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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傅·遗老·诗人
作者：刘一力
陈宝琛，字伯潜，别署韬庵。在清末明初，提起陈宝琛，人们都知道他是太傅、遗老和诗人。他的《听水斋诗》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潜气内转，真理外融”，可谓评价甚高。其中《感春四首》律诗，写甲午对日海军战败，慈禧移用购舰巨款修建颐和园事，最为人所传颂。著名学者陈寅恪就喜用这四首诗的原韵，写伪满垮台日寇投降的事。其实，陈宝琛做诗，乃是余事，他一生的作为，主要还在于政治，只是政声被诗名所淹罢了。
陈宝琛同治年当进土，20岁点翰林，做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有清流党之称。光绪十七年(1891)因受曾国筌弹劾，慈禧将他削职，从此闲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宣统即位，才被起用。先任山西巡抚，未及到任，即被留作师傅。1917年张勋复辟时，溥仪重新称帝，他做了几天议政大臣。1924年溥仪大婚时，进封为太傅。无论溥仪在北京紫禁城，在天津张园，以至后来到伪满，他都如影随形，紧跟来舍，献计献策。1935年陈宝琛死于北京，年88岁。
静现时局伺机夏辟
辛亥革命尽管成功了，中国已进人民国时代，但是陈宝琛的思想，并不随着大清朝被推翻而有丝毫的改变，在他的一生中，念念不忘的就是清廷复辟这一件事。他把一生的思想、精力都放在溥仪重登王位上。民国初年，他就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三百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与人归。”他抱着这种思想，静观时局，伺机以动。尽管张勋复辟时他做了几天议政大臣就以失败告终，他也未从这里取得教训。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不久到天津，他随侍讲学之外，不但作诗，而且结交了不少日本人，被溥仪认为最忠心的股肱之臣温肃，就曾对溥仪建议说：“陈宝琛有旷世之才，与芳泽(时为日本驻华公使)甚密。行在设在天津，可由陈与芳泽联系，密商协助饷械，规定利权，以厚结外援，暗树势力，津京地近，往返可无痕迹。”可见当时遗老们对他期许之大。但是他素以稳健著称，决不轻举妄动。在寄希望于复辟之外，他最关心的是保持民国对清室的优待条件。优待条件的八个条款中，每年由中华民国拨给溥仪400万元。他知道，这是财源，没这个，溥仪的一切活动就搞不成了。
献策溥仪入星中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东北，急欲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以代替他们奴役中国人民。当时，就看中了蛰居天津想伺机复辟的溥．仪。可是，这时的陈宝琛，却认为“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是容易回来难”。想不到溥仪并没有听信这位老臣的话，而是信了郑孝臂“借外力复国”的意见，偷渡白河潜来东北。事隔不几日，新傀儡的国家正要出台时，陈赶紧迫到旅顺，费了许多周折，才见到溥仪，他老泪滂沱，谆谆叮嘱要“复位以正系统”。当时溥仪信了他的话，不满意做伪满的“执政”，一再坚持正位作皇帝，几乎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闹翻了脸，后来达成协议，让溥仪先当一年执政，然后再登极称帝。溥仪是1932年就任所谓执政的，一干了这个差使，就地地道道成了傀儡，上了贼船，一任日寇摆布，毫无自由可言，真像陈宝琛所说“去时容易回来难了”。面对这种形势，陈极度忧伤，他一直居住在天津，并未参加伪满的建国，更没有就任什么伪职，可是他却极度关心伪满的事，他说伪满的建立是“铸成大错”，并引用大公报所载“无人对此虚构的独立国加以承认”。又说“与其做任人牵线的傀儡，不如作沽之上寓公”。他也曾从天津暗赴长春，住在胡嗣瑷的家中，由胡代向溥仪进言。溥仪藉口太忙，没有接见他。一个多月，他闭门不出，每天长吁短叹，独言自语：“此局如何是好，如何收拾?”临别长春时，还写了一首诗：“本意冲天待一飞，轻身如人白登围。直成大错谁实铸，迷途未远应觉非……”。自己追悔溥仪轻身投敌的心情，极为明显。
