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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突起的“左联”东京分盟
作者：盛 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进步文化人士纷纷回国，“东盟”无形中停止了活动。此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全国人民抗日怒潮高涨，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左翼文化运动进行文化“围剿”，左翼文化人士受到了残酷镇压和迫害，不少人被迫撤离上海、广州等地东渡扶桑。从1933年到1936年间，从国内到日本的进步文化人士和留日学生竟达500多人。
“左联”东京分盟的恢复和活动
1933年9月，“左联”成员林焕平赴日本前，“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找林谈话，授意他到日本后，找尚在日本的“左联”成员孟式钧，把“左联”东京分盟恢复起来，团结在日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士，开展左翼文化活动。
1933年12月“左联”东京分盟正式恢复(或称东京支盟)，成员有林焕平、孟式钧、林为梁(基路)、陈斐琴(陈松)、陈一言、魏晋、欧阳凡海七人，由林焕平、林为梁、陈一言组成干事会，负责日常工作，林焕平任干事会书记，与上海的周扬单线联系。1934年林焕平出面编辑《东流》月刊，由林为梁任干事会书记。1935年林为梁返国联系，由魏猛克、陈辛人、孟式钧组成干事会，魏猛克任书记。当时“东盟”的活动中心设在神田区青年会，成员分小组进行活动，公开活动则通过文艺界座谈会的形式，大致一周或两周聚会一次，每次都有中心议题，如“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等，间有新到东京的同志报告国内情况。通过座谈交流情况和专题讨论，无形中把进步文化界团结和组织起来，在东京开展了左翼文化活动。
“东盟”恢复后，即着手筹备创办文艺刊物，于1934年3月6日成立了“东流文艺社”，以同人刊物形式，于同年8月出版了《东流》月刊，由林焕平出面编辑，加林为梁、陈斐琴、欧阳凡海组成编委会。刊物在东京编辑，寄回国内，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发行。“东流社”集中了一批在日的爱好文艺的中国青年，如梅景钿、俞鸿模、王阑西、陈七廉、麦穗、陈达人、邱东平、张天虚等，都参加了“东流社”的活动，他们中有的是盟员，有的并非盟员。“东流社”准备出一套《东流丛书》，已出版的有陈子谷的诗集《宇宙之歌》，俞鸿模的小说《炼》，张天虚的长篇小说《铁轮》，斐琴、达人合译的妥斯退益夫斯基小说《白夜》等书。
1934年以后，由于国内形势日益恶化，到东京的进步文化人士愈来愈多，从上海陆续到东京的有魏猛克、杜宣、蒲风、吴天、聂耳、黄新波、任白戈等，从北平去的有陈辛人、陈子谷、林林、张香山等。人员增多，一个刊物已不能适应大家的工作需要，“东盟”又创办了《杂文》和《新诗歌》两种杂志。
《杂文》月刊于1935年5月15日创刊，专载小说和理论文章，由杜宣出面编辑，魏猛克、陈辛人、孟式钧、林焕平组成编委会。第一期同《东流》一样在东京编辑，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第二、三期则在东京编辑、印刷，寄回上海发行。由于内容比较尖锐泼辣，在国内反响较大，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第三期即被勒令停刊。《杂文》被禁后，从12月15日改为《质文》在东京继续出版，由邢桐华出面编辑，仍不断受到日方警厅干扰，邢桐华经常受到质询，终于出版至第七期被迫停刊。
《新诗歌》由蒲风主编，马林林、陈子谷组成编委会，在东京出版发行。诗歌社通过诗歌座谈会聚集了一批诗歌爱好者，大致两周一次聚会，讨论诗歌的理论和创作问题。主要成员有蒲风、林林、陈子谷、澎湃、富石榆、林蒂、陈紫秋、魏晋、蔡冷枫等。诗歌社还出版了蒲风的长诗《六月流火》。
1935年国内形势更加恶化，上海、北平、广州等地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又先后来到东京，增强了“东盟”的力量。除“东盟”外，还成立了“社联”、“剧联”、“语联”和“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
社会科学左翼联盟简称“社联”，它的公开组织是文化座谈会，经常参加的有六七十人，分组秘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哲学等。主要成员有林为梁、官亦民、陈健、李云扬、梁威林、苏曼、周如傅、侯甸等。
戏剧左翼联盟简称“剧联”，有中国留日学生戏剧学会、戏剧座谈会和国际戏剧协会等三个团体。留日学生戏剧学会负责人是陈北鸥、梁梦(延武)，主要成员田丰、邢振铎、王威治、张泽民等。戏剧座谈会负责人是官亦民，主要成员有吴天(洪叶)、张瑞华(水华)、杜宣、李月轩(李柯)。国际戏剧协会负责人是陈斐琴、叶文津、吴剑声，成员多数是广东人。三团体先后公演了《雷雨》、《复活》、《洪水》和《马门教授》等进步戏剧。后来，三个戏剧团体合并为中华留日学生戏剧协会。
