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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处理顺直省委问题经过
作者：■黄少群
顺直省委问题的由来
顺直指的是北平(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曾有以李大钊为书记的中共北方区委，工作范围包括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及陕北等广大地区，革命工作有过显著成绩。大革命失败，李大钊等被害，北方党组织失去领导中枢，工作陷于半停顿状态。
1927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政编常委会决定建立顺直省委，以中央委员彭述之为书记，工作范围与原来的北方区委同。但是，彭述之不但未能恢复北方党的工作，却由于他在政治上坚持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对群众斗争的领导；在组织上效仿陈独秀实行家长式统治，发展个人意气之争和党内的派别纠纷，互相猜疑，互相攻击，引起党员的极大不满和党内的进一步混乱。一些革命高潮时入党又没有经过教育和训练的新党员，在党内泛滥小资产阶级意识；有的党员怀疑党的策略转变，对党的政策采取自由主义态度；有的不顾党的民主集中制，搞极端民主化；有的不愿意过艰苦斗争生活，以雇佣观点对待工作，给钱就干，不给钱不干，闹“经济主义”；有的看到前途困难重重，就悲观失望，消极怠工，等等。——“顺直问题”由此产生，并纠纷不断，愈演愈烈，令中共中央深感棘手。
中共中央曾三度派人去试图解决而未果。
第一次，八七会议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政治局委员王荷波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全权解决”顺直省委纠纷问题，改组省委，撤换彭述之（仍留省委工作），由朱锦堂任书记。史称“第一次改组”。但接着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盲目发动“顺直大暴动”，两位省委常委牺牲，并使历尽艰难保存下来的一点力量又遭受严重损失；二是由于叛徒告密，北方局遭破坏，王荷波等被捕牺牲。于是，顺直党的工作又几陷停顿。
第二次，1927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顺直省委受中央直接指导，并派蔡和森任中央北方巡视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1928年1月27日，蔡和森主持对顺直省委进行“第二次改组”，推工人出身但政治水平很低的王藻文为书记，将彭述之开除出省委。这次改组，由于缺乏正确的政治指导，“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及派别成见”，因此，不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更促成顺直党组织的混乱和分裂。保南地方党组织一些人以本地区未派代表出席省委改组会议，竟认为“省委不合法”，并在正定自行组织“第二省委”彭述之则跑到上海向党中央告蔡和森的状，而蔡和森也即派人到中央辩解。此时党中央领导也不统一，一会儿听彭述之的，说“一月改组”不当；一会儿又听蔡和森的，说改组是正当的。这就使顺直党组织无所适从，从思想到组织都陷于一片混乱，工作难以开展，处于瘫痪状态。
第三次，192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到天津，旋又决定他参加顺直省委常委，以加强省委领导。6月，中共留守中央又加派陈潭秋来顺直巡视指导工作。7月，刘少奇、陈潭秋、韩连会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改组省委，推举韩连会代替王藻文任书记，并给闹纠纷最烈的韩麟符以撤销内蒙古特委书记、留学察看六个月的秘书。会后，刘、陈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史称“第三次改组”，又称“七月改组”。刘少奇到天津后，作过一些调查研究，对情况有较深的了解，但处理方法过于简单，缺乏耐心说服教育，而偏重于批评和“惩办”，因而“七月改组”也未收效。
惩办主义未能解决问题
八、九月间，六大新中央负责人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回国开始工作，听取了留守中央及刘、陈的汇报。从一开始(在莫斯科开六大听了顺直代表王藻文、王仲一等的报告)，中共中央便知道顺直问题是当时全党工作中“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又是“发生在党非常涣散的时候”；如果“不能很快的得着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
此时周恩来尚未回国，中央以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为核心，对解决顺直问题采取了“惩办主义”的办法。10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蔡和森对顺直省委问题负有责任，竟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党委和宣传部长职务，由李立三代替；还决定给顺直省委对韩麟符的处分决定。仍派刘少奇去天津指导顺直省委工作。
“惩办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十月刘少奇刚从上海返回天津，顺直党内又发生一系列严重问题。一是韩麟符问题。认为处分过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结合起来进行反省委的活动；二是王藻文问题。王对处分极为不满，联合一部分被党开除的人由反省委而勾结敌人叛党，顺直省委不得不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三是“京东问题”。京东唐山、乐亭、玉田、遵化等地党组织负责人认为“七月改组”是“不合组织的”，不承认新省委，派代表到天津“主愿”，并组织所谓“京乐护党请愿团”赴中央控告顺直省委也就是控告刘少奇。——一时间竟闹得满城风雨，使顺直省委几乎完全不能行使职权。
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陈潭秋、韩连会商量决定：由他们三人联名签发一则通告，指称：“顺直党内完全为小资产阶级意识所支配”，省委“已经没有指导工作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指责京东组织“京东护党请愿团”“显然有分裂党的倾向”，等等。通告宣布停止顺直省委职权，停止京东各县委组织的活动，报请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来处理顺直一切问题生提起委未成之前，由他们三人直接指导和和管省委工作。
这个通告没有说服教育，多是批评指责，不但不能平息纷争，反而更促成顺直党内的混乱和分裂。“顺直问题”已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周恩来主张政治说服
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党委会议，讨论顺直省委领导间产生严重分歧、各级组织涣散、派别纠纷不已的问题。李立三提出发展工人斗争、打击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意见，甚至主张在顺直党内开展“两条路线斗争”。
