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8期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下）
作者：范荣康／口述 记录整理／袁 晞
3《"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
(1959年9月1日)
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发生了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万言书"，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事情。接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全会通过了题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为"反党集团"，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政治局扩大会议从7月2日开到8月1日，8月2日到8月16日是八届八中全会，一般把这两次会议并称为"庐山会议"。
八届八中全会之后，紧接着还在庐山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公报是在中央主要领导回北京后的8月27日才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套红印着通栏大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头版头条的通栏刊登中共八届全会公报，眉题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向全党全民发出的战斗号召"，主题是"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参加了庐山会议，会议结束后不久的8月31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关于八届八中全会的宣传，都已拟定了初步计划，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人民日报》的社论计划中，还增加了两篇，一是论十年左右赶上英国，一是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另外，我们还陆续补充了一些从理论上论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文章，将在第七版上发表。关于人民公社的调查，现正在积极进行。各省对此十分热情，大都书记挂帅，组织大批人马下去，准备从中选些好的典型材料送给我们。我们也已组织了五十多人下去支援。
毛泽东当日批示：
电话告吴冷西同志：
信及附件看了，很好。
庐山会议以后，按照报社的社论计划，开始组织撰写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社论，我写了其中两篇，第一篇是9月1日见报的《"得不偿失"论可
以休矣》。
写这篇文章时，我还没看过彭德怀的"万言书"，吴冷西参加了庐山会议，知道会议的全过程，我们这些普通编辑并不知道详情，只是按照领导的要求，用领导提供的材料写东西。
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污蔑"。
在庐山开会期间，张闻天认为小土群炼铁浪费人力物力太多，并影响秋收，归结为"得不偿失或损失很大"。彭德怀认为"有得有失或有失有得"。他在1959年7月14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的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得不偿失论"是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从彭德怀、张闻天的话中"概括"出来的。
社论说北戴河会议一年来，举国上下，全民奋起，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铁水滚滚，钢花四溅"。社论写道："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次伟大的实践，是我国劳动人民为了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
在这一段中，我用了很多数字，说旧中国从张之洞1890年开办湖北大冶钢铁厂到1949年的59年间，累计钢产量只有760万吨。接着说美国钢产量从多少万吨到多少万吨花了多少年，英国花了多少年，用这些不可比的数字来证明大跃进速度有多快。
我用四大段话"批驳""得不偿失"论的四条"论据"：
"‘钱花得太多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不偿失论‘的一个‘论据‘。发展小高炉是要花钱的，国家在一个时期内必须对小高炉生产给予一笔补贴。但是，这笔账应当怎样算呢？应该从眼前的支出来算？还是从长远的所得来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鼠目寸光，他们根本不会算账，却装成很懂得经济核算。"
"‘质量太坏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不偿失论‘的又一个‘论据‘。1958年生产的土铁、土钢比现代设备生产的‘洋铁‘、‘洋钢‘，质量上差一些，这是事实。但是，土铁本来主要是供农村使用的。事实证明，去年的土铁、土钢在今年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小土群搞错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不偿失论‘的另一个‘论据‘......由‘小土群‘到‘小洋群‘，这是一个由普及到提高、由低级到高级的必然过程......"
"‘大炼钢铁挤掉了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不偿失论‘的再一个‘论据‘......1958年，由于以钢为纲，出现了工业大跃进，煤炭工业、电力工业、机械工业、纺织工业，各行各业都在钢铁加番的带动下实现了全面跃进......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带动一切......"
