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送别归来琐忆
作者：龚育之
在我的印象中，他主要是以一个写出重头批判文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在学术界。一篇是《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一篇是《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在当时各色人等的各类批判文章中，胡绳这两篇文章恐怕要算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力作之列的。
今天应该怎样来评价这两篇文章呢？胡绳编辑自己的《全书》时，是怎样自我评价的呢？
在《全书》的第二卷引言中，胡绳说到自己建国以后个人写作减少的原因和一九五七年之后自己思想上的困惑，说到编集时“有一些根本站不住的文章和有严重缺陷的文章都删去了，剩下来的文章，虽然自己觉得还有些可取之处，但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
这两篇，都是剩下来的文章，留在集子里了。
胡绳论胡适，不自五十年代始。他最早论胡适的文章，写于一九三七年，是不到二十岁时的作品，题目就叫《胡适论》。现在收在《全书》第一卷里，是开卷第二篇。一九九一年胡绳跟人谈过：“在五十年代开展批判胡适运动时，有人找出了这篇文章。有的同志觉得，这篇对胡适的评述还是比较公允的。”这时的胡绳显然是高兴并且同意这个评价的。那么，言下之意就是，五十年代写的批判文章，对胡适的评述不够公允。
三四十年代胡绳论胡适，论得比较公允；五十年代胡绳批胡适，批得有深入可取之处，但是不够公允；八九十年代，胡绳总结自己这两个时期的评述，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要求对人物评论公允。这是胡绳走过的路，也是我们学术界许多人走过的路。
我在一九九五年《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发表过一篇《毛与胡适》，把毛泽东写到、谈到、论到胡适的文献材料作了一番系统的搜集和梳理，其中也说到评论胡适的公允的问题。我说：近年来对胡适的介绍和研究，在我们这里逐渐增多了，对胡适的评价，也逐渐走向公允、朴实、平心静气了。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地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作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就加重了。
我在《毛与胡适》中还特别写道：
近读《胡绳文集》，青年胡绳一九三七年写了一篇《胡适论》，一开头列举了胡适向溥仪跪拜的故事，他的“中国的五大仇敌”（否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说法，他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他对于李顿调查团的歌颂，他在两广异动、陕西事变中发表的言论……认为这些都使他这位五四时期的明星在历史的实践上成为褪掉颜色的人物。“‘胡适’两个字，在现在已被看做是保守的、中庸主义的、绅士派的学者的代名词了。”
这篇文章值得注意之处，不在它对胡适的政治态度作了这样的描述，而是在于它明确提出，在即将爆发的中国的民族解放的抗战中间，“布尔乔亚也可以有它的一个哨岗”，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的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然是我们的战友，“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意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这里实际上讲到了抗日战争中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战线。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讲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要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高度。
在政治上要争取胡适这样的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在毛泽东致蔡元培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已经有明确的表示。据此而引伸到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战线，这不能不说是十九岁的胡绳思想上政治上十分敏锐的地方。
《胡绳全书》中收入的胡绳在建国前评论胡适的文章，除了这篇《胡适论》外，还有四篇。
一篇是一九四四年写的《什么是世界文化的危机》。这不是专论胡适，而是大段引用胡适来批评郭任远。基本上是肯定胡适对于西洋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态度，而又对它的局限性作了分析，对郭任远主张东方精神文明、指责科学文明的观点，则加以批驳。这里接续了《胡适论》中同胡适的理性主义结盟而反对神秘主义的思路。
另三篇是专论胡适的。
一篇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为欢迎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写的《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提出“以人民大众的立场而确定新文化的方向”，“以实事求是的学风来矫正空疏，并打破一切虚妄的思想”，“以思想自由的原则来推动教育文化的进步，以打破思想的专制和统制”这样三点，“来欢迎五四时代的文化老战士的回国”。并且说：“一个历史上有功绩，而又不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学者，在人民心上总是能保持受尊敬的地位的。”这篇文章中表达的对胡适的评价和期望，同《胡适论》中表达的，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胡适这时候还可以说大体上没有“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者说还可以期望他不“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原故。
