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抗战胜利后离沫若和安娜的四次见面
作者：王廷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郭老决定立即回国参加抗战，并很快做好了秘密归国的准备。7月25日凌晨，他默默告别了妻子安娜和5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躲过日本宪警的监视，登上了驶向祖国的海轮。日本宪警似乎嗅到了异常气味儿，即来查问，安娜也机智地回答：“朋友邀他出去休息几天，听说是到热海去洗海水浴去了。”
7月27日下午，郭老顺利到达上海。消息一经传开，上海各报都在显著位置做了报道，引起了全国的注目。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当局恼羞成怒，立即对他们的住所进行了彻底搜查，拿走了大量的书信及书稿，不久又逮捕了安娜夫人，对她严刑拷打，监禁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将她释放回家。这以后郭老在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
八年中，安娜凭着她坚强的毅力，带着5个孩子，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时刻。这期间他们也听到了一些关于郭老又成家了，并有了几个孩子的传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那只能是传闻而已，无法得到证实。
1946年，一位叫青木和夫的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此人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工作。郭老托他给安娜带去了一封信及数百美元，这在当时经济上已经完全崩溃了的日本，实在是一笔数量可观的钱。青木和夫先生向安娜详细介绍了郭老的情况，当然也包括郭老已组织了新的家庭并已有了四个孩子的情节，这对安娜无疑是个很大的震动和刺激——她和郭老在婚姻方面的关系，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安娜是一个坚强的人，她没有被这强烈的冲击击倒，她十分冷静地开始安排去寻找郭老的准备工作。
她先请她在台湾工作的妹夫陶晶荪和妹妹佐藤操帮忙，为大儿子郭和夫、三儿子郭复生在台湾找到了与他们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于是和夫和复生在1947年春夏之交到了台湾，并分别在台湾省工业研究所和台湾省水产公司开始工作。然后他们全家商定让二儿子郭博留在日本，因郭博在日本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并且已和一位不错的日本姑娘结婚成家。安娜将家中所有的东西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和处理并特别将郭老在日本期间亲手用毛笔抄写的甲骨文和金文著作的原稿，亲自交给岩波书店原老板岩波茂雄的儿子，当时任岩波书店老板的岩波雄二郎先生手中，请他代为妥善保管，并且特别说明：不经过她的同意，任何人不能拿走这些稿子，包括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郭老留下的其他文物、原稿、书信、书籍等都交给了郭博负责保管。一切安排就绪后，安娜携同女儿郭淑蠫、小儿子郭志鸿于1948年5月10日左右离开日本去台湾。他们离开日本时，有些日本报纸还发了消息。到达台湾后，他们先在妹妹家住了一段时间，而后就搬到郭和夫处一起居住。
(一)
分别11年后，1948年的8月10日左右，郭安娜带着和夫、淑蠫、志鸿抵达香港，住在郭老家中。这是他们自抗战后第一次与郭老见面。安娜这次到香港来找郭老的目的，就是要亲自和郭老把他们之间的问题说清楚。她主要的向郭老提出了三条：1.郭老要负责供给郭淑蠫和郭志鸿读完大学。2.郭老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老和潘汉年、夏衍、冯乃超、连贯等这些老朋友，也是当时香港地下党的领导商量后，决定由和安娜很熟悉的冯乃超同志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冯乃超同安娜和孩子们说：造成这一结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郭老对此感到特别心痛和内疚，也充分理解安娜和孩子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原谅。冯乃超特别郑重地告诉他们，目前正处在国共两党两军在政治上军事上斗争最激烈的关键时期，是最后大决战的时期。我们有信心很快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此，希望他们理解郭老和组织上的困难，处理此事要顾及对国内外的影响。冯乃超接着说：供给两个孩子读完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后两条目前无法做到。
