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王卓然与张学良将军

作者:王福时




  家父王卓然是张学良将军的幕僚、挚友,1933年奉张学良之命任东北大学代校长,在家 父的自传里自称他和将军的关系如同左右手。
  1928年王卓然由美国留学回到沈阳,不久便被张学良聘为"咨议",并兼任教育他子女 的家庭教师。1929年家父和刘仲鸣等人联合十四县民众向奉天省议会请愿,要求挂旗促统。 张于当年12月29日,不顾日本威胁利诱,毅然易帜。九一八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东北流亡 人士成立救国会,王卓然参加并通过他请张学良出钱支持东北各地蜂起的义勇军,展开游击 战争。其时国民党当局抱幻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和所派遣的李顿调查团,家父受张 命主持东北外交委员会,搜集与日本抗争的证据资料,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出版中英文文件 及书籍,发行《外交月报》,主持《东方快报》,作为宣传抗日复土的喉舌。
  1933年热河失守,家父与端纳陪张学良会晤蒋介石于保定。张本意向蒋请缨杀敌,蒋却 迫他引咎辞职,张失望大哭。但得到王卓然和端纳的鼓舞和激励。在张下野去上海放洋出国 之前,王卓然等人又促张学良戒掉吸毒痼疾,要他必须忍受剧痛的考验,在张学良犹豫不定 时,王卓然提议施苦肉计,安排家人和部下环跪,他不作出决定便不起来,促使张痛下决心 。在王卓然和端纳日夜轮流监护以及米勒医生精心治疗下,尽管张时有发狂,并喊叫到枪毙 守护的人,但一周后终于诀别缠身多年的鸦片毒瘾,成为一个健康的新人。时张学良正值壮 年,这对于张的一生至关重要。
  1934年初张学良欧游归来,王卓然迎张于香港,并偕同他一齐抵达上海,又按张学良的 授意起草一书面谈话,表达张认为应效法意大利和德国,拥护一个领袖图谋复兴的模式,这 当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张学良授命出任剿共副总司令坐镇武汉后,即秉此宗旨,成立由 一批东北社会名流和蒋介石指定的部下合组四维学会,并由王卓然代表张参与运作。但这一 挂名的团体随后来张学良处境的变化,不久便名存实亡了。
  1935年中央红军突破五次围剿,长征到西北,建立和巩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奉蒋之命 东北军也尾随到西北,张学良将总部移到西安。短期间经几次和红军交战,被歼两个半师, 一批将士阵亡、被俘和投降。红军战士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求和东北军联合抗 日收复失地。东北军受红军政治攻势的影响,上至军师长,中至团营连长,下至班长士兵, 普遍不愿继续"剿共",不愿在十年内战中先失东北,现又面临华北变色和察绥告急,继而 走向亡国的命运。而张学良本人,集国难父仇于一身,现在又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眼看 东北军的力量在"剿共"中耗损殆尽,一旦打回老家依靠的子弟兵不复存在,他将变成一个 光杆司令。
  张学良正处在一个苦闷、彷徨的时刻,为找到出路和方向而苦苦思索。他驰电邀约王卓 然去西安,随即用飞机将他接到陕北荒凉的小城洛川。此行他们两人作了一次长达三天的推 心置腹恳谈。
  在最近公布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说:"我和蒋先生的冲突,没有旁的,就是两 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张学良邀请家父到洛川谈了三天,谈的就是这个主 题。王卓然的自传中对这次与张的交心长谈有一段记述,可视作张思想变化和心路历程的历 史见证。王卓然回忆说:
  "1936年的3月下旬,张电约我去西安,他那时正在洛川‘督师剿共‘,用飞机接我去 洛川恳谈。他表示极度的苦闷,说东北军与共产党接触,在很短的期间,损失了两个半师。 共产党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东北军一听到这个口号,不是弃械逃 走,就是缴械投降,继续‘剿共‘的结果,会遭到全军覆没,给老蒋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 到那时老蒋还是‘剿共‘,自己便成了‘孤家寡人‘的光杆,若想打回老家,自己没有军队 ,‘不抵抗‘的罪名将永世替蒋承担而无以自白。张又说他已清楚地认识到蒋执行的‘安内 攘外‘政策是错误的,是不合民心的,是会亡国的,应当把这个政策倒转过来,改为‘攘外 以安内‘,即实行古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他问我的意见,怎样可以打开这个难局 。洛川是个很荒僻的小城,在他的司令部内,除偶而看见一二个神秘的客人,别无他客,公 事也少。我们吃饭也谈,白天也谈,晚上也谈,谈来谈去,不外怎样寻找出路,扭转老蒋的 亡国政策,怎样对共产党采取政治的解决,以便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这样谈了三天,我得承 认张是很重视我的意见,才由西安用飞机接我来洛川,我可惜没有多大政治眼光,我所能贡 献的意见,就是赞成他的主张,但是力劝他要万分小心,万分谨慎,因为老蒋是个阴险家伙 ,惯用手段,偶有差错,会被他暗算的。他用飞机送我回到西安。"
  如众所周知,就在这同一时间前后,苦闷和求贤若渴的张学良将军,也曾去上海求教于 杜重远,并邀高崇民去西安,还通过心腹谋士黎天才走访罗章龙。建立王曲军官训练班,成 立抗日同志会,会李克农于洛川,晤周恩来于延安。自称是他左右手的老友王卓然,说他自 己"没有多大政治眼光",的确他是大大地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了。
  就在张和王长谈8个月之后,发生了由张主导的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12月13日王卓然主持的《东方快报》,在国民党地区是唯一用"兵谏"标题指明事件性 质的报纸。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为扭转蒋的剿共政 策,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向蒋进谏,10月在洛阳和阎锡山一起趁蒋"避寿"时进言,其后又多 次会蒋于洛阳、临潼,一而再,再而三坦诚地向蒋直言苦劝,有时激烈争辩,有时声泪俱下 ,甚至大吵对骂,要求蒋介石改弦易辙,但蒋始终不为所动。直到1936年12月9日(时为一二 ·九一周年纪念日),张学良为防止无谓流血,阻请愿学生于灞桥,当夜面蒋哭诉苦谏,遭 到蒋怒斥。文谏之路断绝,才逼出来这一"苦迭挞式"的,即震惊中外的"劫持统帅"。
