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广东经济特区的拓荒者吴南生
作者：卢 荻
1979年新年伊始，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省委书记吴南生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他生于斯，长于斯。1963年，他年仅14岁，即少年壮志，投身革命事业，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潮汕地区重建党组织的最早一批老战士之一。40年代前期，吴南生已成为澄饶边区党组织的负责人。1944年，他由党组织安排，北赴抗日圣地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吴南生开赴东北，1949年随解放大军南下，回到广东，作为军管会的领导之一，进城接管汕头。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历任汕头地委宣传部长、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海南区党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十年浩劫结束后，他重新出山，担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吴南生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呈现在他眼前的情景，简直令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一派贫穷落后的景象，不禁为之心寒：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这些人一些是在那“备战、备荒”岁月随工厂迁到大小三线去的汕头，一些是一次又一次上山下乡到海南、江西的知识青年。而令他们又返回家乡汕头，由于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只好枉身住过去有限的骨干工厂，已迁到了三线去，经济很不景气。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类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眼前情景深深地刺痛了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心。
汕头曾经是中国南部一个对外开放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早在五口通商时就开始了。连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之一的思格斯也知道汕头这个地方，他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其它的口岸并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解放初期汕头还是一个商业很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高楼大厦林立，车水马龙，商品琳琅满目，经济一片繁华。而眼前的汕头，却如此贫穷落后，满目凄凉。重返故园，吴南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心痛地说，眼前的汕头，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他十分气愤地说，如果有那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
这次吴南生在汕头呆了两个多月，先后参加了汕头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各县市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对汕头当时落后的状况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段日子，他晚上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出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幅江山啊!解放都30年了，人民群众生活还如此艰难，作为省委书记，他感到十分内疚和困惑，特别有愧于那些当年舍生忘死、鼎力支持革命的父老乡亲。
他内心非常焦虑，感到我国搞了那么多年穷社会主义，将国家搞到这么穷，这么绝对化，觉得非改革开放不可。他不禁想起了共和国的开国无勋、在粉碎“四人帮”起关键作用的叶剑英元帅的谆谆嘱托。叶帅是广东梅县人，近年常回广东，他看见故乡还很贫穷落后，多次焦虑地对吴南生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
这不仅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和期望，也是国内老百姓和海外爱国同胞包抱港澳同胞的呼声与愿望。用什么办法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呢?他征求过各界许多知名人士的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这段时间，海外和港澳也有一些实业家和熟人回来，吴南生和他们交谈，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尽快改变汕头落后的面貌。有一位朋友对他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城、香港……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这么一说，吴南生恍然大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50年代，吴南生曾分管过香港的部分工作，在海外有许多爱国的朋友，经常往来。他对港台等海外经济信息了解比较多、比较深。他知道香港的情况，也知道台湾办了出口加工区，带动了全岛经济的发展，又兴办起工业园区。经朋友提醒，吴南生的脑际立即如电光火石般闪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否在汕头也办一个出口加工区?他忙去征求汕头地委领导的意见，征求乡亲们的意见，大家都举双手赞成。
2月21日深夜，吴南生正感冒发烧，但他心情激动，于是迫不及待地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电报在指出汕头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写道：“来后，我还同地区有关部门的同志研究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和扩大对外贸易的问题。汕头市解放前是我国重要港口之一，货物吞吐量最高年份达400万吨，海上的客运达35万人。汕头地区劳动力多，生产潜力很大，对外贸易、来料加工等条件很好，只要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内外积极因素，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这个地区生产形势、生活困难、各方面工作长期被动的局面，三五年内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已拟定了一个初步意见，待报省委研究。”他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要打破计划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以扭转汕头地区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
2月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到广州。晚上，省委第一书记心仲勋就到他家中，两人交谈了很久。3月3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吴南生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先走一步那个“子”怎么走呢?他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外有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他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他义无返顾地说，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当时常委们都表示赞成，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习仲勋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他说，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1、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这时候，省委对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是明确的，但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最后只好勉强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往看望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向他汇报广东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二
