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

作者：■何　方

　　为纪念李一氓同志逝世十周年，除将《模糊的荧屏》改名《李一氓回忆录》再版外，还计划出一本纪念文集。他的夫人王仪同志要我再写一篇回忆文章，这在我也是义不容辞的。因为同一氓同志相交的四十年里，我受到他的关怀和教导实在太多。我一直视他为恩师，不时向他请教。而他对我这个没有什么学历的晚辈后生却全然平等相处、以朋友相待，并给予极大信任。这就使我们成了忘年交。特别是最后十多年，更是经常相会，无所不谈，可以说是我今生接触和来往的老同志中唯一可称得上莫逆的一位。因此，对于他，真是情深似海，有说不完的话。可惜像他这样一位不只品德高尚、作风淳朴，而且阅历丰富、学识渊博、在当代中国也是并不多见的老革命和大学者，以我的水平，确有点“泰山之与丘垤，河海之与行潦”，加之又没有时间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实在无法加以全面介绍和评论，只能写些点滴感受，特别是按我的理解介绍一点他的为人和他的几个重要观点。不过我认为，李一氓确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希望有志于现代史的学者或传记作家，能趁目前尚存在有利于蒐集资料的条件，尽早写出一些《李一氓传》、《李一氓论》、《李一氓年谱》以及他在各方面（如古籍整理）的成就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类专著来，那将是一件千秋不朽的事业。
　　
　　一、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和一氓同志相识始于1950年初。那时为了外交斗争的需要，听了苏联人的意见，认为可能很快进入联合国，于是就立即成立了一个50人左右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副团长就是从旅大区党委副书记任上调来的李一氓。代表、顾问和专员还有冀朝鼎、孟用潜、耿飚、刘贯一、刘英、姚仲明、刘彬、陈叔亮、钱三强、陈忠经、王铁崖、郑森禹等。真是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联合国去不成，代表团只能驻在赵堂子胡同二号原朱启钤公馆练兵待命，前后约一年半。当时闻天同志每周只来一两次，一氓同志则同大家住在一起，主持日常工作。所谓工作，主要就是学外文和分工研究点国际外交问题，也组织一些人写点文章。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的分工是主管调研和资料工作，同时张闻天还布置我写一本美国侵华史的小册子，因此向一氓同志请示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一些。这也为日后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
　　在代表团，一氓同志和大家不论职务高低相处都很融洽，平易近人，毫无虚假，大家亲切地称他氓公，也愿意向他请教和听他谈论。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有话就说，有文章就改，有意见就提，既没有架子，也不讲客套。对工作如此，就是业余爱好，他也是诲人不倦。例如他精通词学，我也想跟着学一点，当郑森禹和田惠贞结婚时，就填了一首打油词祝贺，还记得其中有两句是：“未曾泛舟成功湖，却已双游沼塘子”，拿去向他请教。不想他极为认真，搬出词谱、韵书，逐句分析，哪里平仄不对，哪句叶韵欠妥，真是不厌其烦。我只好将贺词撕掉，未敢拿出。后来他还把历年词作的手抄本拿给我看，以致至今还记得几句。可惜这本词在“文革”中已付之一炬。他平等待人、以诚相见，对晚辈尤为热情，但并不表现在表面上，有时反而显得“冷漠”，加之他“不攀领导”（这是他在《回忆录》《自序》中的话），所以一开始人们还觉得他有点“怪”，不像个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大干部”，更多的像个文化人，但又没有现在一般文人的某种习气。他熟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名流，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很少来往，更不会趋炎附势。熟人有时去看他，他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谈得来可以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没有话可以相对无言，也不勉强应酬。对同事如此，对其他客人也是这样。有回去看他，只见一位高级将领和他对面而坐，两人沉默不语有半小时之久。一次周恩来总理来看望大家，他也是和大家一起站在那里只听总理讲话，既不趋前，也不叙旧，显不出从北伐起就长期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样子。就是张闻天来代表团驻地，如果与他无关，他甚至可以不出门来参加迎送。但两人在工作上还是合作得很好，这也是后来张闻天力排众议，竭力推荐他出任驻缅甸大使的原因。他的“怪”脾气曾引起一些人的误会，甚至得罪了一些人，但他不认为是错，当然也就不改。氓公这种禀性，有时不免令人联想到竹林七贤，但他却完全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和高风亮节的老共产党人。
　　一氓同志真正做到了视名利如浮云，对工作不挑不捡，更不计较地位高低。1951年4月，我随张闻天去驻苏使馆工作，代表团还维持了几个月才最后解散。他对分配到郭老领导下的和大工作也是兴致颇高，在给我的信上还风趣地说，“此间圣（剩）贤（闲）也是星离云散”，他将去做“游仙”（和大驻外代表）。此后近三十年他都是从事外事工作，职务变来变去，但地位却始终如一。像他这样一位老一辈革命家，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做过新四军秘书长和和苏北行署主任的人，建国后直到1982年离休还是副部长。也许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他却安之若素，而且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些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记得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住在新侨饭店二楼，我去看他。谈到由于意见不同再加上有点误会，他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我建议他是否向上面作点解释和检讨。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住在二楼，也不想上三楼去，大概还不致叫我搬到一楼。他就是这个脾气。直到1985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他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补选为常委，还是无所谓的样子。当我问及，他才说这是组织上的照顾，是胡耀邦同志提出来的。此后也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一切照旧，还是那样乐观潇洒，找我去他家聊天的次数也更多了些。
