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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初期的工业学大庆活动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学大庆活动经验丰富，教训不少
记者：在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工业学大庆"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重要活动，特别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都与学大庆活动有密切联系。在改革初期，工业学大庆活动也经历过一段曲折的历程。当时您作为国家综合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学大庆活动的起伏历程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会，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袁宝华：是啊，学大庆活动前前后后搞了一二十年。我记得在1963年底，余秋里、康世恩在人民大会堂作介绍大庆经验的报告，很感人。我那时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物资部部长，在毛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之后，国家经委就开始组织工交战线学大庆，提出创大庆式企业。物资部为了开展学大庆，还专门派了一位副部长去大庆学习。一开始学大庆，就是大庆怎么做，大家就怎么做，大庆的什么做法都学。物资部学大庆还搞了一个"评功摆好"，大家坐在一起互相都说好的一面，把人们都说得脸红心热。"评功摆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是事情搞得过分了。对工交战线来说，学大庆是一件大事情，内容丰富，经验教训也丰富，很值得从头到尾来总结一下。
"文革"期间学大庆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林彪、"四人帮"是阻挠学大庆活动的。当时"四人帮"一伙对于大庆的否定，是从批判徐今强开始的，那时他是石油部副部长，在大庆很有群众基础。"铁人"王进喜对"文革"的许多做法实在想不通，到北京来养病时找余秋里和我谈过一次。在那次谈话中，王进喜掉着眼泪说，个人问题是个小问题，大庆是个大问题。当然，"文革"期间大庆也做过过头的事，说过过头的话，当时"四人帮"干扰破坏，大庆也难免受到影响。但是，当时余秋里、康世恩在中央工作，大庆领导总还要听一听余秋里、康世恩的意见。所以，在许多问题上，大庆的办法是"四人帮"压它时，它应付一下。大庆企业的一套规章制度从来没有放弃，无非有时候隐蔽一下、应付一下"四人帮"而已。我们当时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全国的企业都遭到破坏，规章制度都丢掉了，一些造反派在那儿瞎指挥，生产下降，经济濒于崩溃，而大庆不能这么办。大庆还是抵制了"四人帮"，虽说受些影响，总还没有遭到很大破坏。正因为如此，打倒"四人帮"以后，大庆转得比较快，恢复得也比较快。大庆确实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再一个方面就是毛主席讲过"工业学大庆"，粉碎"四人帮"后，在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再次强调工业学大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经济工作要拨乱反正，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展规模宏大的学大庆运动。
因此，我认为1977、1978年这两年不能叫"两年徘徊"，因为这两年是个恢复时期，包括整顿企业还都是恢复性整顿。通过学大庆整顿企业和企业领导班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整顿生产秩序，工作还是有成绩的。
1977年工业学大庆会议
记者："文革"结束以后，我国工交战线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拨乱反正和加快发展的问题。1977年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国工交战线十分重要的会议，您是这次会议的秘书长，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袁宝华：正像我前面所说的，对于我国工交战线来说，学大庆是件大事情。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后，1977年1月，中央决定于"五一"节前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工业学大庆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由当时的国家计委来承担。华国锋是学大庆会议负责人，我是秘书长。由我负责组织大会的筹备工作，为此我特意把马仪同志调来做副秘书长，因为马仪担任过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秘书长，另外还有几个副秘书长。在当时报纸报道大会召开的消息时，除了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名单之外，还发表了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名单，这是过去向来没有的。有人问新华社记者为什么？新华社记者说学大庆会议和别的会议不同，这是中央指定国家计委操办的，所以把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名字都发表了。
