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击落美制U-2飞机作战追记

作者:岳振华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和控制下,不断派出先进的美制RB—57D、U—2等高空侦察机,肆无忌惮地对大陆实施战略侦察。这些活动,对我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从1959年9月至1967年9月,我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全国范围内机动设伏,南征北战,凭借少量的现代化武器,取得了击落国民党空军RB—57D飞机1架、U—2飞机5架的辉煌战果,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配合了党和政府在国际上的政治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于1968年起停止派遣U—2飞机进入大陆纵深活动。当年,我是空军地空导弹第二营营长,率部先后击落美制RB—57D飞机1架、U—2飞机3架。现将我亲历的作战经过及有关情况追记于下。
  
  南下设伏,首歼U—2
  
  1959年10月7日,我率二营在北京通县担负国庆战备值班。我们严阵以待,首战告捷,击落国民党空军RB—57D型高空侦察机1架,为国庆1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这次战斗,开创了人民空军和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第一次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对此,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被迫中断对大陆的高空侦察达两年3个月之久,直到1962年1月才改用U—2飞机恢复侦察活动。
  U—2是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专门为美国情报机关特制的高空侦察机。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用它充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工具。该机的主要特点是重量轻、滑翔能力好、续航时间长、适用于2万米以上高空飞行,机上装有当时最先进的航空照相和电子侦察设备。台湾当局于1960年7月接收两架U—2飞机后,将其编入“第35气象侦察中队”,行政上隶属于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实际上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一个战略侦察中队。经过1年半的训练和准备,国民党空军于1962年1月开始使用U—2对大陆进行侦察,到6月份共进入11架次,除活动于沿海各省外,竟然还窜入我纵深战略要地上空侦察。当时,我军作战飞机的实用升限都在1.8万米以下,这个高度是够不上U—2的。所以,对付U—2,只能使用我们从苏联进口的萨姆—2型地空导弹。
  为了打击U—2飞机的侦察窜扰活动,经中央军委批准,地空导弹部队以营为单位执行机动作战任务。1962年6月27日,二营奉命由北京转至湖南长沙地区,8月27日又转移至江西南昌地区。为什么要在南昌设伏呢?一是因为南昌是U—2飞机侦察我大江南北的必经之路,二是只要福建方向我航空兵部队有调动,U—2飞机总要出来侦察。
  盛夏的南昌就像火炉一样,指战员们住在单布帐篷里,热得像蒸笼,蚊虫多得惊人,加上正是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时期,部队携带的给养全是粗粮,生活十分艰苦。在这种情况下,干部战士们毫无怨言,求战情绪依然高涨。为争取战机,经请示上级批准,我们大胆突破教令规定,将撤收和装载火车的时间压缩4小时,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担负作战值班。进入向塘地区后,为了伪装隐蔽,我再次打破教令的规定,没有将阵地选在平坦的地方,而是选在两个丘陵之间的一片松树丛中,阵地面积减小了二分之一。这些做法,受到空军首长的赞扬。
  一周后,部队作好了准备。9月7日,空军命令驻南京的轰炸机部队空中转场到南昌,目的就是要诱使敌U—2飞机出动。
  9月8日,1架U—2果然起飞,以侦察广州为试探,在距广州70公里时开始侧飞,然后突然由北向南,通过广州市上空。这样一来,敌机的飞行战术规律就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敌机侦察广州,一是侦看江南地区有无“飞弹”部队,二是突然入侵作反导弹机动飞行,目的是给我地空导弹部队准备工作来个措手不及。当天,我们召开作战会议,针对敌情变化,制定对策,研究打法,进行演练。大家精神振奋,充满了信心。
  9月9日6时许,国民党空军U—2飞机1架从桃园机场起飞,7时32分由平潭岛上空进入大陆,沿鹰厦铁路上空北进。就在这时,刘亚楼司令员亲自打来电话:
  “岳振华同志,你看到U—2出来了吗?”
  “报告司令员,看到了。”
  “把它打下来!”
  “是,坚决完成任务!”
