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8期
梁漱溟与陈铭枢的佛缘
作者：王秉默
辛亥革命时，梁漱溟是新闻记者，为革命鼓吹呐喊；陈铭枢是战士，为革命浴血沙场。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同为同盟会会员的梁漱溟、陈铭枢感到迷茫和失望。陈认为自己需要提高学识和修养，梁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理论无法解释现实，需要进一步求索真理。就这样，梁漱溟与陈铭枢相识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在南京开办的内学院。陈铭枢在学院学习了整整两年，涉猎了唯识要点，精研了法相。梁漱溟在佛法和唯识论的哲学研究中有很高的成就，自然成为陈请教的对象。1924年，陈铭枢到北京拜访熊十力，恰好梁漱溟和熊十力住在一起，梁、陈二人有了更多的接触。陈佩服梁的睿智渊博善于思索，梁喜欢陈的豪爽热情勇于行动，二人遂成为好友。
"乡治"教授与行武"和尚"
佛门以普渡众生为本，身为军人的陈铭枢打下佛学修养基础后，以佛家精神治军练兵。北伐征战，马背上军营中他随身携带佛学书籍，苏联顾问对此曾大为惊讶。由于陈铭枢在军中长于佛理，士兵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佛爷"，朋友们都叫他"和尚"。身为知识分子的梁漱溟认为，佛家大乘是回世的，本身出世又入世，开化众生在执迷中，出而不出要入世；就人生方面来说，要为社会尽自己的力量，他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讲佛学唯识论，犹觉不足，他要为国家民族引一条从根基上振兴的路。
1928年，梁漱溟经过艰难的探索后认定，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自治入手，即乡村建设是中华民族摆脱贫穷落后的唯一出路。恰在此时，陈铭枢指挥军队帮助李济深平定了广东。李济深邀请梁漱溟南下就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筹划广东建设。梁非常高兴又十分担忧，因为他的好朋友李济深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又是握有兵权的二号人物；李大气沉稳大度可成就大事，陈率直敢作敢为，与他们合作一定可以实施自己乡村建设的蓝图。不过，陈铭枢遇事好冲动，当平定广东的大功在身时，能否与李济深和睦相处很令人担忧。梁到广州伊始，首先告诫李：要认定自己的事业在地方，立志为地方尽力，对蒋介石的中央要软硬兼施，力求不破裂又能容自己作事为主；其次是要李能与陈合作，要事事开诚相见，不使其产生隔阂，要诸事包容退让，不与之争。李爽然答应。广东初定，李济深就把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位置让给陈铭枢，并请梁漱溟前去劝驾。梁自己劝陈铭枢就任，陈推辞不答应，梁又托朋友去说服，陈仍旧不肯，只是把亲信彭一湖推荐给李用，自己仅任省政府委员。梁认为陈出于真心，居功不骄有佛学的修养，非常高兴。大局安定后，因为要搞建设，在广东政治分会内成立建设委员会，李陈都请梁任主管。1928年7月，李济深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要求陈铭枢从海南回省，主持军政事务，代理省政府主席。
适时正值第二次北伐后，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建议，取消各地政治分会，裁减地方军队，为实现自己的独裁统治做准备。李济深发现蒋的阴谋，最先站出来揭露抨击。可是，陈单纯地认为蒋介石是为统一国家，集中人力物力搞建设，因此，发表通电，热切响应，主动缩减自己的军队，对于广东省政府主席一职也没就任。
陈铭枢奉佛至诚，真的以和为尚。蒋介石、胡汉民原本矛盾很深，陈认为蒋、胡都是领袖，应团结合作，闻知胡汉民出国归来到达香港，他特意与胡会合同赴南京，斡旋蒋胡矛盾，促成蒋胡合作，并就裁军主张游说各方。在上海劝说桂系时，李宗仁毫不客气地讥诮他是傻子，告诉他，当今治天下，非我们军人不可，长衫客是不行的。陈铭枢的行动，使蒋介石喜出望外，而梁漱溟却一再摇头叹息。
李济深是广西人，李宗仁白崇禧统一广西时，他给予了很大支持，被认为是桂系的老大哥。蒋介石很怕两广联在一起成为自己的劲敌，因而想方设法要把李济深挤出广东去。他大耍手段，把广东省的政治许给陈铭枢，军事许给陈济棠，经济许给冯祝万，收买李济深的重要属下。胡汉民就此事很为蒋帮忙，亲自致函在广州的陈济棠、冯祝万等人，并写信要陈铭枢尽快接任广东省主席一职。此时，梁漱溟也到了上海。一天，梁与陈一同游钱塘江观潮，陈把胡汉民信中的意思告诉梁，并疑心李济深恋位，不肯真的把广东省主席之位让给他。梁对此非常震惊，急忙前往南京告诉李，移交广东省政府主席一事不能再延迟了。李济深毫不犹豫，当天就找到胡汉民，请他在中政会上提出。10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批准李济深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职务。12月9日，陈铭枢在广东省政府礼堂举行就职典礼。李济深知道陈为人浮躁，在致辞时，为广东一方百姓，用心良苦地告诫陈"毋欲速"、"毋贪多"、"用人行政，勿事更张"。梁在一旁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连赞李济深句句发自肺腑。
