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8期
忆父亲冯乃超
作者：冯 真
坚持韧性的地下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血腥气弥漫中国。我父亲毅然从日本回国投身革命，先是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筹建左翼作家联盟，后来又根据党的指示从事地下工作。他告诉我，自己那时虽然不赞成党中央在上海搞的飞行集会等一些行动， 但还是去参加了。1932年， 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因叛徒出卖遭重创，不少同志牺牲了。 潘汉年转达上级的指示， 要父亲立即撤离上海，隐姓埋名、投亲靠友、停止公开活动。即使红军打进武昌城也不要自作主张贸然出头， 但可以以 普通正直人的身份做点小斗争。
我父亲到岳父李书城那里做事时，看得出有几个国民党特务经常盯他的梢， 但是因为他岳父是同盟会元老， 连蒋介石都不敢公开得罪他，所以特务们也不敢对父亲采取行动，于是他得以潜伏下来为党工作。记得父亲回忆他在武昌的那段生活时，曾给我讲了一个笑话： 他作为湖北省民政厅的官员， 在编制各县大小官员的工资花名册时， 查出有几十个叫刘备、几十个叫关云长、十几个叫张飞、岳飞、武松的……, 都是伪造出来吃空额的。为此他作了一个统计表公布出来， 对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舞弊做了一点揭露。
抗战胜利后，党的上级领导决定文艺界的同志配合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宣传攻势。父亲奉党的指示让郭沫若同志利用自己的威望在上海进行讲演。郭伯伯四处奔波，到各大、中学去做要和平、反内战的演讲。大约讲了两个多月，一天他在群益出版社（楼上是我们临时的家）对我父亲说：“咳！上海是一潭死水，我的演讲像蚊子叫，起不到什么作用。”父亲鼓励他说：“你的演讲不能用蚊子叫来比喻，你是在散播发酵粉，发酵粉过一段时期就要起作用的。”于是郭伯伯又鼓起勇气四处演讲，我就学的教会学校崇德女中的一些高班同学（后来知道是中共党员）也让我出面请他来校演讲过。过了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上海市民欢送雷洁琼、陈振中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的大游行震动了上海，参加者有男女工人、大中学校学生、店员等，就连平素最不问政治的教会学校的学生，包括我所在的教会女中学生也跑到街上举着小旗喊出“反对内战” 、“要和平” 、“成立联合政府” 、“要民主” 、 “要自由”等口号。我知道，这是共产党员和郭伯伯撒下的发酵粉里外作用的结果。
自找苦吃 自觉锻炼
1946年春夏之交， 父亲由重庆来到上海， 这是我们久别后的重逢， 我一天都不想离开他， 于是， 父亲便带着我去了许多的地方，见了很多的人。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胡风伯伯开的 “小小书屋” ， 回家时遇到了戒严。 我们无法坐车回虹口， 于是就像夜游神似地在大街上闲逛， 直到半夜才回到家。 一路上， 我们无话不谈。父亲问了我许多问题，其中令我难忘的是，他问我有没有过饿饭的体验， 有没有过露宿野外的体验。我回答说，我没露宿过， 但也可以说饿过饭。因为，日本鬼子在上海期间，我们天天喝米汤， 顿顿吃不饱。每天下午脚背就肿， 下肢也能用手压出坑来。父亲告诉我，他在横滨当学生时和抗战期间在重庆曾有过饿饭和露宿野外的体验，并说这种体验对一个人的性格成长很重要。“当一顿或几顿都没有东西下肚时，或无家可归、露宿野外时的体会是非常难得的， 你会想得很多很多， 天上、地下、宇宙万物、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我说，我没想过这些，只想到日本鬼子把好大米和青菜运走了，给我们留下被虫蛀空、发臭的大米。父亲听后对我说：“有一种同广大人民共有的感受，也算是收获，总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好。”
我问他，为什么在大革命失败了你还决定回国参加革命？他当时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世界上的道路不是笔直的，革命有时会受到挫折，一些人会被吓倒，但我相信正义的事业最终必定胜利。一个人要学会自找苦吃，锻炼自己的意志。年轻时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十分优裕，但我并不满足，经常注意自找苦吃， 如利用假期去爬山远足， 走得精疲力竭了， 还要往前走， 肚子饿了还要向前走……。 我还经常在大海中迎着海浪游泳，皮肤被晒得像黑缎子一样， 家里人因此叫我‘黑超’。 这是坚韧意志的锻炼，对将来的艰苦斗争是一种演习； 这也是一种培养悟性的手段，可以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领悟个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生死关头 临危不惧