对这样的回复，安娜是接受不了的。以后又经过多次反复做工作，郭老又答应把他的部分著作权归安娜所有，安娜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临时解决办法。这次还商定安娜带领和夫和志鸿暂且回台湾，和夫继续在台湾工作，志鸿在台湾上学，淑蠫则留下来，设法找机会进入解放区。持续了十多天的这次见面才算告一段落。
这次见面虽然安娜并不满意，但能解决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首先安娜和她的孩子们是带着一种很强烈的情绪而来的，当然在见面后他们还是表现了很强的理智和顾全大局的姿态，除了有时有些情绪发泄外，基本上还是采取了协商合作的态度，这就为解决问题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这时的于立群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小的孩子刚两岁多。应付这样的局面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已经住得相当拥挤的七口之家，一下又住进了四个大人，而且关系是那样的微妙、尴尬和不愉快。要保证11个人吃饭、睡觉都是十分令人头疼的，她的紧张、她的劳累，有时还发生这样和那样的矛盾，以及受些委屈，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她还是想方设法、忍气吞声地应付了过来。好多年后，她和我谈及此事时，还心有余悸感伤不已。
安娜走后，淑蠫在郭老家中又住了两个月左右，十月份由组织上安排从香港乘船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天津，然后化妆成一位农村哑姑，由一位医生带领，和其他几位妇女一道混过严密的检查，乘坐马车到达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安娜回到台湾后，仍和志鸿住在和夫处，和夫继续上班工作，志鸿进了一所台北的中学。他因不喜欢台湾那种环境，再加上语言不通，不久就坚决地退了学，一个人到香港去找郭老。这大概已是1948年12月下旬了，这时郭老已离开了香港，到达了解放后的沈阳。志鸿和于立群一家一起住了下来。于让他去找夏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夏公很快就会见了他，让他暂且在于立群家住着，下一步怎么安排，会尽快地通知他。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夏公把他找了去，告诉他做好准备，随时听候通知将送他往北平，并给了他一些钱，让他买了一些旅行中的用品。夏公还和他说，你马上给安娜妈妈写信，因为你给她写信比我写信更好更方便。请她接到信后同和夫、复生到香港来找我。志鸿按照夏公的意思马上写信给在台湾的妈妈。志鸿于三月初由冯乃超带领和其他人一起乘船离开香港，几天后到达刚解放不久的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两天就到了北平。他在北京饭店见到了郭淑蠫，两人正在说话时，邓大姐从楼上走了下来，淑蠫把他介绍给邓大姐，大姐握着他的手除了表示欢迎外，还简单地问了问他的情况。这天是1949年的“三八”节，邓大姐有活动，很快就离开了。
安娜接到志鸿的信以后，于1949年4月初同和夫、复生到达了香港。夏衍等安排他们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由赵蔝同志带领，乘船离开香港，于5月3日抵达山东省烟台市。和夫生前和我讲他们抵达烟台的第二天，被邀请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庆祝“五四”青年节的大型集会，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和他们同船到达烟台的还有白杨、龚澎等人，在烟台略事休息，5月10日左右到达了北平，住进了翠明庄招待所。
