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上）
作者：范荣康／口述
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
人民日报社大院里认识范荣康的人好像都叫他“老范”。
我一到《人民日报》工作，就在老范手下，当然他是副部级的副总编，我是最低一级的编辑，中间还隔着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好多级，由于我所在的文艺部归老范管，编的版要老范阅后签字才能付印，跟老范打交道是经常的事儿。他看报纸大样速度极快，在大样上修改的不多，但多是政策的关键之处，所改的文字也往往是画龙点晴之笔。我接触的老范是个好领导，似乎具备办报的所有才能，但他不强加于人，不推卸责任，不卖弄才学，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与老范有不同意见也可以争一争，他也常常接受他认为正确的意见。记得有一次老范修改了我拟的标题，我认为改得不如原来好，去找他说理由，他当时没接受我的看法，我回到办公室，老范打来电话说：“我又想了想，你说的有道理，就用原来的吧。”
老范与我们这些编辑平等相处，一同去看演出，一起聊天，抽烟的人找老范要好烟抽。我跟老范看过流行歌曲演唱会，听过京剧、川剧，还在回家的班车上闲聊，从报纸、文艺到时局。
老范是那种什么事儿都关心，什么事儿都知道的聪明人，他的夫人谌容和子女都是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名人，全家可能是“掌门人”老范最不出名，不过在新闻界的很多朋友眼里，老范是沃尔特·李普曼、詹姆斯·雷斯顿似的人物，虽然中国和美国不好比，虽然当代中国新闻行业不太能表达个人的观点、展示个人的才华。
在《人民日报》工作的近四十年中，老范起草了许多重要社论，写了很多重要文章，《人民日报》社论曾经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老范是工业组的编辑，“文化大革命”中是评论组的编辑，参与起草撰写了不少“两报一刊”社论。改革开放以后，老范担负了更重要的工作，他先后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和主管理论、评论、文艺等部的副总编，撰写重要社论，组织重大报道，了解许多重要事件的决策过程。
在过去的一些年，《人民日报》的领导不是容易做的官儿，我曾向老范说过别人的玩笑话：《人民日报》是中国政治波涛中的一条船，社级领导坐在船顶上，风浪一大就要掉下去；部主任坐在甲板上，风浪大时要自己抓住；只有坐在底舱的普通编辑不会掉下水。《人民日报》社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
老范听后一笑置之。
离开《人民日报》的工作岗位后，老范曾说，这下可以不写命题作文了，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不幸的是，几年中他连得几场大病，不再能从事心爱的文字工作。
2000年年初，李辉和?先后去看老范，谌容老师说老范恢复得还可以，头脑也很清楚。李辉问老范能不能谈谈他知道的事情，由我们记录整理成书，老范说他也正想找人帮助写回忆录，他和谌容老师欣然接受了李辉的建议。
谌容老师告诉我们，老范患有六七种严重的疾病，能活下来已很不容易，虽然老范急着要写东西，但我们还要听从医生的意见，慢慢地做着。
老范说，他在《人民日报》近四十年，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他和我们商定，回忆就从他参与写作的社论和其他重要文章说起。
我们设想，这本书是写给那些经历过老范写社论的那些年代的人看的，因为《人民日报》社论从某种程度影响着中国社会，甚至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这本书也是为更多的想了解中国的那个时代、认识中国历史的人写的，是为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留下一个方面的真实文本。
李辉那段时间忙，我先开始了和老范的工作。
我觉得老范身体不好，劝他想到哪儿就说哪儿，或者先拣有意思的事儿说，但老范是个严谨的人，他认为应按时间顺序讲，他说中国是从五十年代走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是因为有对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中国的几十年有其必然的联系和发展。他还说这本书是不是可以写四个部分，并告诉我他分的时间段和为每个部分想的标题，四部分分别是“探索”(1954－1957)、“遵命”(1958－1966)、“灾难”(1966－1977)和“改革”(1978－1989)。我在自己的电脑上建立了“范荣康”的目录和这个四部分的子目录。
在2000年春节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按医生的允许，我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听老范讲述他与《人民日报》的往事，然后整理成文，打印出来给老范看，疾病使老范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记忆相当清晰，他能清楚地告诉我许多重要文章的标题和刊发日期，我找到这些文章复印给他看，他又能清楚地说出文章的重要性和写作过程。这期间由于老范多次住院而间隔。肺部的疾病使老范呼吸不畅，每次谈话也不时停顿。谈话和记录进行得很慢，到2001年3月才谈到1966年的事。2001年3月22日，我到老范家，他的病加重了，呼吸更加困难，老范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时间紧迫，说话特别着急，而越着急越喘不上气来，整理录音时，一小时的录音带我只写下了十几句完整的话，其余全是老范的喘息声。那天告别时，老范说：“再见”，并嘱我下个星期再来。