就在那次谈话中，我还问父亲有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父亲说：“可以说经历过生死关头，但没有真正经历生死考验。 因为每次生死关头都是来了又去了。” 于是父亲给我讲了他年轻时经历的一次大灾难：
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 年仅23岁的父亲住在横滨的一所石结构房子的二楼上。中午时他听到格啦啦的声响， 屋子上下抖动， 意识到是地震， 于是立即钻到一个硬木大洗脸架里面，像坐升降机一样从楼上降到了地面。 当他从架子里挣扎出来，只见满目瓦砾， 整条街都起火了。 他想起五叔家有一个没满月的婴儿， 又回到另一座仍在摇晃的楼里。正在坐月子的五婶怎么说也不肯出门， 她说我出去也一样活不成， 托我父亲把小“丫仔”带出去逃生。 这时， 海水上涨，父亲只好抱着婴儿跑到海水中， 前面有大火的热浪灼烤， 背后有海风劲吹。 许多逃出来站在海水里的日本人看到海水忽儿涨过肩，忽儿退到膝下， 凭经验和传说认定是海啸的先兆， 于是， 一片恐惧的情绪笼罩着海滩， 有念佛合十作揖的、有向苍天呼叫祈祷的、也有人被吓得神经错乱而高声尖叫。 而父亲却举着一直呱呱哭的小堂弟在海水里平静地站了几个钟头， 终于等来了救生船， 把小堂弟交到救护员的手上并拿到一张收条后, 沿着海岸边的浅滩走到另一座城市。 父亲说，“我那次是凭着求生的本能，躲过了死神的召唤，纯粹是碰运气， 谈不到考验。”
父亲还给我讲了在上海遇到的几次险情，我大约记得这么两次： 一次父母抱着我出去办事， 返家时碰到站在弄堂口的二房东， 她摆手示意， 把他们引到另一个弄堂后说， 刚刚来人搜了家， 现在还有人守候在屋里。父母听说后，就十几天都没有回家，直到危险过去。另一次， 我母亲抱着我坐在搬家的车上， 开车时， 跳上来一个男人， 母亲以为是押车的就没在意， 车行至半路， 那人突然问： 搬到哪儿去？母亲如实回答。到了目的地， 恰巧房东热情地叫： 啊， 大姑来了！ 那个男人可能看不出什么疑点， 就走了。 母亲问搬场工人和司机， 都说不认得这个人。父亲虽然认为那次可能是母亲的大意反招来了福气， 但为防万一， 他们还是马上又搬了家。父亲说：“ 这些都是擦肩而过的的危险关头， 但还是没有经历严重的生死考验。 不过我时刻准备这一天的到来。”
1946年秋, 父亲显得特别忙，后来知道是布置撤退。 这时， 李先念同志在盐城一带被围, 内战已打起来了，眼看蒋介石的魔爪马上就要伸向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我们北四川路恒丰里群益出版社的家中也发现了点异常的事：一个苏北的佣工不肯给我们做饭。 她说： 有人说你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在苏北指使穷鬼分了我家的地。 我笑着问她： 你看我们这些人像不像共产党？她迟疑地说：不像。 就在她辞职两天后， 董必武的夫人和茅盾的夫人相继深夜敲门来问： 你爸爸回来了没有？ 并告诉我说有两个青年人在中午和下午两次来家问董老回家了没有，到哪里去了，问得很奇怪。 那几天， 我为了等门， 每天都睡得很晚。父亲 后半夜才归家，当他听我讲述两位伯母的话后， 马上就取出一叠文件， 要我拿到厨房去烧掉。 父亲随后也同我一起烧， 并同我谈到，中国的黑暗时代一定会过去，这需要许多人肯于作出牺牲才能实现。现在我随时随地都有坐班房和被杀头的可能，要做好准备。
就在这次，父亲提出要我马上去解放区。我说，妈妈犯病，需要我照顾；而且，我还要参加学校的反蒋民主斗争。他回答说，你妈妈的病，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这么多年你不在身边我们不也过来了吗？你太年轻、没有经验，帮不了我们的忙，相反你在上海的这点小斗争可能会暴露我们，坏了大事，因此要甩掉你这个“小包袱”，况且你到解放区还有另外的革命工作可做。父亲在安排好一切后，不久就奉上级指示撤到香港去了。几十年前父亲在危难来临之际毫无惧色、沉着应变的表现，和他肯于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牺牲的决心，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八十年代初，父亲经历过11次心脏停跳的临床死亡，在医院的全力抢救下又一次次活了过来。医生说，冯老脾气好，所以能配合我们取得胜利。父亲有时被抢救过来后，望着自己身上仪器打出的一个个青紫印，拿自己开玩笑，毫无紧张、恐惧之心。他还对老朋友说，马克思召我去了，我去过又回来了。父亲面对死亡的到来表现得非常平静。
走革命道路 当普通一兵
还记得我刚学会写信时， 父母亲就不时写来长信，鼓励我好好学习、好好认识生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抗战时期他们从重庆寄来的一封信中，描绘他们在重庆郊区农村住的用大白粉刷白了的小土屋，门前种的瓜豆，以及那里的小孩、小狗、水牛等， 还告诉我他们想当农民， 问我愿不愿当农民。他们对待艰苦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当普通农民的向往，都给我很深的感染。使得当时住在沦陷区上海又远离双亲的我， 有了力量去战胜儿童式的孤寂和彷徨， 使我不至于染上当时上海少年儿童中常患的忧郁症。