这篇社论五千多字，列举了很多数字，看起来好象理直气壮，其实是强词夺理。历史已经证明，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论据"都是真知灼见。我在社论中说到的"土铁"、"土钢"大多是毫无用处的废品，我的论点是遮人耳目的掩饰之词。还有"不是挤掉一切，而是带动一切"更是欺人之谈。我们常说，写文章要摆事实，讲道理，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摆的是假事实，讲的是歪道理。
4《市场的形势的回顾和展望》
(1959年9月20日)
彭德怀7月14日在庐山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这篇?论就是批判彭德怀说的"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的，按报社的社论计划，要从各方面说形势好，不存在紧张，我写的是市场情况，题目是吴冷西布置的，所引用的数字也是他从国家计委等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部门要来的。
这时供应已很紧张，"大跃进"造成的危害已经显现，虽然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节了，城市商店的货架很空，可是我遵照领导的布置，在这篇社论中硬说市场一片繁荣。我煞费苦心地从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物价平稳、商品库存增加这三个方面来论证市场供应"好得很"，却回避和隐瞒了一些主要事实。
我在社论中写道："关系民生最大的粮食的零售量，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9％，比去年下半年增长了30.9％。"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城市粮食供应是按人定量的，粮食零售量增长，只说明城市人口增加、或吃商品粮的人口增加，并不能说每个人都能吃得饱。我回避了每人每月粮食定量这个关键数字，也没说供应是否能达到定量。
至于"物价平稳"和"商品库存增加"同样不能说明市场供应良好。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有牌价不等于有东西，物价虽没有涨，但是什么也买不着；库存多很可能是滞销商品积压在仓库里。
我自己吃不上肉，却在社论中解释"城市里猪肉等副食品的供应比过去减少"的原因是"因为农民的消费量整个说来是有了相当大的增加"，令人哭笑不得。
虽然"大跃进"有明显失误，但庐山会议以后，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喊继续跃进，我在社论结尾写道："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团结一致，继续跃进。我国伟大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将在今年内提前实现。我们的现实是美好的，我们的前景更是美好的......"
5《无高不可攀》
(1960年6月26日)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主峰珠穆朗玛峰。当时通讯条件比现在差得多，到27日凌晨，在登山大本营的新华社记者才得到消息，向北京发出电讯："新华社珠穆朗玛27日电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的三名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5月25日清晨北京时间4时20分集体安全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海拔8882米的珠穆朗玛峰，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路攀上它的顶峰的壮举......"
5月2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条消息，并配了祝贺的社论《祝贺攀登世界第一高峰成功》；5月31日至6月8日，《人民日报》分五次登载了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写的长篇通讯《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这期间《人民日报》还刊登了郭超人等写的特写文章。
6月下旬，中国登山队回到北京，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定于26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联合举办首都各界"热烈庆祝中国登山队胜利征服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大会。
得知要开庆祝大会的消息，科教部主任康英要我为科教部写篇社论，不仅要祝贺登珠穆朗玛峰成功，还要宏观地体现时代精神。报社人都知道我善长写社论，所以别的部有时也请我帮忙写社论。康英说她已请示了报社领导，这篇社论定于开大会的当天发表。
那时中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内外压力都很大，极需鼓舞士气，振奋精神，我在歌颂了登山队的精神后写道："这个胜利再一次证明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我们遵循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和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只要充分发扬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我们就必然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无往而不胜。"最后一段还说："几年前，修筑康藏公路的英雄们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我们党把这个英雄豪迈的口号传遍了全国，鼓舞着全国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夺取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胜利。如今，自古以来最难驯服的黄河被我们节节拦断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也被我们征服了。对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说来，真个是‘无深不可测，无高不可攀‘。"
26日的大会有七万人参加，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贺龙、罗瑞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陈叔通出席了大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一套节目的频率转播了大会实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同时联播。
