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胡乔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思路
作者：■本刊记者 朱 地
朱地(以下简称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党史的研究和宣传成了一个热点。众所周知，在党内，有一位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著名人物，他就是胡乔木。八九十年代，您曾经多次在胡乔木领导下做理论、历史研究和宣传工作，并参加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整理和编辑，多次直接聆听胡乔木关于党史研究的谈话。我们很想请您谈谈对胡乔木在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感受、见解和看法，这也一定是读者感兴趣的。
石仲泉(以下简称石)：胡乔木对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可以用“博大精深”四个字简单概括。在这个领域，他是一个“可超不可越”的人物。后人的研究也许可以超过他，但绝不可能绕过他、回避他。从这个意义说，胡乔木的研究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界碑。他对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作的贡献，独特而又重要，迄今无人能够比拟。这本身已经构成中共党史学史的一个研究对象。我曾经在纪念胡绳的一次会上提议，要将“二胡”(胡乔木和胡绳)作为一个学派来研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本人曾经在胡乔木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后来也参加了围绕《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稿的整理和编辑。但是，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乔木同志在这个领域的思想和见解，是一桩严肃而又需要花费功夫的工作。我今天只想谈谈乔木同志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思路。
胡乔木同志在纪念建党七十周年的时候，撰写过《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长篇论文。这是他生前最后岁月的一篇力作。在这篇长文里，他着重从理论的角度论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重大发展。
在这之后，乔木同志的身体状况尽管日渐不佳，但仍下定决心加快他正在进行的《回忆毛泽东》一书的写作。他向中央提出成立编写组的报告得到批准后，即于这年9月搭起写作班子协助他工作。他向写作组负责人多次谈到他写这本书的一些基本设想。在1990年8月下旬的一次谈话中，他讲了这样一个思想，说：我写对毛泽东的回忆，既不是写传记，也不是写我了解的这一段的全部历史，着重写我知道的情况，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重要决策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涉及一些个人的回忆，但后者不是主要的。要说明毛泽东思想怎样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能靠搬用抽象的理论，而是靠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靠具体的政策。这本书就要把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制定的具体政策和决策写清楚，把毛泽东思想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讲清楚。在多次谈话中，他都讲毛主席的政策议论特别丰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许多政策大都同现在的有很大的不同，但研究这些政策的形成、演变的历史，制定这些政策依据的原则，可以使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有更实际、更深切的认识，同时对今天也有重要意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想，说明他准备从那篇长文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角度的阐发，转向着重于对其政策问题的研究。能不能认为，这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化的一种考虑？我个人感到，这也是他指导写作回忆毛泽东这本书的一个思路。
记：我们都知道，乔木同志曾计划写一本《毛泽东思想》。并拟定了一个提纲。您所说的重要思路，是否可以从这个提纲中体现出来呢？
石：乔木同志的确有这样一个计划。在乔木同志心中，始终有一个“毛泽东情结”。在1991年底中央文献研究室筹备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过程中，乔木同志曾计划写一本《毛泽东思想》，并且亲笔草拟了一个提纲。当时，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同志还与毛泽东生平和著作研究组、理论研究组的部分同志开了个“务虚会”，认真地研究了乔木同志的这个提纲，并初步地作了写作分工。后来，计划有变，乔木同志的这个设想未能实现。这个提纲，也体现了上述的乔木同志的研究思路。
记：这倒是一个很独特的研究视角。不少研究者忽略了这个视角，以为这是一个低于理论层面的问题。
石：其实，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对于政策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有过精辟论述。他在1948年2月和3月的指示中讲道：“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策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这段话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主要是从实践方面讲的。乔木同志的那段话可以说是对这段话的发挥。
政策不仅同实践有密切关系，还同理论有密切关系。从政策与理论的关系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实际是否结合的具体体现，反映了能否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凡属正确的政策，在实践中能发挥巨大威力的政策，都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又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把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策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中介。一方面，政策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间环节，即理论的具体化或实证化；另方面，政策也是实践转化为理论的中间环节，即实践经验通过政策得到初步概括，然后进一步升华为抽象的理论形态。
记：您谈到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重要性的阐述。那么，乔木同志又是怎样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思路的呢？
石：诚如乔木同志所说，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有非常丰富的政策议论。在《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属于政策性的文献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晶，也是说明毛泽东思想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亲历亲见。事实上，他不仅是“目击者”，而且是许多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因此，他想通过写作回忆录来反映这一历史过程，在从理论层面阐述毛泽东思想之后，再从政策层面来说明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能不能作这样的分析？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记：这样来理解乔木同志的这个思路是颇有道理的。那么，乔木同志是如何从政策层面来说明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
石：在指导写作“回忆录”过程中，乔木同志着重谈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对发展理论的作用。
一是新民主主义政策。
《新民主主义论》无疑是鸿篇巨制。它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地阐述了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勾画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初步蓝图。但是，也正因为是初步的勾画，对于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能不说是缺乏更为完整的政策性规定。当然，这部著作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此。一方面，不能对它提出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确实有待于实践来丰富它。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基本上处于反“围剿”的战争状态，根据地建设的政策一是不完全，二是有些政策相当“左”，三是即使有的比较正确的政策也没能得到完全实施。抗日战争后，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正在逐步展开。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和重视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并以各种方式进行具体指导。乔木同志说，1941年他调到毛泽东那里工作时，毛泽东同志正忙着修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尽管那个纲领最初不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但修改费了大量心血，同毛泽东同志写的差不多。
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要投入那么大的心血呢？就是要把《新民主主义论》中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在陕甘宁边区具体化。他曾经说：“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乔木同志评价经过毛泽东同志精心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指出：边区施政纲领的内容确实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解放区的具体运用。它对各个方面工作都提出了要求，规定了政策，政治方面，法律方面，教育方面，科学文化方面，知识分子方面，还包括提倡新文字等等，是一个系列，比新民主主义论具体得多。”还说：“这是实在的东西，反映毛主席当时比较有系统的思想，是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这个《施政纲领》代表了抗战时期毛主席对根据地的政策思想。”正是以《施政纲领》的这些政策和以后陆续制定的其他有关政策为指导，在抗日战争时期建设了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建设和发展了一个又一个解放区。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样本”，为后来全国规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方面建设作了一定准备。这些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实施，既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
记：从乔木同志的分析看，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具体化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在实践中形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样板”，确实已不是一般政策层面的问题，而可以再度上升为新民主主义理论。
石：二是统一战线政策。