在我去解放区前，父亲在帮助我打点行装时，我们一起谈了许多。我明知故问父亲是不是共产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肯为劳苦大众利益而奋斗和牺牲的人才配当共产党员。我又问，有人说中国只有大贫小贫，没有富人和穷人之分，所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这种话对吗？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让大家都富起来，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我愿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吃苦，希望你也走这条路。他鼓励我到解放区后要好好学习理论，懂得为什么要革命。父亲还嘱咐我，你到了那边后，有些人可能会因为你是我的孩子而对你特殊照顾，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你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青年学生，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和贡献。希望你时时刻刻牢记自己是普通一兵，努力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刻苦地学习和锻炼，并且要虚心向工农大众学习。他们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人生见解，要克服小知识分子以为自己识几个字就看不起体力劳动者的毛病。这一次我们不知不觉地谈到次日凌晨4点钟。
1946年，我带着缝在袜带里的父亲写的介绍信，辗转来到华北解放区。我牢记父亲的嘱咐，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克服各式各样困难。那时，张家口行将失陷，华北联合大学更名为平原宣教团先期撤出转移到冀中。行军一个多月，平均每天走70华里（有时要走100多里），在这疲劳的行军中，年仅16岁又瘦弱矮小的我坚持背上自己的全部行装，跟着前边高个子的班长，一步不落地疾走，没有掉过一次队，并且还不时唱起革命歌曲以鼓舞同学们的士气。到达目的地后，我被大家评为行军英雄，我所在的三班也没有一个人开小差。
淡泊名利地位 谦虚谨慎
五十年代初，叶剑英同志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让我父亲到华南分局工作。这件事被广东省教委的同志知道了，也向中央告急，说中山大学地处国门，离港澳地区近，需要一位水平高、懂知识分子工作的党内同志来担任书记，并且提出这个人选非冯乃超莫属。周总理为此找我父亲谈话，说明情况，并说调到中山大学工作，等于无过而降级了，征求他的意见。我父亲表示，革命工作需要嘛，这些都无所谓。于是他就前往广东工作，一去二十四年。
以后，父亲的一些老战友、老下级见到我时，常说起父亲是难得的淡泊名利、功成不居的人。七十年代，有一位了解我父亲的伯伯对我说，你爸爸一生过分老实，他自己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却要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去做谁也不知、谁也不晓的文化界里的统战、组织工作，甚至连人家夫妻打架都要找他评理；解放初期他原任国务院人事部副部长、中央文教委员会党委书记，管高教部，却偏偏到了中山大学去受高教部领导。父亲听了我叙述的那位伯伯的话后，只淡然一笑，说：谁都希望到前台去表演，后台的工作谁去做？谁都愿意在中央工作，地方工作谁做？谁都想领导别人，被领导的事谁来干？只要是革命工作，为什么要去计较这些？父亲去世后，讣告上有“功成不居、埋头苦干”等字样，正是对他十分恰当的评价。
父亲对待下级，对党外人士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坦诚相待。五十年代初，我假日回家时，曾听父亲同母亲谈到“……一旦权在手， 便把令来行。 ……我干不了。”当时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事，也没有注意听。1980年我在陪父亲住院时问起这件事，他说，“那是因为你们中央美术学院的李苦禅先生解放初期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诉说他工薪少、人口多，要求主席帮他解决困难。这件事毛主席交给文教委员会来处理，文教委秘书长某同志要我把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叫到文化部来商讨解决办法。我说，我们应当到徐先生家里去谈，解放以前，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到朋友家里谈问题的。那位同志听后说，现在应当是‘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了，你就派个人去请他来！我只好派人去请徐院长来，我们谈得很好。但直到现在，我对这件事还梗在心里。” 父亲不仅是因他当年没有坚持去徐先生家而感到自责，而且也对某些党的高级干部不能像在解放前那样对党外人士主动团结、谦逊礼待感到不满。
