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8期
以改革的精神加强执政党建设
作者：谢春涛
把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到突出的地位
谢春涛（以下简称谢）：我有一个印象，这次江泽民的“七一”讲话，特别突出地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是不是如此？
李君如（以下简称李）：确实是这样。江泽民在讲话中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由于我们党已经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实际上要研究和解决的是执政党建设的问题。
谢：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50多年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早就存在。过去，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提出过这一问题吧？
李：是的。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并非是现在才提出的。在党的八大，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等等。
谢：那么，这个问题过去解决得怎么样？
李：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一是我们缺少执政的经验；二是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实践已暴露出许多问题；三是西方实行多党制国家的执政经验也不完全适合我们的国情。这就需要我们自己摸索。我们在实践中确实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等重大问题，然而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由于党的工作出现了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这一问题的探索缺少正确的思路。一些好思想没有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相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形成和发展后，把党建设成为“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成了党的建设纲领。这表明，党的建设没有转变到执政党建设的思路上来。
谢：这一情况是何时发生变化的？
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开始了历史性的大转折。这既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大转折，也是党自身建设的历史大转折。1980年2月，邓小平鲜明地提出：“执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他提出的是一个关于党的建设全局的重大课题。1983年10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邓小平这两次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谈话，研究的都是执政党建设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以后，他根据邓小平关于“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等政治交代，进一步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问题。他在1989年12月曾经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他还鲜明地阐述了执政党建设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等等。从十四大以来，特别是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大进一步完善的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江泽民始终把“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简略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样两点：第一，今天我们把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突出地提出来，不是偶然的。这是党的建设的实践提出的任务，是党的发展的历史提出的课题。第二，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执政党建设的问题研究不够，尚处在必然王国之中，有很大的盲目性。要研究这个问题，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认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
江泽民在这次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的研究。他认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是“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的一个重要任务。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谢：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李：需要解决两大课题：一是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二是要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谢：能不能请您先谈一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问题？
李：可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思考一下执政党同没有执政的党相比，究竟有哪些显著的特点。认真学习江泽民的重要讲话，联系他近几年来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等基本问题上，我们党在执政前后并没有什么改变，但党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任务和面临的问题等等，在执政以后确实有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从而对党的建设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谢：作为一个执政党，是不是首先应该有一个执政意识的问题？
李：对。在政治理念上，执政党必须树立党的执政意识，为人民掌握权力的意识。江泽民在1989年12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就已经提出“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这一重大问题。因为，在没有取得政权之前，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治动员和队伍组织上面。取得政权之后，党的领导不仅要继续体现在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工人阶级及同盟者的政治动员和组织上，而且要进一步体现在对政权的掌握和国家的治理上。因此，全党都要树立起执政意识。
而且，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党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不是为了谋取党派私利，而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坚持长期执政，也不是为了谋取党派私利，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还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讲的执政意识，是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意识。全党要有这样的忧患意识：党如果失去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会失去执政地位；党如果失去了政权，就会同时丢掉千百万革命先烈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所获得的全部成果，就会失去对革命事业的领导权。因此，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首先，就要强化党的执政意识。这方面，苏联、东欧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
谢：在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上，应该有什么样的要求？
李：在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上，执政党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纲领是党的一面旗帜。执政党在纲领制定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努力满足群众的要求，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我们党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是，我们党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党，这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不能改变的。如果改变了，就不叫中国共产党。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搞共产主义制度。列宁讲过这个话。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制定了两套纲领，不仅明确了党的最高纲领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重点明确了党的最低纲领是要搞新民主主义。这样，就把理想与现实统一了起来，赢得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为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但是，在成为执政党后，特别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我们在纲领问题上存在不少问题，总是急于求成，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且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这次，江泽民对此说得特别系统、特别明白。他强调：“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在今天，我们的纲领有三个逐级递进、互相联系的层次：第一，我国现阶段是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他指出： “全党同志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未来推进”。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我国在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基础上才能实现。第三，我们的最高纲领，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他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同时，“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样的纲领就具有吸引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有利于执政地位的巩固。
谢：在没有执政之前，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革命战争。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党的主要任务自然是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了？
李：是的。在工作任务上，执政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在执政以后，尽管在过渡时期要领导社会主义改造，但已经把发展生产提到中心任务的位置上来了。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如果还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显然同实际相脱节了，而且不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和提高，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时，强调的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谢：那么，在领导方式上，执政党应该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李：在领导方式上，执政党必须把党的领导同人民民主、依法办事的原则统一起来。如何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系统的关系，是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按照什么方式执政，怎么处理好党政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过去我们长期搞的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践证明它不利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容易走向个人专断和家长制。苏联和东欧有过经验教训，我们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教训，证明这样做不行。当我们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入WTO以后，再这样党政不分地干下去，将来会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按照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路，党只管党，党政完全分开。这行不行呢？那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其结果肯定是弱化和取消党的领导，最后造成政治真空，导致多党制。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模式，会对我们的事业、对我们的社会进步带来极大的动荡，是不行的。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传统，从中央到地方、基层要有我们强大的党的组织系统，实现我们党的领导核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要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要求，有强大的国家权力系统，坚持依法治国。要根据江泽民重要讲话的精神，“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同时，党要管党，重点要管好国家权力系统中的党员和党组。国家权力系统中的党员和党组要努力把党的主张依法转变为国家意志，使我们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能够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总之，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又要按照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来治理国家。