　　不但对革命工作，就是在其他方面，一氓同志助人为乐、有求必应也是出名的。只要请他题签或索取墨宝，他都立即照办。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旅游指南，都有他题写的书名。其中通过我的就不少。一次去沈阳开会，时任副省长的朱川托我请他写个条幅。回来转告了他。不想过后一问，他已写好自费寄去了。真有点令人感动。再如对于个人爱好，一氓同志更是体现了高度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学识渊博、涉猎甚广，而古籍的研究和收藏更是闻名全国。但他的收藏并不视为私有和秘不示人，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不但任人查阅借用，而且不少还是随收随捐献国家，最后更是悉数交公，不遗私人，实现了他“余藏书画，均缴公库”的愿望。在国外工作期间，他除蒐集流落海外的中国古籍原件及其译本外，还开拓疆域，收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手迹和一些著作最初版本，并且买到后立即交公。一次他写信要我以在苏联工作之便，设法买一些列宁著作的俄文初版本和手迹。可惜我没能完成任务。而他在东西欧却有相当的收获。他买回的德文原版和英法文译本第一版《资本论》（第一卷）据说是以前全中国都没有的，更不用说马恩列的一些书信手迹了，其中列宁的信后来还补充编进了《列宁全集》。
　　最值得称道的是，最后十年他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为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新时代。这是许多专家和老先生所公认的。大家对他也非常尊重。钱钟书后来是一般会议不参加的，但出席氓公召集的古籍整理小组会，可以把他请到氓公家里来。一次谈到一件作品，钱先生还说，得到李一氓同志的赞扬不容易，他可不是随便说话的人。有的人甚至议论说，李一氓主持古籍整理可谓空前绝后，就是说，像他那样一位革命老前辈，古籍知识又是那样全面和那样内行的人来主持古籍整理，不但当代极其难得，以后更不会再有了。这是人们对他生前的赞许和死后的惋惜。实际上，历史的发展总是“青出于蓝”，今后的古籍整理一定会搞得更好，但氓公的开创之功也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只是由于我纯属外行，这方面虽也经常谈到，但却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
　　总之，四十年的交往，使我在现实中真正看到了一位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一位忧国忧民、思想常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老共产党人。
　　
　　二、对国际问题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氓同志从事对外工作近三十年，对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不但熟悉而且颇有见地。特别是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他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提出的报告和建议，无论是对国际形势的重新判断还是在调整对外战略上都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不图名不张扬，所作贡献至今仍鲜为人知。由于我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所以这方面他同我谈的也比较多，觉得有必要根据个人的记忆和理解举例作点简要介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估量国际形势和确定外交政策，关系极为重大。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一氓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立即抓住几个关键性问题，于1980年年中，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并写成《讨论稿》报送中央。其中一些问题实际上他早有考虑，甚至可说已成竹在胸。我不在中联部工作（他曾建议调我到中联部工作，我因故未去），所以无由参加这个写作班子，但他还是经常同我谈起，而且每次打印稿都要我阅提意见。特别感人的是，有一篇稿子，他亲自送到我当时借住办公的前毛家湾一号（林彪旧居）。车子停在门口，稿子交我后他就坐在车子上等。他的这种谦虚和信任态度，反倒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只得仓忙看了一遍并简单谈了几句赶快将他送走。由于算是间接参与了点工作，所以后来他也向我简要传达了一些中央对几个报告讨论的情况和意见。这种名为《讨论稿》的报告先后共有六篇，但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和战问题，也就是对国际形势的根本战略判断。记得的大意是，战后三十多年的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经济和技术（包括军事技术）的空前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使世界大战不容易再打起来，有可能争取到比较长期的、可以说是持久的和平，因此需要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提法。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争取到并且客观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完全有可能集中力量抓建议、搞改革。他在同我议论时曾讲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一方面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一方面又说战争不可避免，能争取推迟十到二十年就不错了，这不是等于说辛辛苦苦搞十多二十年的建设最后还是要被战争打烂，不但使人没信心，而且搞建设也没劲。你想，心里没底，整天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要打仗，哪能一心一意搞建设？实际上是我们过去把战争的危险夸大了，认为“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迫在眉睫”，这种估计本来就是不对的，是一种教条式的推论，并不是真的从客观实际出发。