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苏联的１９４１年的失败和１９９１年的解体
作者：■徐 焰
对于1941年的悲剧，此后50年内苏联军人一直刻骨铭心。在1941年入伍、八十年代担任总参谋长的谢.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曾有一句概括性的总结——“苏联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不使1941年的悲剧重演。”不过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位元帅的认识与传统的观念一样，只是强调战前军事准备不足，为此苏联在战后四十多年的和平时期始终保持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力量。当1991年的“8.19”行动失败后，这位元帅觉得比1941年更严重的悲剧已无法扭转，便于8月24日上吊自杀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
苏联上层防范努力的这种失败，使人们对1941年悲剧的原因确有必要重新认识。
现代战争史上最惨重的胜利代价
1941年苏联的悲剧，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令人震惊的。这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起“闪击战”后，在五个月内不仅打到距莫斯科市区仅10公里处，还成建制地歼灭了苏军19个集团军和250个师，使苏联真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此后，苏联依靠动员起来的巨大潜力，经过苦战最后成为胜利者，从这点出发人们当然要从总体上肯定斯大林的战争指导。然而现代观念要求的不仅是可行性而且要追求最优性，进行战争也要讲效益，即以少的损失取得大的战果才能算指挥艺术高超。如果按照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就不能笼统地只歌颂胜利，同时还要考察一下付出的损失。
斯大林于1945年春战争结束后即要求调查死亡数，得到的不完全统计是1500万人，翌年他在演说中宣布本国共死亡700万人，其原因既是由于冷战开始想避免暴露国力虚弱，同时也不愿让世界知道自己指挥的战争付出的代价是如此沉重。赫鲁晓夫当政后，宣布了军民总共死亡2000万人的笼统数字，却不谈具体损失。到了苏联瓦解前夕，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消灭历史的“空白点”，国防部通过研究历史档案，于1990年公开1941年6月至1945年5月这近四年对德战争中的详细损失数字如下：
苏军死亡、失踪共计1194.413万人
其中死亡688.5万人（包括因伤、因病）
失踪455.9万人
应征人员去前线途中死亡50万人
失踪人员作为战俘返回183.6万人
战后找到失踪者93.9万人
总计
军人总计死亡916.48万人（其中队列人员866.48万人）
实际被俘人员362万人（被俘后死亡178.4万人）
苏联和平居民战争中死亡1740万人（包括被屠杀、虐待致死）
总计军民共死亡2660万人苏军损失如此严重，在近现代战争史上实在是独一无二的。相比之下，战争中苏军共击毙德军300多万人，俘虏130万人（不包括战后受降），是以多于敌人几倍的惨重代价取得了胜利，何况苏联在物质技术力量上并不弱于德国。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对苏联的军事模式并不佩服，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如果具体分析一下，苏军损失最惨重的阶段又是1941年下半年。整个战争期间苏军被俘的362万人（缴获的德国资料中的俄国战俘数是576万人，统计的差异在于其中包括一些非军人），至少有280万人于此间被俘。同时苏军还有430万人伤亡，连同逃散的80万人（当时也列入失踪统计），开战后半年间的战斗损失总数便有800万人。德军同期的战斗伤亡失踪，总计只有85万人。俄罗斯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的报告中比较客观地叙述了这一时期的损失后，承认随后“等于是重建了军队”。
对战争初期的惨痛损失，苏联开始虽有意少报数字（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的公开讲话中只承认战争开始的四个月间损失170万人），却无法回避。当时的解释都说法西斯对爱好和平的苏联有突然袭击的优势，同时在兵力兵器上占优势，即推诿于客观原因。其实，对敌人的突然袭击防备不够而存在和平麻痹，这本身就是主观上的战略判断失误。至于说到兵力，明显的事实是苏联人口和军队数都远远多于德国。苏联的对外宣传工业成就时，又一直说战前的技术兵器生产数量及质量都超过了纳粹德国，这一说法又与上述的解释自相矛盾。
苏联当时对领袖加以神化，实际上就失去了进行自我批评的可能。斯大林只是在著名的1945年6月24日胜利大阅兵结束后的宴会上说过一句：“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谁都知道，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是斯大林，若说有间接的自我批评也就仅此一例。到了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时，走上另一个极端，把战争初期的失败责任全部推到斯大林身上，而回避体制上的原因。如此说来，又是个人品质决定胜败和左右历史，显然与苏联领导人自己也宣布信仰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
再看一下当年的苏联元帅们的回忆录，谈到1941年的失败时差不多也都批评决策者战备观念差，并归咎于装备技术不如敌人。他们不进行更深层次的总结，原因也可以理解。
1941年的惨败真是由于装备原因吗？说斯大林忽视战备，显然与历史实际不符。俄罗斯的重要传统便是社会军事化，这是从建国之初的蒙古基因中带来并在对外扩张中滋长的。西方史学家称：“彼得大帝把蒙古式的野蛮和西方的科技相结合，从而造就了俄帝国”。列宁在给俄帝国主义定性时，也在前面加了“封建的、军事的”这样的前置词。苏联诞生后更突出军事特色，在二次大战前便是世界各大国中国防开支比例最高者。从1929年开始的的两年五年计划，斯大林都反对发展“印花布工业”（即解决人民消费），而一直以“重工业-军工”为主。
