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8期
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密
作者：李向前
最近，由于美国冷战史学家们的努力，尘封在档案馆中的这些机密，开始得到曝光。美国几家有影响的大报，相继发表文章，披露六十年代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这种拟议中的打击。美国非官方的国家安全档案馆研究人员威廉·铂尔和杰夫里·理查尔森，是两位锲而不舍的档案专家。他们所著《是否把婴儿扼杀在摇篮中》一文，通过对档案的大量细致调查，以真实的笔触，报道了整个六十年代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情报侦察、政策辩论、打击预案，以及其后未能将这些计划加以实施的原因。该报道披露了大量历史内幕，至今读来，仍令人触目惊心。
事情的缘起
早在1964年，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后不到一年，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威廉·福斯特在会见一位历史学家时就透露，肯尼迪曾经考虑采取一项危险行动，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遵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当时，肯尼迪甚至试图放弃他正在推行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来换取苏联在必要时同美国的合作，以打击中国。福斯特的这个谈话记录，一直保存在肯尼迪图书馆，直到1994年才解密。
最早用档案材料说明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试图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人，是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张少书。他在1988年撰写的题为《肯尼迪，中国和原子弹》一文中，首次披露了这个秘密。但是，文章刚刚发表，便遭到曾任肯尼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麦克乔治·邦迪的反驳。邦迪说，当时在白宫，关于采取阻止中国实现核计划行动的议论，只是简单地“说了一说”，并不存在认真的计划和真正的企图。可是，与这位当事人的愿望相反，历史学家们不但没有轻信他的证言，反而由此激发了对这件事的兴趣。他们希望找到确证，美国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阻断中国核计划的行动。
结果，这段久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终于被“翻腾”了出来。
新解密的档案显示，邦迪与总统之间就中国核计划的讨论，远远超过所谓的“说了一说”。在一片厚实的幕布后面，肯尼迪、约翰逊两位总统以及他们的一大批顾问，为对付中国的核计划绞尽脑汁。他们为此做了各种可能的设计，动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侦察设备，并试图说服苏联一起动手。整个事件的“危重”程度是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解密的档案，终于为世人讲出了这一个复杂而诡谲的故事。
“撩开面纱”
从现有材料中我们知道，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计划始于五十年代中期。1953年，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建议，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1955年1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一年后，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美国近年出版的著作中，对于中国核事业开始的大致时间，已经有了基本准确的记载。这些著作还记录了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包头核燃料工厂、兰州气体扩散厂以及罗布泊试验基地建立的大致时间。这些著作所根据的材料，基本是我国正式公布的。
然而在六十年代初，美国人对中国的核计划并不十分清楚。例如，直到1959年的9月，美国才得到了兰州气体扩散厂的照片。那时，他们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度，很大程度上是靠推测。直到1960年8月，美国间谍卫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国的有效图象。而因为航程的关系，U－2飞机也很难飞到罗布泊这样中国深远的内地。当时美国的情报分析家们曾感叹到：我们对中国核计划所知道的东西，是那么零碎，就如同我们了解苏联在什么性质和多大程度上援助中国核计划一样，是那样破碎不堪。
直到1960年底，美国的情报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开采铀原料以及建立浓缩铀工厂，大约是用铀来生产钚。同时，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会在1962年提供钚。据此，情报专家极为肯定地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其他核国家一样，其关键成分是钚而不是铀。因为要把浓缩铀作为原子弹材料的过程是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而作为第一代的原子弹，只需要较少的钚。至此，对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感受威胁寻找对策
就在中国核计划被确认下来时，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反共立场一点也不比他前任来得弱。对于中共政权，他抱着敌视态度。正如他的一位幕僚所回忆：肯尼迪曾经把中国试图进行的核试验视为六十年代最糟糕的事情。但是，总统却不真正了解中国核计划非常有限的目标。
在肯尼迪入主白宫的头两年间，没人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全面分析。那些出台的报告，基本没有讲清楚中国核计划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而只是作出结论说，北京如获得核能力，那将会危及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特别会对亚洲造成极为显著的影响。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还说，北京的核计划将造成比军事还要严重的政治和心理问题。因为它会在世界形成一种观念：“共产主义将是未来的潮流”，从而引起人们的“心理分化”。在亚洲，中国的核试验可能会使它经济发展模式的信誉增高。人们会对自己乃至美国的实力产生怀疑。这种影响具有某种冲击力，它驱使许多国家接近中国，从而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使美国以盟国利益进行各种干预的行为遇到麻烦。
