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2期
忆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
作者：■ 宋 黎 （单文俊整理）
1935年12月9日，我在北平参与领导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并担任东北大学学生运动的总指挥。这场运动，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大规模的爱国运动。时任西北“剿匪”代总司令、蛰居西安的东北军首领、身兼东大学校校长的张学良将军闻讯后，先后三次给东大当局发来电报，要求东大派出学生代表到西安一谈，并委派他的军法处长、原东大教授赵翰久携款千元到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大学生。当弄清张将军的真诚意愿后，党组织决定派我、韩永赞、马绍周3人以北平学联和东大学生代表身份去西安见张将军。
1936年1月底，我们一路颠簸，来到西安。这时，张将军正在南京开会，我们便利用这段时间先去拜访东北社会名流高崇民、车向忱、卢广绩等人，了解到不少有关东北军和张学良将军的情况，又到西安二中和西北军中宣传“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两周后，张学良将军回到西安，马上把我接到他的公馆，在其后的3天里，就“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如何办好东北大学、团结抗日力量、促成东北军打回东北老家去等问题，进行了5次长谈。交谈中，张将军曾直率地问我：“宋黎，你是不是共产党？”还说，你们不要怕，我这个人不怕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要怕我。张将军一再表示，东北青年、东北人民、东北军应该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同时嘱咐我们，留在西安，帮助他开展联共抗日工作。
1936年2月24日，北平反动当局对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下毒手，宣布取缔北平学联，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各院校，搜捕抗日学生，东大的王振乾、柳文等43名学生被抓进监狱，面临杀头危险。我从张将军那里得知这一紧急事态后，主动要求回北平营救被捕同学。张将军对家乡子弟充满感情，挥笔给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写了一封信，说“家乡沦陷，我有责任。特派秘书宋梦南全权代表处理学生问题。”并对我说：“如果学生没问题，就地释放；假如有问题，已判刑，在北平释放有困难，带回西安释放。”我怀揣张将军的亲笔信，化名张将军的秘书宋梦南，急急赶赴北平，经过一番奔波、斡旋，终于使被捕的同学全部获释。张将军对此十分满意。这些被释放的同学，在其后的长期艰苦革命斗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担负着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
回到西安后，我向张将军汇报，东大秘书长王卓然勾结邵文凯迫害学生，应予撤职，得到张将军的首肯。后来，根据张将军的提名，由同情学生运动的著名学者周鲸文出任东大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我还建议，把东大迁到西安，办成抗日大学，以增强抗日力量。张将军表示赞同。不久，东大工学院就迁到西安，为西北的抗日工作增添了新的血液。
1936年初春，共产党人刘澜波、苗勃然、刘鼎等人通过各种秘密渠道来到西安，在东北军中开展党的活动。东北大学、东北中山中学一批又一批学生代表也来到西安，宣传抗日。在这种形势下，我与同学们商议后，向张将军建议，组织学生代表团到东北军中进行慰问宣传，得到张将军的支持，并捐助300元钱，拨给1辆大卡车。临近出发前，张将军又派我去洛川，让我代表东北军同红军谈判。当得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时，张将军便改由自己亲自出面谈判。4月9日，张学良将军在肤施(延安)与周恩来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双方达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8条协议，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抗日救国的局面开始形成，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肤施会谈后，张将军批示我换上东北军军装，以他秘书身份，直接去考察前线部队。在王以哲将军具体安排下，我先后来到六十七军的两个师和一○五师的两个旅，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了解官兵情况。之后，向张将军汇报考察结果。我提出，东北军官兵虽然有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存有模糊认识，有必要开办一所陆军学校，培养一批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中下级军官。张将军仔细听完我的汇报后说，办陆军学校南京方面不会同意，可以办个学兵队，学员从流亡北平的家乡子弟中招取，还可从东北军中抽调一些有作为的青年。学兵队就放在他的亲信孙铭九任营长的东北军卫队二营。具体事宜责成我与其秘书应德田和孙铭九筹办。在此之前，我把办军校的设想向刘澜波同志作过汇报，他认为这是团结、改造、争取东北军，给东北军注入新鲜血液的一招好棋，批示我把这件事抓下去。
这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已经决定，为加强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成立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组织部长苗勃然，宣传部长由我担任，侧重负责学兵队的工作。我通过东大党组织和北平学院，先后招来3批进步学生，共370多人，编为一、二、四3个连，请一些知名的进步学者讲课，除学习军事外，还学习政治。我们还组织学兵队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使学员思想觉悟迅速得到提高。东工委把组织发展的重点放在学兵队，从9月成立到12月西安事变，学兵队员中的共产党员，由开始时的20名发展到150多名。