1941年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居民的面包、衣物都长期凭票限量供应，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而作战飞机、坦克的数量则保持着世界第一。实际上，希特勒对苏的“闪电”袭击只能达成战斗的突然性，而苏联在战略上早就为大战进行着长期准备，斯大林只是对战争爆发日期判断有误。开战后仅两星期，苏军总数便由500万扩充到1000万以上，说明对战争潜力的动员能力很强，一时的突袭对那样广阔且又长期军事化的国家并不起决定作用。
根据战后苏联和德国的档案材料统计出来并为军界公认的数字，将1941年夏德苏两国在战场上的军队和主战装备的数量（不包括西线德军和远东苏军）对比一下也能说明问题:
前线作战部队作战飞机坦克汽车火炮
德国360万3800架3400辆50万台3.8万门
苏联400万6000架12000辆42万台4.6万门
现代武器不但讲数量还要讲质量。从装备性能的综合情况看，当时苏德双方各有长短，基本处于同一档次。如苏联的新型坦克T-34是当时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坦克，明显强于德国的马克-3和马克-4型。德国的战斗机则稍优于苏联，不过数量相差很多。当然，德国此时有仆从国助战，苏联却也有盟国的援助，这些都不起决定作用，在此未列入对比统计。
战后西方的战史专家经分析都总结说，德军于1941年对苏开战时，在装备方面只拥有飞机性能和无线电通讯这两项优势，如果讲后备的人力、物力资源，德国更是居于绝对劣势。苏联当时把希特勒统治下的被占领国也算入敌方的人力统计，其实德军从那里不但无法大规模征兵，还要花费大量军队执行占领和镇压任务。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苏联方面又是正义战争，按理说应该占有人心士气上的优势，初期的战术果却与正常推理相反。过去一讲开战争之初，苏联便宣传有多少人踊跃参战，并歌颂失败时仍英勇不屈的勇士，这些无疑是事实。然而另一方面无法回避的事实又是：数百万身体健全、手持武器的军人面对国家的敌人竟会弃械就俘（苏军恰恰又不许官兵投降被俘，规定对其家属还要流放），这本身就不能仅用军事原因而要从政治层次来研究。如果具体看一下苏联瓦解前后解密的一些历史档案记载，许多事例就更惊心——开战后的第二个月，在白俄罗斯战场竟有三个整师不战而集体向敌缴械，投降时还打死了各级政委。同月，斯大林的长子亚科夫大尉被俘，当时混在人群中身着士兵服装，马上被旁边的人向德军指认出来。陷入包围圈中的苏联元帅库利克（战后被处决，五十年代得到平反）和官兵们一同突围时，首先要脱掉元帅服，换上坦克兵的连裤衣，目的也是防备内部坏分子的暗算。从这里得出一个人们不愿承认却又难以反驳的原因，便是战前的苏联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相当多的群众拥护。如果看看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和清洗都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死亡的事实，其造成的后遗症在随后的战争中不表现出来反倒会是怪事。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当年在内部传达，毛主席于1956年得知《秘密报告》的内容后，曾感慨说过：“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因此毛主席日思夜想的，就是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李慎之：《乌“昼”啼》，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应该说，1941年的悲剧发生有着复杂的综合因素。与诸如开战日期估计错误、训练水平和经验不如敌军等原因相比，政治体制上的弊病应该是第一位的。苏联官方长期却回避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吸取教训的方式，自然就是在和平年代也要使军事力量超出现实和潜在的对手，从而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
被希特勒踢门反使危房更坚
其实，希特勒于1941年敢于进攻苏联，首先考虑的也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军事实力。当时攻苏不仅犯了两线作战的大忌，德国上层普遍也知道自己的综合国力并不占优势。作为“第三帝国”二号人物的戈林于开战当天，便在日记中写下了“东线：死线”这不祥的预言。面对周围将帅的忧虑，希特勒却自信地解释说：“只要我们在俄国的门上狠狠踢一脚，它整个*社会制度的房子就会倒塌下来！”
德军开战后两星期便长驱直入500公里，英美等国的舆论普遍预测苏联会崩溃，可能分裂成许多个民族国家（这些在50年后倒成为事实）。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德国入侵后的残暴掠夺和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在占领区还不肯解散集体农庄，认为利用这一组织便于征收粮食和管理居民。许多过去不满苏维埃政府的人特别是农民，很快就纷纷投身游击队（此前苏联还不允许在百姓中发武器建立民兵游击队），敌后广大农村在几个月内实际又回到了苏联的控制下，从而使深入腹地的德军两面受敌。苏军的意志在战争中也变得越来越强。在历史档案中曾有一份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投敌统计，在1941年每月都数以千计，翌年上半年每月以百计，下半年以十计，至1943年便基本不再有这种可耻现象。
