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小平同志抓整顿的一个范例
作者：■陈法文（原浙江省委副书记）
中央1975［16号］文件，是在毛主席、周总理支持下，具体体现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全面抓整顿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产生的成果，受到浙江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的一个好文件。
“文化大革命”到1975年已经进行了9年。9年来国内形势的发展，不仅没有达到毛主席预先设想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要求，而且出现了林彪叛党，全国派性泛滥，武斗频繁发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严重局面。于是，毛主席发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一年，小平同志担任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时，周总理病重，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小平同志针对“文革”中出现的一系列纷繁复杂的问题，敏锐地看到要害在于派性猖獗，许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软弱涣散。他以非凡的胆识，一以贯之的果敢魄力，在全国各条战线，在铁路、冶金和浙江等行业与地方开展了全面的整顿。
1975年的浙江可以说已乱到极点，省委，不少地、市、县委和厂矿企业已到了无法开展工作的地步。这是由于“四人帮”直接插手浙江，控制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权，搞乱了浙江。
一是由王洪文出面，指定我省的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列席省委常委会，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严重削弱。当时，省委常委内部本来就思想不统一，主要领导同志失之过软，张、翁、贺列席常委会议后，常委更加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张、翁、贺列席常委会议后，常委更加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张、翁、贺想的是派事，说的是派话，作风又蛮横无理，在常委会议上竟敢抢话筒，拍桌子，提抗议，动不动缎带省委负责同志打棍子、扣帽子。有一次，他们竟背着省委，以工代会的名义发通知，召开全省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在他们的带动下，不少地方也都搜罗了一批“反潮流战士”，列席党委常委会议。同时，从省到县都建立了凌驾于党委之上的批林批孔小组和“民兵指挥部”。以方剑文为头头的另一派则另立山头，拉起了“民兵独立团”。这就使党委的一元化领导遭到严重破坏，全省还有什么安定团结的局面可言呢!
二是“四人帮”支持张、翁、贺，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批判省委搞“两否一倒”，严重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我省自林彪反革命集团粉碎后，通过贯彻中共中央1972［16号］文件，开展批林整风，清算了一些极左错误，落实了一些政策，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全省形势日趋好转。但是，好景不长。1973年1月，王洪文来我省检查工作，批判省委在批林整风中纠缠历史旧帐，走偏了方向。1973年6月，我省在酝酿选举出席党的全国“十大”代表候选人时，张春桥、王洪文多次缎带省委施加压力，说“翁森鹤是全国工人中造反最早的，浙江选工人代表，要把翁选上。”党的“十大”以后，王洪文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变本加厉地插手浙江，支持、怂恿张、翁、贺等人带头发难，指责省委领导谭启龙和铁瑛同志在批林整风中不批林彪的极右，而批了极左，搞了“两否一倒”，犯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开历史倒车的错误。同时，他们还散布种种谬论，在党内分什么“法家党”、
“儒家党”。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竭力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污蔑坚持生产的工人、农民是“替‘走资派’卖命的小绵羊”，先进的企业是“修正主义的样板”。1974年1月，江青又以个人名义写信给驻浙的20军防化连，并派迟群、谢静宜送材料，发动“批林批孔”，指责省委主要领导是“走资派”。所有这些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舆论，极大地搞乱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严重挫伤了搞生产的积极性，导致许多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经济上发生严重困难。
三是由张、翁、贺策划和带头，在全省搞了“突击提干”和“突击发展党员”，党的建设受到极大冲击。张、翁、贺等人造反的目的就是为了夺权。他们熟读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讲话，秉承林彪讲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的旨意，野心勃勃，到处伸手要官、要权。张永生毫不掩饰地说,“双突”就是为了夺取党政文大权，让造反派坐稳天下。在要权的问题上，我们决不避嫌。他们把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高作为提干、入党的主要条件，提出“反潮流”的新干部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占大多数。他们给杭州市委下通知，限定在3天内提拔一批局级干部委提出要提拔60名厅(局)级干部的指标。他们要突击发展的党员对象，如果在本单位支部通不过，就采取“上督落”、“飞过海”(即转到另一支部去)的办法来解决。这样做的结果，全省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就突击提干1万多人，突击发展党员3万8千多人。面对着党将变质的危险，凡是有正义感的人，无不忧心忡忡。
上述发生在浙江的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1975年，小平同志在抓整顿中，坚持以反对派性，整顿领导班子为突破口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决策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支持。是年2月，毛主席因病来到杭州疗养。省委安排铁瑛同志负责保卫工作。铁瑛同志抓住接近毛主席的机会，包括通过汪东兴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批林批孔中出现的问题，特别集中汇报了造反派搞“双突”，张、翁、贺列席省委常委会，闹得省委无法开展工作的情况。毛主席回北京后，中央开始下决心解决浙江的问题，派纪登奎同志率工作组来我省。当时，因王洪文是分管华东的工作，所以他也来了。纪登奎同志来我省前云医院看望周总理，总理怀着对我省人民的满腔热情，语重心长地嘱咐纪登奎地，二定要解决好浙江的问题。小平同志具体交待纪登奎，要从整顿领导班子入手，解决好浙江的派性问题，并要为纠正“双突”错误，提出处理的方针和政策。