  王卓然劝张"千万小心","千万谨慎"。然而,形势还是逼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武 谏"。从北平奔赴西安采访的美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ttran)当时称之为"中国第一幕"( The First Act in Chica)--"西安事变"。
  家父王卓然在捉蒋放蒋第一幕后赶写出的《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文中,明白地道 出他心目中将军的高尚品格、气度、作为和形象。在国民党对张学良一片口诛笔伐声中,家 父如实透彻地描述这位光明磊落的东北汉子,书中说:
  "他爱国家情绪类似疯狂",
  "他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
  "爱国狂",张学良用这三个字为自己定位。
  他的座右铭是:"一不怕死,二不爱钱"。
  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从中国政坛上消失54年后,在第一次为他举行的寿庆上亮相,致答 词就说了两句话:"国家如果用到我,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家父王卓然心目中的张学 良将军,和张一生的伴侣赵一荻心目中的张学良一样:"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国家和同胞 的人,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甘心情愿牺牲自己去做"。
  张学良兵谏的目的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蒋也答应:"我不剿共了,我 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此时张出于善心,为防止夜长梦多和众口纷纭,闹出大乱子,便 排除众议,以大局为重,抓紧时间,不顾个人性命安危,遂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四时赶赴 机场,亲自安排"升火待发"的波音420飞机,伴蒋介石一行快速急驰腾空,送蒋傍晚到达 洛阳机场。翌日蒋一行改搭德制容克机飞南京。张学良另由他的机师Royal Leenard单独搭 波音机南飞。飞行途中机师建议改变方向飞回西安,但张表情浓重地说:"不要管我,有人 要杀我,就让他杀我"。可见他为救国于危亡,虽万死而不悔。后来机师Royal Leenard在 他写的"我为中国而飞行"(I flew for China)对张学良此行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描述。这一 幕如实地再现了王卓然、赵一荻所说和张自己自许的"爱国狂"。
  家父为争取张学良恢复自由,从张被囚禁那时起,便忙于跑南京奔西安,散发他的《张 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本小册子,到处为张呼吁。1937年2月,王卓然与东北军将领何柱 国到奉化去看张学良。张将对东北军的"遗言"托付给他们二位。抗战时王卓然在重庆和许 多爱国人士一起,在国民参政会呈交提案求释放张学良。1946年4月,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 举行的与重庆文化界告别茶话会上说:"谈判已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 了!"这时与张学良有着深厚历史关系的东北人王卓然起身发言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 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 这十年钓鱼的日子可不是容易过的呀!"王这番话引起了大家欲哭不能的难过,而周恩来的 眼中则闪烁着悲凉的泪光。当时重庆大公报记者曾敏之对此作了以上如实的报导,可见家父 心中时刻记挂着张将军。1975年,在家父弥留之前,还两次致函东北同乡何柱国、张学铭( 张学良弟弟),建议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向台湾施压,争取让张赴美 就医。为此还代何柱国草拟一封致周总理的信稿,信中说:"总理,您好,快到双十二38周 年,汉卿先生失去自由已38年。他快跨进75岁,听说身体不好,时不饶人,他如能生返祖国 ,亲眼看看祖国处处朝晖,各条战线皆欣欣向荣,他将如何兴奋与安慰。台湾是听美国主子 话的,基辛格快来了,总理可否考虑在茶余酒后方便时,请他帮忙,安排汉卿去美国就医、 探亲,他们打民主幌子"要与中国友好,点点小事,不难办到也……"由此可见王卓然生前 心里一直想着营救汉公,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家父王卓然对张学良所以有如此之深的长相思般的怀念,不仅是由于他感谢张对他知遇 之恩,而且是对张的舍身救国精神深刻地感受认同。他这种情感不是个人独有的,乃是千千 万万中国大众共同的,尤其是东北乡亲父老更深。"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一起著名的冤案, 即"四人帮"泡制的"东北帮叛国反革命集团案",在诬告的"军伐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 子名单"和中央专案组罗织的许多有关东北人士的冤案、假案和错案里,除"中共辽宁省委 文件"〖(1978)143号〗公布的平反受害人90名外,还不知牵累有多少人。而所谓的罪证不 过是1946年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42人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此案使大批东北党政军文 教人士下狱,有的生还,有的死在狱中,其中有如张学思、高崇民、阎宝航等。家父虽然不 在90人的名单内,但也被关在秦城监狱,那时为向他追查名单中的于毅夫(原统战部副部长 后调吉林省委),就连续审讯十几次,用种种手段逼口供,均为家父所拒。在家父的平反结 论中,也提到他受所谓"东北帮"案牵连,是这一不白之冤将他拘于秦城五年。
  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54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海峡两岸也得以往来和交流,有一次我写 信告诉张学良家父王卓然的情况,他立即从台北复信,并为《王卓然史料集》一书题字,以 表达他对故友的怀念。这个题字后来用于该书的封面,并铭刻在王卓然故居大门和墓碑上。 当然家父在世时始终未能再见到张学良将军,仍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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