此时周恩来已于11月上旬回到国内，出席了这次常委会。
党的六大时，由于共产国际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并在其直接领导下，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推上了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的位置。但连“文化水”也没有多少的向忠发，无论政治思想水平和领导工作能力都和党的最高领袖的条件不相符合。所以在六大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起着实际的核心作用。
“不应该是两条路线”，“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在11月9日的常委会上，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李立三的“惩办主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主张。他在发言中指出：“顺直残留的斗争直到现在，主要的是缺少了政治的指导。这点中央要特别注意。”他强调说：“我觉得中央委员会有一人去一下才好。”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并作出几条具体指示，要来交汇报的陈潭秋立刻返津传达，恢复省委职权。
周恩来由于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和博大的政治胸襟，他能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一开始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政治指导”、“政治说服”，而不要动不动就实行“惩办主义”，就在党内搞“两条路线斗争”。这就显出了他高于党内其他领导人处理党内问题的水平。
但刘少奇、韩连会和陈潭秋却表示不能接受中央的批示，坚持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请求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坚定不移。11月17日复信表示不同意他们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指出顺直党内纠纷以及目前一切坏的现象，是长期历史造成的，是许多不正确倾向的结合，是没有正确的党内生活，积极的党的工作和党的政治路线没有深入党的下属群众的结果。解决顺直党内的问题，“决不是用机械的纪律去制裁，尤其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可以解决的。”
为解决顺直问题，中央特作出五条决议：(一)即刻恢复省委职权，陈潭秋以巡视员名义参加省委工作，刘少奇脱离铁路总工会，完全做省委工作；(二)少数同志组织的“护党请愿团”应立即解散，因为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破坏党纪的行为；(三)省委应在三个月内召集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在代表会前，须积极改造各级党部，引进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去工作；(四)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根本上一切关于党内纠纷的讨论；(五)京东四县党部立即停止活动，并由省委派巡视员去巡视并实行改组。
11月下旬，刘少奇回到上海，向中央报告顺直党的工作，再次陈述不同意恢复省委职权的理由。
由于顺直问题越来越严重，11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顺直问题。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等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会议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去顺直巡视，调张金刃（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会仍任顺直省委书记，省委恢复职权，改组常委。
于是，周恩来担起了解决这个令人棘手的“顺直问题”的重担。
此时刘少奇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接受中央的批评，认为批评他“缺乏说服的精神，陷入命令主义的错误”是对的。但坚持三条：1.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不是一种处分，只是在请示中央期间的一种临时办法；2.“坚决的不赞成‘一切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的指示”，认为这反而会助长一些人准备更多更大的纠纷在代表大会上来爆发；3.请求中央调换自己的工作。
1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了刘少奇、陈潭秋的部分意见，根据顺直党当时的情况，改变了11月17日中央致顺直省委信中“三个月召集全省代表大会”、“一切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的指示，改为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来解决。中央也没有调换刘少奇的工作，而还是派他和陈潭秋等先期回天津做省委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
亲赴天津解决纠纷
12月中旬，周恩来化装成商人，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子，从上海乘轮船来到天津。顺直省委派认识他的徐彬如到码头去接他，让他在党的秘密机关长春旅社稍事休息后，住到日租界的一家饭店中。周恩来一到天津，立刻开始紧张的工作。第二天（12月11日）他召集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等举行谈话会，听取他们对顺直省委党的工作的情况汇报。他们谈了顺直省委所属各地区和各系统的工作情况，并说明：在向干部宣布停止省委职权后，党内发生两种意见：一种是同意这种主张；另一种是仍在扩大前批的纠纷。他们还汇报了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筹备情况。谈话会决定：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由周恩来自己起草。在研究出席扩大会的代表名单时，陈、刘都提了一些人。周恩来的意见，凡出席六大回来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参加，但代表的名额不宜多。经反复研究，由50多人压缩为40多人。
13日，召集顺直省委常委会，周恩来作中央关于解决顺直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并作了很多说服工作。常委们都表示中央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的议案。