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郑重其事地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他代表省委要求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进行观察、学习、试验。并说明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及创办贸易合作区的设想。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决的设想，接着提出，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解决配套建设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建议开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提出还是叫特区好。他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省的这些要求。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同意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5月14日，谷牧率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到达广东，习仲勋、杨尚昆、刘思夫、王全国等省委和省革委会的领导向他作了汇报。谷牧对起草文件的指导思想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希望广东改革开放要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谷牧还征求吴南生的意见，汕头地处粤东，离香港较远，交通不便，是不是不搞出口特区了?吴南生对他说，这样不好，因为汕头搞特区，早就对海内外人士讲了。现在不搞，很难向这些人士作解释，也会影响他们回大陆投资的积极性。谷牧认为吴南生言之有理。因此最后确定汕头继续搞特区。
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广东省委在报告中提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中国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备受粤闽两省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欢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盎然的春色。
三
中央50号文伯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省委还决定吴南生主要精力放在特区方面。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习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行一步文件的情况。22日，谷牧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
关于特区怎样搞法问题，谷牧指出，一个是要立法，要组织力量突击搞出来，北京派专家来帮助；第二是要有实际行动，搞几个样板，能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地充实。要拿样板来说话。谷牧还要求三人小组要开成拳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的请示问题，三五天要解决。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吴南生表示同意，于是成立了以吴南生为主任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全省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吴南生原来主管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他召集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高等院校的校长到省委会议室，深情地对他们说：我要下海从事经济工作去了，省委分工我管特区工作，等我赚了钱，再来支持你们大力发展文教科技事业。随后他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9月28日，吴南生带领省委政策研究室秦文俊、外经部门王志义等驱车到深圳，走访了沙头角、蛇口和几个边防口岸，同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边看边议，在许多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并先后听取了市委和海关等部门的汇报，约请了港澳工委叶锋、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等进行商谈。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听取海内外人士的意见，他们对解决深圳市今后建设的问题，同市委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当时深圳经济非常困难，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币，同期香港新界农民收入13000多元港币，两地农民收入差跑很大。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外逃的共有六七万人，耕地丢荒9万亩。新成立的深圳市委要以很大的精力去抓“外逃风”问题。原来的深圳镇仅有3万人，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深圳改为特区后，市委对重点抓什么，经济如何规划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衰一是。吴南生和市委负责人经过反复交谈，明确了解决“先走一步”这一首要问题。根据建设需要和发展趋势，他们大体确定了深圳经济区划：一是农业区，以办好农副产品出口基地为重点，搞好农业，搞好边防工作。二是深圳市区和以深圳水库为主的旅游区。三是出口特区，除正在兴建的蛇口工业区外(这是由在港国营企业招商民局主办的特区)，还拟在福田公社划定地段建设工业特区(这是拟由外商投资建设的特区)，在沙头角公社试办农工商联合的实验区(这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试验区，实际上也是特区)。他们认为，这样明确了三种经济区划，又有三种不同特点的特区，在“先走一步”上就容易取得经验，事情也就好办得多了。同时吴南生等人还深深感到，当时深圳市委工作任务十分繁杂，特别是农业，其担子比许多县还要重。因而往往顾此失彼，显得十分忙乱。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农业的领导，有必要恢复县的建制，另组一个精干的县领导班子，在市委领导下专心致志地抓农业生产，和负担阻止外逃、发动群众巩固边防的任务，这样就使市委有可能集中主要精力抓好工业、城市建设和对外经济工作。
吴南生回到广州之后，于10月24日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发展旅游业、建立福田出口加工区、蛇口地租价格、建立沙头角试验区等12个问题。关于蛇口工业区土地问题，此时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地租价格没有定下来，影响同外商谈判。招商局认为省里定的价格偏高，对处商缺乏吸引力。吴南生在报告中提议，按招商局的要求，每年每亩上缴广东省4000元港币，从“六通一平”完成后开始征收。11月18日，由吴南生主持，省、深圳市和招商局的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建立蛇口工业区的问题，至此全部解决。蛇口工业区成为深圳特区的一个组成部分。
1979年10月31日，吴南生主持召开“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和做法。随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出口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同年12月17日，谷牧在北京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到会的有广东的王全国、吴南生、范希贤、秦文俊，福建的郭超，还有中央各部委办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吴南生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汇报广东筹备建立特区的情况，他说：我们的意见是，建立特区必须采取“一快二宽”的方针。快，就是既然看准了，就要立即动手，不要拖拖拉拉，犹疑不决。要大胆放手，争取时间，奋斗10年，把深圳、珠海、汕头3个特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在那里建立一条富线。他还提出，将“出口特区”改用“经济特区”的名称较好，含义更确切。他解释特区不仅办出口工业，而且还搞房地产和其它经济事业。在汇报中，他还提出参考了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特区土地使用期定为50年。