拿掉李济深的实权后，蒋介石并不善罢甘休。1929年，蒋桂开战前竟以"伙同李、白分头发难，谋叛党国"的罪名，扣留了李济深。广东军界对此非常激愤，邓世增等将领通电反蒋。陈铭枢却不以为然，呼吁："吾人为和平计，只宜冷静斡旋，万无自为戎首，而迫天下于不得不战之理......犹望顾全大局，安党国，安任公、并以安四千万垂死之人，不胜大愿。"梁漱溟对陈铭枢的做法极为愤怒，他说，大广州没有一人不赞成统一，陈铭枢最清楚这一点，可以为李济深作证，桂系当时不成系，李济深更不属于桂系，这一点陈铭枢最清楚，陈应当站出来为李济深说话，陈铭枢不肯为李辩白就等于是在出卖李济深。为此梁漱溟大哭一场，气愤之余大有绝交之意，拂袖离广东而去，拒不与陈见面通信。
国难前顿悟今是昨非 参禅再揭竿
以前的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宁粤对峙，陈铭枢指挥十九路军为蒋介石消灭地方势力南征北战不遗余力。1931年秋陈任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部长、京沪卫戍区司令长官。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衅，卫戍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向陈请示："万一敌人向我侵犯，我军怎么办？"陈斩钉截铁地回答："武力抵抗！"然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一再挑衅不断妥协退让。守卫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将士忍无可忍，1月23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布《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此次为震醒世界之视听，复活伟大屈辱民族之魂魄，保种保国，以死求生，自最高长官以至伙夫，要须具有十二万分最后之决心与平素革命之勇气。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认清楚此次与仇日拼命，迥非寻常之战可比，意义丰富，价值无上，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滴血，即挽回一分国运。"全文慷慨激昂，字字掷地有声。但是，蒋介石在强横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先是接受了四项无理条件，再是应日本人的要求，命令十九路军移防。1月28日深夜，日军悍然向闸北发动进攻。陈铭枢顶住蒋介石的压力，命令部队坚决抵抗，打响了淞沪抗战。这时梁正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得知陈带领十九路军打响了正面抵抗日军侵略者的第一枪，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对陈的芥蒂顿时化为乌有。
日本人猖狂叫嚣："一旦战争爆发，四小时就可以扫平上海，"但遇到十九路军顽强的抵抗，在30多天里，几度增兵，四易主帅。然而十九路军毕竟只有两万余人，与装备精良，不断增兵的敌人相比力量悬殊。陈铭枢一再要求南京政府派兵增援，可是军政部的回答却是："十九路军的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陈铭枢四处奔走呼吁，南京政府按兵不动，坐视十九路军弹尽粮绝。陈心力交瘁，悲愤已极病倒了。梁漱溟一直关注着上海的局势，为老朋友的爱国赤诚所感动，更为老朋友的孤军奋战而担忧。
不久，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协定》，陈铭枢痛定思痛，认清了蒋介石独裁祸国的本质，试图联合汪精卫、胡汉民一同辞职拆蒋介石的台。结果汪、胡各怀鬼胎，关键时刻隔岸观火，陈铭枢的辞职适得其反，不但丝毫无损于蒋介石，反而丢失职位。惨痛之下，陈闭门参禅研佛。在陈铭枢最困难的时刻，梁漱溟主动来到陈的身旁。学佛的人有一句话："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们一同从佛学唯识论探讨，联系实际，联系时局。谈到蒋介石为人，陈咬牙切齿，深悔当年轻信蒋介石助纣为虐。
1933年，陈铭枢联合李济深准备利用十九路军驻防福建的机会，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反对蒋介石。举事之前，陈特派黄艮庸去征求梁漱溟的意见，梁坚决反对。他说："非打倒蒋介石不能抗日，这话道理上或可以成立，但必须在武力以外寻求解决办法。"他要黄艮庸马上回香港，告诉李济深、陈铭枢一定要慎重行事。并说自己最迟在双十节前到达香港，亲自说服李陈二公。不料山东建设研究院临时更换校长，梁未能如期去香港。10月20日，在"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卖国政府"的口号声中，福建人民政府匆匆拉开了帷幕。梁漱溟闻讯捶胸顿足，连呼："糟糕！"果然，福建人民政府只成立了短短的两个多月就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在北伐和抗日中战功赫赫的铁军--十九路军被摧毁了，李济深、陈铭枢被迫逃亡。梁漱溟痛心疾首，认为自己犯下大错，"聚九州铁不能铸此一大错也"。他抛开了手中的一切事务，专程到香港去看望陈铭枢，又到广西梧州看望了李济深。陈铭枢自己有个座右铭："寂、力、决"这是一首偈："刹那刹那寂，为人涌热力，遇事当机决。"梁见朋友虽然失败，但越挫越奋，又在酝酿成立新的反蒋组织，非常欣慰。
抗日战争期间，陈铭枢发起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座谈会，梁漱溟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共同开展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两个组织即是今天民革、民盟的前身。
