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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党组织整顿的前前后后
作者：王 英 孙中范
1975年的整党是邓小平全面整顿部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消除派性和解决“双突”为重点的一次对党组织的整顿。尽管这次整党还未来得及在全国普遍推开，就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不了了之，但它对纠正“批林批孔”所造成的恶果，解决部分党组织的不纯，削弱“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推动经济建设，都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关于这次整党的背景
1975年对党组织的整顿是在这样三个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第一，“批林批孔”运动是导致1975年开展整党的直接原因。这次整党的重点是解决“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双突”问题。
“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四人帮”的煽动下，产生了一批新造反派，当时叫“反潮流战士”。他们打着“反复辟”、“反潮流”的旗号，向各级党组织发动了全面夺权。他们上窜下跳，拉山头，打派仗，甚至散布所谓“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煽动停工停产，致使许多地区和单位的领导班子陷于瘫痪。这些“反潮流战士”总结“文革”初期的经验，认为造反不仅要夺权，还要入党，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当官不入党，有权也难掌”。结果，在不少地方和单位发生了违背党章规定，“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双突”现象。“双突”与“四人帮”抢班夺权连在一起，“双突”上来的这些人成为“四人帮”抢班夺权的社会基础，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批林批孔”运动使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形成了一批“老大难”地区和单位。为了稳定局势，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就“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若干问题发出通知。从5月开始，中央责成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负责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已经出现的“老大难”地区和单位的问题。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了十几位同志，组成解决“老大难”问题联络组，任务主要是解决“批林批孔”乱套了的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省里的领导干部、各派的头头以及“老大难”单位的各方代表集中到北京办学习班，由中央领导同志出面，直接解决问题。
例如内蒙铁路局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1974年8月，内蒙铁路局全面停车，周总理住在医院很着急，要纪登奎亲自处理，必须尽快通车。经过调查，内蒙铁路局停车主要是造反派头头刘立棠到机务段煽动大家不上班，他们还把铁路局办公大楼围起来，局党委会只能在下面“打游击”式地开会。根据周总理指示，纪登奎让联络组把内蒙铁路局领导和各派头头集中到北京办学习班。中央支持刚派去的党委书记蒋毅等局党委同志的工作，并在学习班期间宣布把刘立棠抓起来。纪登奎当时说：“谁把车轮停转了，就抓谁，不管他造反不造反，破坏生产就要抓。”这一招非常灵，造反派很快就检讨错误，两派达成联合协议，迅速恢复了生产。
在当时那种极特殊的情况下，经过中央领导同志的艰苦工作，还是解决了一批“老大难”单位的问题，使混乱的局面有所缓合，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邓小平复出之后提出全面整顿，而整党是全面整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战略部署的一个核心问题。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之后，他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从此，他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全面整顿。
全面整顿首先从军队开始。由于“文革”的历史原因，地方的派性总是与军队的派性密切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察觉到，要想解决全国的派性，必须首先解决军队的派性。197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整顿，对全国有很大影响，也带动了地方的整顿。
地方的整顿从解决铁路问题入手。1975年2月25日到3月8日中央召开了省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并于3月5日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9号文件）。主要提出两条，一条是要加强铁路集中统一领导，解决体制；另一条就是坚决反对派性，切断铁路造反派与地方造反派的联系。邓小平明确指出：坚决反对派性，派性问题是一个大事大非的问题。并且提出对少数资产阶级派性头头要严肃处理，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接着解决的就是冶金系统问题。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强调：必须要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调，该批的批，该斗的斗，不能慢吞吞的。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开始考虑整顿党组织的问题。6月24日下午，纪登奎接见中组部有关领导时讲到：“中央解决一些老大难单位问题，就是要解决资产阶级派性，整顿领导班子。最近要解决的，一个省是浙江省；一个部是七机部。解决七机部的问题，中央准备发一个文件，作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凡是闹派性的全部调走。根据中央这个精神，要把党组织和党员的状况作些研究。”还说，“原来想发个文件，解决一下党员质量问题，后来因为解决几个省的问题，文件没有发。有的突击发展党员，实际是资产阶级派性：一平反、二补台、三纳新、四提干。”6月底我们到浙江去调查时也很明确地说是整党。7月4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4期学员讲话中指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并提出“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任务。这是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工作之后有关整党的一次重要讲话。同年9月27日、10月4日，他在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整顿的核心是整党，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方面的整顿就不难”。1975年整党不是一开始就提出的，是从各条战线整顿开始，但是反资产阶级派性内容是一以贯之的，而且在不断深化。
