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和“纲”的转移
作者：傅 颐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在社会各个层面产生波动的这场交锋，至今仍让党史工作者关注倍至，也令亲历者萦绕于怀。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解放军报》社原社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华楠同志，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们的谈话是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
关于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
傅颐：说起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必然涉及到“两个凡是”的问题。对“两个凡是”出笼的经过，我在《耿飚回忆录》中看到：1976年10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在谈到报刊上开展揭批“四人帮”的问题时提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与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凡是毛主席所说的话、所作的指示，都不要批判。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叫人把华国锋的上述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首次出现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傅颐）社论中。作为一报《解放军报》的社长，请谈谈您所了解的情况。
华楠：事情的开头就是如你所说的。汪东兴同志将写了“两个凡是”的社论交给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当时我在中央宣传口，耿飚同志是主要负责人。《学好文件抓住纲》写出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了这么个东西？而且，东兴同志还强调不能修改一字，这不符合民主精神，是硬加给我们的嘛！我们对此很不理解，很不满意。
但是，按照组织原则，遵照中央的决定，我们只好照登了。在议论的时候，耿飚同志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按照“两个凡是”这样办，粉碎“四人帮”等于白搞了，我们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了。这番话代表了我们的意见。
傅颐：这篇社论是经过华国锋同志审阅同意的。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同志恐怕责任不小吧？
华楠：华国锋同志当时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总体上，他要负总责。但实际上，东兴同志是“两个凡是“的直接策划者和制造者。
傅颐：邓小平最先察觉“两个凡是”的实质。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用意很明确，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出来后，在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交锋中，邓小平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您当时参与了这场斗争，对此一定感受颇深吧？
华楠：在这场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较量中，小平同志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他不仅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倡导者，而且言传身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很有策略地指导了这场斗争的深入开展，并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另外，身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也是旗帜非常鲜明。1977年春天，他正在住院，我去看望他时，他详细询问了《学好文件抓住纲》中“两个凡是”的来龙去脉，并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他说：“对待毛主席的著作和他的指示，都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完整准确地了解和运用，决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到处搬用，这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说：“过去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引用毛主席语录，这是糟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他们的野心和阴谋服务的，我们千万要记取这个教训。”他的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傅颐：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不知您接到会议通知时，是不是就已经准备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了？
华楠：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因为“两个凡是”对拨乱反正危害太大了。特别是东兴同志在当时中央领导集体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和权力，纠正“两个凡是”的阻力主要来自于他，对他提出批评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所以开会不几天，尤其在陈云同志11月12日发言之后，我就准备发言了。
傅颐：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讲话影响很大，而您正好在东北组，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华楠：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12日那天上午，会议开始前，陈云同志披着大衣进了东北组的会议室，就直接走到前排最右边的位子上坐了下来。召集人杨勇同志和我正一前一后地坐着，我捅了捅杨勇说：你看，陈云同志来了，手里还拿着皮包，应该请陈云同志先发言。杨勇说：呦，我差点儿疏忽了。你提醒得好，就请陈云同志先发言。
陈云同志一看到这个场面，很高兴，就开讲了。他说，我上次的发言没有给我登简报（指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用书面的形式着重讲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傅颐按），这次的发言希望一定给出个简报。接着，他就一口气讲了六个问题，如薄一波等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对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同志的公正评价，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康生的错误等。他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安定团结实现不了，工作重点怎么能转移呢？”陈云同志的发言虽短，但语惊四座，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在会议上引起很大的震动。
