒋介石疏通，试图解决府院矛盾。经过努力，两方面虽皆未能完全实现既定目的，但都有所收获。黄旭初在广州分访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陈济棠、李汉魂等广州地方实力派人物，谈得很投机，他们"均一致拥护代总统，团结两广"，并"主张罢免孙科，改组行政院"。蒋介石态度也有所缓和与好转，2月17日向阎锡山表示："立法院地点仍设广州，行政院重要部会主官应驻南京，但其机构仍在广州。李宗仁既欲变易孙科院长，与其另觅人选，协调府院，反不如由李宗仁自行决定行政院长，使彼能完全肩负责任。"看来，随着蒋介石的让步，再加上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李宗仁在这场府院之争中已占上风，孙科则基本败局已定。
2月20日，李宗仁在各方面关系协调成熟，胜券基本在握的情况下，飞抵广州，向孙科再次伸出合作之手，邀其早日回京。当时，据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李代总统此次赴穗，系邀孙院长来京共商大计，并邀请在穗立委来京，并征询渠等对当前大局之意见"。李宗仁在广州同孙科进行了会谈，经过努力争取，再加上张发奎等粤系将领从旁施加压力，孙科最终不得不同意返回南京。据李宗仁回忆，在到达广州的"当晚我和孙科作了长谈。我镇静但坚定地要求他把行政院迁回南京。起初，他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我说‘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因为我竭诚力劝，孙氏最后乃同意回返南京"。李宗仁在此次广州之行取得成功后，于2月22日飞往广西桂林，安排后方，24日到长沙与程潜洽谈，25日经武汉回到南京。三天后，即2月28日，孙科也由广州回到南京。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府院分裂局面暂告结束。
孙科被迫辞职，何应钦获蒋"恩准"受命组阁
孙科回到南京后，原欲局部改组内阁，以缓和矛盾；而李宗仁当时正致力于促蒋出国，已无暇顾及此事。因此，府院本可暂时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但形势发展却出乎双方意料之外，立法院突然对孙科"发难"。应该说，这是立法院对孙科内阁不满的集中体现。如前所述，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后，迟迟未能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报告。此后，孙科一意孤行，将内阁南迁广州，并发表主战言论，更是引发立法委员的颇多指责。2月28日，也就是孙科回到南京的当天，立法院第三会期第一次院会在南京召开，会上立法委员们对孙科的不满情绪在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压抑后终于爆发。大家纷纷指责孙科的种种错误之举，有的立法委员甚至斥责孙科内阁是最近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及最恶劣者"，并且是"和平之障碍"。为此，立法院准备对孙科提出"质询"，要他答复擅自把行政院迁往广州的"罪行"。与此同时，监察院也火上浇油，准备对孙科"敝眷兰妮"的财产案提出弹劾。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为避免尴尬，遂向李宗仁提出辞职，并于3月8日在立法院作报告时首先宣布了这一决定，但其在解释政府南迁事宜时却宣称这是自己"经面请代总统于1月25日核可"的，并非自作主张。不过，由于失去了立法院的支持，孙科的"乌纱"已无法保住，李宗仁便趁机顺水推舟，接受了孙科的辞呈。
孙科辞职后，选择新的行政院长继任人选便成了李宗仁所面临的又一难题。据程思远回忆，当时，"李宗仁属意居正；白崇禧屡荐何应钦；立法院童冠贤、范予遂等则推举顾孟余"。"李宗仁经与白崇禧商量后，以顾孟余为第一人选，何应钦为第二人选，居正为第三人选，依次提出征求"。首先，"顾(孟余)以蒋在幕后控制，和战都无办法，不愿负此重任"。接着，李宗仁决定力邀何应钦"出山"。何应钦原是黄埔军校教官，属于蒋介石系统，在军中有广泛影响，但其在历史上和桂系有过合作关系，与蒋介石也有很深的矛盾，当时正处于无权的闲散状态。李宗仁看中了何应钦的微妙地位，希望能够借助他巩固自己的地位，争取蒋介石系统的力量。但何应钦不敢脱离蒋介石，仍需看蒋之眼色行事；再加上当时局势已十分严重，国民党内部矛盾亦非常尖锐，有识之士普遍认为组阁犹如跳火坑，因此何应钦曾一度坚辞。
