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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门忆语（四）
作者：■郑 惠
十五、1943年整风检讨的回顾
胡绳与我简略地谈过1943年他在重庆《新华日报》参加整风检讨错误的情况。那时他和乔冠华、陈家康写过几篇文章，发表在茅盾主编的一个杂志上。其中有乔冠华以于潮笔名写的《方生未死之间》、《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胡绳以项黎笔名写的《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论艺术态度和生活态度》，陈家康以嘉梨笔名写的《生活的三度》等。后来这几篇文章加上茅盾写的《论所谓"生活的三度"》结集成为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方生未死之间》。这书在大后方由几个书店翻印发行，受到读者欢迎，销路很广。对这些文章写作的缘起、宗旨和内容，胡绳在谈话时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讲了人道主义，可能强调自我奋斗等等，好象与胡风宣扬的主观战斗精神的观点有些相近。当时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有位李少石（廖梦醒的丈夫）对他们几个犯错误的年青人说，"你们不知道利害，乱说话。"李是从苏区来的，有党内斗争经验，而胡绳他们还不懂得这些。幸而当时办事处的领导董必武同志和主持报社工作的潘梓年同志比较稳，又不是在延安而是在重庆国民党统治区，因此对他们几个人的错误从宽发落，批评一阵作个检讨也就算了。胡绳他们仍做原来的工作，没有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方生未死之间》在解放战争时期又一次被翻印出版，在北平几个大学的进步学生中很流行。书中的一些警句，如"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中国的土地是再也不能沉默了"，在同学中传诵一时，引起很大的激动。但事过半个世纪，我对书的内容也都淡忘了。近日托友人雷颐费力地找到这本书，粗粗读过，才知道一个大概。看来，在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时，在重庆等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中，有些人面对日益艰苦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产生一种麻木、疲倦、消沉和观望的情绪。胡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精神危机，于是大声疾呼地提出改变生活态度的口号。而改变生活态度的指导原则是他们提出的"生活的三度"说：一是生活的广度，即"改变生活环境，扩大生活范围"，二是生活的深度，即"加深生活经验"，三是生活的密度，即"用全副心肠去贴近他们（人民）。"总之是"要人在生活上更多实现真正人性的人（人道主义）"，"逐步完成真正人性的人"。"只有人性的充分发扬，人间生活才会至真至善至美"，而"人性的体现方式是爱与创造的生活。爱人类，爱万物，爱生活；创造生活中的新事物。"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里，固然难以充分地谈阶级、谈革命，但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年代，抽象地谈什么爱人类、人性的充分发扬，自然要被认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政治主张相背离。而就在这一年的10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正式发表，上述观点更是与讲话的精神相抵牾了。
胡绳在谈话中还说到，建国后有一次陈家康见到他说：董老说了，人道主度应该讲讲嘛。陈讲这话时显得很得意。但胡绳认为，也不能太得意，他们三个过去写那些文章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认识并不很清楚。人道主义当然可以讲，在"文革"中暴露的许多反人道的罪恶更说明人道主义应该讲。但将人道主义尽量拔高，提到整个世界观的高度，说成是人生的根本的原则，恐怕还是不行。胡乔木论人道主义的那篇文章，许多人不赞成。胡绳觉得乔木认为人道主义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意见还是值得考虑的。
十六、对胡乔木的深情回忆
胡绳与胡乔木在1935年就开始相识，建国后胡绳又长期在乔木领导下工作。两位都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秀人才。他们彼此也是"惺惺相惜"的。对于乔木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理论修养、严谨的治学风格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胡绳都是非常称道和佩服的。
建国初期，胡乔木在中宣部任常务副部长；胡绳任副秘书长，又是《学习》杂志的主编，有些事常去找乔木请示商量。胡绳后来与我谈到，对于从批判《武训传》开始的几次大的思想文化批判，乔木给他的印象是没有多少兴趣，并不积极。胡绳当时觉得《学习》杂志上没有一篇批判《武训传》的文章不大好，就此去询问时，乔木也不表示什么。不久胡绳写了一篇《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乔木看了稿子，也提了点意见，但并没有讲更多的话。最难得的是，毛主席为处理胡风集团一案征求乔木的意见，乔木当场表示：胡风的文艺思想应该批判，但将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证据不足。而且宪法刚刚公布，对于逮捕胡风，乔木也认为不妥。据一些了解内情的同志说，乔木为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有些问题上甚至敢在毛主席面前争论很长时间。几年前胡绳与我谈起乔木的这些表现，认为应当有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独立精神，不论面对的是什么高级领导人。古人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也是赞扬这种精神。胡绳由此而在纪念乔木的文章中特别写上一笔道："他（指乔木）极其尊重毛泽东同志，但在有些问题上他觉得不能苟同时，仍保持自己的见解。在当时的环境下他虽然为此而苦恼，但他决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
胡绳写的两篇纪念乔木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胡乔木与党史工作》。这篇文章着重讲的是乔木与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关系。胡绳在文章中叙述编写这一党史简本的情况，特别叙述了稿子写成后送请乔木审阅的情况。1991年7月乔木患病在北戴河修养，精力很差。他担心我们写的这本书达不到应有的水平，提出是否以某种非正式的形式出版，只在一定范围内发行，以便在征求意见修改得较为完善后再正式出版。胡绳带了稿子赶到北戴河，建议乔木先看稿子的第七、八、九章（这三章写的是1956年以后三十多年的事）。原来以为很难估计用多少时间才能看完，谁知只用了不到五天时间乔木就看完这一部分约二十万字的稿子，并批注了许多意见。胡绳立刻应约去看乔木。乔木首先对写作班子的工作成果表示高度的评价，还说要立即报告杨尚昆同志，请他召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批准出版这本书。不久举行了这个会议。乔木在会上提出他要为这本书写个题记。他说："我现在虽然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这篇题记很快由他亲笔写成。胡绳引用钱钟书对此文的赞美后说，"在他（指乔木）逝世的13个月前所写的（也许是他一生最后亲笔写的）文章，虽然是一篇短小的题记，却也显示出一个大作家的功力。"胡绳还列举乔木在审阅这本党史书稿时亲笔所作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修改例子，并且说，"这些修改不但使这本书增加光彩和减少疏漏，而且也反映出乔木同志对于党史的真知灼见。可以说，贯穿在这些修改意见中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胡绳在此文的最后深情地说："现在重看他（指乔木）当时阅过的、满布他的字迹的几百页校样，重看他为尽可能求得这本书的完善而写给我们的一些字条，我不能不感到他是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这本书付出了一生最后的心血。"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胡绳带领我们几个在玉泉山写作这本书和送审时的情况。从1991年1月到8月，龚育之、金冲及和我一直住在那里集中精力看材料、研究和写作。胡绳在开始时是每周来一两次，后来也长住下来了。那时有一股企图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的"左"倾声浪甚嚣尘上，但胡绳始终不为所动，在书中坚持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立场。书稿写成后究竟能不能顺利出版，是当时面临的一大问题。正如胡绳在上述文章中所说，"如果得不到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之一的胡乔木同志的认可，我们不能安心地出版。"