陈云同志的发言，全篇虽未点“两个凡是”，但这实际是对“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批评；虽未提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个发言，对这次会议端正方向起到了先导和关键作用，使会议不得不延长时间进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傅颐：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过几次发言，尤其在11月22日这天的发言中，对“两个凡是”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这是需要勇气的。想来陈云同志的发言对您也有所启发吧？
华楠：陈云同志的发言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应该像他那样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思考全局性的问题，要敢于在会上亮明自己的观点。虽然有些问题自己在会前进行了思考，但是没有陈云同志的启迪，我也可能不会有那样的勇气对错误的东西提出如此的批评。在小组会上，我除了批评东兴同志发言外，还作了多次发言，还直接要求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记得我曾说过：如果按“两个凡是”办，那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需要在实践中发展了。我们讲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提到发展毛泽东思想，似乎就成了问题，似乎就意味着砍旗。这恐怕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太深了，中“顶峰论”的毒太深了，是不是中毒不知毒，中毒不想消毒呢？
我批评东兴同志的发言专门出了一期简报，陈云同志看到了。几天后，在一次小组会上，陈云同志一进会场就问：“华楠同志来了吗？”我站起来说：“来了。”他招手说：“来，坐到我这边来。”我走到他的座位旁，他又说：“你的发言很好，是个勇敢分子！”我说我只是按照事实讲话。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好！我们现在就很需要这种精神嘛。”
后来，陈云同志又就经济工作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作了发言，他强调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同志还重申了他过去讲思想方法时概括的六个字：“全面，比较，反复”，他说，按照唯物辩证法，坚持这六个字，就能做到实事求是，正确处理好各种问题。发言结束后，他点名让蒋南翔、胡绳、曾涛和我为他整理这篇讲话。总之，在东北组，陈云同志的几次发言和插话，讲得都很好，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触动，有很大的鼓舞。
傅颐：请您再谈谈东北组其他发言的情况。
华楠：11月12日，陈云同志的发言一结束，东北组就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会场气氛相当活跃，大家都积极支持和拥护陈云同志的发言，一致同意立即发简报。登出简报后，其他各组的同志也普遍积极响应，反映非常强烈，认为陈云同志讲得太好了，见解太精辟了。接着各个组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如“二月逆流”、上海夺权、武汉“七二0”事件等等。整个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东北组的会开得生动活泼。杨勇同志是召集人之一，说话很直爽。当时大家对“两个凡是”确实有气，王恩茂同志对“两个凡是”的危害讲得比较透，杨易辰、任仲夷两位同志也讲得很好。曾涛、蒋南翔同志还说，我们批判“两个凡是”是历史的必然，不得不批了。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看得很高、很远。
傅颐：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在1979年1月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您参加了。沈宝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中提到您和杨西光、胡绩伟等六人有一个联合发言，请您谈谈这个联合发言的情况。
华楠：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由于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这个争论问题。所以，党中央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没有参加，理论务虚会我参加了。杨西光、胡绩伟等六人联合发言是事先作了准备的，杨、胡两位同志出力很大。他们知道要开理论务虚会，就想整理一个材料，让大家都知道有关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来龙去脉。在理论务虚会之前，中宣部开了一次会，杨西光、胡绩伟他们都到会了。在会议讨论中，杨西光、胡绩伟同志提出要弄一个联合发言，大家签名，我们都赞成。草稿出来后，又征求意见，再修改，联合发言的题目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这是理论务虚会上一个影响颇大的发言，在简报上印出大概有2万字左右。
傅颐：您怎么看待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楠：在我看来，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的整个过程，小平同志的两个讲话是形成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为什么是基础呢？第一，当时强调要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改革开放，当时提得也不少，而在这次理论务虚会上，小平同志特别明确提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理论工作或其他各项工作都会失去根本，失去方向。
关于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
傅颐：您长期在军队中抓政治宣传工作，在这场交锋中军队的情况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为此，我采访过一些军队的老同志。请您也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华楠：“两个凡是”的思潮在军内也有一定的市场，正确和错误两方面的交锋相当激烈，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也费了一番功夫。我想从1977年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说起。
“四人帮”被粉碎后，军队开始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但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时间不能搞得过长。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军队也是如此。军队要把重点转移到教育训练上，这就需要定下相应的章程和方针来指导军队建设。军委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大概从1977年9月份开始，我们就着手筹备军委全会文件。这些文件包括叶帅的主题报告和其他几个条例、决定等。主题报告的起草由罗瑞卿同志具体主持，他是军委秘书长，还有梁必业和我以及其他五六个同志参加。当时主题报告的题目已经定下来了，叫做《抓纲治军，准备打仗》。