其实，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之间不会打，两霸谁也不敢打，因此起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以前讲战争危险的迫近，只是自己吓了自己，如果现在还这样讲，就又要耽误搞建设了。当然，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不容易一下取得共识。据他说，还有人批评他忘了列宁的一条根本论断，说“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哪能避免？”但是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中央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经过认真的分析和判断，中央后来在提法上也很快开始发生变化。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已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再过了不到两年，邓小平就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这就使我们抓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特征，认识到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再也不是战争与革命了，世界已经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也说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了长期有利的国际环境。事态的发展说明，李一氓早在七十年代末组织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并提出报告，不但对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也开了国际问题这方面研究的先河。这一贡献也许知道的人不多，所以需要作点简单介绍，而不应使之埋没。
　　二是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这与“第三世界”的概念是两回事，后者是五十年代初法国人提出，直到现还通用的名词）。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问题，实际上也是确定“一条线”战略（核心是联美反苏和以苏划线）的依据。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进一步把这一划分提到理论高度。而且事实上，七十年代的中国外交就是本着这一战略方针行事的，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也都以此为指针。现在看来，“一条线”战略和以苏划线在当时就不恰当，曾使我们在国际上陷于相当孤立，因此，要实行改革开放就非改变不可。邓小平后来就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外交政策有两个重大转变，一是改变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一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李一氓在七十年代末对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主持研究和提出报告，基本思想是要说明这种划分实际上缺乏根据，理论上也站不住，今后不宜再公开提。这在当时真是“惊世骇俗”，很了不起。这无异于对“一条线”战略釜底抽薪，为我们调整外交政策，即适当拉开同美距离、松动对苏关系、恢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友好等，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准备。对于否定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氓公和我也谈的较多。他说过，把发展水平还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东欧，和既发达又是美国北约盟国的英法西德等一同列入第二世界，实在道理不大；而且还把其中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划到第三世界，就更奇怪了。他认为，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带有以我划线的主观随意性。他后来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这一意见已为上面采纳，并且议定：今后的正式文件和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和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作为学术问题仍可百家争鸣，所以不必作出专门规定，也无须向下传达。据我后来的观察，情况也确实如此。主持写上述《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胡乔木，在准备党的十二大时也曾对人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根本站不住，因而政治报告中不要再提。后来在编《邓小平文选》时也没有收入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谈三个世界划分的那篇讲话；在收进的其他文章中，作为战略的提法还有一两处保留，但作为理论却一处也没有。至于党和国家的文件以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二十年来确实再也没有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了。当然，现在有些学者和外交人员还坚持这一提法，那是因为不知就里，而且也只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对外交政策已没有什么影响了。