这样安娜的五个孩子，除郭博还留在日本外，其他四人都和她在解放后的北平相聚了。不久淑蠫进了燕京大学，志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复生则随夏衍到了华东，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过了一段时间，和夫去了大连，到日本时期留下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即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的前身。和夫一直在这个研究所工作到他1994年9月13日去世，长达四十五六年之久。
这时，安娜觉得她和郭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需要和郭老亲自谈个清楚，同时提出要求见周恩来。周恩来于七八月间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她，由郭淑蠫担任翻译。当她见到这位20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时，特别高兴和激动，一再深深地鞠躬表示感谢。周恩来也对她表示了亲切地慰问，称赞她在长期艰难恶劣的情况下，靠着她坚强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把五个孩子培养成人，真是不容易。同时周恩来劝她体谅郭老和组织上的困难，不要再提和郭老脱离关系这个问题了。周恩来还说，你的四个孩子都在中国工作学习了，如果你和郭博同意，也欢迎郭博回中国来工作，你一个人回日本干什么？不要回去了。孩子们的工作和学习有什么问题，请你随时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帮助解决。你自己有什么问题，也及时提出来，不要客气，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安娜对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出那样长的时间亲自接见她，以及对她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她的理解和鼓励，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她也向周恩来表示对郭老对她避而不见的做法不满意。对和郭老的关系问题和回日本的问题，请周恩来允许她再好好地考虑一下。不久，她就到了大连，和长子郭和夫一起生活。她在京两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和郭老见面。
郭老晚年多次和我谈到安娜，说她十分能干，不怕吃苦，善于理家，善于处理和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但她个性太强，自尊心又特别强，脾气有时也很暴躁；她看准了的事，别人是很难说服和改变她的主意的，是一个宁折不屈的人。
(二)
郭老和安娜第二次见面是1951年。安娜认为她和郭老的关系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她仍然要和郭老当面谈个明白。因此，1951年她由大连来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外一个招待所，到京后她就提出要见郭老，郭老还是采取避而不见的办法，这时郭老已搬到西城大院胡同5号居住。等了些时候，安娜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她特别生气。就自己找到郭老家中，恰逢郭老和于立群有事外出都不在家，她就在客厅坐等，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郭和于从外面回来，一开客厅的门，见安娜坐在那里，感到十分突然，于立群当即避开了，安娜要求
和郭老谈谈。郭老请安娜坐下，说自己到后面脱下大衣。安娜坐下后，郭老和于立群则出后门去找有关领导帮忙劝说和安抚安娜。经过有关领导和老朋友做工作，几天后，安娜回大连去了。
安娜这次来北京，有人记得她在郭老家住了几天。
(三)
安娜和郭老第三次见面是在1969年的“五一节”后。“五一节”前，我接到安娜从上海打给郭老的电报，说她哪天几点乘哪趟火车从上海到北京，请郭老为她安排一个住的地方。我把电报立即送给郭老看，他看完拿着电报去找于立群商量，我刚回到办公室，郭老就打电话叫我，我赶去时，他和于立群坐在沙发上等我。他拿着电报很客气地和我说：“这件事就请你帮忙办理一下吧。一切开支由我们负责。”并把电报交给了我。我马上到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负责同志那里去商量具体落实办法。我们决定请北京市饭店管理处帮助安排一个设备较好、客人较少的宾馆，最好没有外宾，尤其是日本客人。他们很快推荐和平宾馆东跨院的四合院平房。我立即去看房子，认为比较理想就定了下来，回来向郭老做了汇报，郭老听后说：“你们考虑得很周到，谢谢。”然后我通知了安娜在北京的两个儿子——复生和志鸿，并带他们到宾馆看了房子，他们也很满意。我和他们定好安娜到京时我们在车站集合，一起进站迎接。