读到这篇社论的人都说写得好，说标题特别好，这个标题后来出了名，"无高不可攀"成了"时代精神的象征"，不时被提到。
6"鞍钢宪法"和"工业七十条"
(1960年至1961年)
"大跃进"后，毛泽东很想在工业方面树立样板，他对农业已有的"八字宪法"很得意，想在工业方面也搞一个。听说鞍山钢铁公司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得很好，中央主管领导批示报社派人下去搞调查，帮助总结经验。我和工业部主任张沛去鞍山住了几个月，在工人中搞调查研究，也经常参加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的会议。后来形成了《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的报告》，上报中共辽宁省委又转报中央后，毛泽东看了很高兴，于1960年3月22日写了这样的批语：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七月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期间，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给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的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毛泽东把鞍钢的作法说成是"宪法"，照一般的理解，宪法制定了以后，是不能轻易修改的，如毛泽东所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毛泽东提到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我们参与总结的，"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是"鞍钢宪法"的重要内容。
回北京后，我们还起草了一篇论"鞍钢宪法"的社论，拟的题目是"鞍钢宪法万岁!"送中央后，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领导，好像是副总理李富春没让发表，说题目太大了，大而无当。
从1960年开始，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起草"工业七十条"(全称是《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在起草过程中，《人民日报》也承担了调查工作，我奉命到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调查研究，去了一个多月。我主要工作是了解工厂规章制度的利弊。调查分三个方面：一是规章制度与人的关系；二是规章制度与物的关系；三是规章制度与规章制度的关系。我在实际调查中发现，规章制度与人的关系是可以调整的，后两条要慎重。我把这一观点写入调查报告上报中央。
同时在起草的"农业六十条"，于1961年3月完成草案，全称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工业七十条"的起草班子于1961年7月将草案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8月经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9月下发各地试行。这就是通常说的中共中央1961年9月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上亲笔加上了"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由于"工业七十条"有的内容与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不符，"草案"没有在中央全会通过，这以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工业七十条"再没人提起，可谓无疾而终。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搞"工业七十条"成了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之一。
7学工、学农、学军
(1964年至1966年)
学工
"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时间，上面号召知识分子学习工农兵，我一方面是遵命，一方面也是自觉地朝着学工、学农、学军的方向在走。
我先是去了大庆，新华社、人民日报去了一大帮子人，大概有二十多个编辑记者吧，文艺工作者也去大庆深入生活，和我们同时在大庆的有李劫夫、孙维世、常香玉等。李劫夫是作曲家，当时好像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文革"初期写了很多"语录歌"。孙维世当时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她在大庆写了反映石油工人生活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她"文革"中受迫害死于秦城。
我们在大庆住了很长时间，报社要求我们学习大庆工人的精神，了解大庆改造知识分子的情况，要写出有分量的文章，同时也要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大庆改造自己。我们与一线工人同住土窑，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就是著名的"干打垒"，与工人同吃大锅饭。那时大庆的工作人员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和大会小会，几乎没有业余时间，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我们跟工人一样，只是晚上还要为报社工作，不是写稿子就是商量写稿子的事儿。大庆开大会时，分单位坐，互相拉歌，跟解放军差不多。康世恩是大庆会战指挥部的头儿，常在大会上讲话，石油部长余秋里也常来大庆。
我在大庆时是冬天，特别冷，在"干打垒"还暖和，有暖气，是用开采石油时冒出来的天然气烧的，那时好像还不能更好地利用天然气，最好的办法就是烧了。在户外可是冷极了，零下几十度，我们穿的是借来的皮大衣、皮帽子，还是感到冷。
我在大庆和新华社记者袁木合写了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发表在1964年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最近看到这篇文章被收在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年新闻通讯精品选》里。
在大庆时，我常参加井队的表扬会，领导和群众都说被表扬的人怎么怎么好，经常说得被表扬的人受不了而泪流满面。我以表扬会为题材写的通讯《红花会上》，但这篇文章报社没发，后来知道是上面改了主意，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还进一步要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面有人认为余秋里是"走资派"，表扬大庆有表扬余秋里之嫌。