接着，周恩来又抓紧有限的几天时间，进行了紧张的多种多样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接见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下去参加各区委和支部的会议，广泛听取他们对省委和中央的意见和要求；他亲自到意见最大最多的唐山去，分别召集负责同志会、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考察下层党员群众的实际生活与工作情形，以备作决定工作计划的根据，并对大家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与会者都感到如沐春风，心悦诚服地服从中央的决定。
由于周恩来在深入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以向前看的精神，从积极工作的过程中去求得纠纷的解决，这样做果然收到预期的效果。周恩来在12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讲到：经过工作，“大多数接受中央恢复省委职权、扩大省委、改组常委的办法，并一致认为必须积极到群众中工作，从参加和领导斗争做起，才能建立起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才能逐渐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
原来像一团乱麻而令中央深感棘手的所谓“顺直问题”，周恩来到天津后，通过深入细致，耐心教育的工作，终于很快就理出了头绪。顺直党内的思想逐渐接近，并趋于基本统一了。
为了统一思想，把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搞得更好、更充分些，筹备组针对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编印出版了一个党内刊物《出路》这，意即北方党的出路。主要内容一是对顺直党的出路和如何整顿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二是论述党的组织原则，向党员和干部进行组织纪律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此外还刊登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前途、共产主义事业和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文章。这是一个不定期的政治理论性比较强的油印小印子，一共出了十三期，到1929年8月31日停刊。就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即将召开之前，12月18日《出路》第二期印出。在这期刊物中，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央致顺直省委信，题为《中央对顺直党改造的路线》；接着是周恩来以“伍蒙”署名的文章：《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这。之是周恩来到天津后的几天内，同一部分同志谈话和下去调查之后，为了解每件事大家对整顿顺直党组织的一些疑问，在《出路》付印之前，日夜不停地赶写出来的。文中贯穿了党的六大的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处理顺直问题的原则。而这也是周恩来在顺直督委扩大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的主要内容。
指出顺直党内政治偏向
1928年12月底，在天津法租界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的两排平房里，按中央和周恩来预定的计划，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了。出席会议的代表，除参加中共六大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和顺直省委委员外，还有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京东、石家庄、直■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共43人。
扩大会议由刘少奇、陈潭秋较流主持，主要是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内容就是上述那篇文章。报告比较长，内容严肃深刻，生动具体，虽有批评，但绝不武断粗暴；虽有教育，但绝无“家长”口吻，加上周恩来那与人为善的态度，亲切感人的精神，循循善诱的风格，使与会者无不心悦诚服，乐意接受。
周恩来首先详细地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势，讲述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并强调指出，这是目前决定一切的准绳，全体同志都必须有深刻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地运用。
周恩来指出，顺直党内在政治路线上存在的偏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偏向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党的策略的转变。一些干部否定党的策略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把党在革命低潮时期实行“争取群众”的正确政策看成是“机会主义”，而要求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暴动”方针。他们不顾群众，不估量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成天嚷着“暴动，暴动”，几乎每次斗争都要作暴动的布置，以为不如此，便是“机会主义”。当群众不愿意参加暴动时，他们就用“机械式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吓群众”，强迫罢工，命令暴动。这种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同党的六大路线是背道而驰的。周恩来严肃地指出：这种错误倾向所以没有及时得到纠正，是同顺直省委员负责干部的态度有关的。顺直省委负责干部思想上没有接受党的策略转变，政治上没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们不愿意了解和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反而接受某些不正确的指示。如遭受重大损失的“顺直大暴动”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生了。这处不良作风如不立即纠正，不仅助长党内错误倾向，而且将会同党离心离德，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