列车正点到达，安娜满面笑容地走下车来，我急忙上前握手，对她表示欢迎，她一再鞠躬，对我的迎接和安排表示感谢。到达宾馆后，她对住房也很满意，并再一次对我表示感谢。她的精神很好，显得特别高兴。当一切就绪，我向她告别时，她坚持亲自送我到院门口，又一次对我鞠躬表示感谢，弄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的汽车开动后，她还站在那里招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的那种和蔼亲切、平易近人、礼貌周到的风度给我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我回到郭老家中，将情况做了简要的汇报，郭老说：“辛苦了，谢谢你。”
安娜这次到北京，主要是看望她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小儿子郭志鸿，同时也想和郭老谈些事情。我再次去宾馆看望她时，她就提出要见郭老。我向郭老转达安娜的要求时，郭老未致可否。不久安娜又通过志鸿要我向郭老转达这一要求，郭老还是没有任何表示。我曾听说过郭老和安娜有过两次不甚愉快的“见面”，所以我对此十分谨慎。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我先和志鸿通了电话，想了解一下安娜要和郭老谈什么问题。三天后志鸿打电话告诉我：“老太太守口如瓶，只是强烈地要见郭老。看来不见是不行了。”我答应马上转达，郭老听后仍保持沉默，我感到郭老是不愿见她。
两天以后，记得是个星期天，我正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自己家中午睡，志鸿的夫人顾嘉琳来找我。他们当时住在离我家两站路的中央音乐学院。她着急地和我说：“今天复生在宾馆陪妈妈，他刚才打来电话说老太太逼他带她去郭老家中找郭老，志鸿已骑车赶到宾馆去了，你看怎么办？”我想了想说：“咱们还是去找郭老商量吧。”到郭老家后，我先去向郭老报告顾嘉琳求见，郭老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出来见她。顾嘉琳把情况说了之后，郭老考虑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到宾馆去看她。”这样，顾嘉琳马上回去告诉安娜，我则安排郭老去宾馆的事。郭老和我商定坐伏尔加去，目标小一些。我建议，带两名警卫去，如谈得好，郭老掌握时间，到时先走，我来善后；如谈僵了，或发生吵闹，警卫扶郭老迅速离开，我来收拾残局。郭老连声说好。
下午4点左右，我们到达和平宾馆，汽车直接开到四合院门前。从车窗看到安娜已和孩子们在台阶上等候。郭老下车后，安娜主动上前握手，并风趣地说：“你看来很年轻啊！我已经老了。”郭老说：“你看样子也很健康嘛！”安娜和我们一一握手后，陪郭老并肩边走边谈，穿过小院走进客厅。我们坐下后，她亲自为我们沏茶，然后坐下问郭老的身体情况。郭老向她介绍了我：“王廷芳同志是烈士的后代，和我们已经相处十五六年了，我们家中和我自己的许多事都靠他帮忙，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办同他说一声即可，他会帮助你办好的。”安娜表示已经麻烦我很多了，十分感谢等等。郭老是用日语介绍我的，志鸿翻译给我听；安娜作答时，郭老又抢着为我翻译，我竟成了他们谈话的中心。不过气氛很融洽。20分钟后，谈话转入正题。安娜问郭老：“郭和夫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几年都不让他工作？”她气愤地说：“造反派说我是个老特务，带回来一群小特务。真是岂有此理!我不怕他们，
周恩来是最了解我们的。”我们告诉她郭和夫不会有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各单位都在集中力量搞运动，很多工作都停了下来，所以郭和夫就没什么事情可干了。大连化学物理所属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我们回去就给科学院打电话，让他们马上通知大连，尽快给郭和夫安排工作，这件事你放心好了。
接着她谈到她住了多年的上海大厦向她收房租，每天10元，每年要三四千元。她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现在回大连去住，秋天回上海时，请你们在郭博现在住的那栋大楼里给我找一个两间一套的单元。我想住在那里可以不花很多钱。但我不住在郭博家里。”郭老听后示意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说，你放心到大连去，秋天你回上海前，我保证给你解决住房问题。