但陈宝琛的思想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追悔，可是另一方面，又说出“有举莫废”的话，意思是事情既然已经办了，不论是对是错，就不能废止。这样——来，就否定了自己所说的“迷途未远应觉非”，而是主张沿着错误的道路干下去。1932年武滕信义就任关东军司令时，他对武滕的为人，燃烧起幻想。在给胡嗣瑷的密信中说：“彼果能赞成我之实现独立，使我可洗傀儡之诟，彼亦免有统监之嫌，不亦餍人心而息众议乎?”但是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溥仪当时只希望在用人方面有自主权，仅这一点也没有达到。
1933年5月、日本关东军下达进犯山海关作战命令，这时陈宝琛以为“赞助吾皇人关为中华主”的机会来了。于是不辞老迈，用密密麻麻的小字，亲笔写成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材料，秘密从天津带交溥仪阅读，意在抓紧有利时机，入主中华还于故都。我们不妨将史料全文引下；
今自停战协定告成，日军部一变其长驱直入之策，以黄郛为中心，使其渐脱中央羁绊，促成北方自主之局。盖其内部分急进缓进两派，互相消长，而政府当局，更虑及国际恶化，不得不暂为容忍以待。此次冈村飞平，与黄订约，明定长城各口外廓，悉归日军驻防，而接受长城，遂等于有名无实，南京明知之，无如何也。
黄至北方，为军阀所疾视，而何应钦亦与之不相容，困于孤立，欲去者屡矣。日方能多方扶持之。查黄于长城血战之始，曾发表意见，抨击日本甚力，并非完全屈服于日者，我方亟应乘此时势，设法与之联络，收为我用。彼在代阁时，尚有修改优待条件，其非丧尽天良可知，庶不致终入迷途，听命于他人也。
日之扶持黄某不遗余力者，盖深知今日蒋之不可久恃，而满洲国与国民政府，究不能并存于时也。又渐悟其国家，已濒于阽危，无能出智力，使国际承认满洲独立，则除将满洲国扩大，并赞助吾皇入关为中华主外，中日永无亲善之日，而李顿之报告书，更无从使之翻案矣!且日自退盟，既不堪经济封锁之压迫，而美俄复交，国际形势日趋险恶，日皇曾语其近臣日：“勿使朕为威廉第二，引起世界大战，致冒破坏世界和平之恶名。”日之不甘为戎首，而求免于战祸之心，固已揭明，故今日满洲国之所以必须扩大者，日之自为利害计，其着急当有甚于我，此不可不知也。日北方握有实力者，如于(于学忠)、如韩(韩复榘)、如阎(阎锡山)，及东北杂军，不下数十万，然皆拥兵自卫，不肯轻于发难。黄之处境，虽能应时事作政治上之过程，而于军事上则无势力，日方有鉴于此，故不得不另求良策而求其人。自段某(段其瑞)南下后，实无其选，此其所以不得已而注意于吴(吴佩孚)也。吴自负有骨气，即以是见重于人，惟其刚愎自用，则致败事，且于今日时势，不甚了了，故用其名以号召天下，作为发难者则可，若授以军政大权，则恐难胜其任矣。吴左右甚杂，然尚不乏明达之人，无不以其任性为虑，此时，我方应先联其左右之公正者，则不患其不就范也。吴曾上书日皇，并电致国联调查团，触日人之忌。然最近日方与吴频有往来，并允以巨款相助，事正在进行中，不可不注意。
张作相为无所引重，盖号召东北残军，必须拉张，虽其庸懦无大志，亦未尝不可暂用。
日人又注意及阎，以其质厚无虞诈，易于听命，且石家庄为京汉交通之咽喉，阎举足可为轻重，近亦有所觉悟，不言抗日，且有输诚与我之意。
蒋在赣剿共屡挫，不战而降者数师，今闽变爆发，赤焰燎原，蒋亦知北方之不易遥制，故有召回河北驻军之议，是早晚不能不放弃北方也。事机之迫如此，邻(日本)已急不能待，此时我若一无部署，一切任客所为，北方亦必为客所使，岂复知有我，又以贻口实，且增恶感也。
此次栗原由末次拉出江朝宗，以达于吴，颇有计划。栗原、末次因有东京之行，吴好谀而信乩，近渐有悟，欲遣杨圻来见，杨欲其彻悟后方肯行。前来见询，曾告以出自彼意，自必接待。是否?应候进止。
土肥原迎驾于先，而为板垣所屏，手造此局而专权。今板垣去而土来，自是事机渐转。土前在北京为阪西副官，复为使馆武官，素知其所抱宗旨。彼与张弧最密，此次过大连时，言之至详，可以知其国论之倾向。我若有人常在彼都，时其消长动向，备为因应，所益必多。