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分配到东北军各部队担任地下党的领导工作，许多学员还直接参加了西安事变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活动，为促成东北军最终走上抗日斗争的战场，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张学良将军的掩护下，我在西安期间做了许多抗日工作，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8月29日，特务闯进我的住处将我捕去。押解途中，我大声呼喊：“土匪绑票!”被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骑兵巡逻队截下，宪兵营副营长兼一连连长、地下党员谢晋生认识我，遂以“无逮捕公文”为由，不让特务们带我走。到西北军后，我请中共地下党员、西北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用电话向张学良将军报告我被特务绑架的消息，张将军连夜派孙铭九营长把我接到东北军总部。张将军向我问明了情况，又得知马绍周、关时润亦被捉进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十分恼怒。次日凌晨，命令一○五师副师长谭海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率领全副武装的卫队，包围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救出马、关二人，并且搜出蒋介石密令中统局逮捕刘澜波、宋黎、孙达生、栗又文等人，押解南京处置的文件。(张学良派兵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史称艳晚事件)张将军为避免出现新的麻烦，宣布我“失踪”，在张公馆隐藏起来。利用这段时间，我向张将军介绍了刘澜波、孙达生等中共地下党员的来历，张将军即将刘澜波等人转移到军法处长赵翰久那里保护起来。20多天后，张将军让我出面去找黄显声、车向忱、卢广绩等知名人士，把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等人顺利保释出来。艳晚事件，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使西安这个“剿共”中心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扫。事件发生时，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曾发表《援救宋、马及声讨特务蹂躏人权、执行日寇使命的宣言》，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罪行。此后，西北抗日救亡运动逐渐走向高涨。
1936年12月4日，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率领一批文武官员，亲临西安临潼，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张、杨两将军苦谏无果。12月9日前夕，我提出由东北民众救亡会、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联等群众团体出面，发起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行动，发动群众逼蒋抗日，此议得到大家的赞同。12月9日上午，西安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2万多人，浩浩荡荡，到陕西省政府等处请愿，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分别派出学兵队、宪兵营以维持秩序为名，紧随队伍两侧前进，保护学生和群众。游行队伍行至灞桥，见蒋介石已在此处布下重兵，声言游行队伍若再往前进，就“格杀勿论”。张将军唯恐学生和群众吃亏，急命副官到游行队伍中找我，劝说学生和群众返城。我当时正在城里为游行队伍购买食品，张将军见一时找不到我，便急不可待地驱车出城，赶到灞桥边，站在一个高坡上，亲自劝说游行队伍回城，并慷慨激昂地保证，一星期之内一定用满意的事实答复大家的抗日要求。游行请愿指挥部决定听从张学良将军的劝告，递上请愿书，整队回城。3天后，由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亲自发动的西安事变就在中华大地爆发了。
12月16日上午，西北各界10余万人在西安革命公园隆重集会，支持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和所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应邀到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
12月17日，应张、杨两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乘坐张学良将军的专机，来到西安，开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我作为中共东北军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又投入新的斗争。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将军执意送蒋被扣，之后我就再没有见到张将军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出于民族大义，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联合杨虎城将军毅然决然地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对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千古功臣。然甘瓜抱苦蒂，张将军自身却命运多舛，未免使人对张将军生出更多的情感。80年代初期，我受命主持征集、整理、编写中共东北军史资料工作，其间又一次感受到张将军人格之伟大和重视教育、关爱家乡子弟的殷殷情怀。1991年，张将军90大寿时，我怀着深深的思念之情，向他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祝寿诗文，相信张将军是会读到的。前几年，阎宝航先生之女阎明光去美国夏威夷探望张将军，我也曾找她捎去衷心的问候，祝他长寿，盼望他能回大陆看看。
时光荏苒，而今您的学生我也91岁了。我这一生的遗憾之一，是60多年来再没有得见张学良将军一面。张将军仙逝了，愿将军的在天之灵安息吧!您生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的大业，一定会实现。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