安娜接着又说：“我很理解现在中日关系的情况，以后如果发展到两国关系允许，我希望回趟日本，看看我快一百岁的母亲和其他亲属和朋友，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和帮助。”我们回答她：这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两国关系允许，我们一定设法让你回日本探亲。
从她的神情上看她对我们的回答都还满意。郭老这时询问了她母亲的健康情况，又问了其他亲属和朋友的情况。谈话的气氛始终是融洽友好平和的。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郭老看看手表说：我有个外事活动马上要去参加，很对不起，我要告辞了，并且和她说，王廷芳同志留下，你还有什么事情尽管和她说，他会帮你办好的。郭老起身和她握手告别，她一直把郭老送到大门外，上车前两人又紧紧地握手，直到汽车开走看不见了她才回来。
回到客厅，大家还没有都坐下，她就和我说：“我的事情办完了，请你给我买明天到大连的火车票，我明天就走。”我劝她多住几天，并和她说，现在北京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天气不冷也不热，我可以陪她到一些名胜的地方参观和玩玩。她说：“十分感谢你，我老了，对参观和游玩都没有多大兴趣，你们大家都很忙，总麻烦你们，我心中很不安。如果火车票没有什么问题，我还是明天走。”她这样一说，我只能立即联系，为她订好了第二天到大连的火车票。
我和复生、志鸿陪她吃饭时，问她需要些什么东西，我可以替她办理。她再三推辞，表示什么也不需要。我提出买些水果在路上吃，也被她坚决地谢绝了。在我一再劝说下，她可能为了照顾我的面子说：“那好吧，请你给我买五斤富强粉挂面吧。”我听后真是感慨万千。
第二天我提着五斤富强粉挂面把她送上火车，她不停地鞠躬向我表示感谢，真是有点依依不舍啊！当火车徐徐开动时，她站在软席卧铺车厢走廊的窗前不停地挥手向我们告别。列车走远了，我对这位慈祥的老人更加钦佩，更加敬重了。
安娜走后，我即开始落实她的住房问题，我找到总理联络员、当时科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刘西尧同志，向她反映了郭安娜来京的情况，请他给予支持。他要我将需要解决的问题写封简要的信，由他送呈国务院领导批一下，交有关单位解决落实。我给刘西尧的信提出两个问题，一，郭安娜在上海期间仍住上海大厦，不收房租。二，郭安娜在大连期间，请有关部门解决她的副食品供应。刘西尧把我的信送请纪登奎，批给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军代表办理。他们按照批示派专人到上海和大连落实。至此，安娜这次的北京之行得到了比较圆满的结果。
(四)
中日两国1972年秋天恢复了邦交，安娜比一般人更是高兴。经过一年多的观察、联系和准备，她于1974年春给周总理写信，请求批准她由女婿林爱信陪同，从上海乘坐中日间进行贸易的载货船到日本探亲。周总理批准了她的请求，并作了两点指示：第一她去日本的旅费由公家负责；第二类似她这种情况的日本人在中国还有不少，但从中国直接去日本探亲她是第一个人，因此，注意观察日本方面对此事的态度和反映。总理的原始批件，我曾在有关单位亲眼见过。
安娜乘坐的货轮直接抵达东京，这时她刚好八十周岁。到东京时正碰到海员罢工，东京的港务当局知道情况后专门派了一艘小汽艇把他们迎接上岸。她在日本期间，日本方面好象在暗中保护她。这是她女婿回国后告诉我的。
安娜探亲期间要把他们在市川居住了20多年的房子卖掉。对此我国驻日本大使馆有所保留，怕这样做会产生不利影响，并打电报请示上级。外交部领事司约我去商量如何答复，我将此事报告了郭老，请示他应如何处理此事。他说此事我不好谈什么意见，请驻日使馆和安娜商量妥善处理就可以了。我和外交部领事司商量结果是：建议驻日使馆帮助物色一位对我友好的日本朋友买下这座房子，以减少对外的不利影响。
后来，这所房子还是安娜自己处理的。这所房子的地产不属于安娜，而是属于她过世的一位老朋友，现由这位朋友的儿子继承，她和这位朋友的儿子也很熟悉。经过咨询与多次协商：双方达成一致的处理意见：安娜将房子在法律上按拆除处理，并放弃房产所有权，但实际上房子是留给地产主。地产主作为答谢，回赠安娜一笔礼金。事情顺利地解决了，我驻日使馆对此也表示满意。
安娜这次探亲在日本住了很长时间，天气冷了才乘飞机经香港回到上海。她多年的习惯是冬天住在上海。
1975年夏天，安娜由郭淑蠫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我受郭老委托接待了她们，把她们安排在前门饭店。当时郭老生病住在北京医院。安娜到京的第二天就提出要到医院看望郭老。我立即报告了郭老，郭老同意在医院会见她，我亲自到前门饭店把安娜和郭淑蠫接到医院。
