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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青年》到《台湾青年》、《台湾民报》
作者：白少帆
和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一样，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也是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开始的。
1920年7月，《台湾青年》创刊号发表了陈（火+斤）的《文学与职务》》一文。作者批判了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的“文学”都由于只讲求华丽的文字词藻而成为“矫柔造作，抱残守缺”的“死文学”。他认为文学应有传播新思想，改造社会的使命，而中国白话文学便是这种活文学，台湾文坛应朝这一方向努力。
第3卷第3号的《台湾青年》发表了甘文芳的《现实社会与文学》。他指出：中国大陆正在展开的新文化运动是个可喜现象。他说：“在这迫切的时势的要求和现实生活的重围下，已不需要那种有闲文学——风流韵事、茶余酒后的玩弄物了。”
1922年元月，陈瑞明在《台湾青年》第4卷第1期上发表了《日用文鼓吹论》。他主张：“日用文宜以简便为旨”，而文言文之弊端在于；不能充分表达思想；不便于学习和普及，妨碍文化发展，易于造成保守思想，阻碍进取精神。他进而提出了明确的文字改革要求：
今之中国，豁然觉醒，启用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之文人墨士，岂可袖手旁观，使万众有意难伸乎？切望奋勇提倡，改革文字，以除此弊……
这三篇是台湾文学界最早批评旧文学的文章。他们有的论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有的提出文学改革的必要。虽然所发议论感想居多，没有或很少触及新文学的具体问题，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基本态度还是鲜明的。这说明台湾新文化运动受大陆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一些有识之士一开始便想把大陆白话文学运动引进台湾。只是在大陆，白话文的提倡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故而文化启蒙运动发动还不及两年，《新青年》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成体系的文学革命主张，并且，一经提出，白话文运动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但在台湾，由于久已沦陷，文化启蒙运动发动之前的台湾文坛一直是汉诗运动的领地，对白话文缺乏事物发展所必需的酝酿，故而这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既没引起强烈反响，也未能触发台湾新文学运动。这三篇文章的历史功绩也正在这里：他们开始启动了台湾文化界对白话文学的酝酿与关注。
1922年4月，《台湾青年》为扩大业务，更名为《台湾》杂志。1923年特地在台湾设立分社。1922年6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黄呈聪与黄朝琴一道返回祖国大陆，考察“五四”运动并旅行各地。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给二黄以深刻印象。于是，黄呈聪写出了《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黄朝琴撰写了《汉文改革论》，同时刊登在1923年1月的《台湾》杂志上。
黄呈聪首先报告了他在祖国大陆旅行期间亲眼所见白话文“普及”以及文言文“凋落”的情况。他认为：台湾没有大陆白话文那样的“一种普及的文体”是造成群众愚昧、文化“没有进步的原因”。所以普及白话文“是很要紧的”一个“新的使命”。他具体论述了“白话文历史的考察”，“白话文和古文研究的难易”以及“文化普及与白话文的新使命”之后，郑重提出。“以白话文作为文化普及的的急先锋”。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在台湾提倡白话文的作用与意义，强调到这样一个程度：
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不久便就受他方面有势力的文字来打消我们的文字了。
于是他主张，“可以参加我们平常的言语，做一种折衷的白话文也是好：
……这个方法是一时的方便，后来渐渐研究，读过了中国的白话书，就会变作完全的中国的白话文，才能达到我们的最后的理想。就可以永久连络大陆的文化了。
黄朝琴在《汉文改革论》中指出了汉文的弊端不只是难学，也成了阻碍“振兴”的阻力。为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水准，造福民众，汉文改革乃刻不容缓之急务。他提出“开设白话文讲习会”使民众“以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智识”，
“教授的方法，用言文一致的文体，以言语根据，使听讲的人，易记、易写，免拘形式，不用典句，起笔写白就是了。”他还提出：对台湾同胞不写日文信，写信全用白话文，发表议论也用白话文等等。
这两篇文章，显然是作者对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有了较为深刻的切身体会以后写出来的；显然是从借鉴“五四”新文学运动成功经验，用来推动台湾社会改革的根本动机出发的；特别是他们把汉语言文字的改革同发扬民族文化、反对日本同化政策联系起来，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台湾新文学运动正是以这“一响先声”为契机逐步开展了起来。
1923年，《台湾》杂志社决定增刊发行《台湾民报》半月刊，4月15日正式发刊。
《台湾民报》的诞生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台湾民报》全部采用白话文。在《增刊预告》中阐明的宗旨是：
……用平易的汉文，或是通俗白话，介绍世界的事情，批评时事，报导学界的动静，内外的经济，提倡文艺，指导社会，连络学校与家庭等……
创刊后积极推广白话文，倡设“白话文研究会”，并由超今（即黄朝琴）主持辟出白话文专栏“应接室”以研讨普及白话文。《台湾民报》成了提倡、推动和普及白话文的坚强阵地。处在日本殖民统治条件下，倘没有这样的阵地，台湾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台湾民报》不啻是台湾新文学的接生婆。
其次，《台湾民报》创刊的宗旨之一是“提倡文艺”，亦即提倡新文学。其时，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正蓬勃发展，借鉴这一成功经验，催促台湾新文学的成长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需要。为此《台湾民报》一创刊，便积极介绍祖国大陆新文学的理论、状况与成就。例如创刊号和1卷2湖上连载了胡适的《终身大事》。1卷3期发表了胡适翻译的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1卷4期发表了秀湖（本名许乃昌，时在上海读书）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一文，较为系统全面而具体的介绍了大陆新文学的理论与作家作品，暗示了台湾新文学所应奋斗的方向。2卷10期发表了苏维霖（芗雨）取材于胡适《中国50年来之文学》而写成的《廿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一文。这些情况使人想到：倘把台湾新文学比做新生婴儿，那么，她是经由大陆文化母体孕育，又吮吸了母体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台湾民报》恰象一支巨大的血管，把大陆新文学和台湾新文学紧紧联系起来，并把丰富的养料（从理论到创作）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台湾文坛。
再者，《台湾民报》由创刊号起便特意辟出“文艺专栏”，定期发表文艺作品和文艺论文。这块园地的开辟，促进了台湾新文学理论的建树和创作的诞生。新文学早期的重要论文和作品都发表在这个专栏上。《台湾民报》成了台湾新文学名副其实的摇篮。
一面积极提倡白话文，一面大力介绍大陆新文学，这就填补了历史上有关白话文酝酿上的空白，《台湾民报》终于争得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