在党的策略转变过程中，顺直党内又存在着右的偏向。周恩来指出，有些干部看到革命事业遭到那么大的失败和挫折，便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或者看了党内有些个人的意气之争和政客式的结合挑拨”，便“心灰意冷，不愿积极工作”。实际上这是从右的方面来否定党的策略转变。这些干部虽然口头上也挂着“争取革命高潮到来”的词句，但“不艰苦忍耐的去做群众工作”，消极怠工，在那里坐等革命的胜利，周恩来指出，这种“动摇不定、投机取巧”的“消极观念”是小资产阶级的“一个堕落倾向”。他引导大家认识革命形势向前发和主观努力的辩证关系。他说：“新的革命高潮下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确是客观条件规定的事实。但是新的高潮到来的迟早，与能否彻底的胜利，的确大半决定于革命的力量。”“所以我们只有很艰苦地、有耐心地去做群众的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然后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如果“只是幻想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而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这在客观上便是妨害革命”，妨害党和群众的利益。
强调反对错误组织倾向
在指出顺直党在政治路线上存在错误倾向的同时，周恩来还指出顺直党在组织路线和组织观念上也存在错误，强调反对错误的政治倾向必须同反对错误的组织倾向结合起来。
周恩来指出了下列三点。
一是党内生活的极端民主化。例如：有的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的决议任意不执行，甚至不做工作；有的不承认领导机关应有职权，连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发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实际上是要求领导机关在任何问题上都要跟着群众跑；有的地方还发生了严重对抗上级党委的自由行动。周恩来指出，这种作风，“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作风，而是一群小资产阶级争极端平等自由的把戏”；这种作风不肃清，“可以把党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他精辟地阐释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同时他又要求领导机关克服“庸俗的官僚化倾向”，要深入到支部，将党的决议、政策和策略直接交给党员去讨论和实行，而每个党员都要积极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但不能要求上级处理“每一件日常事务”、“每一个琐碎问题”，都要经过一般党员同意后才能施行，因为“这样的民主，不论哪个阶级社会里，凡是有组织的地方永远找不出来。”
二是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的宗派主义和唯成分论。如片面强调增加工人成份，机械的找些工人进来，而不加以教育，机械的规定领导机关工人成份的比例，而不问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如何；分配工作，提拔干部，始终是相信自己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群众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尤其错误的是歪曲反对机会主义思想斗争的性质，把反对机会主义变成了反对知识分子的斗争。周恩来批评了这种唯成份论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指出：“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是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的纠纷。这处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破除小资产阶级的狭隘观念，维护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三是小组织倾向。指出顺直党内这些小组织都是由于私人感情的结合，或部落的观念形成的。少数有野心的人，就利用这些小组织进行破坏党的活动。这种小组织倾向还给“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在党内出现提供了条件。对这种“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必须坚决制止，坚持不改的要清除出党。
在指出顺直党内存在的组织路线方面的错误倾向后，周恩来又就健全支部生活、加强组织纪律教育等问题对大家作了简明生动的解释。他说：“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它的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工作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运用，首先要了解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党员才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
周恩来在报告中接着指出，为了保证全党意志的统一，还必须有铁的纪律。他特别解释说：党的铁的纪律和惩办制度不同，“以惩罚本身为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不在教育工作上下功夫，这是惩办制度”。而铁的纪律只是为了“防止错误的蔓延，求得阶级的一致”，它“对群众是带有教育性的，不是以惩办某一个人或某些个人为目的。”他分析说：如果一个同志在政治上组织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不处分，这无异告诉别的同志，他们也可以学着这样做；处分轻了，解释而不接受，党如没有办法，这更无异告诉别的同志，党的纪律只是写在纸上的，并无实际效力。
周恩来的上述这些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党的组织原则，为顺直党的组织整顿指明了出路。
剖析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
周恩来指出，顺直党内思想上存在的偏向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他认为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发展无产阶级意识，也是顺直党反对错误倾向的一项重要内容。
周恩来经过调查后指出：顺直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最普遍最流行的表现是雇佣劳动观念和经济主义倾向。例如：有的同志为党做工作，就伸手要钱，参加会议要钱，做支部干事也要津贴，不拿钱就不做事∑的同志失业，就要求到党的机关工作，解决生活困难，将无产阶级革命党看成是“救济会”和“吃饭的机关”；有的同志借口只有在领导机关做事的人才算职业革命家，便不愿从事正常的社会职业而要到机关工作，实际是为了领取生活费。总之，“同志们所注意的大都是经济问题、个人问题，政治上的意见反倒很少。”周恩来认为，这种思想意识和我们党的性质和任务“相差何止几千万里。”他告诉大家，党不是“救济所”，党的工作也不只是在党部，主要在群众中。党的发展不是靠领生活费的人多，而是靠为党工作的人多，靠在群众中生活、未离开生产职业的广大党员群众。那种专门在党的指导机关工作的党员，因为无法且无时间兼有社会职业，乃不得不领取党的生活费，以维持他们的生存，这在党内只是居于极少数。如果党内都是做机关工作的人，都向党领取生活费，党就不成其为党，党和群众就没有关系了，还怎么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呢？