当安娜和淑蠫走进郭老病房的时候，坐在沙发中的郭老吃力地要站起来迎接她们，安娜快步向前将郭老扶回沙发，握着郭老的手幽默地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大家坐定后，安娜和郭老就用日语交谈起来，淑蠫小声翻译给我听。开始她询问了郭老的病情，接下来她向郭老介绍了她到日本的情况，也谈了市川房子处理的情况和一些亲属朋友的情况。郭老不时提些问题问她，气氛亲切融洽。半个多小时后，安娜主动站起来告辞，并说对不起，你已经很累了。郭老表示还可以。就迈着蹒跚的步子送她出去。她劝郭老不要送了，郭老坚持要送，一直把她送到病房大楼的大门口才和她紧紧地握手告别。
在我送她们回饭店的途中，安娜忽然想起她照了许多市川房子的照片忘记给郭老看了。我说那咱们就再回医院吧。她说那就太麻烦你了。回到医院，她见到郭老就说：“老啦，把要给你看的市川房子的照片忘记给你看了，实在对不起。”然后坐下，拿照片一张一张给郭老讲起来，哪棵树高了，那棵树死后又栽上新的了，院子哪里做了改动了等等。郭老看得十分认真，也十分有兴趣。有时拿出一张照片，安娜还没来得及讲，郭老就说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哪棵树，安娜就连声说对！对！。两个人都回到了那段难忘的日子中去了。不知不觉时间又过了一刻钟，安娜又一次站起来对郭老鞠躬说，时间太长了，你一定很累了，实在抱歉。郭老又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她劝都劝不住。郭老看她上了车，车子开动了，两人都不停地挥手道别，直到见不到为止。这是他们俩最后一次握手，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道别。据郭淑蠫告诉我，安娜这次来京，除了看望久别的郭老外，主要是向郭老谈市川房子的处理问题。房子处理之前，她并没有征求郭老的意见，她认为她完全有权处理这所房子。但房子处理之后，她认为必须和郭老说清楚。郭老对此未作任何表示。我认为她对这笔钱的处理也很高明。这些钱除了她作为这次旅行的费用花掉一部分外（她这次日本之行没有按总理批示用公家的钱），其余部分分别赠与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大连市委统战部，因为这两个单位一直负责照顾她的生活。上海市委统战部一直将这笔钱为她保管着，在她去世后，将钱还给了她的子女；大连那笔就不清楚了，有一种说法是让造反派给花了，安娜知道后还特别气愤。
安娜这次来京的第二个目的是看望成仿吾同志和他一家人。安娜对成仿老的感情是特别深的，她经常对孩子们讲，有时也对朋友讲：她永远忘不了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叔叔（安娜和孩子们是这样称呼成仿老的）帮助了他们，叔叔是他们家的第一大恩人，也是她最要好、最相信的朋友。她有什么问题，什么苦恼都会如实地向叔叔讲。比如，她对郭老的不满和牢骚都会向叔叔倾诉，她对叔叔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我猜测1951年她到北京找郭老那次就是听了成仿老的劝说才离开北京的。这次来京到医院看望郭老后，她就去看望成仿老，当她看到成仿老家用的还是小屏幕黑白电视机时，表示下次去日本时一定要给他们买台彩色电视机。安娜重友情讲义气，她说到做到，后来再去日本时就为成仿老带回一台彩色电视机，并让志鸿从上海运到北京成仿老家里。前不久我去看望成仿老夫人张琳大姐，虽然成仿老已去世多年，家中彩电也已换成大屏幕的，但张琳大姐仍将安娜送的电视机摆在客厅作为纪念，由此可以看出他们间的感情之深。
1976年10月中旬安娜还来过一次北京。1976年国庆节刚过，郭志鸿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很快要来北京，让我帮忙安排个住处。我说安排没有问题，但要有郭老的批示，请他写封信给郭老。他照我的意见给郭老写了信，郭老和于立群都在上面批了请我安排。
我把安娜安排住在民族饭店，郭淑蠫也从天津赶来陪她。我和她见面后，她送了我一些小礼物，问了问郭老的身体情况，我告诉她郭老身体近来比较稳定，但体质一天天差了。她没有提出见郭老，所以这一次他们没有见面。安娜这次来京是为了迎接一位日本朋友。我问她要不要请接待单位专门为她和家人安排一次见面？她表示不用，客人住北京饭店，她在大厅迎接客人，送上礼品就可以了，我也就再没有过问此事。她在北京住了三五天就回去了，走前只去看了成仿老一家。
安娜与郭老四次见面，前两次我是根据他们的子女和郭老身边的工作人员所谈情况写成的，因不是亲身经历，细节难免有出入。后两次则是我亲身经历的。
本文初完成于1996年春天，在征求部分朋友的意见后进行了修改，在此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吾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