为人涌热力 处事当机决
建国后，陈铭枢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毛泽东曾亲自请梁漱溟到政府任职，梁希望在政府外为国家作点事，只担任了政协委员。
陈铭枢参加政协会议和党派工作后，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自己的三字偈改为"真理作鹄的，主客观统一，为人涌热力，处事当机决。"
梁漱溟的人生格言依旧是："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1953年9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讨论报告时，梁漱溟发言谈到农民问题，他说："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后，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作生活提高的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的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是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视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了他们。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反映。第二天，毛泽东在讲话时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话是梁漱溟始料未及的。他感受到非常委屈。当天夜里，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你说的一些话是在说我，是为我昨天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够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涉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说出肺腑之言呢？我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9月13日上午，梁性急地把信交到毛泽东手上。
16日上午梁漱溟要求发言，再三强调："我并不反对总路线，而且热烈拥护总路线。"周恩来针对梁的讲话尖锐地说："中国如果不能工业化，农民生活有什么办法能够进一步改善，乃至走上社会主义彻底改造呢？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对梁的那套主张，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应该断然拒绝。"毛泽东的讲话更为犀利，他说："梁漱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梁先生自称是最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说梁先生是大陆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说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过去的历史--过去怎么反对人民，怎样拿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毛泽东和梁漱溟是同年生人，1918年，梁任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由于毛泽东住在他的老师杨怀中家，梁漱溟是杨怀中的好朋友，杨梁时有互访，因此二人初识于杨怀中的家中。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1938年，梁漱溟作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曾有过二次彻夜深谈。1946年梁再次访问延安，毛、梁双方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虽然他们对许多问题有不同的见解，有争论，但始终相互敬重，关系友好。所以，毛泽东在会上的批评指责，梁漱溟根本就无法接受。
毛泽东还说："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的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你就是一个杀人犯。"毛泽东一定出调子，与会者纷纷发言，声色俱厉地批判梁。只有何香凝站出来，委婉地说出不同的意见："今天听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觉得很诧异。十年前当我同梁漱溟在广西做反蒋工作的期间，我对他是很敬重的。自从1949年初我在香港看过他一篇文章后，我就开始失去了对他的敬重。梁先生，你也知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祸国。当时公开发表那种言论，是有不良影响的。这一次的问题亦十分严重。我认为你今后要闭门思过，来补救你的前途。不然你的前途就会十分暗淡。"显然，她肯定了梁过去反蒋的历史，不肯像其他人那样对梁漱溟直呼其名，仍尊敬地称梁先生。特别是她提醒梁要闭门思过，补救前途。