本来在人数和武器装备数量方面便占优势的苏军，一旦振奋起斗志，又利用了敌军的兵力分散和不适应冬季作战，不久便扭转了战局。希特勒凶狠的一脚踢到苏联的国门上，却使俄罗斯各阶层又团结凝聚起来。二十年代便被取缔的东正教会被苏维埃政府允许恢复活动，牧师们都以称德国人是“恶魔”，颂扬斯大林是“上帝的使者”的方式，动员教徒们参战。当初列宁曾号召“大家都去与邓尼金作斗争”，这个昔日头号白卫军头目此时却在美国流亡地发表声明，呼吁海外白俄援助过去的死敌布尔什维克抗德。俄罗斯档案还说明，1942年间苏联驻美大使馆甚至与邓尼金商谈了让他回国的地位安排等条件。只是由于随后战局扭转，斯大林考虑到让他回国则对已镇压和仍关押的许多人不好交待，才又取消了原议。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会战结局已定后，德国被迫实行“总动员”，在武器装备的产量上超过了苏联，此后却反而无法抵挡战斗力日益增强的苏军。有的学者认为，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入侵，从某种意义上倒是巩固了这个战前已经潜伏着重大危机的国家。不过从消极面而言，残酷激烈的对外战争虽可以锻炼人，却也会掩盖内部矛盾。战后的苏联在几十年里遇到劳动生产率落后于西方，人民日用品匮乏及种种社会弊病，都推诿于战争的破坏，以致不少人抱怨说：“德国当年的入侵成了我们的培圾箱”。由于对1941年的教训乃至卫国战争的结果做了片面的总结，战后的苏联仍然坚持国防优于一切的旧有体制。自二十年代后期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后，强调高度计划经济的斯大林体制形成。这一体制强调集中财力于重工业和军工，在特定时期对保卫国家安全有某些作用，却存在着忽视人民生活改善、效率低下等与生俱来的弊病。五十年代以后苏联虽批判过斯大林的肃反政策，对其经济体制却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还加以强化。本来，苏联拥有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可比拟的丰富工农业资源，高科技水平也属一流，使人民的物质生活赶上西方应不成问题。然而苏联在经济总量只及美国三分之一至一半的情况下与对手展开几十年的军备竞赛，长期把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用于军事及相关部门，这只有靠压低人民生活和延缓民用工业发展来维持，长此以往必然形成恶性遁环。苏联在军备上能与美国比肩，卫星上了天，百姓却买不到足够鞋袜。
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曾在作品中嘲笑法国人：“我们的妻子袜子破，你们的衣服确实好，但是德国兵能到巴黎大街上溜达，却进不了莫斯科！”此话在战争年代讲起来能有自豪感，然而到了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让人民长年陷入“袜子破”的境地，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苏联虽然长期在军事上对西方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政治上却要靠“柏林墙”一类的封闭措施取守势。一旦按照过激的“新思维”突然打开国门，让老百姓意外地看到西方的活实情，过去政治宣传维系的思想信条便会从根本上动摇，这是多少优势武器装备也无法扭转的。
靠得到实惠的人民拥护是根本之计
苏联长期潜伏的危机，终于在199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总爆发。8月下旬，在青年人纷纷上街的一片喧嚣中，只有几个胸前挂着旧日勋章的老人为自杀的谢、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举行了葬礼。合棺之前，元帅的妻子在丈夫凉冷的额头上最后吻了一下，痛心地讲道：“他从十八岁起便参加了同德国法西斯的战斗，可是如今我们的国家被民主派法西斯分子从内部攻克了。”
“民主派法西斯分子”这一用词是否妥当姑且不论，拥有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苏联确实是从内部被攻破。1991年出现的国家瓦解，其政治原因这次再无法回避。人们可以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总结出千条百条经验教训，然而最基本的一条还是人心向背问题，即原来苏联的错误政策造成了人民的不满和失望。
唯物主义者都承认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应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最终达到物资极大丰富，国防建设只是其保障手段。军事方面的投资不能缺少，却要有一个适当的限度，如果片面强调国防而忽视人民生活，便是手段吞食了目的。勒紧裤带搞武器，只能适用于战争或临战特殊时期。和平时期长此以往，人民在建设中得不到实惠，不仅会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政治上也难免离心离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穷兵黩武同样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句名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得到群众拥护的国防，才是最巩固的国防，无论武器装备发展到什么水平这都是真理。看看苏联的教训，再回顾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摆正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以及由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局面，人们更会感慨尤深。
对于中国人来说，研究苏联的经验教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孙中山曾有句名言——“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长期学习了苏联模式后，人们又应得到的体会是，在进行各项建设包括国防建设时，非以俄为戒同样断无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