  敌机距南昌75公里时,开始侧飞临远,航向西北。我当时判断敌机用的又是8日侦察广州时的老战术,便命令目标指示雷达监视,但它侧飞时关闭制导雷达,天线不跟踪它,以免打草惊蛇。
  8时10分,敌机飞至鄱阳湖上空,我估计它可能转弯,当即提醒部队:作好对付敌机突然入侵的准备。果然不出所料,24分,敌机经过九江时突然左转,直飞南昌。此时我们的导弹已作好发射准备。32分,敌机进入我营火力范围,说时迟,那时快,我一口气下达3道命令:“开天线!”“捕捉目标!”“发射!”刹那间,3枚导弹腾空而起,一举将这架U—2飞机击落。该机残骸坠于南昌东南15公里处,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陈怀身中弹片,经我方抢救无效丧命。
  击落U—2,举国欢腾。周恩来总理第一个打来电话祝贺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的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提了抗议,我们把这种飞机打掉了。”9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各大报纸,都在第1版刊登了新华社的消息,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15日,首都各界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当时,美国U—2飞机在世界上一些国家上空活动相当猖獗,这次被我们中国军队击落,当然震动了全世界。国外军界普遍认为:“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应该重新评价。”
  9月21日,我随空军首长去中南海向中央领导汇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各位元帅都参加了。毛主席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聂荣臻元帅对技术问题问得很详细,并对我说:“我国正在加紧研究和试验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已有能力造了。你们缺少元件无法补充的苦日子就要过去。按照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防空导弹部队,用于保卫国家领空的安全。”
  这次接见给地空导弹部队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激励着我们去努力奋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近快战法”奏奇功
  
  国民党空军虽然损失了1架U—2飞机,但也从中长了不少教训。他们摸到我方萨姆—2型导弹的工作频率后,就在U—2上相对应地加装了电子预警系统。如此一来,U—2的性能大为提高。1963年3月至9月,U—2飞机曾3次窜入我西北战略要地上空侦察,都因使用了预警系统,逃脱了我地空导弹部队的惩罚。特别是9月25日这一天,1架U—2侦察西安地区,在此设伏的我地空导弹部队,当敌机临近飞行时,先后7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均被U—2飞机发现改变航向侧飞和绕飞,甚至竟敢从我两个导弹营阵地之间作“S”形飞行,然后安然逃逸。
  能否再次击落U—2飞机,一时间成为我军上上下下热切关注的问题。聂帅为此曾指示:将几个地空导弹营集中部署,构成大面积有机结合的火力网。罗瑞卿总参谋长指示空军:要发扬“大海捞针”的精神,想办法再打1架U—2飞机。空军领导机关根据这些精神,作了相应的部署。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1963年“五一”节过后,我率二营由北京转到外地,主要任务是研、练打U—2飞机的新对策。为此,我们白天操作摸自己,夜间作图计算摸敌人。在演练中我们很快发现:制导雷达天线开早了,不仅暴露自己,而且敌机很快便逃脱;天线开晚了,发射前的直接准备等一系列动作又做不完。这就是前几次战斗未果的症结所在。针对这个关键性问题,我们发动大家想办法,集思广益。最后大家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压缩开天线的距离,原来规定是距目标75公里处开天线,根据U—2飞机在我开天线后20秒钟开始机动飞行的新情况,并以U—2飞机的速度计算出它的最小转弯半径,制导雷达必须在38公里内开天线才行。二是快速完成射击操作动作,经过50多次的开机实验,我们摸清了开天线后要做的14个动作,其中9个动作可以在开天线之前去做,5个动作争取在开天线后4——8秒钟内完成。这项实验受到空军领导和机关的大力支持,并组织我们进行实兵演练。实践证明,我们的研究和实验是成功的,空军称之为“近快动作”。
  6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刘亚楼司令员的电话,要我立即去汇报。当我向他汇报了“近快动作”的详细情况后,刘司令员高兴地说:“很好,完全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贯彻了罗总长‘大海捞针’的精神,你们的研究有重大意义。”刘司令员的这番话,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
  在此期间,空军领导机关对U—2飞机的近期活动规律进行了分析,发现它多次经过浙江、江西交界的衢州、江山、弋阳、上饶一带。据此,空军决定将4个地空导弹营一起调至上述地区机动作战,由南京军区空军和第3训练基地组成集群指挥所,实施统一指挥。10月29日,各营先后进入阵地,构成从弋阳至衢州160公里的拦截正面。为了加强指挥,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同志和我们一起到达设伏地点。上级命令规定11月1日零时起担负战备,因此我们连帐篷都来不及搭,就住在汽车上,各种雷达尚未校飞,便做好了战前准备。当时我曾写下《信心》短诗一首:
  二下江南浙赣边,
  荒山野岭扎营盘,
  近快动作操胜券,
  歼灭U-2只等闲。
  11月1日,集群指挥所在上饶召开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对付敌机的预警系统,如何按照“近快动作”的要求制定作战预案。会上,大家对“开天线的距离不大于38公里”这一条,意见不一致,争论很激烈,有的说可以这样打,有的则认为行不通。会议开始不久接到报告,说台湾那面有情况,1架U—2飞机7时43分从温州上空进入大陆,由衢州以东从我地空导弹火力范围以外通过,后向西北方向飞去。与会同志们分析,这架敌机很可能是到西北地区侦察,返航时还可能经过设伏区。会议继续开着,成钧副司令员命令各营搞好伪装,抓紧准备,歼灭返航敌机。
  10时15分,这架U—2飞机果然由甘肃某地按原航线返回。当它快到武汉时,成副司令员宣布散会,各营指挥员立即返回阵地,准备歼灭该机。我乘车飞驰回阵地后,立即召集连以上干部和有关人员,用1刻钟时间开了一个小型作战会议,要求大家按“近快动作”沉着操作。会后各就各位,做好战斗准备。
  敌机越来越近了。当它距我阵地180公里时,被目标指示雷达发现。90公里时,我下令3发导弹接电准备;70公里时,定下38公里消灭敌机的决心,同时为隐蔽制导雷达频率,我命令松九雷达(炮瞄雷达)接替“513”雷达(制导雷达)指示目标。这几个步骤都是我们反复演练过的,一般来说不会有问题。谁知就在敌机距阵地39公里时——正要测定射击诸元、制导雷达即将开天线的节骨眼上,松九雷达突然丢失目标!这就意味着“近快动作”失去了保障!我急中生智,立即命令改用目标指示雷达指示目标,求测射击诸元。当下测得敌机的航路捷径为12公里,这又超出了作战预案的规定。怎么办?让敌机溜掉吗?不能!决不能!这是我当时脑子里的唯一念头。当我在引导显示器左边看到针尖大小一点信号闪动时,赶紧命令引导技师抓住它。引导技师迅速摇手轮跟踪目标,并令操纵员转入自动跟踪。随即我下令发出3发导弹。第2发导弹在26公里处与敌机遭遇,将其击落,飞机残骸坠落于我阵地东北27公里处,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克难英雄”叶常棣跳伞被擒。
  此次战斗,从丢失目标到重新抓住目标再到发射导弹,整个过程仅为8秒钟,真可谓“稍纵即逝”,“间不容发”。击落这架U—2飞机后,空军即把“近快动作”改称“近快战法”,并予以推广。
  当时,《人民日报》军事部部长、随军记者阎吾同志在现场采访,我刚从指挥车上下来就问我:“你怎么敢在没有良好情况保证下,把敌机放得那么近才开天线?而且在航路捷径大于规定的情况下发射导弹?”我说:“对党负责。打胜了对党负责,打不胜也对党负责,这是我下决心的依据。”
  11月1日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打电话亲切地说:“听到空军打掉U—2的消息,很高兴,我代表中共中央向作战部队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亲切慰问。”聂帅指示:“这次战斗做到了战术和技术的密切结合,要好好总结经验。”罗总长欣喜地说:“你们空军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2月26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我“空军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64年6月6日,国防部授予第二营“英雄营”的荣誉称号。
  
  前沿伏虎,四战四捷
  
  1964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独立第4师成立,我被任命为副师长兼参谋长。5月,我率二营直插福建沿海地区,主要任务是打国民党空军RF—101侦察机。出征前,刘亚楼司令员叮嘱我:“你要亲自担任营指挥员指挥作战。这次出去一定要打下1架敌机,这不仅是振国威振军威的大事,部队士气也需要振奋。如果U—2出动,你能打下李南屏,才算真的有本事。”刘司令员一席话使我深受感动,他作为空军最高指挥员,能向我如此交心,更加激励我加倍努力去完成任务。
  李南屏是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曾12次驾驶U—2飞机深入大陆纵深战略要地上空侦察,蒋介石曾多次接见他,数度获得国民党当局授予的“英雄”称号,在国民党空军中赫赫有名。我们打下两架U—2后,其他飞行员已成惊弓之鸟,都不愿进入大陆冒险,李南屏却吹牛皮说:“大陆有飞弹,也打不着我,我不怕。”真是狂妄至极。
  5月15日,二营到达福建沿海城市漳州。为了严格保密,全体人员仍然身着便服,伪装成地质勘察队。部队进入阵地,兵器没有校飞,无线电保持静默,犹如这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困难接踵而至。当时的敌情、地形和气候条件对发挥萨姆导弹武器系统的性能有很多不利因素。一是RF—101型飞机属于低空快速侦察机,在海上通常是低空飞行,由于山的遮挡,雷达看不见,接近大陆时突然升高,等雷达一看到,距离就小于32公里,不仅没有求测射击诸元的时间,就连捕捉跟踪目标时间都很紧张,更不用说发射导弹了。二是当地气温高、潮湿、雷雨多,也给部队设伏带来很大影响,湿度太大,会造成兵器参数不稳定状态,加之兵器部分元件已老化,又无备件更换。三是阵地距离台湾近,敌机活动多,搞不好会造成部队疲劳或贻误战机。
  为解决战备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还是发扬军事民主老传统,让大家摆战备中存在的问题,结果3天就摆出了七八十条,收获极大。问题提出后,我们又发动群众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就这样,经过群策群力,上述问题都有了解决办法。