广东、福建汇报后，谷牧就特区建设等问题作了讲话。他指出：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对两个省经济工作的全面要求。贯彻中央50号文件，是两个省的中心议题。省委要反复研究，领导全省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不仅是搞特区，而且要利用外资，使两个省的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活起来，比其他省更繁荣。两省不仅是对外经济活动要先行一步，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等方面都要比各省市先行一步。要充分利用外资、侨资；特区规划要有远见，要搞小城市。谷牧十分赞成深圳特区的路子，利用外资推山填地，搞三通一平，然后就卖地皮、盖房子。
吴南生在插话中还提出，可以利用外资搞深圳至广东的高速公路，一面修路，一面向香港供水，用水费偿还。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会议认为：试办出口特区，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我们又缺乏经验，因此，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根据目前两省财力特力的可能，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办好，其次是珠海。深圳特区的建设应根据广东省所划定的范围，作好总体规划，分片、分期进行。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可先进行规划，作好准备，逐步实施。会议明确指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这次会议还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设，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广东省党政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福建省党政负责人马兴元、郭超等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港澳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这年4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5月4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会主任，副省长王宁、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对全省三个特区的统一管理，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6月12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中人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四
吴南生主管特区工作之后，海外有一位朋友对他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吴南生感到当务之急就是要起草拟定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他认为，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我们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
马克思对国际资本输出的规律，曾深刻地指出：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哪里条件有利，获利大，资本必然流向哪里。吴南生对马克思这一名言，是十分熟悉的。为了使经济特区有法可依，并且能够大量吸引外资、侨资到特区投资，他认为有必要根据国情、省情，制定出一个既有利于外商赚钱，又可促进特区发展的条例。他打电话给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等人，通过他们惧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区和贸易出口区的资料。他们对海外许多经济性特区法规进行分析研究，有些能用即用，有些必进后可用就用，不能用的就不照搬硬套。例如地租，在国内很容易被人视之为“租界”，但在外面很普通。他们认为用“地租”一词不容易通过，得换过称呼，他们来个发明，叫做土地使用费，后来大家都认可了。在参考海外资料和广泛听取海内外各方面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吴南生领导筹备小组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条例仅有2000多字，从起草到公布，前后花了一年的时间，作了13次修改，可谓字斟句酌。《条例》集中地反映了特区在经济上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发展经济的特殊办法，它一方面赋予经济特区更大的自主权，特区经济体制要“跳出现行的体制之外”；另一方面对到特区投资的外商，给予优惠的政策。1979年12月27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过了这一条例。以后，国务院又责成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研究论证。
1980年4月，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这时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正好在广东视察。吴南生请他把条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叶帅答应了。叶帅回到北京后，叫王守江(叶帅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吴南生，说北京的同志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无须讨论广东的特区条例，那怎么办?吴南生对王守江说，请你转告叶帅，广东的特区条例是中国的条例，特区是中国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搞特区，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授权，我们是无法去创办的。虽然特区设在广东，但特区是中国的特区，而不仅仅是广东的特区。王守江向叶帅报告了吴南生的想法，叶帅说“明白了”。
同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代表国务院作关于《条例》的说明。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有关方面还起草制定了海关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治安保护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经济特区对投资外商在经济管理、税收、土地使用、产品销售、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公布，意味着中国正式揭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也使人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处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这使吴南生他们感到非常意外和高兴。
1977年，邓小平和叶剑英视察广东，省领导汇报到港澳边境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这时，邓小平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当时大家不解其意，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时隔3年，吴南生等省领导才如梦方醒，要不是改革开放行政策大得人心，边防部队又怎能刹住偷渡风呢?吴南生从活生生的现实中体会到，不能再搞过去那一套贫穷社会主义了。改革开放，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国家富强了，特区搞好了，谁愿意离开故土啊!