世界语左翼联盟简称“语联”(包括拉丁化协会)，它的公开组织是中国留日学生世界语学会、世界语学习班、世界语座谈会和拉丁化协会、拉丁化文字座谈会，参加者约七八十人。主要成员有陈健、丁克、陈学诗、陈紫秋、刘仁、苏曼、杨克毅、张翼、郭宏基(张、郭为拉丁化协会发起人)。
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500多人，东京各大专学校有中国留学生的，都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会，各派出代表成立了学联。学联通过各校盟员为核心开展活动，主要成员有林为梁、苏曼、李佩星、潘沃权、杨克毅等。
1935年秋，任白戈到东京后，按周扬的示意，组织了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由任白戈、何平之(杜鲁人)、官亦民三人组成“文总”干事会，任白戈任书记，领导“左联”东盟和剧盟，何干之分工管宣传，领导“社联”，官亦民分工管组织，领导“语联”。在东京的各左翼文化团体由“文总”统一领导，协调作战。“文总”存在约半年时间，即随“东盟”的解散而结束。接着任白戈遵照周扬的意见，成立核心小组起党的领导作用，成员有任白戈、魏猛克、陈辛人、林林、张罗天、孟式钩等。领导各文艺团体。社会科学方面也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成员有熊唯知、雷任民、解树椿、毛蓅、王国权、王孔照等。1937年春，任白戈回国时，即将两个核心小组交刚到日本的钱亦石领导。
鲁迅、郭沫若对“东盟”的指导和扶持
“东盟”和在东京的各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大多数是爱好文艺的留日青年学生，谈不上什么艺术修养和学术成果，仅凭一股爱国热情和革命意志，能在国内外环境都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在异国开展左翼文化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这与鲁迅和郭沫若两位前辈的关怀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鲁迅远在国内，却给这颗小小的文坛幼苗以热情的扶持。他先后寄了三篇文章在《杂文》上发表，即《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什么是“讽刺”？》、《从帮忙到扯淡》。当鲁迅收到《杂文》第二期和约稿信后，感到非常高兴。因当时国内左翼作家的文章已很难发表，见国外有这样一个文艺刊物，而且在国内发行，立即回信表示支持，还在信中关切地嘱咐，要注意策略，不要色彩过于鲜明，以致出不下去。鲁迅看到他的文章和郭沫若的文章同时出现在《杂文》第三期上，更是高兴，他在来信中说：“看见郭先生在《杂文》上发表文章，很高兴。因为在国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镇压，左翼作家的作品很难发表出去，郭先生能出来发表文章，很好，但要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注意。在这样的时候，郭先生如能较长时期地出来发表文章，进行各种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在东京的郭沫若看了这封信，很受感动。从此，消除前嫌，加深了友情。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中国留日学生集会追悼，郭沫若在会上致悼词，并写了悼念文章在《质文》上发表，称赞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中国文学由先生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
两位前辈支持了“东盟”，“东盟”对两位有过文艺论争的前辈，也起了积极沟通和促进团结的作用。
当时郭沫若住千叶，有时还参加“东盟”的聚会，更能就近给予指点和帮助，特别对“东盟”的刊物十分关心和支持，不仅经常赐稿，还亲自参加校阅样稿。《质文》就是郭沫若建议改的刊名。“东盟”办的三个刊物，几乎每期都有郭沫若的文章，先后发表的有《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日文化交流》、《孔夫子吃饭》，《小小的礼物》(诗)，历史小说《贾长沙痛哭》、《孟夫子出妻》；为响应国内提倡文字拉丁化写了《请大家学习新文字》的文章，为支持在东京演出的《雷雨》，发表《关于曹禺的“雷雨”》一文加以宣传和评介；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郭沫若参加了“东盟”的讨论，写出《我对国防文学的意见》和《国防文学集谈》；为悼念高尔基写了《人文界的日蚀》，为悼念鲁迅写了《民族的杰作》等等。“东盟”出版《文艺理论丛书》，郭沫若为之作序。
茅盾、田汉、曹禺也给《杂文》寄稿，这些著名作家的稿件，大大提高了刊物的质量，对“东盟”工作的支持和鼓舞极大。
“东盟”的历史功绩