第三，毛泽东的态度。在这期间，毛泽东一方面严厉批评“四人帮”，一方面支持邓小平工作，这是1975年所以能够开展以反对派性为重点的整党的大前提。
1974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甚至面对面地批评“四人帮”。同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一个钢铁工厂，一个帽子工厂，点名说江青你不要搞四人小宗派，明确讲江青不能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气焰。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经过周总理的艰苦努力，挫败了“四人帮”在四届人大组阁的阴谋。四届人大后，周总理病重，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开始了对各条战线的整顿。
1975年5月27日和6月3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邓小平两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对整顿党组织的想法已经很明确了。在解决“双突”问题上毛泽东是支持邓小平的，他让王洪文回上海，后来又非常及时地批准浙江关于解决“双突”问题的文件。可以说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当时想整王洪文的“老窝子”也不容易。
关于浙江整党试点的情况
浙江是“四人帮”直接插手的地方。在“批林批孔”中，王洪文出面，指定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列席省委常委会，控制了“批林批孔”的领导权。全省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采取“上督落”、“飞过海”等不正当手段，突击发展党员3万6千多人，突击提干约9千人。当时浙江已经乱到了极点。
1975年2月，毛泽东因病到杭州疗养，了解到浙江在“批林批孔”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双突”问题。毛主席回京后，中央下决心解决浙江的问题。
6月底在中央确定解决浙江问题之前，纪登奎派中央组织部袁木、王英同志带队先行调查。纪登奎对调查组负责人说：现在是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你们工作可以更放手一些。7月初，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派纪登奎率领由中组部、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前往浙江，帮助省委进行整党试点。中央还让分管华东的王洪文一同前往。据纪登奎回忆说：临行前周恩来在305医院约他谈了两次话，总理很有感情地说：浙江历来是鱼米之乡，现在没有鱼吃，连盐也吃不上了。毛主席已批准你去，你就一定要把浙江问题解决好。7月初，邓小平陪外宾到上海。在上海期间，邓小平约纪登奎谈话，问他：“浙江问题如何解决？”当时纪登奎回答了两条：第一，不可把中央内部的矛盾暴露在社会上；第二，要保谭启龙，不然又会层层揪领导干部。重点要解决浙江几个派头头问题。当时纪登奎怕同去的王洪文捣乱，他还提出：如果王洪文不合作，那就照过去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惯例，把浙江各方面的代表都拉到北京，由中央直接解决。邓小平同意纪登奎提出的解决浙江问题的方针，因此他才敢大张旗鼓地干。
解决浙江问题的方针确定后，7月初纪登奎同王洪文一起到浙江，在中央工作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省委常委会、省委工作会议。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派性，端掉了帮派的老窝，撤销了帮派势力活动的据点三台山的山头，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帮派骨干给予了严肃的处理，有的拘留，有的下放劳动。接着，纪登奎组织中央工作组，会同浙江省委起草了《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由于解决“双突”问题事关全局，为了慎重起见，7月15日纪登奎同浙江省委谭启龙、铁瑛乘专机回北京向中央汇报。纪登奎一下飞机，周总理就派人把他接到305医院，听了纪登奎的汇报，总理十分高兴，并让他迅速报告邓小平。当晚，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纪登奎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汇报，同意将浙江省解决“双突”的文件转发全党。文件当日晚修改后，7月16日报送毛主席，毛主席当天就批准了这个文件。7月17日，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批转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邓小平在中央批语中加了一句极为醒目的话：在全国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说，中央16号文件的发出，揭开了全国整党的序幕。不少地方按照中央16号文件精神，开始整党试点工作。
浙江的整党试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纪登奎在省委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中央16号文件后，省委按照中央的决定迅速调整了领导班子。省委、杭州市委先后召开了几次贯彻16号文件的万人大会，在其中的一次会上，纪登奎毫不留情地点名批判派头头，说他们把“鱼米之乡杭州搞成这个样子，老百姓只能喝西湖的水了”。省委还确定把杭丝联、杭州齿轮箱厂等8个单位作为纠正“双突”的试点单位。此外工作组还通过上党课、广播党课录音的方式大造声势，推动了16号文件的宣传、学习和贯彻。7月下旬，派头头翁森鹤被审查，张永生、贺贤春等人被下放农村劳动。
关于河南整党试点的情况
说起河南整党试点，还得在时间上往前补充一些情况。1974年10月上旬，根据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老大难问题的基础上，纪登奎到河南调查研究。针对河南“双突”问题严重的情况，他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狠批了资产阶级派性和否定党的领导的各种错误观点。10月24日，河南省委根据他的讲话，整理成省委〔1974〕32号文件《关于传达贯彻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的通知》。这个文件体现了“批林批孔”把全国搞乱后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解决各省“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思路。文件虽然形成了，贯彻的阻力很大，收效不明显。