下一星期我如约前往老范家，按门铃没人应答，打电话也没人接，以往老范有病有事不能谈时，谌容老师都要提前通知我，我想这次多半是老范得了急病。以后的一些天，打电话问谌容老师，她说老范住在协和医院，高烧一直不退，很危险，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不过她说老范多次从病危中活过来，医生都说是奇迹，不知这次还会不会有奇迹。
然而奇迹没有发生，4月25日得知老范去世的噩耗。“再见”老范，他已平静地躺在协和医院的告别室里。
老范和我们共同进行的工作没有完成，剩下的还是更重要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和改革开放的十余年。
我认为老范的大脑是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宝藏，没能把他经历的和他知道的都说出来、写下来，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多和我一样想了解中国过去并关注中国未来的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于老范和我们，这个遗憾是永远的。
到了八宝山送别老范，回到家里，我把与老范最后一次交谈的录音带拿出来，默默地听了一遍，努力让自己相信老范真的不会再说下去了。
以下是根据老范口述录音整理的文字。
袁?
2002年5月
第一部分探索(1952－1957年)
我1952年底从重庆《新华日报》调到《人民日报》工作，报社领导安排我在工业组做编辑和记者。《人民日报》编辑部那时跟现在一样是采编合一的。5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的社址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西侧的大甜水井胡同，全报社一共有二三百人，邓拓是总编辑，负责报社的全面工作。报社编辑部分为政治、工业、农业、财经、文教、文艺等组。我所在的工业组共有六七个人，组长是林聿时，副组长是聂眉初和汪奇，林聿时和聂眉初是从《东北日报》调来的，他们和我一样，是从各地报社调来充实党中央机关报编辑记者队伍的。那时我刚满23岁，是工业组最年轻的记者，分管采访、编辑交通和邮电方面的报道，经常跑的是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
那会儿报社的人手少，也没有后来专门负责写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的评论部，分管各行业的记者不仅要写日常的消息、通讯，还要写自己所管行业的社论。一般的情况是，记者主管行业每有重大事情，记者要向组长报社论的选题，开会议一议，便由记者独立撰写，稿子写好后，先送政务院主管部委的领导审，最后由总编辑邓拓定稿签发。
50年代，《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很多，几乎天天有，有时还一天两篇。从初到《人民日报》工作至1957年这段时间，我为《人民日报》写了很多篇谈工业交通工作的社论，我给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讲课时，对这一时期写的社论选题曾讲过一段话，我觉得能概括这一时期的工作：“我自己写的社论，大体有两类题目。一类如：《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勤俭办企业》等等。这些社论，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主题非常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一目了然。另一类如：《加紧努力完成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大规模地开展地质勘探工作》、《提高重工业产品的质量》、《工人在生产和建设中的安全》等等。这些社论，不能说它没有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但严格地说来，这些社论的论题，它只是圈定了一个业务工作的范围。通常只作过这样的考虑：‘质量问题很突出，要写篇社论喊一喊’，甚至只是：‘质量问题很久没有发言了，要写篇社论提一提’就把题目定下来了。”
在这一时期，为了写好《人民日报》社论，我做了一些探索，从选题、立论到写作方法我觉得都有独到之处，为《人民日报》社论带来一股新风。
一晃快50年了，我记不得自己为《人民日报》写的第一篇社论是什么时候、什么题目了，就从还记得的文章说起吧。
1《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1954年2月6日)《伟大的理想实现了》（1957年10月15日）
1954年2月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因为我是分管报道交通工作的记者，按领导布置执笔撰写了这篇社论。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有很多大的工程项目开工，《人民日报》一般要发表社论祝贺。1954年2月以前武汉长江大桥已经开工，主要是先修建引桥，并为修建正桥做准备，中央政府政务院通过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决定算是大桥正式开工，这篇社论就是祝贺开工的社论。写这篇社论时我还一次没去过武汉大桥建设工地，但这之后我在修建过程中去了很多次。
社论大致分五个部分，先写到长江和武汉的概况；然后叙述过去几十年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使人民和工程界人士修桥的愿望付之东流的历史；第三部分论述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说“武汉长江大桥的兴建，开辟了我国桥梁建设事业的新历史”；最后谈到大桥工程的艰巨性。