另两篇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写的《制宪不如散会》和一九四七年一月写的《“理未易明”么》。隔前面那篇时间不到半年，批评和驳斥胡适，所用的口气却是极其尖锐和严厉的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时国民党政府撕毁同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签订的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召开国民大会，来制订装点门面的宪法，叫做“制宪国大”，而胡适竟然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参加这样的国大，并且作为大会主席，从国府主席蒋介石手中接过了宪草。就是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胡适在政治上同广大人民和青年、同曾经尊敬他寄希望于他的学者们决裂，而“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了。在这样的政治现实面前，胡绳批评胡适，说：“二十五年前，胡适之是全国青年所崇仰的先驱者。”“十五年前，胡先生也还不失为一个有正义感，敢说话的自由主义思想者、批评者。”“这十年来，在胡先生的笔底，连在他的《人权论集》中的议论也渺不可得了。这十年来，有多少自由主义者日渐和广大人民的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更密切地结合，而胡先生却终于拉扯在一党的国民大会主席台上当花瓶，甚至在国民党宣传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帮场面，这恐怕不能算是历史的偶然吧？”这样的评论，应该说，也是公允的。而且，胡绳文章回顾了国民党十三年的制宪史，引用了十三年前胡适对国民党制宪所发表的评论，用胡适那时的话来批评胡适这时的政治立场，这样的批评，应该说，也是有历史的分析和深度的。
五十年代胡绳论胡适的那两篇文章，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写的，其可取之处在哪里，其历史的痕迹又在哪里？
那两篇文章，都是围绕着二十年代“科学和人生观”那场论战（或称“科玄论战”）中胡适、丁文江的观点而展开的。从我自己当时读了的体会来说，是深受启发的。因为，原来我只是模糊地知道中国思想界有过这么一场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有没有关系，科学对人生观有没有意义。挑起论战的玄学派，批评“科学万能”，认为科学对于人生问题无能，要把科学排除在人生问题的探讨之外。起而应战的科学派，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生，并且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科学派的主将是丁文江和胡适。论战的结果大都认为是科学派取得胜利。胡适、丁文江从而被看作中国思想界提倡科学精神的代表人物。这自然是光荣的桂冠。胡绳这两篇文章却告诉我们，丁文江在推崇科学精神的时候，对科学的本质，是按照皮尔生的《科学规范》一书来解释的，而这本书是按照马赫主义哲学写出来的，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一派。胡适讲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是按照实用主义来讲的，也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一派。他们的科学观，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观。
读了胡绳的这个分析，对我无疑是破除了一个迷信。
一九六二年我写过一篇《〈枣下论丛〉读后感》。《枣下论丛》是当时胡绳出版的一部文集。这篇读后感谈了我读胡绳诸多文章受到的教益，其中就讲到胡绳批胡适的这两篇文章。我说，“胡绳同志说，这部文集以‘枣’为名，无非是说，这里有的不过是一些粗果子罢了。粗果云云，是作者的自谦。我们知道，枣子是富有营养价值的。当然，我们期待着能读到作者更有系统的关于近代和现代学术思想的研究论著——尝尝作者更加精心培育的美果。”读后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用的是个笔名，我没有告诉胡绳。多年后我同胡绳谈到自己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胡绳说，他当时注意到这篇文章，却不知道作者是我。
到现在我还觉得，澄清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胡适、丁文江的科学观在哲学上的底细，在我这样的青年中破除对胡适的一项迷信，是胡绳批胡适的文章中“还有一些可取之处”中的一个可取之处。
时代的痕迹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仅对胡适的政治立场，而且对胡适的学术思想也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我看，就属于这种痕迹，而这痕迹也反映在对胡适和科学派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作用的评价之中。记得艾思奇在批判胡适运动初起的时候还说过，胡适那篇《科学与人生观》文集的序言，主张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并且对他所主张的科学的人生观作了一番描述，是能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的一篇文章。后来批得越狠，对胡适的否定越彻底。既然丁文江、胡适在论述科学的本质的时候同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搞到一起，而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那时的标准立场是全盘否定，所以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维护科学的光彩，那时也就被全盘抹掉了。
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我想，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在二十年代那场论战中，科学派对玄学派的胜利，总应该认为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一个胜利，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而没有理由对科学派加以全盘否定。1
这里说的是当年批判胡适思想中涉及的一个问题。八九十年代的胡绳，怎样看待五十年代那场批判呢？我一直感到遗憾，未能促成胡绳系统地写出或谈出今天对那场批判的“胡绳说法”。但从我所知道的三次表示中，已经可以看到“胡绳说法”的基本轮廓。
第一次，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评论这次批判，认为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是有必要的，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第二次，在研究五十年代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派、批判胡风派这一段历史时，胡绳又表示过：在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的思想问题上，党不是无所作为的，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思想发展的规律，党可以施加影响于党内外作家，使他们自觉地朝着良性的方向前进，而纠正某些不良的倾向。但是在这里粗暴的干涉是有害无益的，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运动，在思想领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只能造成负面的影响。特别在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在这个领域内如何进行有益的有效的活动，实在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这些批判都曾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但事后历史地看来，它们都不是必要的和有效的，都没有收到好效果。而且批判胡适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与胡适有某些关连的知识分子似乎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必须写的“表态文章”，因此文章虽然大量发表，声势极为浩大，但不能不令人感到几乎绝大部分都是缺乏科学性和简单化的“奉命文章”。