五
吴南生兼任深圳党政第一把手后，即着手组织制订特区的总体规划。
1980年5月，深圳市从全国各大城市请来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和工作师共108位，组成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先实地考察深圳全貌，然后分成若干工作机构，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分组、分片、分段设计和多种方案的比较，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
深圳特区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约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根据特区独特的地形特点，吸收国内外现代化城市的优点，深圳特区的总体布局，是带状组团式的结构。组团间隔有一条条绿化带，各组织团的功能和人口分布合理；楼宇多姿多彩，楼层错落有致；公用实用设施配套完备，环境优美，居住舒适，空气清新，公路四通八达。
吴南生在抓规划的同时，着手部署开发建设。首先是打算开发上步或福田区的土地，通水、通电、通车、通电讯，平整土地。但一场大雨促使吴南生等人改变了初衷。
1980年7月27日，天南生刚到深圳上任不久，就遇到一场大暴雨，罗湖一带一片汪洋泽国，市领导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赁的新园执行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得到的规划设计图纸也付诸流水，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喊救声。吴南生卷起裤腿，趟着没膝的大水，找到了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急切地要求他一定得把水治住，否则难以建设特区。刚考察灾情回来的罗昌仁，与吴南生深有同感。他提出根治罗湖水患问题需要巨额资金，钱从何来?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以上。刚酝酿建立特区时，邓小平已经明确表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吴南生为钱而发愁，深感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于是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谷牧当即慨然答应可以给点贷款，并询问用途及还贷办法。
吴南生解释道，深圳特区原来有先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这回一场大水使我们更认识到，工程师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可以改变国门的面貌，解决年年危害的水灾；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又可以节约开发的投资。接着，吴南生介绍深圳打算效法蛇口的做法，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每平方米投资90元搞“五通一平”，要7000万元。开发后，可以拿出40万平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左右，总计可以收入20亿港元左右。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吴南生提出的这一做法切实可行，答应先帮助贷3000万元。吴南生喜出望外，他对谷牧说，有了“酵母”，特区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10月初，用铁皮临时搭成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市委常委的工程师们，大家都为有了贷款而高兴。可是当讨论到先开发罗湖小区时，却爆发了轩然大波——“罗湖风波”。工程师提出，罗湖毗邻香港，是一片旺财、旺地，黄金地段，可先开发作为商业性用地，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用来还贷付息，积累资金，并可改变国门面貌。但没想到有的领导居然站出来反对。他提出，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不如将这些钱用来搞农田基本建设。
双方唇枪舌剑，各摆各的道理。工程师们认为某些市委领导不懂得城市建设，更接受不了那种高高在上、动辄训人的口气。会议顿时陷入僵局。
主持会议的吴南生不愧是一员运筹帷幄的“儒将”，他冷静而详细地听取双方的争论，不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当大家都把眼光注视着他的时候，他才旗帜鲜明地支持工程师们的意见。他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终于平息了这场激烈的争论。同时，他当断即断，一锤定立，决定立即动工，搬掉罗湖山，填平低洼地；在罗湖小区建边防检查站；出租土地，让外商投资建设造高楼的大厦。他说：如果现在不坚决作决策，耽搁了组织队伍和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的时间，很快，雨季就要到来，移罗湖山填高罗湖洼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要一年，而整个特区建设也同样要拖延多一年，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做!