傅颐：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就明确提出了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口号。《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实际上是恢复了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叶剑英传》提到了报告的内容，可惜没有提到报告的题目，这个题目是谁先提出来的？
华楠：1977年底召开的军委全会是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继续，这个调子在军委全会筹备会议时就已经决定了。至于主题报告的题目，是梁必业和罗瑞卿同志提出来的，是小平同志认可的。我们先在北京起草了一个报告初稿，因叶帅先到广州，不久我们起草工作小组转移到了广州。
傅颐：您还记得起草小组什么时候离开的北京？
华楠：1977年10月份。我们随小平同志的专列南下，差不多走了一个礼拜。
傅颐：说到这次南行，我采访过的另外一位同志对我说：火车到长沙时，随行人员还到橘子洲头看了挂满枝头的橙红色的橘子。这与您讲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华楠：去广州的时间在10月份没有错。一路上，小平同志分别找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军政要员谈话，听取地方的汇报，我也参加了。在火车上，小平同志找我们谈主题报告《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时候，他说：这个文件以什么为纲？怎么叫个纲？揭批林彪、“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阶级斗争为纲怎么样？罗瑞卿同志很敏锐，他说：“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这是个打人的棍子。”
看来，小平同志对“纲”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而罗瑞卿同志则把小平同志的思想挑明了。所以，我对这次谈话印象很深。
到了广州，大家又继续讨论。小平同志说，看起来，我们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罗瑞卿同志坚决赞成。在研究主题报告时，罗瑞卿同志又具体化了。他问我们：你们看怎么办啊？怎么解决？肯定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怎么办？怎么驳“以阶级斗争为纲”？
傅颐：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驳掉，确实很难。触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触动了“两个凡是”的要害。
华楠：是啊。“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是他晚年错误理论的基石，并作为当时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人们已经把这当做天经地义的事。如果猛然取消它，会使许多人难以接受。弄不好，还可能出乱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罗瑞卿同志请示叶帅和小平同志后，积极组织研究，翻阅好多书，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用毛主席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的精神，讲党的工作总路线和具体工作路线的关系，把这两者区分开，用这个区分来冲淡以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怎么区分呢？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强调的是具体工作路线，军队的具体工作路线就是要整顿，要搞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要准备打仗。就当时全党全军的情况来说，一下子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很不容易，而用具体路线就可以避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这是很机智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对“两个凡是”要害问题的大胆批评。
傅颐：很多人不了解这些详情，这种举动在那个时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吧？
华楠：确实如此。为此我们做了很多精心准备。用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当然可以把问题说得通，但为了做到立论更稳，说服力更强，我特地从广州打电话回北京，让解放军报社资料室的同志整理一份材料：《毛主席关于“纲”的论述》。后来又进一步补充整理成《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纲”及有关问题的论述（部分摘录）》。这些材料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文件上有关“纲”的提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依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提法有所改变。比如说在1958年，党中央就提出过“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1960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工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也有“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提法。1965年《二十三条》又强调“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这么看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我把这个材料向罗瑞卿同志作了汇报，他非常高兴。他请示叶帅和小平同志后又对我说：我们要把揭批林彪、“四人帮”当作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也可以说这是阶级斗争的具体体现，有人挑刺也挑不出来。并要求我们要继续研究用各种方法淡化或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提法。
傅颐：叶帅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考虑？
华楠：叶帅非常赞成小平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看法。在北京的时候，就委托小平同志主持起草他的这个讲话稿。到广州后，他和小平同志一起主持过两三次讨论。
傅颐：您谈到的“纲”的问题非常重要。我记得邓小平在1977年8月23日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有一个讲话，也提到“纲”的问题。他说：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对于军队，“整顿”至少是三五年内的纲；“准备打仗”是打仗以前的纲。
联系您现在的谈话，我对邓小平关于“纲”的思考就有了一定的了解。看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广州期间的讲话，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在广州的时候，点得更透了。军委座谈会您参加了吗？
华楠：我参加了。会议是在北京召开的。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你的理解是对的。从1977年8月座谈会看，小平同志已经很关注“纲”的问题了。到这年年底，尤其是在广州起草军委全会主题报告的过程中，他对“纲”的考虑就更深刻了。