在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以前，各个部门实际上都已经召开了一系列学大庆会议，针对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学大庆的具体工作目标和方针。2月份召开了铁路工作会议，三四月份召开了冶金工作会议，同时还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3月，物资部门召开了学大庆座谈会，我在这个座谈会上就学大庆专门发表了讲话。我指出，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要着重解决好六个问题：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铁人式的革命化队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做生产建设的促进派；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大力挖掘物资潜力；依靠群众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我还提出：学大庆，要结合各部门的实际，提出本部门具体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
这次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的方式不同于以往。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大庆举行，第二阶段再转到北京举行。所以说会议是从4月20日以后开始的。4月20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祝贺金日成65岁生日晚会之后，于当天晚上就坐火车去大庆了。到了大庆以后就开预备会议，因为中央提出全国学大庆后，对大庆是个促进，大庆一切好的传统很快就恢复了。所以这次我们到大庆时，大庆已经很像样子了。会议正式开幕那天，有七千人参加大会。当时有人说1962年开过七千人大会，这是15年后开的又一次七千人大会。会议5月13日在北京闭幕。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当时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大会。在那次会议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报告，他的这个报告影响是比较大的。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精神饱满，讨论热烈，大家畅谈了学大庆的经验和成效，探讨了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企业整顿的途径，在狠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加快发展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会议指出：要加快工业发展，必须狠抓企业整顿，首先把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领导班子整顿好；各个企业要以大庆为榜样，切实加强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像大庆那样抓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掀起增产节约新高潮，使各项技术指标尽快达到本企业乃至国内最好水平；学不学大庆，是走不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在"五五"计划期间，按评比大庆式企业的六条标准，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因为在1964、1965年学大庆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一批大庆式企业，如齐齐哈尔车辆厂等。这次重新提出要建设一批大庆式企业，这对企业整顿的推动作用非常大，整顿工作有目标、有章法了。这次工业学大庆会议，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在经济建设领域散布的各种谬论，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扭转国民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掀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国务院为了组织领导和推动全国工交战线学大庆活动，专门成立了工业学大庆办公室，放在计委生产组里面，我当时是计委常务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后来经委成立了，学大庆办公室也就由计委迁到经委。
通过学大庆整顿企业
记者：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学大庆、整顿企业的问题，1979、1980年中央提出整顿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当时情况下，学大庆和整顿企业、贯彻"八字"方针的关系是怎样的？
袁宝华：在果断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恢复国民经济为什么必须进行企业整顿？这个道理很明显，第一，因为"文革"的破坏，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企业管理处于混乱状态，首先是从这样的一个现实出发。第二，当时提出来新的十年计划和目标，这个目标定得比较高，也就是说整个国民经济面临一个大发展的局面，企业的状况不适应这个大发展的要求，所以必须要整顿。第三，1975年已经提出来整顿企业了，关于整顿企业已经有一个目标，而且提出来一套要求，所以在"文革"结束后整顿企业，路子比较清楚，目标比较明确，这些办法都是驾轻就熟的。我看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一是有需要；一是原来已经闯出了一条路，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困难的状况，提出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当时，在思想理论界，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经济工作战线上没有受到这个大讨论的影响，主要就是倾其全力学大庆。