想想从那时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现在看这篇文章还是挺好的。只是结尾处有几句当时的流行用语，现在看是过头话。比如最后一段文字中的“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把千万人的理想变成现实的时代，是一个千万人民创造奇迹的时代。”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时，《人民日报》按常规发表社论庆贺，我又写了题为《伟大的理想实现了》的社论。
在文章中我引用了古代诗人对于长江波涛的描绘“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后一句出自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一句记不清是谁的诗了。在这之前，《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尤其是在这种谈工业建设的社论中很少引用古诗词，这算是我在社论写作中的一种探索吧。
在说到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修建长江大桥的愿望难以实现时，我还引用了一段民谣：“黄河水，治不好，长江桥，修不了。”我觉得能比较形象地表达人民群众对政府无能的无可奈何的心情。这在以往的社论中也是不多见的。
50年代中期还是苏联和中国“兄弟般友好”的时期，我在社论中也按当时常用的写法高度评价了苏联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中所起的作用。在文章第一段就说：“这座大桥是我国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苏两国伟大友谊的结晶。苏联的专家们在这座大桥的建设过程中曾经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最后一段又专门评述苏联的帮助，文中写道：“没有苏联政府的全面帮助，没有二十几位苏联专家不辞辛劳地亲赴现场指导，特别是没有苏联专家提出的管柱钻孔法，大桥是不可能这样快、这样好、这样省地建设成功的……横跨江面的伟大工程，永远是中苏两国劳动者共同的骄傲，永远是八亿人民(指中、苏两国人民—编者)友好合作的纪念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必须不断地巩固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
2《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1954年12月25日)
这篇社论的副标题是“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我记得是写于这两条公路通车的1954年底。
康藏公路的具体情况我现在已记不太清了，查查资料看到这条公路起自当时的西康省省会雅安，终至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其中雅安至马尼干戈段1950年利用旧线改筑；马尼干戈至拉萨段1951年动工，1954年12月通车。1955年康省撤销，这条公路也改以成都为起点，定名为川藏公路，延用至今，全长共2400余公里。青藏公路从青海西宁经格尔木到西藏拉萨，全长2100多公里，1950年动工，1954年通车。
我写这篇社论是从这两条公路对密切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促进沿途各地各族人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说起，接着谈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达成后西藏的变化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修建这两条公路的重视。在写到修筑这两条公路的艰难时，文章中写到：“建设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是公路建设史上少有的伟大工程。西藏的高山激流就曾吓倒了许多旅行家和探险家，更不要说是在这高山激流上开辟公路。”在这里我引用了英国探险家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中形容西藏交通的两段话说明西藏旅途的艰难：“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难万状，不可名态”；“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在《人民日报》社论的历史上，甚至包括《人民日报》创刊前的其他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社论中，引用西方人的话都是作为批判对象的，这篇社论不褒不贬地把西方人的论述引用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做背景资料，我记得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鉴于当时的政治状况，我在引文时，只用了书名，而没提作者的名字。
在这篇社论中，我在总结概括公路建设者的豪言壮语时，写出了“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句话。195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这句话，毛泽东说：“‘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于是这句话成了“大跃进”中响亮的口号，也从此成了中国人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名言。