傅颐：起草小组在广州呆了多长时间？在起草过程中还考虑过什么问题？
华楠：我们在广州呆了将近一个月。起草报告时也确实考虑过一个大问题，这就是如何科学地对待党的领袖？应该把党的领袖放在一个怎样的合理位置？而科学地对待党的领袖，势必与神化个人、教条主义的“两个凡是”发生严重冲突。所以，在起草报告的时候，我们根据叶帅、小平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意见，注意从恢复我们党的老传统出发，把党和领袖摆在科学的位置，没有像当时宣传的那样，过分突出华国锋同志，在文件中提到他的次数也少。
当时，就这个问题，罗瑞卿同志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称呼次序多数只是提党中央，或者党中央、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先是提毛主席、党中央，后来仅提毛主席，这就不正常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关系的原理的，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列宁就讲过，群众里面分阶级，阶级有政党，政党才有领袖嘛。
傅颐：您还记得军委常委什么时候讨论这个主题报告的？有哪些同志参加？在什么地方？
华楠：大概在1977年12月上旬。地点在西山。讨论由华国锋同志主持，小平同志、叶帅、徐帅、聂帅、先念同志、东兴同志及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都去了，大概有十五六人。
傅颐：这个文件在讨论过程中是否有不同意见？
华楠：罗瑞卿同志很敏锐，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本来嘛，我是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可以由我去念这个报告。但罗瑞卿同志对我说：“这次会议的报告由我去念。有些问题，我准备驳，估计会有人不赞成。”于是，罗瑞卿同志在会上念了这个报告。他念得抑扬顿挫，声音铿锵有力。
正如罗瑞卿同志所估计的一样，他刚念完文件，有的同志不满意地说：对华主席的作用提得太不够了。罗瑞卿同志当时就用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说法予以反驳，主题报告顺利通过了。12月12－31日，军委全会在北京召开，由叶帅作主题报告。
傅颐：说到这里，我想起我采访别的同志时了解到的一段细节：在军委全会召开前，有的同志见叶帅身体不好，劝他找别人代念主题报告，叶帅不同意。当时叶帅眼睛患有白内障，报告的字号又太小，工作人员特意从荣宝斋买来宣纸和毛笔，请两位擅长书法的同志把主题报告誊写下来。报告誊出来后，有些连笔字不易认清，最后又决定把主题报告印成大号的铅字。在军委全会上，叶帅戴着老花镜，从头到尾把厚厚的一沓文件念完后，体力就有些不支了，好几分钟后方才站起身来。
可见，叶帅对“纲”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视的。
华楠：我对叶帅念主题报告的情景印象也很深。
傅颐：叶帅在政治问题上确实有很强的斗争经验和斗争艺术，他正是以这种形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华楠：当然了，主题报告由叶帅亲自念，那份量就不一样了。小平同志在28日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
傅颐：邓小平的讲话肯定了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就肯定了主题报告中“抓纲治军”的提法。后来，他在1978年6月全军政工会议的讲话中又提到总路线和具体路线的关系。我理解，这就是指你们在主题报告中用恰当的提法冲淡和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吗？。
华楠：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小平同志还不能明确说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他把这个想法很巧妙地融合在主题报告中，这从主题报告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内容就可以看出来。第一项内容，是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全胜。第二项内容，是贯彻毛泽东战略思想，做好战争准备。第一项就是总纲，或者说是小平同志讲话中的总路线，表面上，文章没有游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主题。其实，侧重点在第二项。第二项才是我们具体的纲，也就是小平同志讲的具体路线。这种巧妙的区分，使军队的整顿名正言顺，别人也抓不住把柄了。
傅颐：没想到，短短的几句话，竟蕴含这样深的玄机。
华楠：这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你读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吧？公报里讲，“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这时才拨开云雾见青天，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可以明讲了。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个过程谈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还是惊心动魄的。
关于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傅颐：中央军委全会结束不到半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又于1978年4月27至6月6日在北京召开。这个时候，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交锋日趋深入。全军政工会议自然引人注目，请您谈谈其中的详情。
华楠：1977年底军委全会结束时，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等九个决定和一个条例。但是因时间仓促，拟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草案）没有来得及通过。因此，军委全会决定第二年召开一次全军政工会议，来继续讨论这些问题。1978年五六月份，正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的时候，除了原先预定的议题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也就很自然、很必然地提到了会议的议程上。
在全军政工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同志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是小平同志亲自提出来的，对报告的结构、内容，他都一一作了具体指示。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报告草稿出来后，他亲自审阅、修改。在会议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韦国清同志也都及时向小平同志请示。韦国清同志的这个报告和小平同志6月2日在全军政工会议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傅颐：您是否参加了韦国请报告的起草工作？
华楠：参加了。在会议期间，有的同志对报告提出两个意见，一是说“现在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提法不好，因为华主席讲话提的是“新的历史时期”，还是应以华主席的提法为准。二是不同意“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因为毛主席提的是“人民军队”。