不久，挖土机、推土机出动了。罗昌仁和舒成友指挥一面组织千军万马，开始移山填洼，搞“五通一平”，罗湖呈现了一派愚公移山的气势；一面集中力量治水：从梧桐山到深圳河，在地下用钢筋水泥修筑一条大排洪洞。
市委内部有人仍固执己见，他们发电报给省委，状告吴南生瞎指挥。两种意见闹得不可开交。有人还公开出面横加干预，挑起争论，并多次下令停工。
1980年8月，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江泽民视察深圳。据深圳市委书记黄施民回忆，江泽民“下车时适逢暴雨，水淹国门，旅行携鞋援裤，至为狼狈。江泽民听了争论后说：‘老天爷给我作了一个最好的汇报，你们不用争论了。’”12月8日至10日，谷牧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江泽民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12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江泽民在会上提出：“深圳特区的建设要引起足够的重视。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
广东省委、深圳市委与江泽民的意见不谋而合。在谷牧、江泽民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委决定，建设深圳特区，首先搬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区。那些曾一度极力反对这一意见的领导，最后也只好悻悻然地接受了现实。
在成千上万建设大军的日夜奋战下，80多万立方米的罗湖山终于夷为平地，罗湖小区陡然增高了两米，低洼处填高了四米。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道路纵横，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
罗湖小区的开发经验，基本上是参照“蛇口模式”。吴南生将3000万元的银行货款和部分地方财政投入作为“酵母”，在罗湖先进行土地开发，主要提供给外商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等服务措施，然后收取土地使用费。从中赚得的钱，继续进行罗湖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进行上步工业区。这种利用银行货款“借鸡生蛋”，以及边投资、边收益，再投下去扩大收益的“滚雪球”办法，解决了深圳特区建设初期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实际上一条量力而行、讲求效益的路子，为稍晚一点的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建设解决资金问题提供了经验。
六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试办经验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老祖宗的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此先例。那些脑袋僵化、死抱教条的人，对这一创举和试验，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1979年上半年，正当蛇口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经在这晨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这位老战士并不知道主持开发蛇口工业区也是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袁庚。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之后，也在议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千百万人抛头颅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断送”了。对试办特区，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这些无的放矢的批评，给特区经济的建设者徒增了沉重的压力。后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说：“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
1982年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广东首当其冲。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座谈会，吴南生与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等19位广东省党政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气氛非常严肃，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份文件，还有一份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吴南生等人看了，不禁愣了起来。试办经济特区刚刚开始，如今就提出“租界”问题，实在令人费解。
随后，广东“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各地的非议之词铺天盖地而来。不久，舆论界掀起一场不小的有关“租界”的风波。1982年3月，内地某报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射影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同年4月，某报又在《读史札记》栏刊登《痛哉!〈租地章程〉》为题的文章。文章表面上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将特区沦为租界，实际上是怀疑甚至不赞成中国试办经济特区。
“租界”本来是帝国主义炮舰政策、满清政府昏庸无能的产物。但是，有的人总担心特区会变成旧中国的租界，甚至把同外商合作连片开发土地，视同当年上海租界一样搞“圈地运动”。广东经济特区把海外资本吸引进来成片开发土地，这是在我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的，是我主权的自觉运用，与权丧辱国的“租界”毫无共同之处。事实证明，国际资本大量涌入特区，特区却并没有变成“租界”。
1982年4月22日至5月5日，吴南生到北京参加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特区而召开的会议。当吴南生汇报到特区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计划调节为辅时，一位重要官员大发高论，声色俱厉地说，“我认为深圳搞这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他十分尖锐地说，“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那一位领导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的。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特区建设应该纳入计划，要加强特区计划管理”。
吴南生对这一番高论自然难以苟同。他认为，“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这一决策，是党中央1980年在一个文件中定下来的。而现在有人却说，“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这明显与中央文件精神不符。照此论调，广东经济特区怎么能不犯下“有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的大罪呢?!
1982年，广东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谷牧后来回忆说，全国各地的非议之词，“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我是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直到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分明为两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试办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谷牧说：“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的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划上了句号。”这时，吴南生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
创办中国经济特区，后来新华社在对外报道中，把它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吴南生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创办和建设特区过程中，曾遇到许多艰难险阻和来自海内外的各种压力。他为特区呕心沥血，中间曾一度劳累过度而病倒。吴南生在1981年后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但省委分工他继续分管广东三个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他是广东经济特区名副其实的拓荒者之一。
前些日子，吴南生在其家中接受笔者等人访问。他回忆说，特区之所以能办成，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它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在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个没有腿的巨人，它首先从深圳起步，然后到珠江三角洲，最后跨越长江、黄河，走遍全国。它走到那里，那里旧的计划管理体制就土崩瓦解。它的试验、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精辟理论，是邓小平一再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改革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