学大庆和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矛盾，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为了拨乱反正，学大庆也是为了拨乱反正。国家经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做的拨乱反正的工作，首先是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因为"四人帮"把企业搞乱了，整顿企业就是从学大庆开始的，这个时候对企业的整顿是恢复性的整顿。整顿企业对于工交战线上来说就是拨乱反正，整顿企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企业管理。"四人帮"不要管理，认为管理是"管、卡、压"，工交战线上拨乱反正就要加强管理。经济工作战线上拨乱反正遇到很大的阻碍是思想上的阻碍，"左"倾思想年深久远，习惯势力根深蒂固。所以要拨乱反正，要深入学大庆，要进行恢复性的企业整顿，首先需要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
为什么要通过学大庆整顿企业？这主要是因为"文革"以前已经有过一段时间学大庆、建设大庆式企业的经验，所以针对"文革"期间造成企业管理的混乱状况，当时最好、最容易的办法就是通过学大庆来整顿企业。通过学大庆整顿企业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项是调整领导班子。"文革"期间企业的领导班子有很大变化，有些是军代表，有些是工宣队、军宣队，有些是造反派，有些是刚刚解放出来的干部，所以整顿企业首先是调整企业领导班子，恢复那些熟悉经济工作、会进行管理的领导干部的工作，并把他们提到领导班子里边来。第二项是恢复企业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这是针对"四人帮"所搞的"三无企业"，实际上是企业里边没有管理，生产处于无序状态，事故不断发生，产品质量下降，消耗提高，所以首先恢复了"文革"以前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在调整领导班子的同时就大力宣传恢复规章制度。第三项是进行"双补"，也就是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通过"双补"来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素质。因为"文革"十年，企业职工队伍成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新成份大量地进来了，文化程度比较低，技术水平比较低。当时"双补"主要针对这个状况进行的，文化补课补到初中毕业的程度，技术补课补到初级技术工的水平。
"文革"结束后这一段时期的学大庆活动，声势比较大，针对性比较强，所以效果也比较好。
工业学大庆活动一度停顿
记者：在全国工业学大庆轰轰烈烈开展了一阵子后，到80年代初工业学大庆一度提得不多了，学大庆活动也减少了，这主要是为什么？您怎样看待这件事？
袁宝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八字"方针，同时在经济上批评当时的国家计委急于求成，在政治上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计委在经济上搞了个指标比较高、要求比较急的十年规划，这和"两个凡是"也有点关系。在批华国锋以后，接着就是批计委。当时余秋里兼计委主任，康世恩兼第一副主任，他们确实在急于求成这方面有毛病，可是对他们的批评，我认为有点过分，未能全面来评价一个同志、一个部门的工作。1980年又发生了"渤海二号"事件，这就给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以记过处分。给副总理一个记过处分这在开国以来是第一次。后来余秋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并离开了国家计委，康世恩做了检讨也离开了国家经委。国务院成立能源委，由余秋里担任主任，康世恩担任第一副主任并兼任石油部部长，因为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撤职了。
另外，有这么一阵子，大庆似乎绝对正确。大庆有的干部尾巴翘得比较高，这就惹起了其他部门的意见，这是个经验教训。不管当时主持工作的领导同志态度如何，下边有的人一翘尾巴，这帐就记在他们身上。至于说以后把大庆与余、康联系起来，那是很自然的，所以一批评余、康，学大庆就不吃香了。
同时，在工交战线学大庆的过程中，大家在指导思想上有些教条主义毛病，把大庆经验绝对化，要求学大庆不走样，照搬照抄的现象比较严重。当然，在我看来主流还是促进了整顿企业和企业领导班子的调整。
总之，我看对学大庆有不同看法，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认识问题，就是国民经济应该怎样发展，是急于求成，还是要进行调整，在这一点上批评了余、康；第二是把大庆经验绝对化了，加上大庆有的同志的态度也有点脱离群众；第三是大庆经验没有再进一步，所谓进一步就是改革开放，小平同志已经提出改革开放的思路了，当时我们还没有跟得上。
继续提倡学大庆
记者：在学大庆活动处于低潮时，您还一直关心着大庆。1981年，在您担任国家经委主任期间，专门给中央写了报告，主张重新开展学大庆活动。当时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袁宝华：当然，大庆的经验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有其局限性。但是在批了当时国家计委、经委主要领导之后，不提学大庆，学大庆处于低潮，我看这还是有问题的。我们听到下边从不同角度反映这个问题，大庆自己也感觉到压力比较大。