小平同志得知了这个情况，他说，这不是孤立的。不要看这只是一个提法问题，这反映了一种思潮，这是“两个凡是”的思潮在军队的反映，要重视军队的反映。小平同志说，这次全军政工会，我一定要讲话，要着重讲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傅颐：这就是邓小平在6月2日的讲话吧？您参加了报告的起草工作吗？
华楠：参加了。5月30日，小平同志把起草人员召集在一起，对我们说：“我先讲，你们再写。”这是他一贯的风格。根据小平同志的讲话，我们起草了初稿。胡乔木、邓力群同志主要执笔起草讲话稿中“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部分，梁必业和我等同志起草军队方面的内容即关于“新的历史条件”。6月2日，在全军政工会议上，小平同志发表讲话。他很尖锐地指出：“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段话是小平同志亲自动手写的。
小平同志的讲话，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也肯定和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场合上讲，不准再批“两个凡是”了，不准再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了。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其实是针对这些禁令的。
小平同志的讲话发表以后，引起了各方面极大的注意。罗瑞卿同志对这个情况很重视。小平同志讲话的当天，他就给我们打招呼，指示《解放军报》根据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组织编发一篇有份量的评论员文章。罗瑞卿同志对稿子催得很急，到哪里找呢？恰巧这时中央党校吴江同志撰写了一篇长文，我们当即便把这个稿子取来了。
傅颐：这就是那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著名文章吧？
华楠：对啊。我们看完文章后，觉得很符合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就将稿子送罗瑞卿同志审阅。他看后连声赞好，指示我们“要精心修改，使内容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股逆流而写的，发表也有一定风险。罗瑞卿同志特意嘱咐我们同作者商量，建议在文中多引用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文章做了修改后，罗瑞卿同志再次审读，并同耀邦同志通了六次电话，给我们打了五次电话，同时还给《人民日报》打电话，部署同时转载此文，《光明日报》也同时转载。文章基本定稿后，恰逢我要随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临行前，罗瑞卿同志在电话中对我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这篇文章最后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军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傅颐：在这篇文章之后，《解放军报》又连续发表了不少颇有份量的文章吧？
华楠：确实如此。那时，《解放军报》是旗帜鲜明、满腔热诚地同全军广大指战员一起，投身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当然，这和小平同志的大力倡导、密切关注，军委及三总部领导罗瑞卿、韦国清等同志的具体指导，兄弟新闻、理论单位的通力合作分不开。我记得1978年5月，我们转载《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罗瑞卿同志对我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坚持好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还指示我：“要注意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军报要积极支持和直接参加这场讨论。”
从转载《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和发表自己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军报共发表宣传实践标准的消息、评论、理论文章100多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军报又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针对一些干部战士存在的模糊认识，连发6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和80多篇各类报道，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补课教育。那段忙碌的日子确实令人难忘。
傅颐：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觉得难以理解：围绕“两个凡是”问题的交锋，竟影响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华楠：可它却又实实在在起到了这样的思想先导作用。20多年过去了，当年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帅小平同志也已辞世。看到现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回顾亲身经历的那场斗争，感慨良多。有人说，看待重大历史事件，也像欣赏巨幅油画一样，只有离开一定距离，才能看清整体，领略它的全部魅力。事过境迁20余年，再来回顾这场交锋，它的深远意义就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附记：恩格斯说过，历史的每一个层面，都可以从其背后寻找到它的轨迹。
众所周知，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转折的标志是，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联想到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1977――1978年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交锋，要理清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的脉络，把握的核心应该是，邓小平对“纲”的转移的思考。这个过程显然应该有迹可寻。
1998年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1977年8月23日”条记载，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就“纲”的问题发表讲话。可是，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虽然以《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为题收录邓小平这一天讲话的部分内容，但《年谱》中关于“纲”的内容并没有收录。看来，追寻邓小平对“纲”的转移的思考，可以从军委座谈会及其后的军委全会、全军政工会议入手。
军委座谈会及军委全会召开时，罗瑞卿是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传》虽然谈到这期间邓、罗等人对“纲”的思考，但并不详细。如果要了解内情，最好采访当事人。华楠同志当年是《解放军报》社社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过上述三次重要会议，因而成为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最初的采访在医院里进行，而后移至老人的住所。在倾听中感受历史，在交谈中探寻历史，访谈录由此而成。
在采访过程中，施善玉、白宏发同志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深表感谢。