胡绳去北戴河后，我们几个留在玉泉山焦急地等待着。8月3日胡绳给我打来电话说："今天早上去乔公那里，谈了两个多钟头。乔公对书稿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在以前没有过。现在另找一个班子写也写不出这样一本书来。告诉玉泉山的同志们，这一本书是党史工作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成就。"紧接着胡绳还说了有哪些地方要我们继续修改并准备过几天去北戴河列席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等等。8月8日北戴河的会上，我听到尚昆、乔木同志热情赞许这本书稿的讲话。尤其是乔木谈到要亲自写一篇题记以表示对这本书负责的时候，我目睹他那种"铁肩担道义"的气慨，不禁深深地受到感动！后来胡绳与我谈起乔木，在别的方面不是没有微词，但对这件事总是流露出无比敬重之情。现在回顾起来，胡绳和乔木在这件事情上真是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形成我们学术史上一段壮丽动人的佳话，至今还令人十分神往！
十七、从"惑而不解"到"知天命"
胡绳的八十自寿铭有"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一段话。从这段话里引出一个对三十载的困惑时间如何计算的问题。龚育之在《百年潮》今年第二期写的《胡绳的不悔和困惑》一文中提出："这三十载，从哪里算到哪里呢？"他认为，"也许是笔误，也许是另有深意，比如想说困惑不自一九五八年始，也不在一九七八年结束，或者想说别的什么，读者可以自己领会。"
据我的领会，胡绳在1998年2月初作八十自寿铭，除亲笔将它写成一张条幅挂在自己的书房外，还写在给我的一封短信中。两次写的文字都一样。以他的细心，不大可能发生笔误。更为可靠的是，在一次与我们（有徐宗勉、白小麦和我）的谈话中，胡绳明确地谈到，"文革"结束后，对于思想理论领域的方向问题，大约到1987年他在思想上才整理清楚，而这距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差不多晚了十年。可见三十年困惑的时间，按他的意思是从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后期。
当然不是说，在这历史大转变的十年期间，胡绳始终处于一成不变的困惑状态。总的说来，他是伴随形势发展的主流而逐步前进的。但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风雨雨，他仍然在大方向上有困惑不解的地方。胡绳与我们谈到一个典型的例子。那是1985年12月他代表社会科学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汇报的题目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认定思想界的混乱现象十分严重，强调思想理论战线的首要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动摇。而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同志则强调，近百余年来历史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以实践为依据，勇于冲破已经过时的论断，提出新的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充实和发展。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耀邦同志对社科院汇报提纲的一些说法不以为然，很不高兴，后来这件事变得很难办，也就没有什么结果了。在这前后，胡绳说他差不多有好几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可能要到1987年，才慢慢地把思想整理清楚，写的东西稍微多一点了。
胡绳自律甚严，他说在1987年前好几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是过谦的。实际上那几年他还是写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并结集为《历史和现实》一书出版。其中较多的文章固然是关于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涉及现实政治的比较少，但1983年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1985年写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两篇，应当说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问题很有创见的作品。1987年发表《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长文，受到思想界和社会上的普遍赞扬，被誉为"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但据李慎之最近写的《忆胡绳》文中所述，胡绳当年在一次社科院党组会上听到对他的赞扬时向李慎之说："其实我不过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还有一半问题根本没有谈呢！"胡绳的这个话，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
这里所说的另一半问题是什么？不难看出，就是指中国在按照历史的逻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之后，为什么不从容地建设新民主主义而又很快进入社会主义呢？为什么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又出现了那么多挫折和失误呢？胡绳在这篇长文中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此时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整理清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了。这可以从1989年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一文得到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是胡绳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稿，原来准备给外国朋友讲的，后来收在《胡绳文集》（1979-1994）第二集中，不大为人所知，而此文正是反映胡绳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文章言简意赅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大问题：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不对？二、为什么在长时期内犯"左"的错误？三、为什么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其中讲到经济体制改革要过商品经济关，政治体制改革要过民主政治关，讲到"社会主义的旧模式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而得到改造，否则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坚持不了的。"还讲到，我们应该勇于接受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形势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使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各种怀疑论和否定论，马克思主义将失去其战斗力和生命力。"对于企图回到"文革"前的老路上去的倾向，文章认为，"实践证明此路不通"，"抱残守阙，只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权利，更谈不到扩大其影响。"这篇文章引起龚育之的重视，龚在谈《胡绳文集》的读后感中说，"这篇纲要式的史论，也可以说是一篇政论，因为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历史，也就是现实的政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否定改革开放、企图回到"文革"前的老路上去的思潮又被掀起。胡绳这篇文章，完全不受这种思潮的干扰，坚定不移地维护党在新时期的路线和理论，有许多新见解，表明他确实已走出长期的思想困惑，进入"知天命"的新境界了。