这个情况胡耀邦同志注意到了，耀邦同志是比较敏锐的人。他对大庆有个评价，我记得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讲大庆最初是通过依靠"干打垒"、艰苦奋斗、"铁人"精神、"三老四严四个一样"这样搞起来，提出了"三基"工作，这一套还是值得学习的。耀邦同志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公道的，这是1981年的事。当时耀邦同志专门找我谈话，要国家经委起草个文件，把大庆的经验重新提出来。为此，经委就派了一个小组到大庆去调查总结，回来后由经委党组写了个《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报给中央。在这个《报告》中，我们提出首先应该肯定大庆的基本经验。大庆油田一直是工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大庆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的表现，是需要大大提倡和发扬的。其次应该肯定工业学大庆的主流及其历史作用。当然我们在《报告》中也指出了学大庆运动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1981年12月18日，中央发出《通知》，同意并转发了我们起草的这个报告，并肯定了大庆的基本经验和学大庆运动。中央发的这个《通知》和我们的《报告》还是起了积极作用，它高度评价了大庆的经验、大庆的作用，肯定了学大庆是正确的，这很重要啊！对大庆的同志是很大的鼓舞，对学大庆这一段的成就加以肯定，实际上是对大庆的支持。这不只是对大庆的评价，这也是对历史的评价。当时经委到大庆去调查了解情况，可以感觉到大庆同志思想上想不通，精神上有压力，有这么个情绪。所以，耀邦同志提出来对大庆要有个评价，这适合于当时的情况。没有这一条，大家在学大庆这个问题上思想还是混乱的。
余秋里等同志对学大庆的贡献
记者：谈到工业学大庆，就不能不提到余秋里、康世恩同志，您与他们都有长时间的交往，请您谈谈这两位同志。
袁宝华：余秋里和康世恩同志都已经去世，现在可以盖棺论定了。这两个同志对工业建设、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建设是有功劳的，有伟大的功劳。特别是余秋里同志在开发大庆的过程中，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做得十分好。他还把解放军优良的传统带到石油战线来，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在荒漠的草原上建设了一个大型石油工业基地，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应该说余秋里同志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气魄，有这么一个胆略，干成这么样一个事业。大办钢铁的时候，为了突出钢铁工业，别人都拱手相让，余秋里提出来"又让又上"，对钢铁这个元帅我们也让，但是对石油工业这个战略工业也要上，所以就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发扬解放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住干打垒，生活上少投入，生产上多投入，抓典型、树标兵，"铁人"精神，确实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创造了"三老四严"的作风，总结了办好企业的"三基"工作。所以，毛主席提出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毛主席很欣赏余秋里同志。
余秋里同志是农民出身，学习精神好，农民出身的同志达到这么个水平很不容易，他是干一行学一行。他做解放军总财务部长（那时总后勤部和总财务部是两个部）的时候，向毛主席汇报，他不带稿子讲一大篇，数字记得清清楚楚，给毛主席留下深刻印象。再就是他有冲劲、有干劲，不怕困难。他跟着专家学习，好学不倦，石油工业这些技术问题不是说他完全学透了，至少他不外行。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沈阳开会，我和他住隔壁，他知道我是搞钢铁工业的，专门找我了解钢铁工业的知识，从矿山开采一直到钢材轧出来整个生产过程，他都要了解了解。他爱护干部、关心干部，受到他保护的干部有许多，如周文龙同志、徐今强同志、李人俊同志等。周文龙同志是个老红军，因为历史上有一段问题没有搞清楚，影响了对他的使用，为了这件事情，余秋里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到处作调查，最后给他作了结论。这个同志给我谈起来时，非常感动。徐今强同志在"文革"以前到兰州石油厂去蹲点，当时甘肃省委书记"左"得厉害，非要把徐今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余秋里听说了，专门去问他把徐今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据是什么？他讲：我要大办钢铁，要用他厂子里的设备，他不给。余秋里讲：我要是厂长，我也不给你，因为那是厂子的命脉。这位书记只好取消对徐今强的处理。在庐山会议期间，我上庐山给周总理汇报工作，那时已经开始批判彭德怀了，余秋里对我说，你回北京后马上找李人俊，把庐山的情况告诉他，他可不能乱说。李人俊当时是石油部第一副部长，这个人是敢说话的人。"文革"后期，房维中因主持起草《工业二十条》，受到"四人帮"的追查和迫害，余秋里为了保护房维中，把他送到干校去。
康世恩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学习的精神很好。因为石油工业对于他来说是完全新的工作，学这一套新的知识，我看康世恩同志学得还是不错的。在玉门油田工作这一段干得比较好，到大庆去搞石油会战这一段也是不错的。他以身作则，和群众同甘共苦，那时群众住干打垒，领导干部也住干打垒。有一次在大庆开大会，突然下起雨来了，有人就给他披了个雨衣，他就把雨衣甩掉，和大家一起在那里淋雨。这都是小事情，可是群众印象很深。他的身体搞坏了确实和大庆会战、艰苦奋斗有关系。他在作风上就是学工农干部，确实有点像解放军那个作风，雷厉风行。有些同志反映他的民主作风不够，可是在国家经委这一段工作中，我感到他对我们老经委的同志还是尊重的，没有发现哪一桩事情他已经胸有成竹，不和人商量就马上开会宣布。凡是事关经委的问题，他总是要先和你商量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再宣布。就是有一条，重复引进的时候，他听不进去一些同志的意见，签字批准了。康世恩有点不服输的精神，革命加拼命，应该说他是勤勤恳恳的实干家。
余秋里、康世恩同志是顾全大局的，我这是借李先念同志的原话。1981年我从广东从化休养回来，接替康世恩做经委主任。先念同志就对我讲，秋里同志还是顾大局的。别看他那么粗，他粗中有细，他勇于作自我批评，有些事情不应该由他负主要责任，他都承担起来。另一方面，余秋里、康世恩敢抓敢管，余秋里讲过这样的话：干工作嘛就是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这两位同志的优秀品质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