谢：在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上，党执政前后有什么不同？
李：在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上，执政党必须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在执政之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最重要是要组织好自己的阶级队伍和骨干队伍。但是，执政党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要复杂得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毛泽东曾经提出过对全国各阶层人民都要统筹兼顾的思想。他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为什么这么考虑问题？就是因为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不仅要有自己的阶级队伍和骨干队伍，而且要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代表方方面面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自己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次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也强调，“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
与此相联系，执政党还要巩固和壮大党的队伍，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丢掉政权。研究这些政党失去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情况很复杂，原因也很多。但是，从政党与其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关系来考察，有的是失去了自己原有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支持，有的是在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时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巩固和扩大自己原有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其中一个突出的教训是，不少党因失去青年特别是从事新经济的青年企业家、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而失去了执政地位。这些教训，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引为鉴戒。
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城镇化的推进，伴随着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流动和劳动形式的多样化，我国的工人阶级以及农民的阶级队伍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而且，这些变化大多体现在代表我们祖国和民族未来的青年身上（其中不少是青年知识分子）。这就对我们党提出了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对于这些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动中出现的新变化、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究竟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具体地说，是应该把他们吸引和凝聚在党的周围，还是把他们推到党的对立面？对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是应该吸收到党内来，还是把他们关在党的门槛之外，甚至把他们视作异已力量推到党的对立面？能不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党的发展，对于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实在太大了。江泽民以明确的态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是一个着眼于党的执政大局，有利于党巩固和发展的重大决策。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人们思想上比较困惑的是，应该怎么看待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那些新的社会阶层？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些社会阶层从个体来看，情况各不一样。有的素质较好，有的素质较差；有的对党深有感情，有的为富不仁。但是从整体而言，他们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多种所有制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整个生产和经营活动总体上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法律和思想道德构成的宏观环境制约下进行的，并对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就业、财税和社会稳定等问题作出了很好的贡献，加上他们从事的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也是劳动，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旧观念去看待他们。这次，江泽民在讲话中明确地指出：“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这里的关键是怎么看待财产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过去我们对此体会不深，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者买股票、买房产、办实业，投资行为不断增多，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因此，怎么看待个人财产的问题也突出了。这次，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的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这是一个很富有创见的观点。确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有产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有产与剥削并不是必然联系的，对具体人的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说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可以吸收到党内来，是有严格条件的。而且，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重大问题，切忌一哄而起、乱刮风。我们要全面准确地学习领会江泽民的重要讲话，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清醒。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民族团结、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从内心深处拥护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条件比较好，完全有可能团结和吸引各社会阶层的人们，并教育和引导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使得其中的优秀分子成为我们党的一员。有人担心由此而会使党改变性质，尽管有这种警觉是必要的、很好的，但是对于党完全有能力把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党员锻炼成为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缺乏信心，则是不行的。至于那些以关门主义的政策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念头和做法，对党更是十分有害的。
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方面？
李：那就是在党的行为方式上，执政党要善于运用国家机器，依法实施对敌专政，努力协调社会矛盾。国家机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暴力的性质。执政党要牢牢掌握对军队、政法系统等国家机器的绝对领导权，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这是不能含糊的。同时，执政党也要慎用国家机器，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在没有执政之前，任何矛盾的激化，对于没有执政的革命党都非常有利。对执政党来讲，稳定压倒一切，既要依法打击敌对分子和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分子，又要缓和社会矛盾，不能采取激化矛盾的办法。要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防止社会因为矛盾积累而分化。要善于利用好国家机器，是执政党行为方式的重要特点。
众所周知，坚持“实事求是”的目的，是为了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研究执政党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从而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谢：那么再请您谈一下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的问题？
李：好的。执政党所处的地位及其所承担的执政使命，决定了它比非执政的党要承受更多更大的风险和考验，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经济的、政治的和来自国内的、国外的等一系列风险的挑战和考验。执政党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和考验，能否经受住这些风险和考验，始终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问题。
执政党面临的这风险，那风险，最大的风险是党要经受执政的考验，即要经受权力侵蚀的考验。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这是因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因此，工人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要采取必要的制度，“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就说明了，党在执政的地位上，怎样能够代表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一个很严肃、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干部，本来都是老百姓中的一员，但一旦走上掌握权力的位置，很容易滋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腐朽作风，弄不好还会跌入腐败的泥坑，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我们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因此就要长期经受权力对党侵蚀的考验和挑战。所以，党在执政之后，要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特别是要增强抵御权力对党的侵蚀、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之风蔓延的能力，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就会失去民心，失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最终失去政权。
其次，我们党作为一党长期执政的党，在改革开放中还要经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各种新问题的考验和挑战。因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中，要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这是对的。我们在短短的20多年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就是这样的制度创新。但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得我们党不仅要经受权力的考验，而且要经受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带来的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物欲诱惑的考验，导致一些干部走向腐败的深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群众对我们的不满。因此，我们要经受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各种新问题，对我们执政党的考验。
第三，我们党作为一党长期执政的党，今后还要经受经济全球化包括WTO各种行为规则的考验和挑战。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对外开放过程当中，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社会化生产文明成果的经验，有利于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但对外开放也使我们党更直接地面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全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两个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将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加入WTO，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战略步骤，但由此也带来一个问题，党在决策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既坚持我们的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原则，又要符合国际的惯例和WTO的原则，这是个挑战和考验。WTO对我们最大的冲击是对着我们政府的，而我们是一党长期执政下的政府，实际上受冲击的是我们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所以，要认真对待执政党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综上所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要经受执政的考验，又要经受改革开放的考验，而且这两种考验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所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之一，就是要提高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