学农
从大庆回报社不久，我又去了北京郊区通县西集人民公社尹家河生产大队蹲点搞"四清"，担任第三生产队队长，与现在的挂职锻炼有点儿像，只是官小得多。
按党中央的布置，中央机关下基层搞"四清"要与基层单位对口蹲点，西集公社就是人民日报社的对口单位。人民日报社去了很多人，有编辑部的编辑记者，也有报社行政部门的人，总编辑吴冷西带队。吴冷西住在公社所在地西集。我们则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与我在一个生产队的还有几位报社行政部门的同志，我们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搞运动。开始时我们都很"左"，动员社员面对面地揭发干部的问题，要干部背靠背地坦白问题。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干部要人人过关，而生产队干部不过是队长和会计两人。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社员揭发干部偷队里的麦子，不过社员揭发最多、意见最大的是工分问题，揭发干部带头私下多记工分，造成工分贬值。
在西集公社的蹲点中，我发现农村的骨干是中农，包括下中农和上中农，而贫农中有不少人是农村的痞子。
在尹家河住了约半年，运动没搞完，文章还没来得及写，报社又一声令下，叫我速回。
学军
领导调我一个人回报社，回到北京城里才知道是要我和几个同事马上下部队，准备去越南"抗美援越"。那时越南战争渐渐升级，中国正规军正在悄悄进入越南北方。
报社去越南的几个人分两个组，我和文艺部编辑英韬分别带几位年轻记者，和我一起的有报社国际部的席林生等，援越部队的大本营在南宁和昆明两地，我这个组乘飞机去昆明，与所去部队汇合，英韬他们可能是去的南宁。
到昆明在部队待了一段时间，熟悉情况后，我们就随部队进入越南，先是在步兵连队，后来在高炮阵地。在越南的中国军队以高炮部队为主，对付美国对北越实施的大规模空袭。步兵部队不多，在越南北方进行丛林作战训练，为有可能的更大战争做准备。
在高炮部队时，我见识了真刀真枪的战争。
我们一个记者组白天黑夜都跟部队在一起，记者组除《人民日报》的记者外，我记得还有新华社、《解放军画报》等单位的同行。我们和部队官兵同住在丛林中的草棚子里，睡的是凉席，由于天气热，睡觉不用盖东西，越南的蚊虫特别多，喷大量的驱蚊剂仍难以入睡。
白天我们在阵地采访，每天目击美国飞机轰炸，有时美国飞机晚上也来，高炮部队夜以继日作战，用高射炮打飞机。那时我们的雷达设备落后，我们是用肉眼观测，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迎着飞机打。部队随时有伤亡，所幸我们几个记者都没遇险。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所在连队的一位炊事员做饭时没有隐蔽好，有烟冒出来，被美机炸中牺牲。部队为这位我们熟悉的战士举行了"国葬"，棺木上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埋在越南的土地上。由于是战争环境，没有立正式的墓碑，更不要说建正式的烈士墓了，现在不知道还找不找得到埋葬他的地方。
中国军队在越南协助作战时，苏联也有军队在越南北方，中国主要是高炮部队，用高射炮打飞机；苏联是导弹部队，以营为单位用火箭打飞机。苏联军的人数比中国少得多，但具体数字我们都不清楚。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后，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在越南的中苏两军阵地不在一起，两国军人也从不来往。我们觉得越南对苏联人要好一些，有时我们高炮打下的美国飞机残骸被越南人找到后送给苏联人。
在越南期间，我和席林生合写了一篇长篇通讯，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发表，可能是部队进入越南没有公开，是保密的吧。
第三部分 灾难
(1966年至1977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历史学家通常把"五·一六通知"称作"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并把5月16日这一天算作"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起始点。这次会议还决定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8月2日陶铸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列陈伯达之前)。
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请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指《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这样做。"5月31日，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记者都"靠边儿站"了。"文革"初期，《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都是从中央文革等处拿来的，我记得6月1日发表的标志"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在全社会开始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由陈伯达改写定稿的，他把初稿原来的题目"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据说是毛泽东的意思。
后来才有了专门的评论组，主要写"两报一刊"社论稿，吸收了一些原报社的工作人员参加，我是评论组的成员，写了许多自己不愿写的文章，当然"文革"中的社论都是中央定题目，有人起草，并经多人修改，再由中央主管的政治局委员定稿，我这样的人只是拿笔的工具。"文革"前期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定稿，政治局常委康生经常参与，有的重要社论康生还直接参加写作，不过他自己不拿笔，是他口述，别人记录，他再改改记录稿。后期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定稿，政治局常委张春桥经常是做最后修改。
(责任编辑：吾魁)
更正
本刊第7期第14页至19页有多处引号错误，如"两个三"、"四人帮"、"洋跃进"等，应为"两个三"、"四人帮"、"洋跃进"等；第17页左栏倒数第18行"打到......"应为"打倒......"；第24页、28页"彭～云"共四处，应为"彭癿云"；第26页左栏倒数第21－20行"一九六六月"应为"一九六六年"；第27页左栏第16行"系窄"应为"系乍"；第40页左栏倒数第7行"(1822年)"应为"(1885年)"；第42页左栏第18行"张煦候"应为"张煦侯"；第43页图说"中国七届"应为"中共七届"；第44页右栏倒数第18行"组搞、撰搞"应为"组稿、撰稿"；第56页左栏倒数第19行"1955年康省"应为"1955年西康省"；第57页左栏第16行"延用"应为"沿用"。
特此更正，并向读者作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