为了克服经济主义偏向，他还帮助大家分清雇佣观念和为党工作的界限，指出为党工作是共产党员的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怎样为党工作呢？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是“每个党员在他党内生活的支部中必须积极工作，具体的条件有参加斗争、到会、缴费、讨论问题和本身工作、读党报、散发宣传品、介绍同志，等等。这是每个党员为党做的基本工作，必须这样工作，才能算做一个共产党员。”至于党员的生活来源，则应做到职业化，就是说，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组织也应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应当学习生产技能，注意到工厂中去工作，要使同志不依赖党生活；已有社会职业的党员，更应利用有利条件为党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扩大党的影响，同时又把群众的要求反映到党内来，使党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党。
此我，周恩来还指出，晨直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闹个人意气之争。有的因个人意气而攻击他人，有的明知自己不对，因意气而不接受他人的批评，有的甚至不站在党的立场去考察同志的意见和工作，专以意气去推测他人的动机，从而造成党内无穷的纠纷，后果非常严重。因此，周恩来在报告中重申党中央的决定：“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与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地排除”，决不允许任何人在党内搞无原则的个人纠纷，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党的原则性和纯洁性。
周恩来最后总结性地指出：顺直党内出现的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意识上的错误倾向，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而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却不能采取“机械式命令”的手段，也不能实行“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正确解决党内这种思想矛盾的方针，应该是“发展党内的政治讨论”，“发展党内的理论教育”。他要求“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这一正确方针，为顺直党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顺直省委问题得到解决
在周恩来报告之后，刘少奇和陈潭秋都分别作了报告。刘少奇主要谈代表资格的审查和北方党的一些情况；陈潭秋主要谈整顿方党的方针。会上，大家对北方党的看法有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方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糟得不像样子了，存在的问题很多。周恩来解每件事说：顺直党内固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变过来。要是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全都要不得，“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谁都不服谁、谁也不切实去做群众工作的地步。”“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发行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他认为，只要党内无产阶级意识加强了，工作向前发了，工作紧张起来了，原来的落伍分子大多数也会随着转变过来。同时，他也劝说对新成立的省委不满意的一部分同志：“七月后的省委有错误是事实；但有错误假使能改，不一定便须停止职权。七月后的省委错在没有向群众中去做工作，做事办法有命令主义的精神，这种错误是能改的。”陈潭秋同意周恩来的分析。
在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还代表组织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到基层去，到工厂去，到产业工人中去开展工作，接受锻炼。当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党员都响应了这一号召，例如徐禁如就到下边区里去担任区委书记并到工厂去做职工运动。
会议根据“八大”决议精神，结合顺直党的具体情况，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其中有《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省委党务问题决议案》，以及关于职工、农民、青年、妇女等工作决议案。这些决议案事先都经周恩来审阅过。通过会议，党内认识基本取得统一，各项工作也作出了合理安排。最后，会议经过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顺直省委。同时成立的还有顺直革命军事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
1929年1月10日晚，经中共中央批准后，拖至岸边严天津佛照楼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第一次常委会议，新任常委韩连会、陈潭秋、张金刃、郝清云、王德振五人出席，另有少数人列席。会上研究了分工：韩连会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张金刃任组织部长。张金刃当时正在从莫斯科回国的途中，关于他任组织部长问题，会上发生了很大争论，经周恩来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服工作，最后决定“维持原案”。
至此，这个令党中央感到棘手的、几次派人去都未能解决的问题，在周恩来主持下终于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周恩来回到上海后，1929年1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这次去后，大家接受了中央意见。”“这次仅是作了一个初步的教育，大家都以为不能闹了。一般同志现有一个兴奋。能否找到出路，要看他们按照决议去工作。”6月举行的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对周恩来这次去顺直的工作曾有这样的评价：“在顺直党的历史上，已经酝酿着很复杂的纠纷，到了六次大会的前后更广大的爆发起来，使顺直党成为破研讨会零离的现象。中央经过极大的努力，派人巡视，召集几次顺直的会议，特别与这一错误的倾向奋斗，最后得到了顺直全党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现在顺直的党已经较以前为进步”，“党的生活向着发展工作的路线上前进。”
这是周恩来解决党内纠纷的杰出才能的第一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