对年轻人、对后辈，父亲也以平等、真诚的态度相待，有时在同我和外孙女李丹阳的谈话和通信中大胆地解剖自己。他常在后辈面前谈起，自己年轻时刚从日本回国的时候，充满革命激情，只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以为自己和周围的几个人最革命，别人都不那么普罗（无产阶级化），尤其觉得老一代的文学家总有点拖泥带水，需要批判，于是就对他们开火了。可以说，创造社同鲁迅的笔战就是我引发的。实际上我对中国的国情一点也不了解。对此，党的领导人提出了批评。后来我硬着头皮去拜访鲁迅，谈左联的工作，没想到他推辞了另一个重要约会来接待我，并且非常热情谦虚，谈笑风生，从大事讲到花生米，解除了我的思想压力。同鲁迅的会见，使我一生受益。父亲讲这些往事除了自我批评外，用意还在以自己的叙述和行动来教育后代要谨记谦虚谨慎、平等待人。
反对特殊化 珍惜人民血汗
父亲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的， 我听母亲说过， 1951年父亲初到中山大学时就取消了自己的勤务员和专车，去广州市开会或坐学校的公车，或与别人合乘一辆小汽车。 父亲说： 我又不是每天去广州市开会， 这样做是实事求是嘛！
再次回到北京时， 父亲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了, 同时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尽量不要公家出车。 出外访友， 他常让我到出租汽车站去租车；有时他自觉身体还好，就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记得有一次他想让我去为母亲买药，打电话找我，可是我校传达室的人不愿传电话， 父亲便从西郊万寿路乘地铁、挤公共汽车自己来到东城。 我见到他背着个大布书包的样子， 急得差点哭出来， 因为他以前乘车心脏出过毛病。而父亲却带着胜利的微笑安慰我： 我会掌握自己的。 这一段时间我精力还不错，能自己走，何必浪费国家的汽油。
一次，根据一位老中医开的药方，母亲让我去给父亲配制一种有几十味中药合成的药丸，其中有几味药市场上买不到，需要卫生部主管机关开级别证明，然后到医药公司内部药库买。开始时父亲不知道配这种药需经过如此特殊的途径，他服用了，后来他知道情况后，就表示坚决不再服这种药了。
1977年，国务院给父亲分了在南沙沟的住房。我想给他们的新居密封阳台，因为当时在市场上无法买到材料，许多人家是单位给安装的，就想让父亲也请单位帮助。平时非常随和的父亲听说后忽然严肃起来了，说：“我反对搞阳台密封，单位已经承担了照顾我的一切，不能再提额外的要求了。”
父亲不仅严格律己，对后代也言传身教。还记得1957年，父母亲在国务院设在青岛的高级干部疗养院养病。 我刚好从苏联回国度假， 兴冲冲地到青岛去看望他们，并计划画十天海景，好交暑期作业。 没想到刚画到第四天， 父亲就要我第二天即刻回北京。 他说，目前这个疗养院的家属接待所住满了来探亲的子弟， 一住就是一、两个月，谁也请不走，床位无法周转， 招待所为这事很为难。 我是老干部，应当自觉作榜样，你也是共产党员，想你不至于不同意吧。 当时我画兴正浓，望着计划要画而尚未画的景点， 心里真想多留几天，也想同父母一起多呆几天。但父亲说的在理， 我只好收摊回京。回到北京后不久，我收到父亲一封信， 其中提到我丢在青岛小半瓶调色油， 几十个图钉， 批评道：“ 这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 不是能用几个钱来衡量的。 ”
以前， 我多少觉得父亲在某些细微之处要求太过严苛， 但是后来我看到有些高干及其子女糟踏人民血汗的特殊化表现， 越来越觉得他严格律己及其后代是一个人民公仆应有的作风。
敢于讲真话
“潘汉年是大特务、大汉奸”的说法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很流行。但父亲在任何场合都敢于对别人说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是潘汉年，即使在“文革”期间，他在自传和其他材料上都堂堂正正地写上这一条，不怕被株连。他曾告诉我和我女儿，潘汉年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有功劳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出生入死地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自己也曾在他领导下完成过一些任务。记得我当时还问过父亲他们都完成了什么任务，他没有讲，我也没有追问。是因为谦虚还是有什么纪律规定而不讲，我至今不知。
冯雪峰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许多人纷纷同他划清界线，避之唯恐不及。而父亲对他这位落难的老战友却一直充满同情，为他打抱不平，常说：冯雪峰是对革命一生忠诚的好同志，在敌人面前是铁铮铮的硬汉，他的毛病就是过于直率、脾气大，有时对我这个老朋友也发火，弄得我下不来台。1975年父亲刚回到北京就去看冯雪峰，还要我到冯伯伯家去为他联系治肺癌的中医。大概看到我当时有点迟疑，他便说：“不要有顾虑，相信我的判断。”那时父亲不只一次地要求同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周扬去向冯雪峰道歉。