此外，美国还极为忧虑所谓核扩散问题。美国官方认为，一旦有核国家的数量稍许增加，那么，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加大，非理性和孤注一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于是，有人开始提出对策。1961年9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说，一个有效消除中国原子弹造成心理影响的办法，就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因为当时印度的第一个核装置已经接近爆炸试验。这时，麦吉一点都没有顾虑印度拥有核武器之后会给亚洲带来的不稳定，而只是想以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来“狠狠揍共产主义中国一拳”。当时，曾经拟议由总统科学顾问杰罗姆·韦斯纳在访印期间，拜访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向他试探询问，中国的核计划将会对印度发生多大影响？其用意在于，引出印度提出援助的要求。这个计划最终被否定。因为，美国决策者还是害怕担当扩散核武器的名声。腊斯克最终同意了麦吉的另一个建议，即打一场宣传战，宣传美国核武器的绝对优势，同时贬低中国的核能力。
也就在这时，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开始了他关于中国核试验意义和后果的研究。这个研究我们将在后边加以介绍。但请注意，正是约翰逊的这个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政策。 新情报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核计划，此时美国情报部门也在尽力改进他们的侦察手段。其中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U－2飞机，携带高分辨率成像摄影机从台湾起飞，前往大陆的深远内地进行侦察。虽然这种做法有相当危险，但它从1961年开始，还是覆盖了中国内地的很多目标。
另一项侦察手段，是使用间谍卫星。从1961年起，美国情报部门开始进行代号为“科罗纳”（CORONA）的卫星侦察计划。这种间谍卫星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的胶片，从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数量的照片。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科罗纳卫星计划一共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1961年12月，科罗纳首次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尽管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未来的原子弹试验场。
1962年4月，美国的情报分析再一次推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原料。分析人员认为，如果中国从1960年开始加速和成功的进行它的核计划，按照最快的时间表，它将在1963年初爆炸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但是，他们对这种推断又不很肯定，并怀疑中国是否能实现这种速度。因此，又提出中国的第一颗核弹只能在1963年以后的若干年才能爆炸的估计。不过，不管怎样说，他们都认定，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只能以钚为原料。
1963年初，中央情报局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1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助理邦迪会晤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前者透露，有两件事情使最高方面最为关注，这就是中国和古巴的核计划。麦科恩承认，对中国核计划目前仍所知不多，需要加大侦察力度。
一个月后，台湾的U－2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但当时根据照片资料，美国情报人员仍然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钚的反应堆。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乔治·丹尼告诉腊斯克，工厂规模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了每年进行核试验的充足的钚原料。包头的发现可以确认，中国大约会在1963年底爆炸一个小的核装置。
但各方面的估计仍存在着差距。一种情报分析认为，包头核工厂照片显示，它经过了“精心的安全掩饰”。其设施包括一个小型的气冷钚反应堆，以及配套的化学分离和金属加工厂。根据法国钚反应堆设施的先例，分析人员认为，这就是一个钚工厂。直到1964年，U－2飞机和间谍卫星才侦察到中国正在酒泉建立一个钚反应堆。当时估计，它要到几年以后才能投入生产。
1963年3至6月间，U－2飞机拍摄到位于某水电工程旁的兰州气体扩散厂正在加紧施工。原子能专家认为，兰州气体扩散厂可以容纳1800台压缩机，但仍少于生产核武器所需材料的4000台规模。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的情报系统这时曾判断，兰州的反应堆在1963年已经开始运转。但在华盛顿，却没人理会台湾的这个情报。
由于对中国生产核裂变材料的能力仍无法准确把握，美国情报人员此时还是很难回答出，中国究竟在什么时候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鉴于已经确认包头的核工厂是生产钚原料的，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燃料也已被确定，那么最合理的判断是，中国将在1964年初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不过，情报人员解释说，如果遇见了“通常的困难”，爆炸日期也可能会被推迟，例如推迟到1964年底或1965年。此外，如果还有其他钚反应堆未被发现，那甚至意味着，中国随时会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
关于中国爆炸原子弹后的对外政策，美国情报人员的分析是互相矛盾的。一种看法是，中国不会因爆炸原子弹而大幅度地改变它的对外政策。所谓大幅度地改变对外政策，是指它采取军事侵略的政策或甘冒更大的军事风险。因为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的核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会感到自己已经强大得多。它会在周边冲突中反映出这种强者的心态。此外，中国还会认为，由于有了原子弹，美国在亚洲大陆上的干预行为会有所收敛。中国对外政策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和不容质疑。
寻求同莫斯科联手
同情报人员专注于在技术上分析中国核能力的心态不同，美国最高决策者们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国的核计划。随着中苏敌对的加剧，肯尼迪总统希望他能够谋取苏联人的支持，以摧毁中国的核计划。
在1963年1月22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们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苏联人谈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迟共产党中国的核进展。”如果说，在人们想象中，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没有中国参加，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它的意义，那么肯尼迪就有理由认为，俄国人会同他一样热衷于把条约当作压力，来阻止中国发展核能力。对肯尼迪说来，这一点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因为肯尼迪相信，中国在“六十年末及以后的时代，将成为我们美国的主要敌手”。一个有核的中国，将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当时在肯尼迪左右的顾问们都同意他如下看法：苏联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以及核武力升级的危险性的立场，是可靠的。