社论的主题是建设公路，按说是交通部管的事情，但西藏情况特殊，我还记得很清楚，这篇社论是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范明审的。当时中央在西藏的工作由中共西藏工委负责，工委第一书记是张经武(兼西藏自治区中央政府代表)、第二书记是张国华(兼西藏军区司令员)。由于西藏问题复杂，工作千头万绪，工委总有一位负责人常驻北京，协调西藏与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工作。我写社论时，范明在北京，我把写好的社论稿送到北京饭店范明住的房间请他审阅。范明只对稿子中筑路者“穿开了暗无天日的森林……”一句中“暗无天日”四个字有异议，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是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协议的，这几个字有形容西藏社会生活之嫌，很不合适，请我拿回去改一改。社论见报时，我把这四个字改为更中性的“不见天日”。
3《不要蛮干》(1956年9月1日)《不要随风倒》（1956年10月11日）
1956年前后，我写了一些批评某些思想倾向的社论，都与我跑的工业交通行业有关，主要有《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勤俭办企业》等，这几篇社论谈的虽然是不同的问题，但都主题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一目了然。
1957年我在谈社论选题时曾写过：“应该选择主题鲜明的题目，也即是党性强，思想性强的题目。这些题目能够超越社论借以立足的一些具体的业务工作的范围，吸引更多的读者，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在生活中发生更大的影响。例如《不要蛮干》，主要批评的是宝成铁路的建设工程，但它的影响远在铁路系统以外。《不要随风倒》，谈的是生活困难补助问题，但读者从中吸取的思想，决不只是对于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问题有益。”
《不要蛮干》是根据一封读者来信想到的选题，来信说宝成铁路施工中，由于雨水冲击，连续塌方，但为了保证“七一”接轨而赶工期，造成工伤事故。社论说，“类似这种明明不可能、却要蛮干的作风，在工业交通建设和工业生产中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举了多起例子之后，社论批评了一味蛮干的工作作风。社论最后说:“一味蛮干，逞一时之能,图一时之快，最后必然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不利的后果。”
这篇社论发表后，作家杜鹏程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来一封长信对社论提出批评，说社论否定了宝成铁路筑路工人劳动的积极性。《人民日报》在本报的内部刊物《业务通讯》上刊登了信的全文。杜鹏程以小说《保卫延安》成名，50年代他写了一些以铁路为题材的作品，其中1958年出版的写宝成铁路建设的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较有名。
50年代修铁路、公路，常常延用战争年代“先通后备”的老办法，所谓“先通”即先通车，“后备”即通车后再逐渐使各种设施完备。这在和平年代是不对的，我写《不要蛮干》这类社论目的之一就是想让“先通后备”的做法不要再继续下去。
我写的这几篇社论不是按上面的指示写的，而是自己找的选题。当然要得到领导的认可。
4《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1957年1月7日)
50年代《人民日报》社论中还有一类，是就某些方面工作出现的问题作一些解释，以化解矛盾，平息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我写的《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是这类社论中较典型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我作了有益的尝试，没有像以往那样在社论中作指示、发号召，而是说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改进的措施和办法，并提了一些希望。
那时的交通状况与现在有很大不同，货运量和旅客人数都比现在少得多，但运输能力也差得多，每年春节运输特别紧张，据写这篇社论之前的资料统计，春节前后，全国铁路的旅客比平常增加30％，长江和沿海等水路运输的旅客比平常增加20％至35％，全国公路的旅客比平常增加40％至50％。那时旅客成分与现在也很不同，没有现在的大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挤在运输线上的旅客主要是回家探亲的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企业和建筑工地的工人。写社论时估计1957年春节前十天要乘火车回家的人平均每天48000人，比平常多四倍。
铁道部领导和有关部门估计到将要到来的运输紧张状况，主管运输的副部长吕正操问《人民日报》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写篇社论，站在客观的立场帮铁路部门作点解释工作。我请示报社领导同意后，动笔写了这篇社论，不光谈了铁路，也说了水运和公路。
社论在介绍了交通的紧张状况后说，“要把这么多的旅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过春节，节后再把他们运回工作岗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说到交通运输部门采取的措施时，文章说：“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决定在保证重点工程、重点厂矿的需要和春节期间物资供应的原则下，减少一部分货运任务，来满足旅客运输方面的需要。”然后劝导要坐车的人们，第一是春节期间能不回家的，最好不要回家；第二是各单位要把春节期间旅客的启程日期尽量错开；第三是买到车票、船票的，要体谅春节期间运输部门的困难，忍受旅途中的若干不便。