陈宝琛扩大满洲，使溥仪进人华北成为中华主的献策，尽管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主张分而治之，溥仪这块招牌，已经不被放在眼里了。所以陈宝琛的献计也好，以及还真的制定了入关的方策也好，一个个都像肥皂沫似的消失了。
口授遗折垂死上奏
1934年，溥仪由伪满的执政，改称皇帝，帝制梦算是实现了。他不但是傀儡皇帝，而且偏安一隅，陈宝琛是不太高兴的。他很重视即位诏书，认为“高文典册”，不应假手于日本人。稍后，传出溥仪言访日消息，他认为这是“媚外”，进言“断断不可”。可是溥仪已经上了贼船，师傅的话，已经没有分量了。这一年，为溥仪选妃事他操劳过；为投敌的一群人互相倾轧他担忧过；为伪满的用人他推荐过，但是都没有起多大作用。
时间到了1935年，这时陈宝琛已88岁了。岁首，他写了一首《乙亥元日》的诗：
鸣鞭万户尽春声，百变谁能废夏正，
始旦人争瞻旭日，无风天特假暄晴。
蛰坯欲振身滋耄，龙德方中岁一更。
博得东邻称米寿，称觥梦已到神京。
字里行间，不忘给溥仪称觥拜寿。过于不久，即缠绵病榻，3月15日于北京死去。垂死前，还向儿子口授遗折，向溥仪上奏：
臣陈宝琛跪奏，为臣病势危笃，伏枕哀鸣，口授遗折，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臣自去冬，偶患痰咳，调理就痊。前月望间，旧恙复作，尚可支持数日。以后体内发热，痰涎壅塞，喘促不安，改由西医诊治，针药兼施，未能奏效。自是病状益危，气息仅属，辗转床褥，势将不起。伏念臣幼承庭训，世受国恩。弱冠登朝，谬列金闺之籍；壮年奉使，屡膺玉尺之荣。偶缘事而归田，方闭门而思过。优游陇亩，积有岁时。迨夫圣主当阳，群材思奋，赏还原秩，旋毕疆符，荐擢崇衔，留陪经幄。讲筵乍塌，睹车服之陈庭；实录告成，复台衡迭晋。杖国杖朝之始届，锡圣藻以引年；登科登第之重逢，颁宸章而志庆。凡兹恩施之逾格，皆非梦寐所敢期感愧靡涯，捐糜何惜?方期三春气暧，再诣行朝，及兹一息之尚存，籍致五中之愚虑。不图心长命促，福薄灾生，空怀捧心之忱，无复回春之圣。生机已尽，恨无路以瞻天；素愿未偿，徒衔悲而入地。命也如此，夫复何言?伏愿我皇上求贤纳谏，亲仁善邻。修德乃可伏人，得道方能多助。因人心之思旧，亟为远大之图；戒王业之偏安，宜有绸缪之计。庶几上慰九庙之灵，下副万民之望。则臣虽死，臣目长瞑，无任感激凄恋之至。仅口授遗折，命臣子懋复缮写上谏，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历史是无情的，陈死十年之后，溥仪不但没有实现远大之图，反而以叛国罪受到应有的惩治。溥仪的复辟悲剧，固然是自演的，而老臣们推波助澜，也是大有关系的。
身居余波争相褒悼
值得一说的是，陈刚刚死去，还出现了伪南京政府和伪满洲国争相哀悼的闹剧。事情是这样：当时的伪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不知出于何种心意，对这位一心一意热衷于复辟的大清遗老，竟然要“由国府明令褒悼”。为此，伪行政院的秘书长黄浚，特意先给陈的长子几士写信，征询意见。他写道：
“几士姻世丈礼鉴：太年伯寝疾，曾肃电候安，旋得噩耗，至为骇悼，昨并专电奉唁，度蒙礼察。今晨精卫院长见告，谓拟由国府明令褒悼，属浚先征同意。伏念太年伯人伦泰斗，乍嵩天爵，世间一切饰终之典，不足为千秋之荣，何俟说?唯当宁既有此意，不敢不以奉闻，甚望勉节哀思，考虑见覆，至殷盼。浚羁滞江南，未克北归诣奠，诚为怆欠。专上。敬请礼安
姻愚侄黄制浚三月七日”
陈家自然不买这笔帐，当即回电拒绝。电文是：
南京五台山村黄秋岳兄鉴：七日函悉。当局盛意可感。惟先生平日微旨，向来不欲自明，不孝等尤不敢有违先志，各请吾兄代为婉辞陈谢，曷胜哀感。谨此电复。棘人陈懋复叩，青。北平灵境七号。
另一方面，伪满的宫内府大臣沈瑞麟，也来信吊唁。信是这样写的：
几士世兄大孝，接奉微电，惊悉太傅薨逝，当即奏陈，宸震悼。本日奉恩旨一道，恭录寄上，即希钦遵。专此，顺唁孝履。昆仲均此。
世弟沈瑞麟拜启。三月六日
陈的家属，奉到恩旨之后(内有丧葬费4000元)，自然是极为感激，回信表示：“长衔恩施于世世也”。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