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7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作者:彭 明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最优秀的成果,包括自然科学的成果,并认为:“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开放的,而不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它要求人们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探索。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俄国文学家和翻译家阿·沃登在《和恩格斯的谈话》中,也转述恩格斯的意见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象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理由”。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否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邓小平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又说:“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相结合,产生了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其指导下,中国迅速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10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正是这场胜利,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广阔道路。如果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不独立、国家不统一,长期处于混战之中是不可能从事现代化建设的。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望所归的历史伟人。诚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革命的胜利可能要晚几十年。
  走向现代化,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许多国家都已成为发达国家或半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国家都是以“西化”为模式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相继出现了苏俄、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方面的原因都没有成功而相继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有外国模式的借鉴,也有自己的发挥、创造,虽然成绩斐然,但也道路坎坷,长期处于探索之中。
  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使自己繁荣、富强,又避免直向“西化”而建成一个具有四个现代化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要中国化,不要“西化”,但又切忌闭关自守。邓小平说:“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根据从历史经验中形成的远见卓识,实是求是地判断国情,果断地把1956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定位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曰“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从这个实际出发,邓小平设计出“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温饱,第二步小康,第三步比较富裕,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87年4月30日,他在会见外宾时,全面阐述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部署:“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是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接受了这一完整的构想。
  根据邓小平的战略部署,中国的现代化的历程走上了康庄大道,而且发展迅速。在新的世纪之交,不仅完成了第二步的战略目标,而且在向第三步的战略目标奋勇迈进。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0年的光辉路程。曾是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老人在参观上海“一大”纪念馆时曾题词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可谓语重心长。但是,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三个代表”的思想,就可无往而不胜。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它就能够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能够带领他们不断地去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吉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