社论通篇都是用的拉家常的口吻，在那年春节前发表后很得好评，铁道部吕正操用赞扬的口气说，“社论像散文似的，很好!”交通部主管领导也表示满意。
以后几年的春节前，《人民日报》也发过这类谈春节运输的社论，有的也是我写的，但多是依样画葫芦，能起到指导具体工作的作用，写作上没有什么新意了。
第二部分遵命(1957年－1966年)
在《人民日报》工作几年后，我觉得在1957年前后我的思想经历了一种转变，在为报社写社论时，探索的精神少了，基本上是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写，违心的话也越说越多。
社论根据领导的布置去找实际材料写，在“反右运动”以前就是这样了，以后更是每篇都如此。举一个例子，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后来毛泽东对讲话记录稿又做了很多重大修改，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时，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时还没有电视现场直播，2月27日毛泽东讲话那天，我是同时听的拉线广播，毛泽东大概是在怀仁堂作报告，我听拉线广播好像是在中直俱乐部。那天讲话时，毛泽东并没有讲“六条标准”，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议论说，我们中国党和领袖伟大，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处理办法，中国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会后报社领导布置要写社论，我得知一件事，大致情况是：武汉电信局(也可能是邮电局，记不太清了)的工人因在开会时说解放后生活很苦，领导不体谅工人而被当成敌我矛盾处理，领导说要公安局来抓人。知道这样合适的例子，我如获至宝，经领导同意后，立即出发去武汉调查。到武汉后，我找工人开会，即所谓的“煽风点火”，收集到有用的材料后，我回北京结合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很快写好了社论稿，发表于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谈职工闹事》，社论一开头说：“最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群众请愿以至罢工的事件。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但是我们却应该加以重视，从中学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社论通篇都是用毛泽东讲话的精神结合实际问题论述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最后写道：“我们相信，只要发扬民主，加强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有效解决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矛盾。这样，职工群众的意见就能够随时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得到正确的解决，而不至由积压而爆发为闹事，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够充分发挥，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一定能够更迅速地发展。”
这之后不久，《人民日报》于1957年6月8日发表了后来被认为是“反右运动”信号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事儿就不怎么提了。
“反右运动”开始时，说是不在工人中划“右派”(后来政策改了，也划了不少)。因为“反右运动”主要不是在工人中开展，所以我在的工业组事情不多，而负责采访民主党派、文教单位的政文记者很忙。
“反右运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我又忙了起来。
1《从梅林看全国》(1958年1月8日)
1957年底到1958年初，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去了上海、杭州等地。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报告是张春桥起草的，据说毛泽东对这个“大跃进”的报告很满意，《人民日报》1958年的元旦社论标题就是《乘风破浪》。我记得这篇社论是当时报社工业部主任张沛写的，社论的结尾说：“古人说要‘乘长风破万里浪’，在我们的面前正是万里浪：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成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目的。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接着，毛泽东于1958年1月上旬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市书记参加工作会议，一般称这次会议为“杭州会议”。这时吴冷西已接替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因“反冒进”开罪于毛泽东，改任《人民日报》社长，有职无权。吴冷西随从毛泽东去了南方，他从上海打电话回北京，说毛主席视察了上海梅林食品厂，要我赶快去上海，根据毛泽东就梅林厂的讲话精神找材料写社论。我记得这是吴冷西布置我写的第一篇社论。