十八、在社会主义研究上的新境界
胡绳从八十年代以来就用很大的精力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节提到的83年、85年、87年、89年的四篇政论文章，都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使他的这项研究得到更加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他发表的论述社会主义问题和邓小平理论的文章数量增多，质量更为提高。其中如《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94年3-4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94年11月）、《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94年12月）、《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的作用》（96年9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98年7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99年5月）等等文章，都代表了胡绳的思想理论的新境界、新水平，在知识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胡绳的作品对邓小平理论作了深入细致的阐释，并有许多独到的发挥和中肯的评价。他认为，邓小平针对过去长期通行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由此反映的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扭曲认识，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的目的不在于找出普遍适用的公式，而是要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但邓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也涉及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由此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论点，就必定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加了新内容。胡绳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建设的科学。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并在实践上取得显著的成功。
基于这种认识，胡绳对于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个会议"确实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如果没有由这个会议开始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发展中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胡绳还指出，邓小平理论是一个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结晶。现在世界上，资本主义欠发达、仍背着前资本主义的许多负担的国家，无论就国家的数目和人口数目计，都占多数。它们如何才能既 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怕的波折，又能享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而进入社会主义，这实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的国际意义。
在社会主义的研究中，胡绳还长时期注意研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病重的最后几年，他继续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取得新的成果。早在85年他写的一篇读书笔记中，就特别提出并阐明一个人们不大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对立的关系外，还有继承关系。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懂得这种继承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则对这种关系作了科学的说明。列宁更是特别论述了继承资本主义"遗产"的重要意义。胡绳多次强调，能否解决好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遗产问题，是关系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原因之一。九十年代末，胡绳发表文章进一步提出，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用民粹主义的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是中国革命诸多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对二十年代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观点作了历史的理论的考察，认为直到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才使这个问题得到透彻的解决。胡绳还分析了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并认为重新学习和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处理，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邓小平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很有帮助的。
胡绳在回顾即将过去的世纪并展望新世纪的到来时，认为人类在二十世纪中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经验。根据这些经验，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曾经被怎样地扭曲，而如果不改变这种扭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他特别重视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强调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所提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太重要了。可以说这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胡绳还满怀信心地断言：在新世纪（2001-2100年）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下一个世纪和更下一个世纪（2201-2300年）取得更伟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在21、22、23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所有这些，是多么富有智慧和远见的哲人的心声！
有识之士评价胡绳晚年的这些作品说，胡绳以历史学家的功底来写论述现实的路线和理论的文章，使这样的理论文章具有历史的厚重感。而凭借对现实的路线和理论的深邃研究，来叙说现代的历史，又使这样的史论文章具有理论的深度。胡绳以七十、八十高龄，又多年患病，完全用自己的努力写出这么许多很有影响、很有分量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这在许多老的理论工作者中间是并不多见的。因此特别值得珍贵和令人钦敬。(全文完)
更正
《师门忆语》有几处错误更正于下：第六节倒数第2行 "马叙伦"应删，第八节右倒数第8行《洪亮吉文集》应为《洪北江文集》，同节倒数第5行"乾隆"应为"嘉庆"，第十一节第9行"从他"应为"从关"，同节右第6行"9月"应为"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