30年代，无论国际国内都处于革命大转折的年代，也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激烈斗争的时期，在国内左翼文化界受到严酷镇压和打击的情况下，陆续疏散到日本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士，在东京重聚力量，紧密配合国内革命斗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左翼文化运动，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东盟”的恢复，如异军突起，在国外开辟了新的阵地。以“左联”成员为核心，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团结在东京的进步文化人士和留日学生，先后创办了几个文艺刊物，发表了大量充满爱国热情，倾向进步，敢于揭露黑暗的作品，还经常刊载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的文章，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深受青年读者的欢迎。刊物在上海印刷发行，因经费不足，出版册数有限，经常不能满足读者需要，青年学生争相传阅。刊物内容十分注意配合国内革命斗争和左翼文化活动。为配合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发表了魏晋反映上海工人暴动的《再生》，林林关于反封锁题材的《食盐斗争》等作品。为悼念高尔基逝世，《质文》二卷一期出了纪念专刊。鲁迅逝世，“东盟”组织留日进步学生，在东京举行了追悼大会，在《质文》二卷二期出了悼念鲁迅专辑。国内发生“两个口号”之争，“东盟”也组织了座谈讨论。“东盟”在东京开展的左翼文化活动，是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出版的论著、作品和译著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
在郭沫若就近指导下，“东盟”培育了一批文化战线的生力军。“东盟”成员除任白戈、蒲风等少数职业作家外，绝大多数成员为中国留日学生，他们通过各种座谈会和小组学习，在革命文艺的薰陶下，特别是在郭沫若的指导和关怀下，在郭沫若的文章的思想影响下，逐步转变思想；再经过斗争锻炼和创作实践，逐步提高了政治和创作水平，造就了一批文艺战线的新生力量，为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文艺战线准备了骨干力量。抗战爆发后，他们纷纷回国参加抗战，其中不少人被日本当局作为“中国反日作家”驱逐回国，这正说明他们不仅是一批爱国留日青年，还是一批卓有战绩的爱国青年作家。他们中许多人回国后成为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有的后来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如林基路1943年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官亦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丘东平1941年在盐城反“扫荡”中牺牲。
“东盟”还为宣传介绍革命文艺作品和理论，作出了一定贡献。“东盟”的成员大多从事日文翻译，他们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德永直、中条百合子等的短篇小说，还从原文或日译本翻译了德国海涅、美国惠特曼、法国罗曼·罗兰、苏联高尔基等著名作家的小说和马雅柯夫斯基、信斯勉斯基、马特内依等的诗作，大量宣传革命文学和介绍世界文学动态，还翻译了许多革命文学理论。《质文》编辑出版了一套文艺理论丛书，计有郭沫若带头翻译的马克思著《艺术作品之真实性》，辛人译吉尔波丁的《现实主义论》、信斯巴洛夫的《批评论》，林林译高尔基的《文学论》，邢桐华译纪德的《文化拥护》，猛克译罗森达尔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任白戈译西尔列尔的《科学的世界文学观》，孟式钧译西尔列尔的《现实主义论》，张香山译罗森达尔的《现实与典型》，辛宛译高濑太郎、甘粕石介的《艺术史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当时革命文学运动中具有指导意义的论著。正如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使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运动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是一项根本性的建设。学习运用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是“左联”的一大功劳。“东盟”的青年作家们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努力，为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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