第三次，在给吴江的一封信中。《炎黄春秋》二○○○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吴江的《平心论胡适》，三月五日胡绳给吴江写信，说：“今天看到《平心论胡适》文，甚快。有两点奉告：①育之，非笔名，我们的朋友龚育之也。②唐德刚，非胡适学生，美籍华人，以笔录李宗仁传、胡适传成名。胡适在近代史上地位还应大大提高。我从三十年代始写过评论他和自由主义的文章数篇，但未能尽意。今得足下文，稍可顶五十年代之数百万言。”吴江把这封信的复印件寄给了我。信中涉及我，是因为吴江文章提到《读书》杂志上“郁之（想是化名）谈胡适的一篇文章”（即《毛与胡适》），并引用了前面已经叙说过的那篇文章中讲现在做历史的研究评论胡适应当公允的那段话，表示同意。吴江本已知道郁之是我的化名，大概是觉得不便由他点出我是此文作者，就用了那样的写法，而胡绳以为吴江不知道那文章作者的真名，便写了那么一句。这些话无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后面那句“胡适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还应大大提高”。
五十年代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初起的时候，广大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的反映就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总不能否定呀。记得当时听过传达，说是毛泽东的意见：胡适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些以后可以说一说，现在不必多讲。唐有一篇回忆文章，说一九五六年（或者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唐坐在毛的邻桌，听见毛跟同桌人谈话，那桌上有人提到胡适批判的问题。毛泽东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那桌上又有人插话，唐听不清楚。但听见毛泽东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泽东说着笑了。
二十一世纪就要到来。比毛泽东随便说笑所预测的时间要早，不需要到二十一世纪，在本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近代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进程。胡适便是这些年引起热烈的重新评价的一位。五十年代批判运动中对胡适的不公允评价，矫正过来了，到底如何充分地正确地评价胡适，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胡绳主张胡适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还应大大提高，这提高，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人民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立场，来给予胡适以更高的评价，当然是认为现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对胡适在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进步中的作用的评论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如果整个来个颠倒，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方向完全错了，胡适代表的自由主义方向才是正确的，那就不属于这里讨论的提高、公允的问题了。现在，从这个方面、从那个方面来的意见分歧，有时还很尖锐。我在《毛与胡适》那篇文章的开头说到近年来对胡适的评价逐渐走向公允，接着说：“当然，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仍然是有的，而且永远会有。矫枉难免过正，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什么时候都是如此。但是，不论什么时候，矫枉的目的，归根到底，总应该在于求正。从一个极端的过正，到另一个极端的过正，简单地颠倒翻覆，认识不能前进。各种过正之枉，都属于应矫之列。不过，矫枉求正，应该是一个自由讨论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无限趋近的过程。”现在从胡绳论胡适，谈到在新世纪里论胡适，我还想重提一下这一段话。
1近些年来，国外传来一种论调，批评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或曰“唯科学主义”，是Scientism一词的两种译法）思潮。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和立场来的论调，倒使人联想到胡绳五十多年前批评过的郭任远。这种论调认为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就是把科学当作新的神的“科学主义”，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科学派主将胡适、丁文江称为“经验论的（唯）科学主义”，把支持科学派的陈独秀、瞿秋白称为“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由此引申下去，把认为对社会可以作科学研究的主张，把“社会科学”的称谓，都叫做“科学主义”。当然，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这更是“科学主义”。毛泽东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也是“科学主义”。这样来评论和反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的“科学主义”，完全离开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进潮流，完全没有什么科学性。当然，主张对社会思潮的历史研究要有科学性，从热衷于批评五四以来的“科学主义”的论者看来，正好是该谴责的“科学主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