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虽然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已经提出，并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军阀统一战线，但正是由于还没有形成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和策略，构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方面在我们党的不懈努力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群众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方面由于国民党当权派在武汉、广州失守后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不断制造反共武装摩擦事件，乃至发动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这样，1939年至1941年这段时间成了中国抗战史上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和美英苏等国诸方关系最为错综复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外形势最为扑朔迷离的特殊岁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策略，领导全党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这些斗争从政治上说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和总结这些斗争中写出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等著作，在对抗战新形势下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趋势和变化进行精辟分析的同时，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同国民党作斗争的一整套政策和策略。它包括，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与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相区别)，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与土地革命后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相区别)，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各个方面的政策；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以“斗争求团结”，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对一切反共顽固派、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亲日派与抗日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日本盟国和赞助抗日的力量等都须作具体分析，并在这种区别上制定政策，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各种反共、反对抗日的两面政策；再就是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等。这些政策主要是在打退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毛主席制定的这些政策，使得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渡过了那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最终由对国民党的劣势变为对国民党实质上的优势。
乔木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制定了上述统一战线政策评价很高。他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整个抗战中，是毛主席思想发展的一个高潮，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一定地位。”“从此，党的很多基本政策达到定型，党在政治上更成熟。”又说：“这次斗争的成功，表现出毛主席发展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更具体化、更丰富。”“这些策略可以说是有普遍意义的贡献。”尽管过去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也讲过某些思想，“但是运用成功像中国这样的例子，恐怕在世界历史上很少见。”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政策对毛泽东思想统一战线理论达到成熟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三是延安整风政策。
正确处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开展的党内斗争很多，对党内斗争的必要性的论述也很多，都很少提出过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原则。
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来说，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问题尤其重要。一是国家大，党也大；二是党内非无产阶级成分占的比重较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较大；三是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党员中文化知识水平较低者这个层面相当大。这样，党内的思想和行动的不一致，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不仅经常发生，而且对党的影响相当大。
党创建后不久就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忙于应付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还来不及，实际上也不可能(处在幼年时期)对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包括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作更多的理论思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党建理论虽然逐步展开。在被称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同志虽然特别强调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要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很了不起的功绩)，但是也没有明确提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具体政策。从实践来看，当党的错误领导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在党内斗争中不能正确区分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敌我矛盾，把党内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矛盾，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虽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并实现了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但是王明错误路线的思想政治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抗战事业的发展，客观形势和党的状况都要求我们党加强党的建设。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的深刻的整风运动。一方面，这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另方面也是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怎样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也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和完善整风政策来引导整风运动克服曲折，向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并取得成功的。这些政策解决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的具体方针和方法问题。从实践方面看，它达到了弄清思想是非，帮助和挽救犯错误的同志，增强党内团结的目的；从理论方面看，则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
记：您谈的从政策层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这似乎是以往研究中还没有过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史研究的一个大课题，乔木同志为什么从政策层面来观察和分析它？
石：乔木同志对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谈过多次，评价很高。他说：整风既要解决历史问题，也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要解决一个从实际出发问题，解决中国革命要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进行工作的问题。所谓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就有依靠中国实际、依靠中国人民这么一个根本的问题。又说：“这次整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思想方法高度讲路线斗争，批评了过去党的历史上进行过的批‘左’、批右的斗争。过去开展的那些斗争都没有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斯大林搞残酷斗争的一套。列宁跟斯大林不同，但是列宁进行党内斗争也跟我们整风的做法不一样。”“整风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表明我们党创造了一个新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有世界意义的。”
毛泽东思想的党建理论主要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达到成熟和完备的。小平同志对延安整风运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党建理论的作用也作了高度评价。小平同志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记：在系统介绍胡乔木同志从政策层面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重要思路后，您觉得这个思路究竟重要在什么地方？
石：毛主席通过指导实践制定的政策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是很多的。乔木同志讲的这个思想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从上述对乔木同志有关论述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启示，有助于回答关于小平同志的著作是否是理论著作的疑问。这就是要破除单纯从理论的思辩性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维定势。凡政治理论或政治性很强的理论，都不可能是单纯思辩性的。否则，这种理论就不可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不可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事实上，政治理论的许多内容就是通过对政策的抽象而产生的。没有大量的政治内容，政治理论岂不成了一个空壳!那种认为小平同志著作是政策而不是理论的看法，是不懂得政治理论的实际产生过程。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讲得好：“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这是一句“大实话”，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毛泽东思想具有这种特征。邓小平理论具有这种特性。乔木同志着重于从政策层面来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思路，实际上也是深入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思路。
记：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编者附记：现将胡乔木草拟的《毛泽东思想》提纲介绍于后，供有志于研究和写作“毛泽东思想”这一不朽课题的同志参考。
中国革命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中国革命中的农民：农民土地问题、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走向胜利的战略(含政治军事)
新民主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多党合作，对反革命的专政，军队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地位)
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防止和平演变
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最后)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价值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