毛泽东说，工人的潜力很大，从梅林就可以看到全国。社论便定名为《从梅林看全国》。
毛泽东看了上海纺纱厂搞节约运动的材料后批示，从这里看到希望。
1958年1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转自上海《解放日报》的消息，说梅林罐头食品厂动员全厂职工掀起了反浪费的专题鸣放热潮。同日配发了《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社论从梅林厂说起，然后谈到全国，写道：“据国家建设委员会估计，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只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基本建设投资可以节省20％到25％，就是说，可以用八十元、甚至七十五元办过去用一百元办的事情。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我国就可以节省一大笔资金，拿这笔资金就可以兴办更多的事业。”社论还说，“我们党和政府向来就主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社论最后号召说：“我们认为，全国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也应该像梅林这样，掀起一个反对浪费的专题鸣放和专题整改的高潮，放一把火把各种浪费烧个干净。”
2《祝河南大捷》和《祝广西大捷》(1958年9－10月)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一般称这次会议为“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还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议把1958年钢产量的指标翻了一番，年初定的是500多万吨，此时已过了半年多，指标却翻了番。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配合宣传会议精神的文章，其中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刘四瑞写的一封信，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北戴河会议后，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晚上开全国电话会议，贯彻大跃进精神，报社一般是派工业组组长聂眉初去听会，我记得他说会议多是彭真和薄一波主持，总书记邓小平有时也参加。聂眉初传达的也多半是彭真和薄一波的讲话。
全国的“大跃进”也越搞越热火，9月16日的新闻说，9月15日这一天里，河南全省的土高炉日产生铁18693.92吨，其中禹县、鲁山、宝丰、临汝、信阳、登封、商城、博爱等8个县的日产量都在千吨以上。领导指示我要写一篇社论表示祝贺。对这些数字我有些疑问，河南地方大，去调查也很难搞清，我没有去河南而是打电话给冶金部生产技术司，问一天产万吨有没有可能，质量合不合格，并问生产这么多铁要多大的炉子、要多少个，还问了怎么运输、怎么计量等问题。冶金部的同志回答说，小高炉生产铁不难，炉子多，干的人多就产量高；含硫高的熟铁、可以炼钢，含硫低的可做一般农具；至于产量嘛可以估计，用运输车辆、炉膛大小都可以估算出来。听了冶金部同志的回答，我心里有了底，认为数字不会有假，就动笔写了社论，题为《祝河南大捷》，9月17日发表。我在社论中写道：“‘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却是普遍真理。把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创造奇迹。”这类的话后来在新闻中用得很多。
一个多月后，广西又创造了高产纪录，我又写了《祝广西大捷》和《群众运动威力无穷——再祝广西大捷》两篇社论，于10月18日和20日发表。前一篇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们的心向着祖国南疆的广西的同志们。那里，有两颗‘大卫星’腾空而起：一是10月15日环江县产了63000多吨生铁；一是10月14日忻城县采了67万多吨煤炭。”后一篇说：“鹿寨县在柳江、融安、石龙等县和大苗山苗族自治县的支援下，放出了日产生铁20多万吨的‘特大卫星’。”
这一年的10月14日至11月14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两个月来，找到了以钢为纲、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道路。
为了感受大跃进的火热生活，1958年秋季的一天，组长聂眉初带着我们工业组全体同志到河北徐水县去了一天。徐水县是毛泽东肯定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我记得那天在徐水农村吃的是不要钱的“共产主义饭”，主食是煮土豆，菜是炒土豆丝，虽然是不算好的一顿“土豆餐”，但大家觉得共产主义要实现了，情绪都很高，傍晚从乡村到火车站的路上，我们边走边唱，唱了一路抗日战争时的进步歌曲。乘火车回北京途中，沿途灯火辉煌，到处是土高炉在连夜炼铁，我们都很兴奋。后来我在1959年元旦社论用了“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灯火辉煌”这样的句子，不久以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把这句话用在新闻纪录片的解说词中，使之流传更广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后来成了很多人写文章的惯用语。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