　　三是关于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通过看《讨论稿》和当时的谈论，这方面有以下几个问题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认为，现在和今后相当时期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我们认为已经“变修”的许多共产党还是有一定影响和群众基础的，我们同它们打筆仗和断绝关系，是以苏划线的结果，反而在国际共运以及其他许多群运中孤立了自己。至于那些新建的左派党和组织，其实并没有什么力量，有的甚至只是光杆一人。例如“文革”中我们报上常发表他的谈话和文章的那位东欧某国共产党总书记，就是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的一位流亡者；我们多次引用的某国左派党组织机关报的言论，也只是一分油印传单，参加这个组织的据说只有几十个人。因此他建议设法同各国党恢复关系，而且应该互不干涉党的政治主张和内部事务。为此，除确有影响的左派党组织外，不惜放弃同那些人数极少的小组的联系，当然应该妥善处理。如果对方允许，也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以上党组织（如印度）建立关系。有一次他甚至说，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在和社会党搞联合与合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同各国社会党来往呢？他以为，除了政府外交，还应广泛开展政党外交和其他各种国际群众组织活动，这对我们是完全有利的。他的这些意见哪些反映了，哪些没反映，以及落实的情况，我都不太清楚。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有些作法已超过了他那时的设想（例如没有听他谈过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党际关系）。但一氓同志在这方面参与的开创性工作，却是历史应予记下来的。
　　李一氓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的精辟和独到见解无法一一列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对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问题研究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所以有的同志受命写二十年来国际问题的研究历程，我特别建议不能只看一些发表公开文章和著书立说的人，而忽略了在关键问题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如李一氓。有关同志也确实采纳了我的意见，把李一氓列为“文革”后对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拨乱反正的一位先驱者。
　　最后再直接介绍一下一氓同志对国际问题研究方法论的几点看法。这是他对长期以来国际问题研究中那种以我为中心的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有感而发，信手写在1983年给我的一封信上。先是我将一篇《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几点看法》（发言提纲）的内部报告送去向他请教，他看后就用毛笔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这不但是他留下的一件墨宝，也是他有关国际问题的一篇著述，所以这里就全文照录，以存其真。
　　“何方同志：
　　你那个发言提纲，我要中联部印了几十份，内部散发，兹送上一份。
　　我已基本不搞国际问题，掌握和了解材料更少，未能根据事态发展，有凭有据，提出什么意见。读你发言后有些意见，或者想法。意见三点：
　　（一）谈国际形势，必须是客观的，真实存在的东西。这种形势，不是由任何人可以随便说的。现在有些同志，还在形而上学上打圈子，说自己愿意说的，而有些事实，他不愿意，就不提了，但事实依然存在，还在发生作用。因此那种形势，不可能是形势本身，而是发言人想说的形势，因为国际形势是好是坏，取决于形势自己和它的发展。
　　（二）讲形势应该与政策分开来。政策是当前的需要，而形势则是一种存在。对形势的分析是否正确，有时影响政策，政策则必须经形势的检验。因此在分析形势时，不能从策略（政策）开始，必须从战略开始。在这点上，我觉得有些同志基本缺乏战略观点，总是为一时的表面现象或偶然现象所困扰，自然所得结论就未见得正确了。谈国际形势而缺乏战略观点，其见解必然会是局部的片面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譬如过去在和南斯拉夫恢复关系上，在邀请米（密）特朗上，在邀请贝利康上，在和法意恢复党的关系上，都遇到反对力量。而这些反对意见，历史事变的进程证明他们是不正确的。而其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缺乏战略观点。今后还依然存在这类情形。对蒙古华侨问题我看见的材料，没有一件是从战略观点上去分析的，因此都是些轻漂漂的意见。
　　（三）十二页那段黑体字是我注明的，我完全赞同这个结论。可惜这个结论还不一定为搞外事工作、进行国际问题研究、留心世界大事的所有同志所承认。不承认这个大局者大有人在。可惜你没有展开，没有开展一个斗争，去反驳那些对立意见者的意见，因此用‘总之’来简单概括一下不行。我以为必须举大量事实来克服那些反对意见，是有事实可说的，多得很。同时这个格局不仅现在如此，还会继续下去，我敢断言，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国际事变，不会改变这个格局。
　　——美国人说中国只有地区性的意义，这是有其他许多原因的，并不是中国本身昨天有全球性意义，一夜之间本身起了什么变化，今天一早晨就地区性了。中国人应该自己有个估计，究竟我们是什么性？不能由美国人来判断，因此跟在美国人后面，改变我们的政策。即使就是中国今天这个样子（并不很强大），就有全球性意义，不是一种自我陶醉，而是客观存在。平常情况下一时难以证明，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的全球性意义自然会显示出来。
　　——中苏关系不能改善的基本症结何在？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不能由任何人来说说的。苏联人怕中国，不会和中国好，除非中国不四化；只要中国紧紧掌握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通力前进，苏联人就不可能和中国改善关系，这是犯苏联人的大忌——中国强大。许多搞苏联问题的同志不愿意从这个战略意义上来分析，而是研究某一个总书记的性格，安德罗波夫怎么，这绝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国际形势一定程度的紧张，恐不能否认，不能说是那一方的‘虚声恫吓’，因为美苏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可以缓和），而苏联在今天的许多动作，特别包含许多军事动作，应该赋予它以实际意义。苏联有时会冒险，如阿富汗局面是苏联一种胆大的战略侦察，敢于出兵，而美则无可如何。事实是螺丝钉又扭前半转了。说得太平无事，对自己并无好处，而且不是事实。一定程度的揭露有必要，告诉中国人更要去加快四化。
　　大意如此，空谈而已，或是（可）供足下参考。
　　一氓七月十日”
　　这是差不多二十年前写的东西，情况已有极大变化（例如他谈的苏联已不复存在），但他所提出的研究国际问题应注意的事项（我把它提高为方法论），例如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唯意志论、靠主观随意性，更不可把自身愿望和政策当做客观实际，以及只看一时一事，缺乏战略眼光等，现在和今后也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