比起中国来，这种态度显然更少危险性。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无任所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苏联人对西德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议，美苏之间应就德国与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其关键部分就是非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在哈里曼同苏联外交官的谈话里，他们似乎得到了共同的看法：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可以针对中国。哈里曼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同莫斯科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国停止核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威胁中国，我们将搞掉它的核设施。”
在美国人眼里，同苏联联手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是有可靠基础的。因为，苏联已经切断了对中国核计划的援助。更重要的是，苏联支持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条约，即具有针对中国的意思。从1962年8月开始，苏联对美国关于订立国际性的防止核扩散条约，反应积极。在腊斯克看来，这个条约就是以中国为靶子的。
美苏联手的可能性，使美国高层有些按捺不住。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63年4月向国防部长提出长篇一份报告，拟定了间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间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则就是使用强制手段。两种方案既可由美国一家来干，也可以发动西方盟国。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积极或心照不宣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直接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尽管军人们秉承最高方面的意志提出了这个报告，但他们不是没有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李梅将军即在有关这个报告的备忘录中坦言，公开使用武力来强制中国是不现实的。即使迫使中国签了条约，也无法保证它能实行。此外，如果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管是进行封锁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报复和战争升级。至于如何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化，就更困难了。但是，如果有苏联的哪怕是默许的合作，情况就会不同。因为一旦美国采取行动，苏联就会在战争升级和迫使中共接收条件的两极中，起缓冲作用。
事实上，军方的态度并不坚定，他们对能否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表示怀疑。但行政官员们对此却兴趣盎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事实上是第一个向苏方发出试探的高级官员。5月中旬，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邦迪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对此不感兴趣。他把话题扯到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计划问题上。当时，“多边核力量”是美苏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最棘手的问题。苏联大使说，不要让我们苏联政府把中国的核发展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尽管邦迪还想加以诱惑，但多勃雷宁还是拒绝谈论中国问题。
1963年6月，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同意美国派遣一位特使来莫斯科，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这个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国决策层。他们认为这是探讨美苏联手对华可能性的时机。但由于已知苏联人更关心的是“多边核力量”，而“多边核力量”是美国欧洲政策的一个基点，它同防止核扩散协定又是矛盾的。在这个复杂关系面前，要取得苏联同意联手对华，就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选择：要么坚持“多边核力量”，要么取悦苏联。最后，肯尼迪似乎下了决心。在哈里曼即将出使苏联前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出，应研究“放弃多边核力量政策”，以作为达成防止核扩散协定代价的可能性。当时，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支持者认为“多边核力量”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反对的人则提出，“多边核力量”已经把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深深地绞在一起，现在根本没有放弃的可能。
肯尼迪没有过多坚持他的观点。但他还是扔不掉美苏联手遏制中国核计划的念头。当哈里曼刚刚抵达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须对赫鲁晓夫强调，一个有核中国，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去试探，赫鲁晓夫在“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要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上到底抱有什么想法。虽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他始终没有能引诱赫鲁晓夫就采取政治的或其他步骤来反对中国核计划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只要法国坚持不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感到，他也无法做到孤立中国。此外，这位第一书记还极力淡化中苏分歧。他不同意哈里曼关于中国有了核武器将对苏联构成威胁的观点。他对哈里曼说，中国的核计划没有那么厉害。有了核武器，中国会更加自我约束。因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他准是喊叫得最凶的人”。
尽管肯尼迪没有获得赫鲁晓夫的承诺，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在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统谈到了所谓具有“威胁的形势”。虽然他承认，中国在核计划方面，要达到“羽翼丰满”的程度还需时日，但“我们现在就希望采取步骤，来减缓这种危险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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