据李宗仁回忆，最初，"白崇禧和吴忠信到上海把我的亲笔信交给何，但是何断然拒绝了。三月九日我亲自拜访他，他仍然拒绝接受，但是我还是设法引他谈起了二十几年前的一些历史事实，就在蒋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第一次辞职以后，我和何在南京合作。我诚恳地说：‘敬之老弟，历史正在重演，蒋先生又辞职了，南京再度垂危，当你以前的同事孤独的时候你能无动于衷吗？‘何将军看上去受了感动，表示愿意帮忙，但是他说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他不敢做任何事情。我立即叫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向退休的总统报告何将任新职的事情。蒋回答说"‘让德邻弟自己安排一切，我是退休的人，能说什么呢？‘何听到蒋这客气的回答不寒而栗，请求我允许他远离政界。我接着派吴忠信到溪口请求蒋给何说几句话。蒋先生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来吧。‘何应钦到溪口从‘退休老人‘那里取得更详细的指示以后，最后接受了我的任命。"此外，蒋介石同意何应钦组阁，张治中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张治中正在溪口，蒋介石一度不太同意，经过张的劝说，蒋才表示同意，并亲笔写信给何应钦说："中以为只要于革命前途有益，使旧属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分散，以保全革命硕果之基础，则兄应毅然应命，更不必论职位之尊卑与个人之得失，此为中对革命责任之基本观念，亦望吾兄能以中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也。"这样，经过多方共同努力，何应钦终获蒋介石"恩准"，同意接替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3月12日，李宗仁向立法院正式提名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获得通过。但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据程思远回忆："何应钦就任行政院长后，竟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奇闻。那时李宗仁已请立法院修改行政院组织法，裁撤水利、地政、卫生、社会、农林等部，只留下八个部和两个委员会，藉示精简。但依然找不到人来当部长，这表明局势艰难，无人愿跳火坑了。"李宗仁也承认："我和何应钦要克服无数困难才能组成新政府。我们不容易找到适当的人材来填补政府各部的空额"，"因为在那个时期没有人想卷入政界。"后经不懈努力，总算勉强补齐政府各部空缺，在3月23日公布了新一届内阁名单：行政院长何应钦、副院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国防部长徐永昌(后为何应钦兼)、外交部长傅秉常(未到任由叶公超代理)、财政部长刘攻芸、交通部长端木杰、教育部长杭立武、经济部长孙越崎、司法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秘书长黄少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李宗仁、何应钦为组阁人选问题而犯难时，中共又对李宗仁任命蒋介石系统的何应钦组阁表示了强烈不满。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影响下一步的国共和谈，李宗仁又不得不致电黄启汉向中共解释道："经月余来之努力，及大势所趋，和平民主之力量已逐渐有战胜封建死硬势力之倾向，如能继续扩大，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此次敬之兄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证。"经过此番"解释"，何应钦总算涉险渡过了中共这一关，最终走马上任。至此，李宗仁在历经艰难曲折之后，终于取得了这场府院之争的"胜利"。
综观整个斗争过程，这场府院之争表面上主要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总统府和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之间的矛盾斗争，实际上在孙科背后的是蒋介石。对此，李宗仁也看得很清楚。当时，蒋介石表面上虽已"下野"，实际上仍在幕后指挥一切。何应钦接替孙科组阁的运作过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说，这场府院之争的真正主角是蒋介石和李宗仁，而最终赢家表面上虽是李宗仁，但这毕竟只是蒋、李斗争的一个回合，此后结果如何，已经众所周知，在此不再赘述。(责任编辑：萧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