为贯彻中央的决策，省委于6月20日至8月4日，召开了有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学习和总结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就省委的思想政治路线问题，相互交心谈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省委常委作了集体检查，承认常委是一个软班子、散班子，在关键时刻，在有些问题上，思想不够统一，上海市不够一致，形不成一个拳头。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坦率地检查自己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了派性，患了“恐派病”，对一些重大问题，不能坚持原则，对于一些错误倾向，不敢开展斗争。省委的自我批评，受到了到会同志的好评和理解，从而促进了党内团结。会议同时揭露了坏人翁林鹤，批判了张永生、贺贤春、方剑文等派头头的错误，并对翁和张、贺、方分别采取了收审关押和下放农村劳动等措施。在初步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会议集中研究了处理“双突”问题的方针政策；省委还就废除造反派列席党委常委会，撤销“民兵指挥部”、“民兵独立团”和批林批孔小组等问题作出了决定。
经过省委工作会议的充分讨论，省委提出了向中共中央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我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起草，在多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中，我领会省委和与会同志对处理“双突”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主要精神是：第一，必须明确指出，“双突”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双突”的条件，是以是否积极参加和支持某些派头头的派性活动为标准，完全违反党的性质和宗旨，违反党章规定，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由此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而“双突”的错误必须坚决纠正。第二，对“双突”的每一个人，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讲究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第三，处理“双突”问题的步骤和做法要稳妥，对“双突”的人员，给以1年左右的培养、教育和考察时间，然后分别情况，妥善处理。省委在请示报告中提出，凡是突击提拔的干部，全部先回到批林批孔运动以前的原单位、原岗位，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培养和考察，对于表现好、符合干部条件的人，再由各级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逐个办理任命手续。对于突击发展的党员，通过教育和考察，凡不够条件的，经支部大会讨论，上级党委批准，予以除名。有些“飞过海”入党的，即使条件具备，也要在本支部履行入党手续。在“双突”中，经过审查，凡是混进来罪证确凿的坏人，要坚决清除，依法处理。
根据上述观点和原则起草的请示报告，经过省委常和参加会议同志的反复讨论和逐句逐字的修改，终于在7月13日定稿。14日由谭启发、铁瑛同志送往北京。15日，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谭、铁列席会议。铁锳同志汇报了省委工作会议的情况和请示报告的内容。李先念、华国锋同志发言，表示同意。随后，小平同志指出，浙江省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坚决纠正这方面的错误，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他肯定省委在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认为作为一种特殊情况，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同时决定将这个文件报送毛主席审阅。经毛主席圈阅同意，中央于17日发出了［1975］16号文件。那次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原在省委工作的军队干部回部队去工作，并决定抽调5名领导干部来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常委和杭州市委书记。
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的下达，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省委高度重视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铁锳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对学习、宣传、执行这个文件作了具体部署。同时，省委确定杭丝联、杭钢、杭州齿轮箱厂等8个单位，作为纠正“双突”，增强团结，促进生产的试点单位，并在中央工作组的帮助下，派出干部协助这些单位做好工作。从8月份开始，通过以点带面，各级党组织普遍学习了16号文件，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排除了派性干扰，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在较短时间内就遏制了经济不断下滑的势头，到年底，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基本与上一年持平。
1975年我省的整顿，时间虽短，但效果十分明显。可是到年底，全国又出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小平同志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中央1975［16号］文件的贯彻因此受挫。“双突”的一些遗留问题直到80年代中期的整党中才得到进一步的清理和解决。1975年的整顿虽然被迫停止，但是，小平同志抓整顿的指导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双突”问题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整顿前后形势的反差，促使干部、群众引起对“文革”正确性的怀疑，对“四人帮”真正面目的认识。因此，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四人帮”的支持下，尽管张永生等人再次兴风作浪，把斗争的矛头又指向省委和各级党组织，但全省并没有出现1975年那样的混乱局面。所以，1975年的整顿，可以说是一次拨乱反正的演习。从某种程度上说，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