1975年8月初，纪登奎解决浙江问题后，李先念给他打电话说河南郑州铁路局又闹起来了。为了落实中央在北京确定的解决郑州铁路局的方针，李先念建议，中央同意，让纪登奎在解决浙江问题后赶赴河南。8月3日纪登奎在郑州铁路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根据浙江经验结合河南情况讲了意见。在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同时，他还听取了郑州、信阳、许昌、洛阳等地的汇报，经与河南省委商定，点名批判了几十名无理取闹、横行霸道、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派头头，把他们从领导岗位撤下来，下放劳动。依照浙江的经验，纪登奎还帮助河南省委制定了省委〔1975〕17号文件。纪登奎从河南回来后，让中组部派人组成工作组，在洛阳轴承厂和郑州国棉四厂开展整党试点。到1975年11、12月份，“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河南又闹起来，河南的整党试点就不了了之了。
关于整党工作指示的起草
1975年8月纪登奎从河南回京后，邓小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了浙江、河南两个省解决“双突”问题的汇报。小平听了汇报后认为：“浙江和河南的问题解决得不错”。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但整党是整顿的核心。而整党首先就是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浙江、河南已经取得整党的初步经验，建议代中央起草一个整党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为了落实邓小平的指示精神，8月24日纪登奎召集中央组织部有关领导开会，除了传达了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外，还说：“‘双突’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有些‘反潮流分子’，实际上是一批流氓无产者，有的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有的是腐化堕落分子，他们掌握了一部分领导权。这个情况不仅浙江有，河南有，福建有，江西有，在全国怎么样我不太清楚。这次浙江问题解决了，取得了一点经验。中央决定全国今冬明春把党整顿一下。中组部要在国庆节前进一步做些调查研究，代中央起草一个整党的文件。”
根据中央和纪登奎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在9月中旬召开了云南、福建、四川、湖北等六个省委组织部负责人会议，并派出三个组到贵州、吉林、宁夏三个省区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关于整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和《整党问题参阅材料》，并组织力量着手起草整党工作指示。纪登奎看了中组部送去的材料，不很满意。10月20日，他再次召集中组部有关领导开会，强调：“中央交给中组部办的事情很多，但要抓住主要的，不能党不管党，要把党管起来。当前中组部的重点工作就是抓好整党工作。原定召开省委书记会议讨论整党问题，现在开不成了。你们现在要抓紧时间了解全国的情况，向中央写出报告。”同时，他对组织部代中央起草的整党工作指示的草稿逐条提出了修改意见。
中组部起草的整党工作指示草稿的主要精神是：第一，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是思想整顿的重点。“批林批孔”以来，各地帮派势力猖狂，拉山头，搞串连，违法乱纪，以派压党，派性高于一切。这次整党就是要消除派性，讲党性，讲纪律，讲团结，恢复党的传统作风。第二，在组织上彻底纠正违反党章规定的“双突”。文件明确规定，对突击发展的党员，都要经过一年的实践考察，具备党员条件的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不具备党员条件的除名，对混入党内的坏人坚决清除出党；对突击提拔的干部，一律要回到“批林批孔”以前的原单位、原岗位。第三，调整领导班子，选拔党性强，敢抓工作的领导干部进班子。
但是中组部正在根据纪登奎的意见修改这个整党文件，还未来得及正式上报中央，形势就发生了急骤的变化。1975年11月，毛泽东批评刘冰写给他的一封信，开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央召开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这时，由于对中央的精神吃不准，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也只好停下来。1975年底至1976年初，中组部直接抓的浙江、河南几个整党试点单位开始乱了起来，一些帮派分子乘机来京上访，说整党打击了新生力量，要翻整党的案。浙江的一些帮派分子在中组部院内围攻静坐数日，闹得中组部不得安宁。中组部请示纪登奎，他明确答复：“整党没有错，不要理他们，要沉住气，动员他们回厂去。”当时河南洛阳轴承厂的整党试点尚未结束，就进行不下去了，中组部派的工作组也只好撤出。
特别是1976年1月，一位知名人士给毛主席写信，为浙江的帮派头头张永生申诉，说整党冤枉了他，为他叫苦，说他如何困难，病得厉害等等。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对张安排好生活，生活困难，要给补助。”说实在的，当时中组部参加整党的同志思想上都想不通，认为整党是正确的，处理张永生没有错。但是，毛主席的指示必须照办。经中组部党的核心小组研究，还是不能给张平反，既然有病，决定把他安排在天津的一个医院治疗。“四人帮”对中组部的态度大为不满，直接插手把张接到北京。江青、王洪文接见了他，让他揭发纪登奎、谭启龙。张永生说：“纪登奎奉邓小平之命，赴浙江是镇压造反派，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同年3月，中央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批邓升了级，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跳了出来，他在中组部学习简报第27期上批示：“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组织路线，对组织部有哪些影响，是否可联系组织部的实际，深入揭发批判。”王洪文本来对解决浙江的“双突”问题就很不满，当时由于毛主席批评了他们，他也无奈。说实在的，要说“双突”，王洪文是全国天字第一号的“双突”代表人物，整党解决“双突”问题是从组织上挖了“四人帮”的墙角，他们记恨在心。他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中组部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彻底清理。在“四人帮”的煽动下，尚未正式形成的整党工作指示（草稿）被当作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的姊妹篇批判。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他们颠倒了。
1975年的整党，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对“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从“四人帮”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抓住整党文件不放就可以得到证实。虽然整党工作指示还未正式形成，邓小平准备在全国开展一次大规模整党部署未能实现，但从研究党建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整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建设仍是有积极意义的一件事。
(录音整理：翟亚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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