  办法有了,不等于问题就此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在指挥和操作方面。经过反复论证与演练,我们得出下面的结论:在新的情况下,一旦雷达开天线后,捕捉跟踪目标——测报射击诸元——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发射导弹等一系列动作,必须在4秒钟内完成,否则就失去战机。毫无疑问,实行这个新标准,无论对指挥员的心理素质、指挥能力,还是对部队操纵兵器的熟练程度和技术水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起早贪黑,争分夺秒,进行了严格的机上精练,机下苦练,终于使指挥操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达到了新情况下的战术要求,进一步完善了“近快战法”。
  战备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后,接着解决与战备直接相关的生活问题。这方面,我的原则就是一条:所有生活制度的立与废,一切围绕打仗,一切为了打胜仗。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部队各项工作就绪,指战员们士气高昂,摩拳擦掌,急切盼望着下一场战斗的到来。
  真是无巧不成书。7月7日,敌2架U—2高空侦察机和1架RF—101低空侦察机同时入窜。北面从上海入窜的1架U—2飞机直线向漳州临近,距我阵地95公里时突然改变航向,经永春、龙田入海逃窜。1架RF—101入窜汕头后,回窜漳州以南东山地区,然后也入海逃窜。当这两架敌机临近时,我们都没有开制导雷达天线,以免打草惊蛇。另一架U—2从广州方向飞临,12时20分,该机于汕头入海,在得知前面两架飞机飞临漳州地区,并未发现“飞弹”踪影后,于12时25分在南澳岛以东改变航向,重新进入大陆,5分钟后入侵漳州地区。驾驶这架U—2飞机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南屏。
  这一刻,我已等待很久了。当这架U—2距我阵地32.5公里时,我下令开天线,引导技师沉着操作,既迅速,又准确,仅用了3秒钟就完成了发射前的一系列操纵动作,我随即下令发射3发导弹。顷刻间,第3发导弹与敌机在29.5公里处遭遇,将其击落。该机残骸坠毁于漳州东南7公里处的红板村,被国民党空军吹嘘为“双料英雄”、号称“空中飞虎”的李南屏毙命于座舱内。
  7月8日,刘司令员、成副司令员等空军首长到达前沿阵地,检查总结二营的战斗情况。刘司令员听取了我的汇报,高兴地说:“岳振华同志指挥冷静,沉着应战,果断处理了意外情况。”最后,他命令二营立即组织撤收、疏散,并风趣地说:“歇兵三日,班兵还朝。”
  7月10日在漳州召开了祝捷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空军首长,还有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第一司令员叶飞同志等党政军首长。成副司令员作了总结,他主要讲了4条经验,即政治思想、作战指挥、战斗操作、兵器保障都过得硬。这4条经验,后来简称为地空导弹部队战术技术“四过硬”。这已成为地空导弹部队的共同财富。
  至此,我们二营四战四捷,闻名全军。刘亚楼司令员曾高度概括说:“1959年的第一仗,全是按苏联专家教给我们的办法打的;1962年第二仗是一半对一半,既有苏军的经验,又有我军创造的经验;1963年的第三仗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经验;1964年这一仗表明,地空导弹部队不但能在简单情况下作战,而且学会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作战。”这是对我们二营“四战四捷”的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7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看了军委给中央的报告后亲笔批示:“亚楼同志,报告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周恩来总理告诉刘司令员说:“因为这个部队战功卓著,毛主席想见见这个部队的同志们。”
  1964年7月23日,是我们二营全体官兵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二营全体同志。周总理带我去见毛主席,并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岳振华同志。”毛主席握着我的手说:“认识认识,岳振华同志嘛!”我代表二营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问好。毛主席对刘司令员说:“美蒋就那么几架U—2飞机,做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进入大厅时,我们大家热烈鼓掌。毛主席来到大家中间,与二连连长刘明等同志亲切握手,并与全营同志合影留念。
  我曾在地空导弹第二营工作了6个年头。回顾过去,深深感到党中央、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地空导弹部队的地位和作用,空军党委非常重视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和发展。二营和我个人的荣誉,属于地空导弹兵,属于空军广大指战员,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望未来,我深信:地空导弹兵永远是捍卫社会主义祖国领空的坚强卫士。
  (本文由军事科学院金立昕同志协助整理)(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