1972年，父亲被“解放”，军宣队让他担任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也刚从被“专政”的管制中获得喘息，利用探亲假携女儿到广州看望父母。一天，父亲开过领导班子会议后刚到家不久，李嘉人叔叔（原广东省副省长，继父亲任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文革被打倒，当时也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来找我父亲谈了一阵话。待李嘉人走后，父亲说，在刚才的会上军宣队的工作总结只谈成绩，我就发言说，前一段的工作不可能全是成绩，没有一点缺点和不足，这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我的话被人家说成“阶级斗争新动向”了。李嘉人同志为我捏了一把汗，我对他说，不用担心，时间会证明我没说错。
不知那时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还不止一次地谈起，容庚教授是爱国人士，他在香港动员了不少人回国，自己也回来了。他之所以“大骂共产党”，是党内一些人逼出来的，应当动脑子想想自己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抓住一件事就认定他“反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这样怎能团结知识分子为祖国贡献力量呢？
父亲一贯待人宽厚，为人也比较随和。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鲜明、敢讲真话、不怕得罪人、也不怕引火烧身。他一贯的坦诚正直源于他的无私。
对周总理的深隽感情
父亲长期在周恩来同志手下工作，不仅对他十分敬佩，而且也怀有深藏不露的感情，从下面几件小事上可以体现出来。
父亲在1972年对我说，你1967年给我们的一封信说有人想利用整老干部来整周总理，信来得很及时。我也正怀疑有人想通过搞抗敌演剧队的材料来整倒总理，后来我就拒绝给外调的人提供有关演剧队的材料了，特别是恩来同志要我去某地追回已经启程赴解放区的演剧某队队员们的事，我就不写。那些搞材料的人说冯乃超突然封口，是由一条黑线指使的，他们要“翻箱倒柜挖出黑线来”。哈！材料在我肚子里，黑线在哪里？我不怕他们，随便好了。
1974年父亲已经74岁了，又患心脏病多年，母亲的哮喘病也十分严重，不适应南方的潮湿气候。我建议他们请调回京，我在北京可以照顾他们。想到周总理、邓大姐与我父母有着长期的友谊，父亲调到广东又是总理知道的，所以我认为写信给周总理请求帮助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父亲说，现在总理病了，千万不要去打扰他，每人都认为自己只给总理添一件事，全国许多人加起来就很多了。我们现在帮不上总理什么忙，但可以克制一下自己，给总理安静，哪怕是一刻的安静也是好的。
1975年，在“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打倒周总理时，有两位年轻的远亲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特意跑来向父亲暗示，希望他有个精神准备。在他们走后，父亲怀着极大的不安和愤慨问我：你认为总理应不应当被批判和打倒？他们要我做什么精神准备？还问我那两个亲戚说这些话是什么目的，平时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由于我没听到他们的谈话，也从未注意过他们的政治立场，所以不能明确回答。父亲批评我这个人一世马虎，得了政治鼻塞病。我当时很奇怪平日很平和的父亲为什么这次反应那么激烈，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他的不安和激愤是有道理的，他已经闻到火药味了；这也反映出他对周恩来同志的革命情谊坚固如钢。
父亲1946年曾对我说：“我是永远不会老的”。 那时我想，人总是会老的， 怎么可能永远不老呢？ 经过几十年以后，我终于理解了他这句话的深意。 父亲对待艰苦生活的乐观、对待名利地位的淡然、对待生死的豁达，的确使他超脱了狭隘的小我，达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父亲去世后，同他接触过的人见到我时总是说：“我非常怀念你父亲”，或“我非常敬仰你父亲”，称赞他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人”，并深情地讲述父亲生前一桩桩感人的往事。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纯洁高尚的人。望着父亲的照片，仿佛他仍然带着安详的微笑在看着我们......。是的，父亲的精神与情操是永远不会衰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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