此时，陈铭枢非常替老朋友担心。他信奉"遇事当机决，"善于行动，此时急中生智在会上提出：梁漱溟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呢，还是思想问题呢？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费舌耗时；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可以慢慢批评教育，使他逐渐醒悟。他请求毛主席明确梁漱溟问题的性质。毛泽东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这也是我提出保留他政协委员资格的依据之一。但这人的反动性不揭露不行，不严厉批评也不行。"
梁漱溟还在为自己辩解，他说："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观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什么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威信很高，代表们纷纷喊："梁漱溟，你不要胡说八道！""民主权力不能给反动分子！"在人们批判梁的时候，有人就开始指责陈铭枢，说他故意掩护梁漱溟。
毛泽东一言九鼎，梁漱溟的政协委员照当，但只有待遇，只有接受批判。梁只好请长假，在家闭门思过。而陈铭枢却被命令对此事做深刻检查。
千秋功过任评说
1956年，全国政协委员第四次视察，陈铭枢获悉委员们所见所闻都是一些单位事前布置好的，深感视察难察真相，便私自查访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非党的知识分子。发现某些学校、单位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就写了一份报告，请李雪峰转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中说："许多党员同志未从内战时期的严酷对敌的思想解放出来，犹漫然施之于民主人士。"这份报告后来被当作反动的万言书。1957年共产党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5月8日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会上大家发言踊跃。陈铭枢也作了发言，他认为：当前学校的领导，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他提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应该从多方面考虑。
不久，毛泽东表示不再连任国家主席职务，并就"好大喜功"提出了自我批评。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物，从没有自动辞职的先例，现在毛泽东提出这种要求，实在是一个创举，因而大为钦佩，希望毛泽东能成为古今完人。5月18日，他给毛泽东上书诤谏，批评毛译东："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确有"好大喜功"的缺点。
6月反右斗争开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反右斗争被当作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陈铭枢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成为右派以后，陈的所有职务都被撤消，与梁漱溟一样只保留了政协委员的职务。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讲话时说："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是要偏。只能听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
陈一直自诩是毛泽东的朋友，骤然成为右派陈一时接受不了。由于想不开，他曾在香山自杀未遂。闭门在家的梁漱溟闻讯既痛心又不以为然，认为研佛学已经几十年，而自号"真如"的陈铭枢不该如此。他说，这纯粹是出洋相。
1965年5月，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陈铭枢对国防科技的发展非常兴奋，竟在开座谈会时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梁漱溟与陈铭枢几十年交往，一世缘分，一但失去挚友，感慨万端。他们共同的老朋友熊十力特地给梁寄了一张明信片，悼念陈并劝解梁道：
"其（指陈铭枢）一生言动，大概糊糊涂涂。遇事可能冲动，而实无多留恋。与人无少无长，一律以自然待之。无城府、无分别。无道理的后生随便尔汝之，他亦无所觉。其来似有因，其去极自然。吾不能不伤感，而又不必伤感也......漱兄（指梁漱溟）谓其诗，殊不自知，此大误，说得明明白白。"
1988年6月13日，梁漱溟病逝，享年95岁。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我累了，我休息了。"梁的追悼会在北京医院举行，灵堂门前悬挂着大幅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中间横批："中国的脊梁"。
(责任编辑：吾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